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齋學術文集：戰國竹書卷

本書係作者二十餘年間專注於最新出土戰國竹簡研究之集大成。內容涵蓋面極廣，舉凡竹簡復原、簡制分析、字形書法、語文考釋、義理詮釋、書寫馴化、學術傳播、司法文書等皆有精當之論述。

全書內容概分為「綜論」、「考釋研究」、「其他」三大部分。作者的具體研究成果除深化戰國竹簡研究之外，對於「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包山與九店楚簡」的研究，更可發先秦學術之微眇，故廣為兩岸及國際漢學界所推重。

代序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代序）

林志鵬（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猶記三年前周師榮膺胡適紀念講座，他以「為學當如金字塔」為題作專題演講，自比為「金字塔底的一塊磚」。先生以磚瓦礫石自居，固是謙辭，然亦有其深意：他希望大學的教師要厚植學養，樂於作時賢晚輩攀登高峰的踏腳石，為廣大崇高的金字塔添磚加瓦，劬瘁其力。

一般熟悉周師的同道會認為他是一位古文字學家及書法家，但他在一次公開場合明白地說：「我是語言學家，學術專業是古代漢語。」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字學應當納入語言學的範疇，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形體脫離了語言脈絡，便只是點畫線條。周師從上世紀九零年代投入戰國竹簡的研究領域，從最早發表的〈包山楚簡文字初考〉開始，到後來一系列考釋郭店、上博、清華竹書的專文，莫不細心還原文本所涉語境，充分考慮文獻的性質、對話人物的身分及古代的詞彙、語法特點，從而最大程度地復原文本，讓一幅幅古代思想文化的圖卷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正因為周師將文字納入廣大的語言系統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其研究中，考釋文字並非目的，而是考證史實、闡明義理的手段。收於本書中討論上博所藏國語類竹書的幾篇專文，集中反映了先生考史的成就，如其論〈昭王與龔之脽〉、〈君人者何必安哉〉聯繫楚昭王經吳兵入郢後勵精圖治的經歷，考釋〈姑成家父〉則窮究晉「三郤之亂」的原委，均能呈現一個時代或一歷史事件的鮮明面貌。

在思想的闡發方面，如〈郭店竹簡文字補釋〉一文論〈五行〉首章仁義禮智聖「型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型於內謂之行」之「型」，周師未從俗說釋為「形」，而如字讀為「型範」之「型」。他解釋道：「仁、義、禮、智、聖五種道德意識在人心中產生如模型、器範的規範作用，使人的行為合乎道德標準，這就是『德之行』；若任性縱情而為，心中缺乏道德意識的規範，這只是『行』。」更引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型於中，發於色」及〈大學〉「誠於中，形於外」證之。通過此一「型」字的精確破譯，使我們深切地體悟到先秦儒家成德成聖之修養，始於內在道德對於心的規範，歸結於表裏如一的彬彬君子。對於子思學派此一論述的學術史意義，先生也隻眼獨具地指出：「〈五行〉為儒家後學留下了一個問題：即道德意識究竟從何而來？這正是孟、荀思想同源異派的起點。」

先生的為學宗旨大體如上所陳，而在微觀的古文字考釋上，他十分強調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代，唐蘭於《古文字學導論》慨嘆當時古文字學界「根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到了八十年後的今日，這種情況似乎沒有多大的改善。正因如此，周師近年針對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籌辦多次讀書班及研討會，屢次撰文希望學術界的同道正視此一問題。他曾總結清乾嘉以來學者考釋文字的經驗，提出十二字要領：「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將古文字研究應該遵循的法則，和盤托出，可謂金針度人。在考證戰國竹書諸多疑難字詞時，周師極力貫串上述三項原則，如其解郭店〈老子〉「大曰衍，衍曰轉，轉曰反」、釋上博〈彭祖〉之「沖子」、說郭店〈窮達以時〉及上博〈姑成家父〉之「顑頷」，莫不如此，洵為後學之範式。

