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生命路徑總在不期然之處轉彎，彷彿是為了讓我們看見更廣闊的風景……
歷經大環境不斷變遷的聖嚴法師，本著最初的願心，面對人生中的高山深壑，以佛法為地圖，做為指引個人安頓身心之道；進而將他對佛法的踐行領悟，透過義理分明的文字，為現代人描繪出生命智慧的藏寶圖。

我把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行走時，一步一腳印，步步分明，走過之後不久，腳印便被繼續飄落的雪花淹沒；到了融雪之後，腳印也不會存在。
因為在漫天風雪的景況下，在野外留下的腳印，注意到它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大風雪中還能在野外向前邁進的人，絕不是要讓人家知道自己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只要自己知道，為了既定的目標，必須冒雪趕路。
——聖嚴

聖嚴法師（1930～2009年）

聖嚴法師1930年生於江蘇南通，1943年於狼山出家，後因戰亂投身軍旅，十年後再次披剃出家。曾於高雄美濃閉關六年，隨後留學日本，獲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75年應邀赴美弘法。1989年創建法鼓山，並於2005年開創繼起漢傳禪佛教的「中華禪法鼓宗」。

聖嚴法師是一位思想家、作家暨國際知名禪師，曾獲臺灣《天下》雜誌遴選為「四百年來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五十位人士」之一。著作豐富，中、英、日文著作達百餘種，先後獲頒中山文藝獎、中山學術獎、總統文化獎及社會各界的諸多獎項。

聖嚴法師提出「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主張以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三大教育推動全面教育，相繼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文理學院、僧伽大學等院校，也以豐富的禪修經驗、正信的佛法觀念和方法指導東、西方人士修行。

法師著重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傳佛法，陸續提出「心靈環保」、「四種環保」、「心五四運動」、「心六倫」等社會運動，並積極推展國際弘化工作，參與國際性會談，促進宗教交流，提倡建立全球性倫理，致力世界和平。其寬闊胸襟與國際化視野，深獲海內外肯定。

 推薦文 (一)
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我的出生地是在江蘇省南通縣狼山前的小娘港，那是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農曆十二月初四。但是，我對於出生地的情況毫無印象。因為，在襁褓中，也就是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發生了長江大水災，就把我的出生地一捲而光，不僅地上物下了長江，連土地也因為那一段的長江兩岸，南邊漲，北邊塌。在一有記憶的年代，就知道我出生的老家所在地，早已進入長江，離開江邊有數里之遙了。

據父母說，我們這個張氏家族，原住在長江出口處一個三角洲的崇明島腳盆圩。從「腳盆圩」這個名字看來，應該是海邊一個低窪的地區。因為一場大水災，就把我的高曾祖父，趕到了南通的狼山前。到我出生的時候，我家的近親也都住在南通和海門一帶，所用的語言，則還保持著崇明島的口音。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之後，這個家族，除了住於海門縣的遠房親戚之外，也都遷到了江南的常熟縣常陰沙，讓這個張氏家族，遍歷了滄海桑田的憂患。

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過我們張氏家族的族譜，因為世代播遷，流離失所，既沒有三代或五代同堂那種大家庭環境，也沒有財力為張氏家族的祖先建一座宗祠。雖聽父親說過，我們張家有一本族譜，但是，卻沒見過，因我父親本人是不識字的文盲，所以也不重視。到目前為止，我只知道我的祖父名叫張希凡，祖母蔣氏，父親叫張選才，母親陳氏。雖然南通曾經出過一位狀元張季直是我本家，好像除了同樣是姓張之外，和我的家族攀不上關係。

我家到了江南，父母帶著我們六個子女，在被長江的水患洗光之後，到江南租到了七畝地，搭建了三間草屋，一邊做佃農，同時也做散工，來維持一家的溫飽。

當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已經進入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戰爭期間。在戰略物資的重點需求之下，記得我們鄉下，常常是一年種稻，另一年種薄荷；一年種豆，再一年種棉花，而不論種什麼，總是吃不飽。因為，除了地主需要租糧，軍隊亦需要軍糧。當時我只有十來歲，就必須要做童工，並且被軍隊徵去構築軍事工程。所謂「民不聊生」，還必須求生的淒慘景象，我都親眼看到了。但是，在兒童的心目中，並沒有太多的憂慮和不安，總認為人間的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嘛！後來，漸漸地聽到了一些小說故事和大人們談論的歷史片段，才知道我出生的時代，正好是中華民族面臨著外有強敵環伺，內有軍閥割據的時代。而最不幸的是，日本軍閥的侵略，造成了中國全面的不安和動亂。我真是生不逢辰，趕上了兵荒馬亂的一個歷史過程！

