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

★《紐約時報》、《衛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觀察家報》、《星期日郵報》2016年度十大好書
★知名書評網站 Five Books 2016年度最佳哲學書
★美國國家書評獎、英國庫伯獎雙料桂冠得主最新力作
★阮若缺│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教授、葉浩│哲學星期五資深志工／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專文導讀

1933年巴黎小酒館的一杯雞尾酒，開啟了一場歷久不衰的哲學運動，
鼓舞了無數的年輕人：熱愛生命、追求自由、奮起行動。
人生，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如果你是個存在主義者，眼前這杯杏子雞尾酒，就能讓你大談哲學和自由。

「當你從存在主義的窗子往內望，首先看到的是咖啡館裡的繁忙景象。你聽到杯子碰撞聲和此起彼落的對話聲；服務生在桌間穿梭，接著你注意到一張大桌旁邊坐著一個矮胖、斜眼的男子，和一位裹著頭巾、吐著菸圈的優雅女子，一群朋友圍繞著他們。川流不息的人們從不間斷……」

本書講述了存在主義的源起，以「存在主義天王天后」沙特和西蒙．波娃領銜主演，牽引出當代學術圈中的朋友和對手──卡繆、海德格、胡塞爾、雅斯培、梅洛龐蒂和梅鐸等才華橫溢的哲學家輪番出場。直至今日，他們的哲學讀來依舊妙趣橫生，只因為它攸關人生，直指人類兩個最大的問題：「我們是誰？」及「我們該做什麼？」
存在主義帶來的不只是哲學的變革，更是一場席捲全世界的革命，戰後的六八學運、反殖民、女權運動等等追求自由、民權的解放呼聲，再再都留下了現代存在主義的烙印。
莎拉．貝克威爾巧妙交織了傳記、哲學思想、歷史、文化分析和個人省思，帶領讀者踏上這段生動而有趣的旅程，與哲學家和他們的朋友們一同經歷這場令人著迷的思想運動。

作者簡介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

莎拉．貝克威爾（Sarah Bakewell），一九六三年生於英格蘭南岸的伯恩茅斯（Bournemouth），經常與雙親一起在世界各地旅遊，之後移民至澳洲，在雪梨的沙灘上度過童年時光。
她在青少年時期成為存在主義者，十六歲時閱讀沙特的《嘔吐》，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之後在英國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主修哲學。大學畢業後因迷上海德格而攻讀博士學位，她認為人生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希望能效法存在主義者，整日待在咖啡館裡閱讀、寫作、喝酒、戀愛而後分手、交朋友、談思論想。某天卻毅然決然放棄學業，搬到倫敦生活。
她曾在倫敦幾家書店打工，並在倫敦的衛爾康姆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擔任古籍管理員長達十年，二○○二年展開全職寫作生涯，二○一○年出版了享譽全球的《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商周，2012.06），該書榮獲英國庫帕（Duff Cooper）非小說著作首獎及美國國家書評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的傳記類首獎，並進入柯斯達傳記獎（Costa Biography Award）和英國瑪許傳記獎（Marsh Biography Award）決選書單。
貝克威爾過往任教於倫敦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等校，並曾在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紐約人文科學研究中心擔任駐校作家，目前在牛津大學凱洛格學院（Kellogg College, Oxford）教導創意寫作，但多數時間仍待在倫敦，享受迷人的作家生活：放進逗號、拿出來、再放回來，最後刪掉整個句子。

相關著作
《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

譯者簡介
江先聲

江先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士，在香港和加拿大的出版界及媒體任職近三十年，曾編寫英中對照哲學讀本《名家哲學》，以及翻譯國際知名認知科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寫作風格的意識》、好萊塢編劇大師約翰‧特魯比（John Truby）《故事寫作大師班》等重要著作。

各方推薦
「因為聚精會神看一本存在主義的書而錯過了公車站，這種事不常有，可是就發生在我身上。我是在埋首閱讀莎拉．貝克威爾的《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沙特、波娃、卡繆、海德格等人的故事，讀來奇特、有趣而具說服力。如果這本書不能獲獎，我會把這份稿子吃掉。」──《星期日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on Sunday）

「本書把傳記、哲學、歷史、文化分析和個人省思結合起來，出人意料地好讀。」──《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帶我們回到往日……那時候哲學和哲學家都性感、迷人而驚世駭俗；那時候感性和學識相互交融。……作者向我們展示存在主義者的一些想法如何令人著迷，而他們本人的生活，又如何引人入勝而往往令人驚訝不已。生動而幽默的軼事，與繁複哲學概念的清晰持平解說結合起來。……婉約動人、敏銳而公正。」──《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

「奇異、有趣、清晰而滿腔熱情。……沒多少作家能像貝克威爾那樣，如此善於用明白易懂的文筆解釋複雜的概念。」──《星期日郵報》（Mail on Sunday）

「書中滿載的知識絕非泛泛，再加上一群奇特的人物，只有哲學家齊聚一堂才能帶來這樣的盛況。筆下透露著絲絲情感，即使令人畏懼的海德格，他的荒謬作為也被看成人性的一面。」──《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

「莎拉．貝克威爾學有專精，講述存在主義的故事勝任愉快。……她文筆甚佳，筆觸輕盈而深具英式幽默。……貝克威爾是了不起而能抓住微言精義的老師。她講解現象學的奧秘，清晰簡潔，跟我在法國大學教室裡聽到的任何解說一樣精采。有關存在主義對英語世界的文化衝擊，本書提出令人讚嘆的洞見。……貝克威爾表明，這些問題在今天的重要性不下於以往任何時期。」──《衛報》（The Guardian）

「饒有興味的敘述。」──《書商》雜誌（The Bookseller）

「〔貝克威爾〕年輕時興致勃勃的自我，以及她歷經成長後變成的觀點持平的作家，攜手寫成了這本書。……這部著作滿載溫情而慎思明辨。……貝克威爾寫的不是教科書，但如果要找一部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教科書，我建議以這本書取而代之。她別具本領，能透過精選的原著引文，結合自己的解說，把主要概念具體表達出來。她這本書是茂密哲學叢林裡開出的一片天地，很少人有那種能力或意志，可以自行探索這個茂林。」──《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

「一本出人意表的精采好書。……有趣而饒有興味，……賞心悅目而妙趣橫生。」──《旁觀者》雜誌（The Spectator）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以嶄新觀點去看一度被視為過時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滋長的社會和文化環境。……貝克威爾女士的文筆富吸引力而卓越出眾：她不是從全知作者的觀點扮演評論家、傳記作家或導遊的角色。」──《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信心滿滿地闡明艱深的哲學概念，配上興味十足的寫作風格。我想不出能在哪裡找到更好的現代思想史導論。」──《每日新聞報》（Newsday）