對於讀書，周師強調要在無字處讀書，貴能發現問題、獨立思考，每以「讀書得閒」勉勵後學。竊以為最能體現先生此一特長者，非〈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莫屬。在該文中，他提出郭店竹書各篇的簡長、簡端形狀等形式特徵，可以做為判斷文獻性質的標準，即「簡策長者為經，短者為傳」，「簡端修為梯形者為經，平齊者為傳」，據此可將這批竹書分為經典及傳注兩類。字體方面，先生指出郭店竹書的部分篇章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從而提出戰國寫本在傳播的過程中有所謂「馴化」之現象，如傳入楚地較久者，經學者反覆抄寫，逐漸褪去文本起源地的字體特色；而新近傳入者，因馴化尚暫，所以仍保有原來的書體風格。由文字的馴化現象，先生進一步強調「研讀出土楚簡不能局限於楚國一隅，必須從字形的特徵與戰國諸子學術的大格局來追溯楚簡的文本來源，進而釐清先秦諸子的傳播與學派形成。」（別見〈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這些創見，無非是先生平日精思深慮的成果。

提及此文，也不禁令人慨嘆，當今學術界對於竹書形式特徵的系統研究並無長足之進展，原因不在後繼無人（馮勝君先生於十年前即在周師的字體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主要的障礙在於郭店楚簡發現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一波盜掘竹簡的高潮。近年公布的戰國秦漢出土古書，如上博簡、嶽麓簡、清華簡及北大簡等，均為盜墓所得。這些材料雖經各單位「搶救性蒐購」，但盜掘流出的同一批竹書，出土地可能不同，且材料本身無法參照考古地層及共出器物的脈絡，這對於實際研究產生很大的干擾，尤其是對竹書時代的判定及形制的歸納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物主管單位應當正視此一問題，切莫讓簡帛文獻的發現熱潮演變成一場文化浩劫。

筆者於九零年代進入臺大中文系就讀，當時周師講授大學部文字學課程，於漢字起源借鑒汪寧生、李孝定之說，於文字構形則評介唐蘭、龍宇純先生之理論，並兼及唐代以來的正字之學及俗字、簡化字的概況。對於許慎「六書」說，周師主張還原其時代背景，將之視為受漢代經學影響的文字理論，明其局限，不必糾纏於「轉注」異說之是非。在先生課上，文字初誼的探討並非枯燥地舉例解說，而有生動的呈現。一次上課，我因故遲到，趕到教室時，見三兩同學跪坐於講臺前，心裡納悶「究竟作了如何大逆不道之事，竟需跪地悔過？」原來，先生正講解「鄉」、「即」、「既」三字之創意，為了直觀地呈現古人席地就食的情況，所以讓諸生上臺示範。此一事例足見周師教學之用心，也可看出他強調「文字並不僅是語言的符號，亦是歷史與文化載體」的立場。

1999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不久，是年我在碩士班選修先生郭店竹書討論課。課上由同學輪流進行導讀，主講者除介紹各篇竹書的概況外，並需即席回答老師及其他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回上課宛如一次嚴格的答辯，主講者莫不全力以赴，而先生也以極大的耐性聽著我們淺薄的發言，通過質疑、辯難、討論，進行腦力的激盪。有時，遇疑難問題無法解決，如郭店三組〈老子〉是處在發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說究竟近荀還是近孟等，先生並不馬上點破，而是讓我們當下自己去思考，任由課堂時間隨沉默流逝。先生指導研究生，雖屬「大音希聲」之類型，然則「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一旦學生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必扣其兩端而竭之，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在私下從先生問學的過程中，有兩次珍貴的經驗，令我難以忘懷。2004年我在武漢大學攻讀博士，當時周師撰寫〈上博三〈彭祖〉新探〉，我因幫忙核查文中所涉文獻，得以最早拜讀此文初稿。先生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竹書「心白身懌」四字，明顯與《管子》「白心」說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之產物。同時，他發現郭店儒家佚書〈五行〉、〈性自命出〉等也出現見於《管子》的稷下學派術語「心術」與「內業」，周師認為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受其啟發，我集中精力將此篇竹書與《管子．心術》、〈白心〉及〈內業〉等反覆對讀，發現上博〈彭祖〉的思想與《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尤近，而《管子．心術》諸篇存在較多的文本校勘、詮解之問題，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學派歸屬，近世學者頗有爭論，如果能解決這些疑難，不但可以增進稷下道家之瞭解，對於戰國時期儒、道二家彼此競爭、互相影響的過程，也能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我將上述構想告訴周先生，並大膽地擬了一份論文寫作計畫，想徵求他的同意，以此做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先生欣然允諾，並惠賜〈上博三〈彭祖〉新探〉之定稿，鼓勵我繼續探索。

