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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與靈魂: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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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與靈魂: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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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網站5顆星評價!
※詹姆斯‧希爾曼繼暢銷書《靈魂密碼》後另一直搗生命奧義的探險巨著!

只有活著的人才會死,只有將死之人才會真正活著。
──詹姆斯•希爾曼

死亡禁忌令人迴避,自殺更是人們急欲遏止之罪惡。但榮格心理學大師詹姆斯‧希爾曼另闢蹊徑,從「靈魂」觀點出發,主張若能站在生死關口深度審視生命,將能看見靈魂轉化的契機,照見生命更完滿的可能。
當靈魂決定離開肉身開啟另一段追尋,便是肉體死亡的時刻。死亡,象徵靈魂將躍入新的階段,因此所有的死亡都可說是自殺。但問題是,為何靈魂想要在這個時間點,離開這個肉身?
這是一個攸關生命出路的大探問。以阻止死亡為圭臬的醫療體系,往往一味魯莽「搶救」生命,但這卻可能戕害靈魂;靈魂困境未得抒解,病人也就可能再次尋死。希爾曼認為,心理分析師是最有潛力陪同個案尋找靈魂出路的人。他主張心理分析師的主要任務是幫助靈魂,而非搶救生命,「我們不為別人的生死負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但我們對於自己的參與要負責。」
本書罕見地將靈魂觀點帶上診療椅,探討心理分析師面對死亡議題時應秉持的立場。其論點顛覆當代醫療主流價值,意在為心理學尋找新出路。本書並非鼓勵自殺,而是提醒世人,當生命走到困境而不得不碰觸死亡時,宜勇於傾聽靈魂,讓生命更有意義。

這是一個重新喚起靈魂的時代,因為有許多像希爾曼這樣偉大的靈魂,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繼續真實地活著。
──王浩威

傳統上回應自殺的說法,常造成自殺者與其遺族內在再次被傷害。本書勇敢地踏入心理學罕見涉入的靈魂領域,為長久被傳統捆綁的自殺,給出一條嶄新的反思與安頓之路。
──羅耀明

本書縱使稱不上「奇書」,然而以靈魂需求照見自殺,不以肉體「苟活」為滿足,也是本書算是本珍貴而罕見的「異書」。
──洪素珍

書中提煉出來的奧義,與當代生死學自殺研究的當事人觀點十分吻合。
──蔡昌雄

希爾曼在本書中這種「不防治自殺,卻實際阻止了自殺」的弔詭說法,聽起來似乎不負責任,充滿著太多的風險。不過我相信,真正在臨床現場面臨過自殺張力的人會知道,或許希爾曼才是知情者。
──彭榮邦

本書彰顯了榮格分析師擁有的獨到理論與方法學,讓深度同理自殺變為可能。
──廖士程

〔推薦〕
王浩威/作家、心理治療師
呂旭亞/諮商心理師、榮格心理分析師
洪素珍/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廖士程/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衛福部委辦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
蔡昌雄/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
羅耀明/社大生命教育講師

作者簡介

詹姆斯‧希爾曼 James Hillman
榮格學派的心理分析學者,也是後榮格時代以靈魂為基礎之「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的創始者,被譽為美國最具獨創性的心理學家。曾經在五〇年代師從榮格,之後成為蘇黎世榮格研究所的系主任;八〇年代回到美國後,先後任教於耶魯大學、紐約錫拉丘茲大學、芝加哥大學、達拉斯大學(在此創設達拉斯人文和文化研究中心)。除治學以外,經常巡迴各國演講。著述共二十餘種,計有《靈魂密碼:活出個人天賦,實現生命藍圖》(The Soul’s Code : In Search of Character and Calling,心靈工坊出版)、《夢境與幽冥世界》(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將由心靈工坊出版)、《重新設想心理學》(Re-Visioning Psychology)、《妙手回春》(Healing Fiction)等(中文版尚未出版者為暫譯書名)。