「對哲學的了解，不能跟界定這種哲學的人生分割開來。全書對這個問題提出令人驚喜而富人文內涵的回應：存在主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筆法靈動，也讓你腦筋動起來。」──《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貝克威爾還記得，最初閱讀存在主義者的著作時，吸引她的是他們的理論而不是他們的個人事跡；她現在卻寫道，如今想法改變了：『思想是有趣的，但人更是有趣得多。』她的讀者可真幸運，本書兼備這兩方面的豐富內容。」──《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

「生動而敏銳……以清新、令人精神煥發的觀點，去看複雜的思維及其獨特的時地背景。」──《科克斯書評》雜誌（Kirkus Reviews）

「貝克威爾出色地講述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描述了那些哲學家的不平凡生涯：他們的人生和著作，專注於『如何對自己負責而時刻警覺』以及『人生在世的身分、目的和自由等問題』。透過生動的人物刻劃，以及對縝密哲學概念清晰精練的解讀，貝克威爾把存在主義的故事嵌入了『歐洲整個世紀的故事』，戲劇性地把真誠性、反叛、自由和責任等中心議題的論辯呈現出來。」──《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功力不凡……嚴謹而清晰……向會思考的人極力推薦。」──《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貝克威爾繼有名的蒙田（Montaigne）研究之後……接著而來的這部著作，對存在主義和它的主要思想家作出生動評述。……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描述一群充滿激情的思想家，並指出他們今天仍然攸關重要。」──《書單》雜誌（Booklist）

「《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內容全面而異常豐富，莎拉．貝克威爾在書中帶引我們認識那些跟存在主義關係最緊密的人，『透過他們的思想看他們的人生，又透過他們的人生看他們的思想』……在貝克威爾眼中，這些人物『處身一家又大又熱鬧的思想交流咖啡廳』。他們的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們關心，不是因為他們所作決定的對錯，而是因為他們探索人類真正面對的問題。它講述二十世紀的一個主要思想運動，出奇地好讀，包含豐富的傳記資料和洞見，並指出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書頁》雜誌（BookPage）

「生動、充滿溫情而令人著迷的一部思想史。」──《洛杉磯時報》（The Los Angeles Times）

「本書巧妙地講述了存在主義的社會及文化環境，引人入勝，文筆甚佳， 帶引眾多讀者發現沙特、波娃和梅洛龐蒂等人……貝克威爾使重大而複雜的哲學概念變得振奮人心；因此她值得讚賞，她的書很值得一讀。」──《舊金山紀事報》（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莎拉．貝克威爾在這部富啟發性而妙趣橫生的研究著作中講述了那一群思想家和他們的追隨者，……她認為廣義的存在主義運動，啟發了女性主義、同性戀平權觀念、反種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其他激進運動的思潮。看來喝著幾杯雞尾酒，足以引來出人意表的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不要因為那麼輕鬆的一個書名而不屑一讀。莎拉．貝克威爾的《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繪畫一幅集體人像，其中包括胡塞爾、海德格、沙特、波娃和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活躍的『歐陸』哲學家。本書以深刻的思辯和富於同情的觀點，讓我們看到這些思想家如何叫人興奮。它令人欲罷不能。我看完最後一章若有所失，幾乎要跑去斯特蘭德書店（Strand Bookstore），去看看他們有些什麼梅洛龐蒂所寫的書。」──羅林．史坦因（Lorin Stein），《巴黎評論日誌》（Paris Review Daily）