2009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後研究，返臺期間周師邀我回母校作報告，我集中討論了戰國楚簡中的「曷」字（原作），將其形構說為以人停步張口表達問疑之意，惟此字往往於左側增一直筆，原本我以飾筆目之，沒有追究此一筆劃之深意。在報告後，先生告訴我，應該將此字與「疑」字合觀，甲骨文「疑」作「」，象人駐杖顧盼而有惑之形，「曷」字所增之筆即人所持之杖。得其開導，形構上的疑點渙然冰釋，且因「疑」、「曷」之形義俱有一定的關聯，也增強了拙文的論證強度。筆者雖非周師門下的指導學生，卻屢屢得到先生無私的幫助及提攜，盛情美意，讓在異鄉飄泊求學的我備感溫暖。

去年仲夏，周師囑門生為其編訂文集，原本想將先生以往的學術文章匯為全集，然卷帙過大，加以先生學問所涉除古文字學、簡帛學及經學外，更旁及金石學、楚辭學、敦煌學、書法史、語文教育等領域，一時無法找到理想的編排方案。後來，我建議不妨先匯集先生近二十年來最為著力的戰國楚簡研究專文，其餘則日後陸續編訂為別卷，如此一來不但主從有序，更能呈現出先生學術堂廡之宏壯。此一提案得到周師的贊同，遂指示由我初步整理篇目，范麗梅博士負責文集的統籌及校訂工作。我參考了周師的論著目錄，從其中擇取戰國竹書專文三十餘篇，略依主題別「文本復原及方法論」、「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及「其他」等六編。其後，范博士在上述編次的基礎上又增補若干篇，並新加「包山與九店楚簡」一編。今周師的文集付梓在即，謹記下從其受業近二十年來的體會，愚雖不敏，且深知執筆為序難免僭越之譏，然師之所望厚矣，亦不敢推辭，遂化用其「我在金字塔底」之語，以誌先生治學之旨趣。

編輯凡例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代序）／林志鵬
第壹編　綜論：文本復原及方法論
　第一篇　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
　第二篇　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
　第三篇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
　第四篇　傳統漢學經典的再生—以清華簡〈保訓〉「中」字為例
　第五篇　文字考釋與文本解讀—以出土楚簡為例
　第六篇　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
第貳編　郭店儒家佚書
　第七篇　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
　第八篇　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
　第九篇　讀郭店竹簡〈成之聞之〉札記
　第十篇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說
　第十一篇　郭店楚簡識字札記
　第十二篇　郭店竹簡文字補釋
　第十三篇　簡帛〈五行〉引《詩》小議
第參編　上博藏「諸子」類佚書
　第十四篇　上博〈性情論〉小箋
　第十五篇　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
　第十六篇　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
　第十七篇　上博三〈仲弓〉篇重探
　第十八篇　上博楚竹書〈彭祖〉重探
　第十九篇　試說〈季康子問於孔子〉的榮鴐鵝
　第二十篇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第肆編　上博藏「國語」類竹書
　第二十一篇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
　第二十二篇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脽〉重探
　第二十三篇　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
　第二十四篇　上博五〈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補釋
　第二十五篇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
　第二十六篇　上博六〈競公瘧〉「公乃出視朝」解
　第二十七篇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新探
　第二十八篇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重編新釋
第伍編　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
　第二十九篇　北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保訓〉新探
　第三十篇　說「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第三十一篇　清華三〈說命上〉「王命厥百工向，以貨徇求說于邑人」解
　第三十二篇　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新註解
第陸編　包山與九店楚簡
　第三十三篇　包山楚簡文字初考
　第三十四篇　〈睪命案文書〉箋釋—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
　第三十五篇　包山楚簡〈集箸〉〈集箸言〉析論
　第三十六篇　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
第柒編　其他
　第三十七篇　楚簡文字瑣記（三則）
　第三十八篇　楚簡文字考釋
　第三十九篇　楚簡文字零釋
參考書目