我家窮，我們鄉間，就是有錢的人家也窮。因為，整個大陸普遍地都窮。我去看過地主家的宅院，不過是房子多些，占地面積大些，他們所擁有的糧食和衣物多些。但是，論其品質，也跟我們窮人好不了多少。當時，據說在常熟縣的境內，共有三位大學畢業生，我家地主的少爺，便是其中之一，我們鄉間都把他當成是現代的狀元。但是，到了民國三十七年（西元一九四八年）底，那個地主的家族，也迅速地沒落了。為了逃避鄉下的動亂和危險，到上海依附親戚的時候，竟然跟我的三哥坐著同一節火車的普通車廂。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張家這一族內，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時代的環境不許可他們讀書，他們也無書可讀。我的上邊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只有二哥，憑他自修，能夠粗通文墨，其他四人則都是文盲。因為，當時沒有國民小學，只有私立小學和私塾，父母要把孩子送去讀書，必須賠上雙重的損失：第一，學校需要學雜費乃至服裝費；第二，孩子去讀書，就沒有時間去做工，也就是勞動力的損失。對於像我家這樣窮的一個家庭，實在無法負擔得起。

兒童時代，我是一個體弱而又智弱的低能兒，身體經常有病，據說是因為當我出生之時，母親業已四十二歲，一個鄉下的貧婦，早已沒有奶水，加上當時的食物，不僅粗糙而且稀少，所以營養不良。幼年時，成長奇慢，到了六歲才會走路和學會講話。九歲時，因為哥哥、姊姊們都長大了，已能幫助父母做工賺錢，才考慮把我送到附近的私塾上學開蒙。我還記得第一課上的是四句話，十二個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但是，它們的意思全然不知。那位蒙館的老師並沒有說明：「上大人」就是孔老夫子，他的學生有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位賢士。這是私塾裡慣有的教讀方式。

我前後一共換了四個私塾，原因有兩點：第一，那些老師的私塾，開開停停不能持久；第二，我家的經濟時好時壞，不能連續地供給我的學費，並且需要我去做工以貼補家用。

十二歲時，才算進入正式的小學。從三年級下開始，到第二年讀完四年級，由於年景不好，家境窮困，我便從此輟學，跟著父兄們到長江南岸的新生地築堤，做小工了。

推薦文 (二)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在我少年時代，沒有想到留學的問題，因為凡是到日本留過學的僧人，很少對中國的佛教有所貢獻，最多翻譯幾本書，要比起當時沒有留過學而在國內非常受人崇拜的大德高僧如虛雲、弘一、印光、太虛，所謂中國近代佛教四大師來，留學似乎沒有太多的用處。因此，到了臺灣，第二度出家之後，還沒有想到要留學日本，雖然有幾位跟我年齡相若、志氣相似的青年僧，去了日本，也有人鼓勵我這樣做。當時的我，固然沒有經費的後援，也沒有這樣的願望，所以寧可入山而沒有放洋。

我做為一個佛教的僧侶，能夠有一條出國的路可走，應該感謝天主教的于斌樞機主教。他是國民大會的主席，也是輔仁大學的校長，更是羅馬天主教南京區的樞機，後來又陞為紅衣主教。所以，他對中國國民政府是有很高的發言權的，真所謂一言九鼎。因為，他們神學院的學生，沒有隸屬於教育部的管轄，可是需要出國進修，因此，向內政部進言，完成了宗教人員出國進修辦法的合法性。當他們一批一批地出國，消息在報紙上披露之後，我們佛教界也就跟進，向政府要求宗教地位平等、權利平等，而被陸續地批准了好幾位僧俗青年去了日本。於一九七五年，當我學成之後，以出席海外學人國建會的機會回國之時，在會場中遇到于樞機，還當面向他道謝。我說，托他的福，我也去日本留了學，完成了學位。也許他並沒有想到，我為什麼要向他道謝。當時他爭取那樣的立法的時候，是否也考慮到佛教徒出國，我不清楚。而我們佛教青年僧侶因此而得福，那是事實。從這個立場，我也常常贊成，我們佛教徒包括僧侶，需要參加政治，進入各級政府的議會，才能夠為我們佛教本身爭取利益，為整個的社會提供智慧。