推薦序
雞尾酒的哲學咖啡館│阮若缺

一、現象學與存在主義之崢嶸
現象學為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產物，替當時迷惘、徬徨的年輕人指點了部分迷津，當然也包含沙特。存在主義是六○年代時方風行的哲學思想，為二戰後的青年解惑、開釋，替法國一九六八年的學運、嬉皮文化提供了堅實的論述，不言而喻。作者這部《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總體而言，可視為一本哲普小說，以及近代哲人相輕史，莎拉‧貝克威爾以空間與時間為主軸，胡塞爾、海德格、雅斯培、沙特、波娃、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之間觀點的異同，呈放射狀展現，與其說是場哲學饗宴，倒不如一場哲學雞尾酒盛會來得貼切。
當我們讀到齊克果談焦慮，海德格論科技，梅洛龐蒂談認知科學，沙特爭自由，波娃評壓迫的狡猾機制，卡繆倡叛逆，就如同一場雞尾酒盛會，他們的哲學論述攸關人生，直指人類最基本的兩大議題：「人類是什麼？」以及「人類該做什麼？」
我們就從德國的哲學家介紹起，首位登場的便是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特‧胡塞爾，他曾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釋，尤其不要花時間在質疑事務是否真實。也就是說，先別管這東西的實質如何，只管盡可能描述它。」而真正將現象學發揚光大，進一步改造，引發反響的，則非海德格莫屬，但一九二○年代，胡塞爾與海德格這對師徒之間產生思想上的分歧，他們咸認為自己正邁向一個新的、更刺激的領域，對方則被拋在後頭，迷失，被誤導而停滯不前。
胡塞爾認為，海德格的哲學錯在停留於「自然態度」或「常識」層面，他覺得海德格並沒有把世界積累起來的各種假設擱置一旁，而這正是應該被「懸擱」的，海德格沉溺於「存在」，忘了現象學存而不論的基本概念。而在海德格看來，忘掉要領的是胡塞爾本人，他往內轉向唯心主義，表示他列為優先的，乃是抽象的沉思，而非具活力的「在世存」。《存在與時間》開宗明義即表示，他不要理論性探討，不要成為羅列定義與論證；他要的是「具體」探索，從「此在」這一刻正在做什麼起步。
然而，海德格具反猶思想，與當時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關係匪淺，並於一九三三年四月接受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責任是要執行新的納粹法律。他成為納粹黨員，並非權宜之計，乃出自個人信念，這到底是「政治正確」或是「政治不正確」，歷史自有公評。不過，同年，他的《存在與時間》再版，海德格給胡塞爾的獻詞，則從書中消失……這是種「漂白」與劃清界線的做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尾聲，風向轉變了，昔日好友雅斯培看出端倪；「海德格的思考模式，在我看來是根本上不自由，獨斷而拒絕與人溝通的，對學生來說有很大的破壞性影響。」果不其然，海德格被拔除教授權，只能鬱鬱終其一生。此外，在海德格寫給馬庫色的最後一封信，則將猶太大屠殺與戰後德國人被逐出蘇聯集團東歐地區相提並論，正好刺中共產主義同情者馬庫色的心。他在回信中指出「根本不在人與人之間可能對話的範圍內」。假如海德格無法理性思考、無法與之對話，也就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試著與他對話、思辨，只能不再跟他說話。
至少早年，前往德國追研現象學，而後回法國演繹出一套新理論的沙特，他們的最大共通點就是很願意傾聽「最弱勢」者的聲音。海德格與一九三四年獲得前去柏林工作的機會，他向托德瑙堡一位「農民」鄰居請益，鄰人靜默地搖了搖頭，無獨有偶，沙特拒絕接受諾貝爾獎，則是因為不願自己的獨立性受到限制。海德格的拒絕是他個人的隱退，脫離世俗的紛爭；沙特則是對受到不公平待遇者，回應他們的要求。
再者，兩人的名著《存在與時間》與《存在與虛無》，探討的都是人類存在的重大課題，其共同處是它們都是未完成之作，不過在著作結尾都提及可能有下集。海德格承諾會推導出最後結論：「存在」的意義在於時間；沙特承諾會對存在主義倫理提供一個基礎；結果兩個承諾均未實現。
海德格從未遠離他的家園，沙特卻總是往前開拓，對事物發展出新的反應，或能夠將新元素和老舊概念調和在一起，海德格叮囑人們必須思考，而沙特則自體力行，不斷實際在思考。海德格有他的重大「轉向」；沙特卻是轉向、轉向、再轉向。
他們兩人在「轉向」問題上具差異性：海德格的轉向令他從決斷轉向「順其自然」，反正他死鴨子嘴硬，認錯是萬萬不可能的；而沙特的轉向則被解釋為修正，結果令他更加決斷，更投入，更公開，更不妥協。其實有時因促擁者的吹捧，不論對錯，他也騎虎難下。
二、沙特：傳記作家
總的來說，沙特對二十世紀當代哲學，具承先啟後的作用，他是個善用隱喻的人，可將複雜的理論，清晰表達，他所寫的《胡塞爾抽象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指向性》一文，成為歷來最易讀的現象學入門論著。另外，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對的重大問題是：既然我們是自由的，就該善用自由。一九四五年他發表了《戰爭的終結》一文，鼓勵讀者要做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並將之實現出來。基本上，他是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
不過反對存在主義者，則說：「那是令人噁心的大雜燴，充斥著哲學上裝腔作勢、模稜兩可的夢囈，還有生理上的惺惺作態、病態的品味和欲拒還迎的色情心態……那是叫人必欲壓毀它後快的顧影自憐的胚胎。」
沙特不以為意，反而對存在主義如何應用到個別人生很感興趣，因此他也喜歡寫傳記，並對一系列人物作傳：波特萊爾、馬拉美、惹內、福樓拜（未完成）、自己（《詞語》）。他摒棄順時記述方法，以人生歷程中的突發狀況和關鍵時刻為主體，還有他們在某些處境下做出什麼決定性的抉擇才重要。
譬如，沙特把福樓拜的寫作方式追述到他在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兒時經歷：家人把他當「白痴」，因為他愛長時間凝望著空無一物的空間，或作白日夢，或看來什麼都不做。當沙特被問及為什麼要寫福樓拜傳時，他就指出是因為那些「邊緣事物」（marginal）。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瞭解沙特對惹內的看法了。在他眼中，惹內以違抗態度操作，把結果扭轉過來：他毫不壓抑自己，他的異化反而給予他逃脫之路。惹內賦予自己局外人的身分就是無業遊民、小偷、同性戀者或賣淫者，並把經驗中最受貶抑的元素——排泄物、體液、體臭、坐牢、暴虐性愛，變為讓他昇華的元素，糞便成了鮮花，監獄變為聖殿，將深具謀殺衝動的囚犯變成溫柔的人。這便是為什麼沙特稱之為聖人——Saint Genet：一個聖人將苦難化為純潔，把壓迫轉化成自由。
三、沙特與友人
當然，沙特也並非聖人，他可說是哲人中前後立場最不一致者，無論是在蘇聯問題或是友誼問題上。因為他有時期望別人對他忠心不二，儘管政見不同。
沙特和阿宏在求學時期十分親密，但在政治上歧見很大。於一九四七年，沙特曾期盼老同學阿宏對他表示忠心，卻未能如願，十分氣憤，於是跟對方完全斷絕來往。一九五五年，阿宏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直接抨擊了沙特及他的盟友，指控他們「對民主的失效無動於衷，卻樂意容忍最壞的罪刑，只要犯罪是出於適當的教條之名」。沙特也不是省油的燈，一九六八年五月，當阿宏反對學生的反抗行動，沙特則稱他不宜教書！
此外，沙特還是個「愛作夢的男孩」，他追尋一種不可能的幻想，卻遇上一個頭腦清楚的正義使者——那就是更冷靜、更具智慧，且相貌更佳的卡繆，他儼然成為當時的明日之星。之後，沙特無法原諒卡繆在一九五一年提出跟共產主義大異其趣的標榜反抗的政治激進主義，並出版了長篇論文《反抗者》；沙特譴責《反抗者》為資本主義辯護，因而助長了右翼勢力，兩人經過一番你來我往的筆戰，終究導致決裂。
沙特經歷困惑，然而走出來變得極端化，願意為理想國冒生命危險。而他的多年好友海洛龐蒂則常身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仍放棄了它，改而相信人生永遠不能被套入一種理想的框架。沙特也曾評判哲學家就該是「眾人皆醉我獨醒」之人，然而他卻自認為自己才是那個清醒的人。若雙方都堅持偏執，那就沒有繼續對話的空間。不過，私下訪問梅洛龐蒂時，他表示沙特「他是個好人」，而沙特則認為：「我會說，那是個不壞的人。」
一九五四年，沙特還畫了一張圖表，表明如何和柯斯勒、阿宏、梅洛龐蒂、卡繆等人交惡。不過，沙特和波娃有個共同的弱點：他們都喜歡帶有不妥協身分和態度的人。
四、沙特與波娃
講到沙特，就不能不提波娃，他對她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她被過譽或低估？這仍是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當初，波娃就讀索邦大學，並挑哲學唸，就代表她的奮力爭取一切。對她而言，教育代表自由與自決，她的同伴們都戲稱她為「海狸」（Beaver）（這個英文與Beauvoir發音近似），意指她老是忙個不停，身為女性，在男性的學術圈裡，她必須努力不懈，以證明自己的能力。
與其八卦她的私生活，不如在此以波娃的兩部作品，來公評一下其論述的價值。她的第一部小說《女客》，故事取材自親身經歷的一樁三角戀情：她和沙特以及波娃的學生奧嘉，在現實世界中，緊繃的三角戀引來了更多加入者，結果演變成五角戀而終告解體，結果奧嘉嫁給沙特昔日門生雅克．洛宏．博斯，沙特則與奧嘉姊妹萬妲發生關係，波娃於是黯然退出療傷，但後來又跟博斯展開一段漫長的祕密戀情，而沙特後來亦把同樣事件小說化，成了《自由之路》系列小說第一部的一條敘事線，可見這段感情在他倆的人生歷程中，均占舉足輕重的位子。不過我們從中亦發現，齊克果和黑格爾這兩位哲學家都寫進了波娃逐漸構思成形的《女客》裡，他們成為波娃思想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兩大源頭：齊克果著重自由選擇權，黑格爾則著眼於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史詩式願景。
而她最具移風易俗影響力的存在主義著作為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書中對女性的經驗與人生抉擇，乃至整個父權社會歷史的分析，鼓勵女性提升自決，質疑被灌輸的觀念和常規，奪回自身存在的控制權，婦女們閱讀後改變自己的人生，採取的便是存在主義的方法：追求自由、高舉女性和「本真性」。
弔詭的是，一九七二年波娃曾堅稱她所寫的《第二性》，主要影響來自《存在與虛無》，但七年後她卻矢口表示，她對黑格爾哲學他者與異化觀點的演繹，與沙特毫無關係，她的前後矛盾不一，令人費解。又，《第二性》被知識界忽視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她採取了個案研究方法，然而那也正是具體生活方式的存在主義研究，應用研究往往被貶低為嚴肅著作的附庸，但那也正是存在主義的處事方式，然而沙特卻沒遭受這麼多的抨擊，難道這與性別也有關係？
事實上，沙特與波娃的小說，都反映了他們在哲學和個人興趣上的差異，沙特的作品是有自由探索的史詩，戀愛僅為眾多元素的一個。波娃的興趣則在於欲望、觀點、嫉妒和操控之間的權力互動。她更聚焦於核心角色，善於探索情感與經驗如何透過身體表現出來。
五、現象學與存在主義對後世的影響
知名的現象學家和存在主義者紛紛辭世，但其思想及意識型態已深植現代文化中，後世的追隨者對「真實」生活方式有種模糊的渴望，目標就是本真性。存在主義的焦慮及對科技世界的憂心緊密結合，在電影中可見一斑：如雷利‧史考特執導的《銀翼殺手》、華卓斯基兄弟執導的《駭客任務》、彼得‧威爾的《楚門的世界》、山姆‧曼德斯的《美國心玫瑰情》，還有伍迪‧艾倫的所有電影，而泰倫‧馬力克的片子則具海德格風：他曾鑽研海德格哲學，也曾譯過他的著作，他的電影風格多變，卻有共同的主題，探討的就是人類的身分、目的與自由。
在圖像文化盛行的今日，片子的傳播影響力無遠弗屆，以上參考資料或許可激發年輕世代更多哲思與想法。