【導讀】為心理學重尋靈魂 彭榮邦/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相較於《重新設想心理學》(Re-Visioning Psychology)和《靈魂密碼:活出個人天賦,實現生命藍圖》(The Soul’s Code: In Search of Character snd Calling)這兩本耀眼的著作,《自殺與靈魂: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轉化》是詹姆斯‧希爾曼更為早期、也比較不為人知的作品。這本書寫就的時間很早(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間),篇幅不大,風格上也較前一本書(博士論文改寫的專書)來得自由許多,就像希爾曼當時寫給好友羅伯‧史坦(Robert Stein)的信上所透露的,是一本不需要埋身圖書館就能完成的「小書」。

不過,這本書雖小,卻有著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希爾曼的傳記作者迪克‧羅素(Dick Russell)就認為,《自殺與靈魂》這本小書打下了他後來所有著作的基礎。正如橡實蘊藏著橡樹的精髓,如果我們把希爾曼的成熟思想,想像成一棵枝幹壯碩的橡樹,《自殺與靈魂》就是它的橡實,而大樹的原型早就蘊含在胚胎裡,等待著生根發芽、開枝散葉。

找回「靈魂」的心理學

「靈魂」其實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象徵。
──詹姆斯‧希爾曼

希爾曼在一九二六年出生於美國紐澤西州的大西洋城,但他二十歲前往歐洲求學發展,五十二歲才因為學術任職回美國定居,因此嚴格說來,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美國心理學家」。不僅如此,做為一個心理學家,他所設想的心理學和所謂的「美國心理學」之間,恐怕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從心理學史的角度來看,希爾曼在寫作本書之際,心理學在美國早已形成近乎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堅實核心。也就是說,自然科學不只是方法,更成了美國心理學的主流意識形態。這意味著,凡是無法滿足自然科學的「科學性」要求的概念或現象(例如,不能形成操作型定義或無法被重複),都無法正當地進入心理學的視域。在行為主義當道的年代,連「心理」(mind)這個概念都差點被放棄,因為相較於可觀察的外在行為,「心理」顯得太虛無飄渺、難以被界定。至於「靈魂」(soul)這個更為古老的概念,更是被歸類在心理學的史前史,不屬於其研究範圍。

希爾曼並不反對以自然科學為師的心理學,但他認為這是「從外在來解釋」(explaining from the outside)人的心理學,一種類別化、追求普遍性的系統性知識。希爾曼有異議的,是上文提到的科學主義——或者以他的話來說,心理學的科學情結。科學情結讓普遍性知識的追求成了心理學的偏執,忽略或矮化了「從內在去理解」(understanding from the inside)人的心理學。由佛洛伊德、榮格等人所開創的深度心理學傳統所代表的,正是這個「從內在去理解」人的心理學。歷史告訴我們,深度心理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心理學的形成,只不過在後來的發展裡逐漸被邊緣化,只能委屈待在學院心理學的角落。

對希爾曼來說,「從內在去理解」人涉及的是人的主體經驗,是關乎「意義」的問題,那是普遍性知識無法回答的、屬於個體和「靈魂」的心理學領域。然而,深度心理學為了保住自己在學院的正當性,往往必須把臨床的個體性知識轉譯成研究的科學語言,才能獲得認可。希爾曼認為,以這種折衷方式存在於學院的深度心理學,雖然「找到了反應模式、發現了機制」,卻在過程中失去了它最珍貴的靈魂。

因此,如果要真正保住深度心理學,就不能採取把「內在」翻譯成「外在」的折衷做法,而必須真正恢復心理學的雙重視野。希爾曼認為,唯有「重新想像」(re-vision)心理學,導正心理學的視野偏斜才有可能做到。他的做法,是把「靈魂」重新帶回心理學,而且將它擺在中心位置,做為心理學的根源隱喻(root metaphor)。 這樣的心理學,希爾曼後來在《重新設想心理學》一書中,將它稱之為「靈魂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soul)。

值得注意的是,當希爾曼把「靈魂」重新帶回心理學時,他並不是把「靈魂」視為某種性質確定的概念。「靈魂」是個相當古老的概念,圍繞著這個概念,歷史上有千百種關於靈魂是什麼的說法。對希爾曼來說,這些說法都同樣的真實,因為它們都是「由靈魂所提出的靈魂說法」,都是「靈魂用思維來描述自己」。希爾曼指出,與其說「靈魂」一直以來被視為某種可以被明確界定的「概念」(concept),不如說「靈魂」是被當成一種「象徵」(symbol)來把握。「象徵」的特色是指向某種奧祕,卻無法被全然把握。「靈魂」正是如此,因為我們「雖然用它來描述那個賦予意義、把事件變成經驗、並且用愛來溝通的未知人類因素,卻無法不含糊地使用這個字眼」。