當我入山幾年之後，斷斷續續有一位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出身的楊白衣居士，從臺北牯嶺街的舊書攤蒐集了一批一批日文的佛教舊書，送到我山間的「關房」。所謂「關房」，是我自己在一個小小的環境中封閉起來，與外界相通的，只留一個僅僅供人送飯及日用品的小窗洞。我在山間住了六年的時間，前後一共關了兩次。那段期間，我也從日文的文法書開始，以自修的方式讀通了日文。我才能夠應用日文資料，寫出了幾本書。對我來講，當時覺得就這個樣，既然已經能夠看懂日文，運用日文著作，那就不必要去日本了。

後來，由於基督教的刊物指名挑戰，以及公開的叫陣，說當時的佛教界，中國的佛教徒，已經沒有一個懂得梵文，而那是佛教的原典語文，如是僅懂中文而不懂梵文，無異是隔靴抓癢，只能夠猜測而不能夠真正地了解佛法。不像天主教的神父或教士們，拉丁語的《聖經》原文，是必修的課程，而且是每天都在讀誦。我經過這樣的一種刺激，雖然年紀已經快要四十歲，還是打著勇氣說：「捨我其誰！」同時，我的好友張曼濤先生正在日本京都留學，常常給我寫信，寫的都是長信，討論的都是宗教、哲學、佛教、佛學等的天下大事、歷史大事。信中總會勸我，不管怎樣，到日本看看，呼吸一下那邊的新鮮空氣也是好的。而且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也贊成我出國留學，乃是我所意想不到的事。尤其是，由於國內佛教教育普遍地低落，僧眾不受一般人的重視，由於沒有高等教育的學位，甚至也被禁止進入各大學去向學佛青年說法。為了提高佛教的學術地位以及僧人的素質，以備開創佛教教育的新局面，我就毅然決然地發願去留學日本。事實上，在山中讀了許多日文的佛教著作之後，發現日本在佛教教育設施及學術研究方面，確實已有了輝煌的成就，儼然已執世界佛教動脈的牛耳。

就這樣，我於一九六八年二月，走出關房，離開高雄美濃的山區，到了臺北，暫住於當時的首剎「善導寺」，以一年的時間，做日本語文的聽和寫的準備。同時，也在那個時段，為該寺主持佛教文化講座，每一個星期日，我擔任講經論，偶爾也做專題演講。經論之中比較受人歡迎的是《大乘起信論》及《八識規矩頌》，專題演講之中，整理成稿的有〈中國佛教藝術的價值〉，以及〈觀世音菩薩之事蹟〉兩篇稿子。我們的講座，所請的講師都是一時之選，例如錢穆、高明、吳延環、梁寒操、南懷瑾等名家。

在那段時日之中，我出版了《比較宗教學》，也到各地去演講，其中包括基督教長老會設於陽明山的神學院，我已不再用犀利的眼光、尖銳的詞鋒，來針對基督教發言。對中國佛教系統的著作，則多花了一點時間，有關於《楞嚴經》、《圓覺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的註疏和禪宗的語錄，下了一些工夫。

推薦文 (三)
東方和西方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的剃度師東初老人，在臺灣過世，接到越洋電話後，立即從美國趕回臺灣，料理他的後事，也就奉他的遺命，繼承他的道場，成了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負責人，此後，我就在美國和臺灣，兩地奔波，東西兼顧。

我在紐約也成立了禪中心，成員中以西方人為主，華人較少，我陸續地舉辦了好多次定期禪修活動的「禪七」。為了授課的需要，編成了一本小書《禪的體驗》，內容包括禪的源流、入門方法、禪風的演變、悟境和魔境等，向跟我學禪的人，指出正確的觀念和安全的方法。這是我寫作有關禪學的第一本書。接著由於我的禪七開示，平時的授課，陸續地被整理成文，便相繼出版了兩種英文的定期刊物：1.Chan Magazine《禪雜誌》季刊，2.Chan Newsletter《禪通訊》月刊。到一九九二年年底為止，《禪雜誌》已經發行到五十八期，《禪通訊》也發行到九十六期。發行的地域相當遼闊，包括美洲、亞洲、歐洲、非洲、澳洲，共三十六個國家地區，所以在禪修道場的世界地圖上，我們紐約的禪中心，已經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據點。同時，我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設立英文的禪學著作出版社，叫Dharma Drum Publications（法鼓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講錄，到今（一九九二）年底，已有八種，並在英國倫敦的Element出版公司，也為我出版了一本禪七的講錄。使我難以相信的，是義大利的羅馬，有一個出版社Ubaldini Editore, Roma，把我的英文禪學講錄Faith in Mind（《信心銘》）翻成了義大利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它的書名是Credere Nella Mente。