第三篇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

一、 前言

本文所謂「楚簡文字」，主要指戰國時代，特別是戰國中期以下的楚國簡牘所見的古文字。

半個世紀以來，楚國簡牘出土甚夥，據不完全的統計，至少有三十批之多；簡數不下六千枚，字數超過五萬字；性質涵蓋公文檔案、卜筮禱祠記錄、遣策與先秦古籍文獻等；其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多樣，在出土的先秦古文字資料中堪稱後來居上。尤其1988年1月發掘的包山二號楚墓竹簡與1993 年冬出土的郭店一號楚墓竹簡，前者包括戶籍檔案、司法訴訟文書、卜筮禱祠紀錄、遣策等，文字為當時簡牘通用的字體；後者包括〈緇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兩家傳世的典籍與佚書共十六種十八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通行字體之外，其中更出現了類似「孔子壁中書」的字體，即兩漢相傳戰國時代儒家抄寫經傳所使用的「古文」，可以與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載「亡新六書」以及《說文解字》五百四十部所收的「古文」相對照。在汲塚竹書出土一千七百多年之後，我們有幸得以親眼目睹這些珍貴的先秦簡牘，真可謂眼福不淺。本文擬以這兩批材料為主，探討楚簡文字在先秦書法史的意義。首先歸納先秦墨筆書跡的特徵，指出秦漢以來隸書與草書的產生，主要歸因於毛筆本身的特性使然，是用筆草率、筆鋒發露的產物，自有書契以來即與典雅莊重、筆鋒內斂的字體同時並存的。兩漢書家對於隸書與草書的貢獻，與其說是用筆技法的創新，毋寧更在書法美學理論的建立與用筆技法的規範化。其次，根據《包山楚簡》一書，列舉包山二號楚墓竹簡所見具有篆書、隸書特徵的文字，將《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所見字體分為四類，探討戰國時代各國文字的異同，以及儒家用以抄寫經典的字體之特色。

二、 先秦毛筆的使用與墨筆書跡的特徵

中國書法所以能夠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藝術，毛筆實為主要的原因。我在十五年前所寫的一本小書中曾經指出：

毛筆以動物的毫毛加工製成，具有適當的彈性，可以吸附適量的水分，隨書寫者的需要畫出或長或短、或粗或細、或乾或濕、或方或圓、或斷或續……等等千變萬化的線條，甚至可以將書寫者極微妙的手指神經末梢的顫動記錄下來。

由此可見，毛筆的特性對於文字與書法的應用及其所呈現的風格實具有關鍵的作用。

遠在殷商時代，使用毛筆的技法已經成熟，書法美學的意識也已萌芽，這點由殷墟出土的甲骨、石器、陶器等所見朱書或墨書筆跡可見一斑。例如白陶殘片墨書「祀」字，筆觸流暢，起止處鋒芒畢露，尤其最末一筆陡直的方折可見一斑。而殷墟甲骨卜辭與青銅器銘文的結構疏密合宜，筆劃長短、肥瘦各具情態，行款錯落有致也是有力的旁證。唯上古墨筆書跡保存不易，常見的出土文字資料以甲骨文與殷商青銅器銘文為主，前者多用鋒利的刀刃直接契刻於龜甲獸骨之上，其筆劃的起止使轉與毛筆迥然異趣；後者必須先寫後刻，然後才能範鑄，而經過繁複的加工之後，原來毛筆的筆觸鋒芒不免失真。尤其早期的青銅器銘文往往兼具文字記錄、祭祀禮儀與美術裝飾等多重作用，其點畫之間精益求精，早已超越了日用通行文字的範疇，與一般的墨筆書跡當然不能等量齊觀。