自由令人暈眩，但唯有擁抱它，生命才能回歸本真│葉浩

正如英國歐陸哲學專家大衛．庫柏近來指出，存在主義稱不上一個「學派」，因為其中的核心人物並不共享一套教條，而是對人類與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差異、人與世界何以若即若離，以及應該如何安身立命等議題有同樣關懷，也都相信個人擁有自由而且能成為真正的自己，因此主張人必須善用自由並為自己的行為負起全責的「家族」。
本書《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正是關於這家族的成員如何理解與因應上述根本議題的書寫，同時也涉及了作者莎拉．貝克威爾這位英國作家如何與這個大家庭偶遇和重逢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作者買了一本沙特的一九三八年小說《嘔吐》送給十六歲生日的自己，因為過度思索「存在」而輟學之後，隔著一道英吉利海峽加上三、四十年的時差，在英格蘭小鎮過著巴黎文青那種日夜顛倒、醒了就去咖啡館高談闊論的生活，然後在閱讀、寫作之外也把戀愛、分手當咖啡品嚐，當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存在主義咖啡館。
回到學校之後，貝克威爾選擇了英國的歐陸哲學綠洲艾賽克斯大學就讀，也試圖加入存在主義家族，但終究不得其門而入，埋頭寫海德格的博士論文算是她最接近的一次接觸。本書的書寫是她再次就近理解這家庭的嘗試，既是正式向那一群曾深刻影響自己的人致謝，也是一場重逢與告別。重逢的是存在主義思想，告別的是那一個涉世未深，但卻能因為思考人類的根本問題而激動不已的年輕自己。
當然，此時的作者不再是當年迷戀沙特的少女，而是出版過《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而揚名國際文壇的貝克威爾，也是牛津大學的創意寫作教授。《我們在存在主義咖啡館》不僅再次成功將哲思融入人物的刻劃，讓抽象且拗口的概念多了讓人得以親近的故事脈絡，也讓一群思想家躍然紙上，彼此爭辯、針鋒相對，然後友誼變了調，甚至老死不相往來。
一、斷崖上，真正令人焦慮的是可以往下跳
不意外，當年的始作俑者沙特，成了本書的核心人物。不過，中文副標題「那些關於自由、哲學家與存在主義的故事」，刪除了原文的「杏子雞尾酒」，雖然易於讀者理解本書內容，但卻省略了整個法國存在主義故事的起源，也就是那個嚇壞了沙特，讓他跑去柏林求學的酒杯，以及這杯子如何呼應胡塞爾用來談論現象學的咖啡杯這個梗。
當然，關於自由與存在的根本思考更為重要。呼籲人們「回到自身，真理就住在人的內在」的聖奧古斯丁或許是最早同時處理兩者的思想家。但，一般咸認存在主義的起源是齊克果。這位十九世紀的丹麥哲學家的主要關懷與之前的思想家不同，不但對實際存在的「人」情有獨鍾，更對於人的「存在」大感興趣，因為：人乃唯一會關心自己為何存在的存在物，且能不斷追求自我，想要成為心中的那個自己！
齊克果於是替西方哲學開啟了致力於思索人類作為一種獨特「存在個體」的新頁。在此之前的哲學，例如形而上學固然關心外在世界的存在與本質，也深入探究「什麼」東西存在，以什麼「方式」存在，以及「為何」存在等問題，但，關於「人」的理解向來置放於世界秩序之中，不管這「世界」是如何被理解，例如單純由物質所構成，亦或非物質的宇宙精神之向外投射，人都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理解了世界的普遍性運作原則或規律，等於理解了人的本質。
齊克果不但讓哲學關懷從世界轉向人類自身，特別是作為一種受限於特定時、地的具體存在，亦即海德格所謂的「此在」，同時也關注起人的內在與外內之關係，而影響最深遠的正是他所提出關於內、外兩個世界不一致而引起的情緒：「焦慮」。他強調焦慮與恐懼並不相同，因為後者有具體的對象，但前者卻關乎難以名狀，無法列舉的一切可能性，換言之就是「自由」。這種焦慮肇因於人類作為一種「有限」存在卻意識到「無限」的自由之衝擊，其症狀是暈眩，如同人們瞥見深淵時那樣。當然，齊克果還發現，「眼睛本身跟深淵一樣重要，畢竟如果不往下看的話也就沒事」，也因此人們總喜歡假裝自由並不存在。
深受齊克果影響的存在主義，可說是探索「存在焦慮」的一曲變奏。沙特的版本是：一個人站在斷崖上時，真正的恐懼不是來自失足跌落的可能性，而是沒有人能阻止自己縱身一躍的想法！
斷崖的說法不但戲劇化了齊克果的隱喻，也進一步整合了後者關於人類處境的另一個深入觀察：人生總有必須在「非此即彼」之間選擇的時候——當然也可以選擇逃避，但「不作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不作選擇本身也是一種選擇」。沙特將深淵改成斷崖的說法，凸顯了自由不僅能涉及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亦可攸關生死。畢竟，斷崖上所意識到的，乃一種生死操之在己的能力，也就是選擇從此與世界斷絕關係或留下來繼續活著的絕對自由。這時，焦慮不僅是「自由帶來的暈眩」，更是一種意識到自己就站在生死兩界的裂縫之中，關乎自己是否該活下去的全面恐懼。
另一位存在主義者雅斯培將這種焦慮稱為「形而上的恐懼」，因為這種情緒往往來自人們處於所謂的「邊界情境」，亦即抉擇迫在眉梢，但所有社會規範或道德傳統皆無濟於事，生死關頭的緊急時刻。此刻，當事人將體會到天地間剩我一人的那種孤寂。因為加入納粹而幾乎眾叛親離的海德格則說，當一個人認清死亡乃「此在」的不可避免，也就是所有一切對他開放的可能性即將關閉的時候，他才會明白人生到頭來是「獨自一人」的旅程，自己的世界不過是燃燒自己生命的一把火，熄滅了之後他人的世界乃至「整個世界」還是會燈火通明。卡繆的《薛西弗斯的神話》更是開宗明義地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焦慮情緒似乎是這些人揮之不去的陰影。不難理解，本書以這一句話開始：「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
二、存在先於本質，以及超越現實性的可能
本書第一話也提及了「被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懺悔的聖奧古斯丁，以及敢於質疑上帝但最後選擇歸順的約伯。不過，除了聖奧古斯丁再次出現於內文，因為他那一句呼籲人們回到自身的話語，成了胡塞爾一度藉此闡釋現象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演講總結，作者貝克威爾並未解釋其他兩人與存在主義的關係。
事實上，巴斯卡的恐懼也是一種存在焦慮，且與齊克果有關。中文讀者肯定熟悉這位十七世紀法國天主教思想家的名言「人不過是大自然中最柔弱的蘆葦，但他是會思考的蘆葦」，特別是後半句，但，相信比較少人會進一步探究這句話的完整含義，尤其是與「巴斯卡的賭注」的關聯。那是一場關於上帝的豪賭。巴斯卡根據科學證據推估，上帝存在的機率基本上是五五波，但是，倘若祂存在而我們不信，那後果便是下地獄，反之，萬一祂不存而我們信了，最多不過是生活收斂一點，損失不大。據此，最理性的結論是賭祂存在。