正由於我在歐美的英語世界，十六年來，主持了六十多次禪七修行，已被佛教界公認為禪師，所以，除了許多西方人的禪學團體，邀請我指導他們修行及介紹中國的禪學之外，到我執筆寫這本書為止，已經在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各國，應邀在四十多所大學，做了百場以上的演講，其中包括各常春藤聯盟大學。

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我也在臺灣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舉行大專青年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的禪修活動，轉眼之間，迄今已過十五個年頭，辦了四十四次禪七。其間，有編、有講、有寫，也完成了關於禪的著作七種，其中的《禪門修證指要》及《禪門驪珠集》，是禪宗古資料的新編；《禪的生活》、《拈花微笑》、《禪與悟》，是我的演講集和論文集。這五本書在國內的反應相當不錯，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便被臺北的圓神出版社，委請散文作家林清玄居士，合編成三本書，標題為《禪門三要》，而在市場的行情，相當的好。我也因此而被國內的許多人士，當作禪師來看。

在前面的第三章第一節中曾經提到，我有禪宗臨濟及曹洞兩系的傳承，禪修上亦曾有過體驗，只是我在沒有到達美國之前，從未考慮過將會成為一位指導禪修的禪師，因緣既然做了如此的安排，也就隨順攝化，負起了傳授禪法的責任。

不過，以我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卻又不能說我是一位禪師了。

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文化學院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西元一九○一─一九八五年），聘我擔任該院哲學研究所教授，及其附設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從此，使我在國內，進入學府，擔起了教育及研究的工作。雖然我還是每三個月要東、西兩地奔走一次，好在有臺北華嚴蓮社的成一法師擔任我的副所長，李志夫教授分擔若干行政工作。我除了教書，僅張羅出版《華岡佛學學報》年刊，不算過分繁重。由於這項職務，使我有機會一邊跟年輕的學生接觸，教學相長；同時跟當時研究佛學的學者們保持聯繫，自己也要撰寫研究性的論文。

到了一九八五年，因為已升格為文化大學，人事及其政策，有了變動，我便辭去了該校的職務，在幾位朋友和學生的期待鼓勵之下，假臺北北投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創立了「中華佛學研究所」，並且出版《中華佛學學報》年刊。一九八七年七月，奉准教育部立案為乙種研究所，准許我們招收碩士班程度的研究生，但不授與學位。可是，我們的師資、設備、招生的人數及其報考資格，一律遵照教育部對於甲種研究所的要求，並且經過三年的學程，除了必須選修兩種以上的語文，仍得修滿三十六個學分，加上一篇論文，才能夠畢業，所以他們具有碩士的實際學力。故在畢業生中，好多位都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的國立大學，如今已有完成東京帝國大學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學僧。

我在文化學院和後來升格的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以及中華佛學研究所，任教的學科，曾有華嚴、天台、淨土、中觀、唯識及禪學，當我教了數年之後，學生摸著了門，我則因此而懂得比學生要多，所謂水漲船高，是不變的道理。我很感激有這種的機會。例如：因為要教《華嚴五教章》，所以讓我去看了華嚴學的許多相關論作；因為要我教唯識學，所以蒐集到我能夠發現的有關《成唯識論》的註解和研究論文；因為要我教中觀學，使我閱讀古今中外有關於《中觀論》的註釋、研究，以及各種《中觀論》的異譯本。這些都是我在以往的學程中所欠缺的。當時，我是抱定這樣的態度：我懂得不多又不精，沒有關係，總是要求我的學生們在聽課之後，能夠青出於藍；我自己不行沒有關係，但要坦白地告訴學生，不要以我做標準，當以他們自己能夠做到的標準為標準。這也非常有用，例如當年聽我講中觀及唯識的學生惠敏法師，如今從日本東大完成博士學位回來，已經接替我來教授這兩門課，比我教得更好。文化大學出身的陳英善博士，當年聽我講華嚴和天台，目前就在我們所裡擔任這兩門課程。慢慢地，我把禪學及淨土學，也都交給了年輕一代，如日本佛教大學的文學博士慧嚴法師等擔任。對於現代化的佛學教育，我是一個在篳路藍縷的景況下開出一條小路來的拓荒者，至於寬廣的大道，則有待後起之秀的繼續努力。