把「靈魂」這個象徵做為心理學的根源隱喻,根本地改變了我們對心理學的想像,也改變了心理學的可能作為。因為「靈魂」拒絕被定義、而更像是一個奧祕,指向人那不可全然被掌握的「內在」或「深處」,「心理學」(logos of psyche)就不再是「行為及心理歷程的科學研究」,而是一種涉及了「靈魂的訴說」的學問。既是如此,以「靈魂」為根源隱喻的心理學作為也必然是深度的,如希爾曼所言,那是一種「以理解為方法,既能夠訴說靈魂,也能以靈魂的語言來與它溝通」的工作方式。

自殺:靈魂的死亡經驗

問題不是贊成或反對自殺,而是自殺在心理上的意義。
──詹姆斯‧希爾曼

希爾曼所設想的「靈魂的心理學」,因此並不屬於實驗室,而是屬於人與人遭逢的臨床現場。「靈魂」無法被儀器丈量,因為任何想要測量的舉措,都已經事先界定了它的物質屬性,也就錯過了「靈魂」本身——亦即,作為一種象徵而在主體間際打開的內在奧祕向度。既然如此,那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經驗,「靈魂」於其中清楚地浮現?

如果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我們就可以知道希爾曼為何要構思《自殺與靈魂》這本小書,而它又為何會是進入希爾曼思想的橡實。在本書的前言,希爾曼就明白地告訴我們,這本小書質疑「自殺防治」的觀點,它「不從生命、社會與『心理健康』的觀點」,而是從「自殺與死亡和靈魂的關係」來切入「自殺」的問題。這意味著,對於希爾曼來說,「自殺」正是這種經驗,於其中「靈魂」清楚地浮現,對於自殺者來說是如此,對於面對他人自殺的心理分析師來說亦是如此。

死亡經驗,是希爾曼開展「靈魂的心理學」的起手式。希爾曼認為,「死亡」不只是生理死亡這麼簡單,而是人在活著時就經驗到的狀態。生理死亡是最後發生的,在那之前,靈魂經驗著自己的死亡——亦即,「我」和所有被當成是「我」的一切都要終結。因此,在成為現實事件之前,死亡首先是一種靈魂經驗,「靈魂」面對自己終結的深刻體驗。

希爾曼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指出,死亡出現是為了轉化。透過死亡,生命才可以從前一個狀態進入下一個狀態。這樣的說法並不難想像,因為舊的秩序不結束,新的秩序根本無從浮現。從分析的經驗中,希爾曼也發現靈魂偏好以死亡經驗來推動改變。在這個意義上,如希爾曼所言,「自殺衝動」是一種「轉化的驅力」,而「自殺」,則是「嘗試透過死亡,強制從一個領域移動到另一個領域」。

因此,在自殺衝動的驅動下,透過死亡經驗的轉化,強制從現實狀態進入下一個未知的狀態,這個是「自殺」在靈魂層面的真實。然而,「自殺防治」的做法往往把重心放在圍堵對肉體生命的傷害,而錯過了它對靈魂的意義。自殺的強制性是沒有辦法用各種預防措施來圍堵的,因為就像希爾曼所述,「抵抗只會使衝動更為強烈,讓實質死亡更讓人信服」。

「自殺不能防治」,希爾曼這樣的說法,恐怕會讓人感到相當無助。「難道我要眼睜睜看著他去死嗎?」妳/你一定會這麼問。希爾曼的說法是,既然自殺是靈魂之事,是靈魂透過自殺幻想所渴求的轉化,那麼我們就不能抵抗,反而應該藉由分析關係來促成死亡經驗的發生。心理分析師必須要體認到,他所面對的是「靈魂」正在經歷轉化的痛苦,他得進入聆聽者的位置,不逃避靈魂的任何意圖,成為病人進入死亡的橋樑。希爾曼認為,唯有如此「死亡經驗或許會在實際死亡發生之前就來到」。在那時,靈魂所渴求的轉化已然發生,實際的死亡就不再具有強迫性和必要性。