這是一種「非此即彼」難題，且關乎的不只是生死，而是「永生」或「永死」！巴斯卡指出，人就是一種矛盾的存在，雖然是會思考的蘆葦，但畢竟是蘆葦。思考能引領我們想像自身之外的可能性，但不會讓我們超越現實條件的限制，反而將因此苦於以自身的有限來測度無限，在時間之內思索永恆。齊克果看重此一「分裂」的察覺，也深刻體驗到思考與真相之間，經驗與可能之間，乃至於科學理性與神聖領域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但他認為巴斯卡的策略大為不敬，且徹底扭曲信仰的本質。而唯一真正能超越我們自身有限性的方式，就是「信仰的跳躍」——投入上帝的懷抱。
本書第一章以何謂「存在主義」結尾，貝克威爾提綱挈領式的界定包括了一個概念：歧義——也就是人類「在受到限制的同時，也有超越而令人奮發的一面」。事實上，存在主義者所謂的「歧義性」可指涉：（一）客觀上的人類處境，例如僅能以有限測度無限；（二）源自上述客觀處境而產生的主觀體驗，也就是一種「疏離感」，時而覺得自己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時而又覺得自己是寂寞星球上最孤單的物種，甚至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以及（三）克服這種困境的可能性——以沙特的話說，亦即，人在受困於「現實性」的同時，也同時擁有「超越」的能力。
當然，沙特不會接受跳躍作為一種化解歧義的方法，畢竟，關於上帝的賭注，他早在十一歲就下好離手。所以貝克威爾說，宣稱「上帝已死」的另一個存在主義之父尼采，才符合他的口味。尼采認為「正義」的起源來自於不敵強者的弱者心理，一方面因為無法走出受害記憶的「怨念」，一方面藉此掩蓋了自己想要「報仇」又沒能力的醜陋心態。也因此，他們期待一位遠比敵人更加強大的「自己人」來替他們伸張正義，而這種想法的極致想像就是創造出一位挑撿自己為唯一選民的「上帝」。據此，基督教乃自欺欺人的「奴隸道德」。
沙特進一步認為，舉凡藉由宗教、科學或其他的信仰體系來規範自己，也的確都是同時使用自由又否定自由的「自欺」。上帝已死，意味著沒有所謂的「人類本質」等著我們去發掘，換言之，人類的根本事實就是「存在先於本質」——人唯有先存在了，才能想像自己是什麼，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
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沙特在一場引起售票處暴動的演講中所宣示的想法，講稿隔年出版成書之後旋即掀起了一場從巴黎席捲至全球的文化運動。「存在先於本質」意味著人必須行使自由、作出選擇，過一個真正讓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人生。此外，自由也意味著責任。正視自由的存在，包括認清「沒有任何外在事物可以決定自己是誰」，「我的自由必然包括對於他人自由的相互肯認」，以及願意接受行使自由之後的一切後果，才是人們可超越現實性，過一個具有「本真性」人生的方式。
三、信與不信，不可共負一軛，但能同坐一間咖啡館
沙特一九四五年那一場旋風式演講，大抵延續了尼采的無神論——或至少是「反上帝」的路線。多到令人暈眩的選項中，並不包括基督教信仰。兩個月後，人們聽到了馬賽爾在一系列的訪談之中嚴正聲明：存在主義並不一定是無神論，也有基督教的版本。據說，他在火車上聽到一位婦人說：「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我一位朋友的兒子是存在主義者，他跟一個黑妞住在廚房裡！」選擇站在上帝這一邊的馬賽爾，主張人類的根本處境不是將自己與世界區隔或對立的「人－它」關係，而是猶太神學家布伯在一九二三年藉由《我和汝》一書所指出的人格神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此處的「汝」是指永恆的上帝。
與沙特分庭抗禮的馬賽爾，無疑是存在主義萬神殿內與齊克果並列的哲學家。不過，隨著存在主義逐漸從哲學運動釀成一場國際性的文化運動，「信」與「不信」的爭議絕不只是個茶杯內的風暴。
但，這真的跟杯子有關。首先，咖啡杯是胡塞爾常用來說明何謂「現象學」的東西。貝克威爾解釋道，作為一種哲學方法，現象學旨在描述事物「在我們經驗之中顯現出來的情況」。操作方式不外是將我們原先的抽象假設、猜測以及各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懸擱」起來，也就是暫時「放入括弧」存而不論，以還原事物在我們主觀經驗之中的原貌，而非外在客觀世界中的存在樣貌。對人生經驗也是如此。
再者，存在主義者與其先行者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採取了現象學方法。如果以此作為判準，齊克果當然不算存在主義者，因為他終究將「焦慮」置於宗教情境來理解，但，缺乏「神」等先入為主的概念，人如何經驗到神聖？另一方面，尼采雖然注意到了人經驗世界的方式離不開我們的心理投射，不過，他真正關切的是「概念」之起源與心理狀態的關係（例如「正義」與「怨念」），而非特定經驗的現象學描述，畢竟，他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也就是揭露崇高概念背後那些人所不知的卑劣心態，以及究竟什麼樣的權力關係在支撐這種虛偽的道德。是故，關於一個杯子，尼采最先問的可能是：誰規定喝東西要用杯子？誰說長這種形狀的東西就叫作杯子？焦點在於這「杯子」概念的建構，而不在於當人們用它喝咖啡時，從眼睛到嘴唇到喉嚨整個過程的感受細節。
是故，採取現象描述作為方法的存在主義者，或許比他們的先行者更徹底在意主觀感受，但，描述畢竟也使用語言，而語言則本身又鑲嵌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和「生活世界」，如何超越先入為主的概念？此外，現象學描述對於道德兩難，例如那位不知道該上前線去對抗納粹或留守家裡照顧母親而求助於沙特的學生，似乎也無能為力。一句「你是自由的，自己作選擇吧！」，就是沙特的全部回應。馬賽爾認為這並不負責任，而且犯了一個把「自由」和「選擇」劃上等號的致命錯誤。
事實上，存在主義者大多接受了馬賽爾的看法。而沙特本人後來也改變了心意，開始關注社會結構對個人的限制，後來更轉向了共產主義，期待政治革命來解放受到壓迫的人。然而，隨著共產黨在冷戰時期日益趨向暴力，另一種「信」與「不信」的問題再次浮現：是否該無條件支持政治革命？共產黨是否等同共產主義？轉向後的沙特選擇了繼續支持。原先加入過共產黨的卡繆，卻選擇了批判。立場的不同最後影響了卡繆的文章能否在沙特主編的刊物出版。後來，兩人老死不相往來。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沙特與梅洛龐蒂之間，爭議在於是否該支持共產北韓入侵南韓。不過，這次的結局溫馨多了，梅洛龐蒂在死前還見過沙特一面。
結局頗令人唏噓，倒也不意外。一開始就認齊克果和尼采作父的存在主義，根本多元成家，成員對於「疏離感」、「荒謬」、「本真」等核心概念也都各自表述，更何況是宗教、政治、道德乃至愛情上的實質判斷。甚至，幾乎所有的「存在主義者」都想摘掉頭上這頂帽子。不僅如此，所有嚐過現象學這杯咖啡的人，也都紛紛離去！