目前所見大宗的先秦時代日用通行文字的墨筆書跡，首推三晉的石器文字。1965年，山西侯馬市的東周時代晉國都城新田遺址出土為數大約五千件書寫盟誓之辭的圭形石片，絕大部分是朱書，少數墨書，這就是著名的侯馬盟書，年代屬春秋晚期。1979年3月，河南溫縣又有墨書文字的溫縣盟書出土，數量多達萬餘片，內容與侯馬盟書有關，字體也頗相似。考古工作根據盟辭「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字樣，推斷為公元前497年1月16日。

這兩批朱筆或墨筆所寫的盟書在書法史上的意義，已有學者加以討論，例如常耀華〈開隸變端緒的東周盟書〉一文指出，盟書具有「引起書體革命的外在形式」，具體表現於「筆劃特徵的改變」：

筆劃特徵的改變，意味著原來固有的「篆引」古文字結構體系的鬆動。我們知道，甲骨文的筆劃主要特徵是細硬平直，起收筆出鋒，豎畫多長引。金文筆劃多用曲筆，起收筆藏鋒，筆劃肥瘦相當，粗細停勻。盟書在筆劃上對甲、金文字大膽改造，書寫出前所未有的藏頭露尾，有輕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筆劃。它不再不緊不慢地篆引拖長，而是起筆之後信手帶出，筆鋒尖銳，大有戳穿一切之勢。筆劃雖短，但銳氣逼人。其橫畫大多寫成「一」，還有不少橫畫出現了波折現象。不過，這種波折與後來隸書一波三折「蠶頭雁尾」的波挑還不相同。它只有波，還沒有挑。或波後順勢斜出，或波後向起筆方向回頭，類似草書「禿寶蓋」的寫法，即「　」，從這些筆劃裡，我們可以看出期間隸變蛻化的跡象。

上引文對於盟書的筆劃特徵的描述大體正確，但所謂「盟書在筆劃上對甲、金文字大膽改造，書寫出前所未有的筆劃」云云，則頗有商榷的餘地。上文已經指出，甲、金文的性質及其書寫工具有別於一般日用的通行文字，因而其筆劃特徵與書法風格不宜與一般通行文字等量齊觀。換句話說，假若同樣以殷墟白陶殘片墨書「祀」字的毛筆為工具，抄寫大量的、內容雷同的公文檔案，則所謂「藏頭露尾，有輕有重，有肥有瘦的新型筆劃」想必觸目皆是。這是因為只要寫字的速度快，起筆處不藏鋒，必然造成類似「釘頭」的筆劃；收筆不藏鋒，也必出現銳利的「鼠尾」，而若筆勢頓挫，則容易形成肥厚的收筆，整體看來與兩漢的隸書就頗為接近了。這裡沒有什麼主觀的「大膽改造」，有的只是書寫者為求快速而容許用筆草率，因用筆草率而留下了大量不加修飾的筆劃，如實地將下筆的方向、用力的輕重、速度的快慢一一記錄了下來，而這也正是隸書與章草的來歷，是快捷的要求產生了草率的用筆，草率的用筆發揮了毛筆的特性，從而才造就出隸書與章草這兩種字體的。