希爾曼這種「不防治自殺,卻實際阻止了自殺」的弔詭說法,聽起來似乎不負責任,充滿著太多的風險。不過我相信,真正在臨床現場面臨過自殺張力的人(不管是自己或他人)會知道,或許希爾曼才是知情者。

導讀至此,我想我已經盡到了「破題」的責任。《自殺與靈魂》雖然是本小書,但我在閱讀時卻不時被它的文字感動,彷彿有能量穿透這些智慧的話語而來。或許那些悸動就是被封存的靈魂,它們在無時間的靜默中等待,而唯有閱讀,才能解除封印。

目次

目 錄
【引薦者序】 靈魂的朋友/王浩威
【推薦序1】 傾聽自殺者的靈魂之聲/蔡昌雄
【推薦序2】 害其靈者甚於殺其身:自殺的靈魂觀點/洪素珍
【推薦序3】 辯論從未停歇/廖士程
【導 讀】 為心理學重尋靈魂/彭榮邦

序 自殺:是瘋狂?還是一種選擇?/湯瑪斯.薩斯
前言

第一部 自殺與心理分析
 第一章 問題
 第二章 自殺防治:社會學、法律、神學與醫學上的觀點
 第三章 自殺與靈魂
 第四章 死亡經驗
 第五章 面對自殺風險

第二部 心理分析的挑戰
 第六章 醫學、心理分析與靈魂
 第七章 文字之事
 第八章 治療者為英雄
 第九章 病理學偏見
 第十章 診斷與分析辯證
 第十一章 希望,成長,與辯證過程