不過，我們無需感慨。貝克威爾所刻劃的存在主義者是真誠實踐自己哲學的人。他們的爭辯、反目成仇乃至於愛情上的背叛，都是出自於理念的堅持，或轉變之後的必須誠實面對自己使然——除了海德格之外！是的，相較於作者使用「ambiguous」一詞指涉人類的「歧義性」，並將多位人物之間的衝突描繪成自由所允許的選擇後果，這字用在海德格身上的時候卻專指哲學立場與人格上的「模棱兩可」。真正令作者感慨的是這位提出「本真性」、「共在」、「關心」等概念的哲人，在實踐上卻離自己的思想如此遙遠。
對作者而言，海德格的哲學不過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所玩的語言遊戲。或許，與存在主義同期的另外兩個主流哲學學派似乎也是如此。「道德情緒主義」主張，道德評價不過是情緒性語詞，不具客觀性。「邏輯實證主義」則說，舉凡一切有關「上帝」或「人生意義」等哲學命題都是不具意義，因為它們指涉的事物並不如冰箱裡的蘋果那樣，可以證實存在或不存在。相較之下，作者筆下的存在主義者可愛多了。他們的語言或許誇張，論點指向極端，但他們的提問卻碰觸到了生命根本。兩相對照，前兩個「學派」反顯浮誇，不如存在主義家庭的爭吵來得嚴肅。
當然，五、六十年代的法國「新浪潮」、英國的「憤青世代」，以及美國「垮掉的一代」也深受存在主義影響，而爵士樂、表現主義繪畫也都能找到存在主義的思想元素。不過，細細品嚐本書的人一定能感受到作者刻劃的這一群人，無論彼此如何思想對立，沒有人宣揚一種指向無病呻吟，把耍廢當格調，舉著「虛無主義」旗幟招搖過市，吶喊「無政府主義」的那種悲觀、反社會的非理性主義。或許，作者有試圖替存在主義平反的動機，或是為了想跟年輕的自己和解。
但是，如果這本書讓您在閱讀之後感到了一絲絲「存在焦慮」或「自由所帶來的暈眩」，別意外，那是因為您來到了存在主義咖啡館——哲學的現場！

