《論語》讀本(全二冊)（簡體書）

《論語》是*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與人格，全書內容涉及修身、處世、教育、為學、從政等問題。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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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被稱為中國人的《圣經》，對于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為人處世之道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們可以將《論語》看成歷史書，它是研究春秋史*為可靠的歷史文獻；可以將《論語》看成哲學書，它對中國哲學的精神與品格產生巨大影響；可以將《論語》視為古代政治學典籍，它系統論述的德治思想，對于傳統中國政治影響巨大；可以將《論語》看成重要的管理典籍，它對于家政、國政和企業管理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以至于宋代宰相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但是，作為歷史書、哲學書、政治書和管理書的《論語》，依然不能窮盡其全部意義，它是人類歷史中永恒的經典。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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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讀本（上下冊）分原文、注釋、白話文翻譯、解讀等部分，對《論語》的主要內容做了全新解讀。n

趙法生，1963年生，文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孔子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鄉村儒學發起人之一，致力于探索鄉村信仰和鄉土文明的重建之路。

《論語》與孔子的思想 / ○○一n
《論語》解讀 / ○三五n

《論語》與孔子的思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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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被稱為中國人的“圣經”，對于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為人處世之道產生了深遠而又巨大的影響。那么，《論語》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論語》中的孔子又是怎樣一個人？孔子的主要思想有哪些，這些思想具有怎樣的現實意義？這些問題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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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論語》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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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語》形成的時代、作者與版本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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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是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乃至于東亞流傳廣的儒家經典，其內容是孔子講課以及與弟子論學內容的記錄，根據班固《漢書?藝文志》中的說明，《論語》中的“論”是論纂之意，“語”即夫子和弟子之話語，孔子去世后，弟子將平時各自所記錄的孔子的話以及相關弟子的話匯集成書，便有了《論語》。戰國期間流傳的類似于《論語》的孔子講學資料還有不少，比如《禮記》中的許多篇章，《易傳》中的“子曰”部分，以及20世紀90年代發掘出土的郭店楚簡中的部分篇章等，如此眾多的孔子講學記錄，以《論語》流傳廣，所載內容也為可靠。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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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的內容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記，當然也有的內容出自孔門再傳弟子之手，比如《泰伯》篇“曾子有疾”章，記錄了曾子病重時說的話，應是曾子弟子的記錄，《子張》篇第12章應是子游和子夏門人的記錄。“子”在春秋末及戰國時期是對有德或有位者的尊稱，《論語》中的孔門弟子唯有曾子、有子、冉子、閔子稱“子”，其他甚至如孔門高弟顏回、子夏、子貢等皆不稱“子”。曾子、有子多次稱“子”，冉子出現了兩次，閔子出現了一次。其中曾子出現的場合均稱子，且除孔子外，記錄曾子話語多，共十三章，所以唐柳宗元正式提出《論語》可能是由曾子弟子編成，是有根據的。另《文選?辨命論注》所引《傅子》說：“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認為《論語》由仲弓之徒所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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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系由孔門弟子及再傳弟子兩代人編輯而成，則其成書經歷了一個較長過程。七十子以曾子為小，小孔子四十六歲，書中載有曾子臨死前對于孟敬子所說的一段話，為記事之晚者。另外，《禮記?坊記》云：“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這是古籍中首次出現《論語》書名。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認為“《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明確將《禮記》斷定為七十子后學的著作。班固去古未遠，治史嚴謹，其說當不為無據。可是，學界對于《坊記》的著作時間向有爭議，有人推測為漢代，并沒有足夠的依據。《隋書?音樂志》引南朝梁沈約稱“《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上述四篇文獻的行文風格接近，出自《子思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近代以來，受疑古思潮影響，學界一般將上述四篇文獻的形成時間推后，但郭店楚簡收錄有《緇衣》，而郭店楚簡下葬于戰國中期，成文時間肯定更早，則證明《緇衣》成文時間應該是戰國早中期，與之風格近似的《中庸》、《表記》、《坊記》也很可能出自戰國早中期，說明戰國中期前已經有《禮記》在流傳，可以進一步證實班固的上述結論。如此，則《論語》當成書于七十子弟子時期，這與《論語》一書所記載的歷史事實在時間上也大體一致。楊伯峻斷定“《論語》的著筆當開始于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日本學者山下寅次在《論語編纂年代考》中將其編纂年代限定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到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間。郭店楚簡的出土，為他們的觀點提供了新的佐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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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版本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漢書?藝文志》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后而行于世。”除了魯論和齊論外，漢初尚有古論出現，是漢景帝時期魯恭王劉馀在拆毀的舊宅壁中發現的，由古文寫成，故稱《古論語》。上述三個版本的篇目不盡一致：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古論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而將《堯曰》篇的“子張”章單列一篇。漢成帝老師安昌侯張禹將魯論、齊論合二為一，但篇目本于魯論，號稱“張侯論”，成了當時有影響的本子。東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底本，參照齊論、古論，作了《論語注》，即是流傳至今天的本子。對于這三個本子哪個更為可靠，向有爭論。高亨認為古論形成早，當更為可靠。陸德明《經典釋文》認為：“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章太炎的學生吳承仕亦持此見，認為鄭玄是根據齊論和古論校正了魯論中他認為錯誤的五十處異文而成。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