 第十二章 醫療的守密與心理分析的神祕

後 記 邁向世界靈魂 

【附錄1】延伸閱讀
【附錄2】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問題
任何對生命的慎重思考,都需要反思死亡;而面對現實就是意味著要面對人的必死。我們永遠無法完整把握生命,除非我們願意與死亡角力。我們不需假定有所謂的死亡的衝動,也不需要猜想死亡的意義,就可以說出一個單純的重點:一切深沉複雜的考量,不管是關乎一己或牽涉他人,其中都有死亡的問題。死亡的問題在自殺之中尤其鮮活。沒有什麼比自殺更接近死亡了。我們若要增進自我瞭解、體驗現實,探討自殺就是第一步。
因為心理分析對於生命謹慎以視,所以其中滿是關於死亡的疑問。它提供緊迫的人類處境,好讓我們專注於重要的問題,因此成為生命的典範。一切都在一個小房間內赤裸裸呈現,在兩個人之間,祕密而又隔離。罪惡的議題在這裡如魚得水,因為心理分析比較是左手的活動,而不是右手。它談論禁忌,自身也有一套禁忌。適應社會秩序是屬於右手的目標,屬於意識層面的建言。但心理分析也包括了左邊。它揭露了一個次等的人,笨拙又帶著罪惡,而自殺議題在此至關緊要。心理分析讓左手有機會在意識上活出自己,卻不會有知情的右手來說三道四。右手永遠不了解左手,只能予以詮釋與顛倒。
因此透過心理分析來處理關於自殺的疑問,我們獲得的答案就有可能不是出自統計數字、案例或研究文獻─這些方法都是右手發明的。因為心理分析是生命的縮影,尤其是黑暗面的部分,因此從中發現的結果可以廣泛適用於其他理性不足以應付的個人親密活動。這些發現可以被顛倒成為自殺問題的處理,因為自殺可能出現在生活的其他層面。
自殺正是發生在生活之中。與一般的想像相反,自殺比較容易發生在家中,而不是在療養院。它會發生在某個名人、隔壁鄰居、家人─或自己身上。就像任何命運的轉折,例如愛情、悲劇、榮耀,只有在受到扭曲時,或是只有在成為一種精神症狀時,自殺才屬於精神科醫師要處理的事。自殺本身既不是症候群,也不是症狀。因此這項探究可能沒有特定的方向;相反的,我們必須從人類的處境來分析自殺,因為自殺可能而且確實發生在任何生活中正常的時刻。
自殺是最令人擔憂的生命難題。我們怎能為自殺做好準備?我們怎能領會自殺?為何有人要自殺?為何不自殺?自殺看似是無可挽回的破壞,只留下內疚、羞愧與無望的疑惑。在心理分析上也是如此。對心理分析師而言,自殺比精神官能症、性誘惑或肉體暴力要更複雜,因為自殺代表了心理分析師應負起的最高責任。此外,自殺根本上是無解的,因為它不是生命問題,而是生死問題,帶著死亡所相關的無法確知之事。關於自殺的考量也帶出了生命終極的考量。心理分析師藉由瞭解自己對此問題的立場,也可以建立他對事物優先順序的態度,並轉變與形塑他的使命。
心理分析師對於宗教、教育、政治、出軌與離婚,甚至對假期、飲酒、抽煙與飲食的看法,都不應該影響他的分析工作。在專業訓練中,分析師會思考他自己的信仰、習慣與道德理念,讓這些事情不會成為另一人的障礙。因為光從個人的觀點出發,並不足以滿足分析進行時的需求,訓練是為了增加客觀性。當自殺成為心理分析時的難題,心理分析師除了自己主觀的關切之外,應該要能夠有所瞭解。但心理分析師要如何對自殺發展出客觀態度呢?
客觀意味著開放;但要對自殺保持開放態度並不容易。法律認定自殺為罪行,宗教稱之為原罪,社會避之唯恐不及。長久以來我們習於噤聲不談自殺,或以瘋狂做為推托之詞,彷彿自殺是最根本的反社會異常。對自殺抱持客觀態度,立即讓人被排除在群體之外。對自殺抱持開放態度,代表的不僅是在個人立場上與集體道德對立,對此領域的客觀探討,也背叛了生命本身的本能衝動。這種探究所提出的問題,必然會超過生命能觸及的範圍。但只有死亡是超出生命能觸及的範圍,因此對自殺抱持開放態度,首先便意味著坦然而無懼地朝向死亡邁進。
這是很實際的事。一個新的個案來到,你注意到手腕上的割痕,初期訪談中發現,幾年前該個案曾兩度祕密嘗試自殺,而且差一點成功。這位個案人只想找你,因為一位朋友對她推薦了你,她無法信任其他人。接受了這個個案,你就接受了風險,她下一次遭遇危機時可能再次嘗試自殺,但你必須保持心理分析工作上的張力,不能畏懼危機。
另一個個案患了癌症,疼痛越來越加劇。為了家庭與經濟原因,他判斷應該現在就死,而不是在醫療宣判的這段最後存活期間忍受痛苦─並使家人被迫跟著受苦。他也不想以藥物止痛而在昏迷中死去,逃避死亡的體驗。從他的心理狀態、他的夢想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中可以看出,他確定人終歸一死,而這個時間已經到了。他的哲學觀點已經塵埃落定,不想浪費力氣爭辯。他來尋求你的同理與指引,踏上這最後一步。
一個年輕人車禍僥倖生還。他夢見他有著自殺的問題,但他無法正視,因為他還沒有強壯到可以處理它。他感到擔憂,因為他感覺不到那個夢的衝擊,但知道自己身處危險之中。他想要與你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分析夢境,沒有與他一起面對自殺的問題,他可能會再次發生車禍,用以代替自殺。如果你分析他的擔憂,跟他一起處理自殺的問題,他也許無法承受,夢境可能會「成真」。