三、 包山楚簡的篆書與隸書

包山楚簡的篆書，見於第一簡「集箸」、第一四簡「集箸言」、第三三簡反「受期」、第八四簡反「疏獄」、第四四零之一簡「□等」。以上簡文的結體稍長，筆劃均勻圓潤，正合於一般篆書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若干簡文的筆劃不以傳統篆書「橫平豎直」的標準為尚，反而略呈曲線，橫畫的右端往往轉而下引，或上下二橫畫彼此俯仰呼應。例如第一簡的「箸」字、第一四簡的「箸言」二字、第三三簡反的「期」字、第八四簡反的「獄」字、第四四零之一簡「等」字皆是。整體的感覺是嚴整之中不失活潑，這正是楚國文字的特色，戰國中期以下的青銅器銘文中
亦不乏其例。再則各簡只抄寫標題，不過寥寥二、三字，長篇的公文則改用一般通行的字體，也就是廣義的「隸書」。這反映出由於社會不斷的發展，文字的應用日益普遍，篆書筆劃勻圓，美則美矣，然書寫速度遲緩，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因而逐漸退出日用通行字的舞台，轉而出現在典雅莊重的場合。《說文解字．敘》說：

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其實不必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由楚簡看來，篆書退出日用文字的舞台早已是戰國中期以來明顯的趨勢了。兩漢時代，小篆往往用以書寫碑額；隋唐以下，小篆多見於墓誌蓋，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先秦時代文字與書法這一趨勢的延續。

篆、隸之別起於用筆的工整或草率，包山楚簡表現得十分清楚。即以第一簡至第一一簡為例，各簡所載皆屬楚王之命或王太子之言，以及官員承命辦事的記錄。其內容雖屬公文檔案，但因記錄王言，用筆就顯得格外工整，筆劃一般都比較均勻，整體的感覺近似篆書；各字的間距也比較大，每簡所抄一般不超過三十字，而公文檔案則多達七、八十字，用筆也明顯草率，一字之內，前後筆劃相勾連。這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也正是草書誕生的契機。

倘若以用筆的工整與否來檢閱簡文、區別字體，可以發現包山楚簡有明顯的篆、隸混同的趨勢。這是因為戰國中期以來，篆書受到寫字要求快捷的挑戰，從下筆起止不露痕跡，筆劃均勻圓潤，轉而頓捺、波挑，以筆鋒發露為美；其極致就是兩漢的隸書與草書。包山楚簡處於隸、草萌芽階段，筆法多樣固然反映時代的趨勢，但也不能排除書寫者個人的才性與癖好。例如第一五簡、第一六簡、第一七簡，同記一事，而用筆藏鋒，筆劃渾厚勻圓，極富篆書意味，顯然是同一人的手筆。又如第一八簡的上段，自「蔡遺」至「出之」，筆劃雖較細，但篆書意味十足；同簡下段「中舍」至「義得」則筆鋒發露，用筆輕重抑揚，顯然出自另外一人之手。

包山楚簡中，用筆輕重、起止分明，具有隸書意味者幾乎觸目即是，如第六二簡、第七零簡、第八四簡、第一一九簡反、第一四零簡、第一四零簡反、第一四一簡、第一四二簡、第一四三簡、第一四四簡、第一五四簡、第一五八簡、第一五九簡、第一九八簡、第二零零簡、第二零一簡、第二零二簡、第二零三簡、第二零四簡、第二零九簡、第二一零簡、第二一一簡、第二一二簡、第二一三簡、第二一四簡、第二一六簡、第二一七簡、第二一八簡、第二一九簡、第二二零簡、第二二九簡、第二三零簡、第二三一簡、第二四零簡、第二四一簡、第二四二簡等。這些簡文有些確是出於用筆草率，但也有若干已由草率快捷進而形成流暢的筆劃與舒朗俊挺的風格，例如第一四一簡至第一四四簡同記一事，其中第一四一簡與第一四三簡篆、隸筆法並見，明顯看出是草率寫篆的結果。第一四二簡與第一四四簡則以隸書筆法為主，波挑自然，風格統一；尤其第一四四簡，下筆輕重得宜，頓挫有致，各字的間距與整簡的行款安排妥適，已經完全掙脫傳統篆書美感的束縛，為新字體與新的書法美學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