第一幕 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
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一點不錯，沙特聽了他的難題後，只是說：「你是自由的，自己做選擇吧，也就是說，要創造出路。」他說，這個世界不會恩賜絲毫的指示，也沒有哪一種傳統權威，能解除自由加在你身上的重擔。你可以盡其所能小心翼翼衡量各種道德和現實因素，但最終必須放手一搏採取行動，自行決定那是什麼行動。
沙特沒有告訴我們，這位學生覺得他的忠告有沒有用，也沒有透露學生的最終決定。我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學生，抑或那是把幾個年輕朋友的難題集於一身，甚或那完全是虛構的。但沙特要聽眾領悟的是，每個人都像那個學生一樣自由，即使他們的處境沒那麼戲劇性。沙特指出，你可能認為自己在遵從道德律，或認為自己這樣行事是因為心理結構、過往經驗或周遭發生的事。這些因素可能有它的作用，但這一切湊合起來，其實只是構成要你有所行動的那個「處境」。即使那個處境令你無法抵受—譬如面臨行刑，遭祕密警察囚禁，或即將從懸崖掉下，你仍然可以在思想和行動上自由抉擇。你從眼前處境出發，選擇出路，也就是選擇成為怎樣的人。
如果這聽起來很困難，令人手足無措，不錯，確實如此。沙特並不否認，不斷做抉擇，就不斷惹來焦慮。他更把焦慮凸顯出來，指出你所做的事至關重要：你作出選擇時，應該像為全人類作出選擇一樣，扛起人類整體如何行事做人的重責大任。如果自欺欺人逃避責任，就會被環境因素或糟糕忠告所害，無法達成人生的要求，只會墜入虛假的存在，把自己跟存在的「屬己性」（authenticity）割裂開來。
但除了這可怕的一面，也有令人期待的美好一面：沙特的存在主義，意味著自由和屬己性是可以實現的，只要努力不懈就行了。在令人害怕的同時，這也同樣令人興奮，而且出於同一原因。沙特在這次演講後不久接受訪問，如此概括他的想法：