第四個個案的父母之一遵循奇特的家族傳統而自殺,受到崇拜,他在夢中收到了離奇的訊息。他覺得必須回應故者的呼喚;因此對死亡感到越來越著迷。況且,夢境中殘缺或死亡的人物代表了一種心理內容,進入意識時,也許會癱瘓生命的動力,成全了敵人。
沒有醫學背景的心理分析師一般被冠上「外行」(lay)的稱呼,他們要孤獨面對這些決定:沒有既定的立場或社會機構來幫助他面對危險。他與對方─即他的個案─有一種獨特的關係,這意味著此刻他對這人的命運有密切的責任,比丈夫或妻子、子女或父母、兄弟或姊妹還要密切,因為他對這人的心智與情緒有特殊的私密關係。他不僅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心理分析本身也讓他成為決定命運的角色。此獨特關係加上對於共同命運的複雜期待,被稱為移情(transference)。心理分析師透過移情參與了另一人的生命,超過了其他任何人所能。移情是兩人的患難結盟,有時是在對抗全世界。這種私人結盟是心理分析的基礎;類似律師與客戶、醫生與病患、神父與告解者的關係。但是在其他行業裡,這種信任的關係是工作上的輔助,很重要,不過─我們稍後將會看到─如果在急迫的狀況下與該行業的基本原則相牴觸,必須予以免除。然而移情是心理分析的根基;如果因為其他原則而被擱置,一定會破壞治療上的效果。移情是療癒過程的鮮活符號,表達了心理分析中持續不斷變化與吸引的愛慾(eros)。
因為移情是如此複雜,充滿情緒,而且非常神祕,因此難以解釋。不同的心理分析師對此字眼有不同的用法。也許把它與祕密、沉默以及「對抗全世界」之類的字眼互相比較,會更容易瞭解,這些模式也在其他深奧的靈魂工作中運作著,諸如:藝術創作、宗教神祕體驗以及熱烈的愛情。在心理分析獨特關係中的參與者,分享著與愛人、探險家、啟蒙者同樣的神祕體驗。這種「左邊」(via sinistra,拉丁文)的參與者都是同謀;一人的自殺,也就意味著另一人的參與。
對精神科醫師而言,情況就不一樣了。精神科醫師受過醫學訓練,後續我們也將探討這種訓練的效果。目前我們能說的是,精神科醫師有既定的立場來面對自殺的威脅。他不像心理分析師那樣孤獨,因為他不是那樣地開放自己。他對移情有其他的看法,讓他以不同的方式參與療癒過程。更重要的是,他事先知道他對於自殺的責任:拯救生命。他有方法立刻處理,例如,透過生理的處置(電擊、注射、藥物)。他有權力(各國不同)強制病人住進療養院,至少暫時性進住以防止自殺。如同軍人、警察或法官的職責所遇,醫療人員也會在執行職務之際遭遇死亡。他不需要負責,除非是疏失或不尋常的情況。如果出錯,他有專業上的觀點保護。
對世界而言,他不是「外行」。職業上的支持,以及他被視為判斷這種問題的專家,讓他能安然做出決定,並在良心上感到自在。
而且,醫療失誤是醫療工作的一部分。外科、婦產科、麻醉科,都常有失誤,診斷與用藥上也常發生。沒有人期待醫學是完美的。在對抗死亡的戰鬥上,醫生被期待無止無休地戰鬥,但不是每次都贏。醫生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習慣病人在他手上死亡,因為從他學習解剖的第一堂課開始,肉體的死亡對他來說就是家常便飯。
精神科醫師比較不會像實習醫生或外科醫生那樣犯下大錯。他比較不會碰上病人死亡的狀況──除了自殺。因為死亡對醫療人員而言是最明顯的「失誤」,自殺對精神科醫師而言,就
如外科醫生的手術失敗。
對心理分析師而言,則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失誤。他最關心的永遠是靈魂的健康,因此他的判斷標準是基於心理生命,而非生理生命。我們會看到,心理健康並不一定從外在生理表現出來;因此,心理分析師的失誤比較難以發現或評估。心理上的傷痕和殘障,與生理上的並不一樣。我們對心理分析的期待也比醫學更複雜,心理分析的成功、失敗之間的差異,也不是那麼明確。還有,由於心理分析是一種人際關係,而人際關係會涉及心理分析師的個人性格,因此心理分析師永遠參與了所有事件。這種參與超越了醫療上的責任,毋寧有如個案就是自己一般地參與其中。因此,個案的死亡也就是心理分析師自己的死亡,他自己的自殺,他自己的失敗。心理分析師若一再面對有自殺傾向的人,就會被迫審視自己的死亡與缺失,因為來找心理分析師的人帶來了心理分析師自己的問題。這種態度與精神科醫師不一樣,精神科醫師不會把診療室中的疾病與抱怨也當成是自己的。心理分析師與個案的獨特關係也阻止了其他人參與,於是心理分析師孤獨地背負著兩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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