沒有預定路徑引導人獲得救贖；個人必須不斷開創自己的出路。在開創過程中，個人是自由的、負責的，沒有藉口，每個希望都來自內心。

這是令人振奮的想法，在一九四五年尤其具吸引力，當時固有社會政治制度被戰爭摧毀。在法國等地，有很好的理由叫人忘掉剛過去的歷史，忘掉這段日子裡的道德妥協和恐怖氛圍，著眼於新的開始。但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促使大家尋求振興力量。沙特的聽眾聽到這個訊息時，歐洲大片地區正淪為廢墟，納粹殘害生靈的集中營曝光，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夷為平地。戰爭令民眾體會到，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可能完全脫離文明規範，固定不移的人性變得可疑。不論從舊世界脫繭而出的是怎樣一個新世界，它的構建過程沒有既定可靠指南，不能仰賴固有權威，像政界人士、宗教領袖甚至哲學家—處身遙遠抽象世界的舊式哲學家。可是現在有一種新的哲學家，準備前來參與，是肩負起這項任務最適當不過的人選。
沙特在一九四○年代中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我們既然是自由的，那麼在充滿挑戰的時代，該怎麼善用我們的自由。在演講的同一個月，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廣島原爆發生不久之後，沙特發表了論文〈戰爭的終結〉（The End of the War），文中鼓勵讀者作出抉擇：選擇他們想要的世界，把它實現出來。他說，從這一刻開始必須體認到而且時刻記住，我們可能隨意毀滅自己，毀滅人類所有歷史和地球上所有生命。能制止我們這樣做的，只有我們的自由選擇。如果我們要生存下去，就要決意活下去。他就是這樣，為不久前把自己嚇得要死的人類，提供了一種量身訂作的哲學，而人類此刻也準備好，要變得更成熟，要負起責任。
沙特的著作和演說，對一些組織或體制的權威構成挑戰，招來猛烈反撲。天主教會在一九四八年把沙特所有著作列入」禁書目錄「，包括他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以及他的小說、戲劇和散文。
他們的擔心不無道理，沙特所講的自由，可能令人質疑自己的信仰。波娃更具挑撥意味的女性主義論著《第二性》（The Second Sex）也被列為禁書。政治保守主義者不喜歡存在主義是意料中事；比較令人意外的是，馬克思主義者也痛恨它。很多人印象中沙特是共產政體的維護者，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受到共產黨詆毀中傷。說到底，如果大家堅持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個體，有組織的革命又怎麼會發生？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命中注定要經歷既定的階段，才能抵達社會主義的天堂；他們沒有預留空間，讓個人為自己行為負責。儘管各從不同意識形態出發，存在主義的反對者眾口一詞，就像《新文學》（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雜誌一篇文章所說的：「那是令人噁心的大雜燴，充斥著哲學上裝腔作勢、模稜兩可的夢囈，還有生理上的惺惺作態、病態的品味和欲拒還迎的色情心態……那是叫人必欲壓毀它而後快的顧影自憐的胚胎。」
各方的攻擊只會令存在主義對青年和叛逆者的吸引力不減反增，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時尚標籤。從一九四○年代中期起，「存在主義」成為一個簡稱，用來代表那些追求自由戀愛和徹夜隨爵士樂跳舞的人。就像演員和夜總會經營者安．瑪麗．卡薩莉（Anne-MarieCazalis）在回憶錄說：「如果你才二十歲，在一九四五年，經歷四年被占領後，自由就表示可以在清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它也表示敢於開罪長輩，蔑視固有秩序；還可以表示跟不同種族、不同階級的人混在一起。哲學家加布里爾．馬賽爾（Gabriel Marcel）在火車上聽到一位女士說：「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我一位朋友的兒子是存在主義者，他跟一個黑妞住在廚房裡！」
一九四○年代興起的存在主義次文化，發祥地在巴黎左岸的聖哲曼德佩修道院（Saint-Germain-des-Prés church）一帶，這個地區不論好歹今天仍令人聯想到這種思潮。沙特和波娃多年來住在聖哲曼區的廉價旅館，成天在咖啡館寫作，主要是因為這裡比起沒有暖氣的廉價旅館來得溫暖。他們最愛到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和拿破侖酒吧（Bar Napoléon），全都在聖哲曼大道和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交叉口。花神咖啡館是最好的，因為當吵鬧的記者和過路人造成太大騷擾時，老闆有時會讓他們到樓上的私人房間工作。可是他們也愛樓下一桌一桌生氣勃勃的用餐客—起碼早期是這樣：沙特喜歡在公共空間鬧哄哄而忙亂的環境中工作。他和波娃招集一伙人為伴，包括朋友、同事、藝術家、作家、學生和情侶，大家七嘴八舌，煙霧繚繞的吸著香菸或菸斗。
咖啡館時光之後，又可以隱蔽地沉潛到爵士樂中：在洛里昂夜總會（The Lorientais），克洛德．路德（Claude Luter）樂團演奏藍調、爵士和繁音拍子（ragtime）；塔布夜總會（Tabou）的明星則是小喇叭手兼小說家鮑希斯．維昂（Boris Vian）。你可以隨著爵士樂參差錯落、如泣如訴的樂音搖動身軀，也可以在幽暗角落一邊辯論屬己性的問題，一邊欣賞茱麗葉．葛瑞科（Juliette Gréco）的磁性嗓音—她是卡薩莉的朋友和知音，一九四六年來到巴黎後就成為有名的歌手。她和卡薩莉，還有維昂的妻子蜜雪兒（Michelle）會留意洛里昂和塔布新來的客人，把看來不合適的人拒諸門外，不過據蜜雪兒說，「只要他們看起來有趣—也就是說手臂夾著書本」，就會大開方便之門。
這裡的常客很多是作家，夾著自己的著作進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和他的朋友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兩人都是透過卡薩莉和葛瑞科發現了夜總會的天地。
葛瑞科開創新時尚，她那又長又直的存在主義髮型，有記者形容為「遇溺者」裝扮；她穿厚厚的毛線衣和捲起衣袖的男裝外套，看來也很時髦。她說，最初把頭髮留那麼長，是為了在戰亂日子裡取暖；波娃也提到她配戴頭巾的習慣出於同一原因。
存在主義者愛穿破舊的襯衫和雨衣；有些人鬧著玩穿起類似龐克族的奇裝異服。有記者報導，一位青年」背部披上一件破破爛爛、體無完膚的襯衫「招搖過市。他們還選定了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義裝束—黑色高領毛衣。
對這些叛逆分子來說，就像較早時的巴黎波希米亞浪人和達達主義者（Dadaist），任何危險、挑撥性的事物都是好的，而所有討喜、中產階級的東西都是壞的。波娃很愛講一位朋友的故事，那位德國藝術家是個酒鬼窮光蛋，名叫沃爾斯（Wols）—那是他的本名阿爾弗雷德．奧托．沃夫岡．舒茲（Alfred Otto Wolfgang Schulze）的簡稱。他在社區裡靠行乞和撿破爛為生。某天當他跟波娃在酒吧露台上喝酒，一位看似富人的男士停下來跟他聊天。那人離開後，沃爾斯轉身過去尷尬地跟波娃說：「對不起，那傢伙是我的兄弟，是個銀行家！」這令波娃感到妙不可言，他的道歉，正好像銀行家被瞥見跟流浪漢說話而表示抱歉一樣。這種顛覆成規的看法若在今天看來也許沒那麼怪異，因為經歷了幾十年的反主流文化顛覆運動，但在當時，仍然會讓一些人震驚，而讓另一些人興味盎然。
新聞工作者可以憑著存在主義圈子的桃色新聞大發利市，波娃和沙特的戀愛生活尤其引起他們的興趣。大家都知道這對伴侶維持著開放式兩性關係，也就是說兩人是彼此的基本長期伴侶，但可以自由跟其他情人交往。兩人都熱情地享用這種自由。波娃後來有幾段較矚目的戀情，對象包括美國作家倪爾森．愛格林（Nelson Algren），以及後來拍攝長達九小時的納粹大屠殺紀錄片《浩劫》（Shoah）的法國製片家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身為女性，波娃的行為受到較嚴厲的批判，但新聞界也愛嘲諷沙特層出不窮的性愛誘拐行為。《星期六晚報》（Samedi-soir）一九四五年的一篇報導指稱，沙特把女性引誘到臥室的技倆，就是讓她們嗅一下他的卡門貝爾乳酪（Camembert）。（好的乳酪在一九四五年不容易找到。）
事實上，沙特用不著拿乳酪哄女性上床。看過他的照片也許覺得不可思議，但他的成功，更多出自他表現出來的機智和信心，而不是他的外表。他一談起思想來，馬上魅力四射，但他也是個有趣的人：他能用很不錯的嗓子唱出〈老人河〉（Old Man River）和其他熱門爵士歌曲，能彈鋼琴，還會模仿唐老鴨。
且看阿宏筆下學生時代的沙特：」他一開口說話，機智表現就抹掉臉上的雞皮疙瘩，相貌上的難看消失無蹤。「跟沙特熟稔的薇奧麗．賴朵絲（Violette Leduc）也認為，沙特的臉永遠不會難看，因為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而且「他像火山爆發一樣真誠」，「像犁翻過的泥土一樣寬容」。雕刻家亞柏多．賈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給沙特畫素描，一邊畫一邊驚嘆：「多密集！多有力的線條！」沙特有一副時刻在發問的哲學臉孔：臉上的一切，在眼耳口鼻之間不對稱地轉動，把你引向他方。他可以把人耗得精疲力盡，但他不會令人生厭，圍繞著他的仰慕者愈來愈多。
對沙特和波娃來說，他們的開放式關係不光是權宜之計，也是哲學抉擇，活出他們的自由理論。中產階級的婚姻模式對他們毫無吸引力，因為它囿於性別角色的嚴格區分、對不貞的掩飾，以及只著眼於財產和子女的積累。他們沒有子女，沒有財產，甚至從來沒有住在一起，儘管他們把雙方的關係放在首位，幾乎每天見面一起工作。
他們還在其他方面把哲學變成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兩人都認為應該投身政治活動，只要覺得有誰的理想值得支持，便不吝付出時間、精力，押上名譽。年輕朋友開展事業或尋求財務支援，都會向他們求助，他們也都願意費力栽培門生。他們撰寫大量引發爭論的文章，發表在他們一九四五年與朋友共同創辦的《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一九七三年創刊的主要左翼報紙《解放報》（Libération），沙特也是共同創辦人。該報幾經轉折，包括政治立場轉趨溫和，又一度瀕臨破產。但這兩份報刊到了本書撰寫的這一刻仍在刊行。
隨著他們聲望日益高漲，周遭一切像合謀引誘他們走進社會既定體制，但沙特和波娃始終堅持做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兩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就憑當中學教師和自由寫作人維生。他們的朋友也是這樣：都是劇作家、出版人、記者、編輯或隨筆作家，只有寥寥可數的大學圈內人。沙特在一九四五年因為參與二戰抵抗運動而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一九六四年又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但他都拒絕接受，聲稱身為作家要迴避各種利益和影響，保持獨立。波娃在一九八二年也基於同樣原因拒絕接受榮譽軍團勳章。在一九四九年，方斯華．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提名沙特為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候選人，也遭他拒絕。
沙特曾在日記寫道：「我的人生和我的哲學是同一回事。」他毫不畏縮地堅持這項原則。人生與哲學的結合，也使他對他人的人生感興趣，成為了創新的傳記作家。他的傳記作品洋洋灑灑有二百萬字，研究對象包括波特萊爾（Baudelaire）、馬拉美（Mallarmé）、惹內（Genet）和福樓拜（Flaubert），還有他自己童年的回憶錄。波娃也蒐羅自己和朋友種種人生細節，整理成四大冊自傳，還加上她母親的回憶錄，以及她和沙特晚年生活的回憶錄。
沙特的生活經驗和怪癖，甚至出現在他最嚴肅的哲學論文中。這帶來古怪的結果，因為他接觸的事，包括迷幻藥影響下的糟糕幻覺、與情人和朋友的種種尷尬處境，以至對樹木、黏稠液體、章魚和甲殼動物的怪異迷戀。但根據阿宏最初在煤氣燈酒吧提出的原則—「你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這一切可說合情合理。哲學的話題，包括你在生活中所經驗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