我沒有受過現代化的大學教育，甚至也不曾讀過高中，可見，由我來從事教育工作，並不是最恰當的人選，也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老師。不過閩南語中有句俗諺：「沒牛使馬。」沒有牛的時候，像我這樣的一匹瘦馬，勉強可以代用而已。但我正在從事研究所的教育工作，乃為事實。

又因為我是國際佛教研究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的創始會員之一，每兩年在世界各國輪流召開一次論文發表會，我均受到邀請。同時，我們的佛學研究所，也有一份每年出刊一冊的《中華佛學學報》，每次容納二十萬到四十萬字，我就必須每年至少要寫一篇富於學術性的研究論文。其中有連貫性的是對於明末佛教的研究，也可以說，那是我博士論文的後續工作。每篇都以中文撰寫，然後翻成英文。到一九八七年，我將其中的四篇：1.〈明末的禪宗人物及其特色〉，2.〈明末的淨土教人物及其思想〉，3.〈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4.〈明末的居士佛教〉，總共近二十萬字，輯成一書，名為《明末佛教研究》。由於這本書的出版，好多人誤以為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其實，我的學位論文是由關世謙先生譯成中文，於一九八八年交給臺北的學生書局出版，列為他們宗教叢書的第五種。

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後續的一本論著，雖然看的人不多，卻已成為世界各國較大的公私立圖書館東方部都會收藏的文獻，凡是研究中國明清問題的學者，也多會參考這兩本書。可見讀的人雖然少，並不是沒有用。因此，我是一個國際公認的學者，應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序文 (一)
自序

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佛教僧侶，出生於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年）的冬天，那是江蘇省南通縣的農村，第二年的長江大水災，使我家被沖洗得一乾二淨，成為赤貧，隨著家族播遷到了長江的南岸。

我自幼瘦弱多病，九歲始入學，十三歲便失學，十四歲上山出家做和尚。我的基礎教育僅受完初小四年級，一般青少年的中學、大學時，我正在忙著做小沙彌，應赴經懺，從軍報國，但我從小便知道知識可貴，學問崇高，我會利用任何機會自修，讀到了許多書。並且以同等學歷及著作成果，考進日本東京立正大學，以六年時間，攻畢文學碩士和文學博士的學位。

從知道佛經本是用來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知識及方法開始，即慨嘆著說：「佛教的道理是那麼好，可惜知道的人是那麼少，誤解的人又那麼多。」一般人，不是把佛教世俗化，便是把佛教神鬼化，最好的，也僅把佛教學術化，其實，佛教是淨化人間的一種以智慧與慈悲為內容的宗教。

因此，我便發願，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介紹被大家遺忘了的佛教真義，讓我們重溫釋迦牟尼遊化人間時代的濟世本懷。就這樣，我便勤讀世間群書，尤其專攻佛典，不斷地讀書，也不斷地寫作。

我從少年時代開始作文投稿，從文藝性的到理論性的，從宗教的到神學的，從一般知識的通俗文章到專題研究的學術論文。寫了將近五十年，已出版的單行本包括中文、日文、英文的，達到四十種以上。分別在臺灣、東京、紐約、倫敦等地的書局發行，同時也有數種被譯成了義大利文、捷克文、越南文，分別在當地印行。佛教是一種重視身體力行的宗教，由協助個人心志的堅定與安定，做到身心平衡，提昇自我，消融自我，以關懷他人，淨化社會。所以我個人讀書寫作的宗旨，是在理論觀念及實踐方法的疏通及指導。因此重視戒行的提倡、禪修的教學、知解的釐清，我的一般性的著作，大致都在這個原則下進行。我本人也被推著走向戒、定、慧三學並重的道路，故也不被局限於一般人所以為的「律師」、「禪師」、「法師」的範圍，而我自己，則恆以「法師」的身分自處，因為以佛法為師的意思最好。

由於佛教的內涵，既高明，又廣大，不論從任何一種學問的角度，來對佛教加以研究探討，都可發現佛教乃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寶藏。為了提高佛教徒的教育水準及學術地位，所以我自己必須從事佛教教育事業及佛教的學術研究。先後擔任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的教授，並應邀為國立政治大學等博士班為論文指導。也創立了由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成就專門研究佛教的學術及教育人才。同時於一九九○年起，每隔二至三年主辦一次「中華國際佛學會議」，以「傳統佛教與現代社會」為永久主題，集合世界佛教學者之菁英，就各種專門領域的論文，探討問題，以期達成古為今用的目的。

也正因召開國際佛學會議的機緣，使我認識了執教於美國天普大學的名教授傅偉勳博士，他和他的美籍女友華珊嘉（Sandra Wawrytko）教授，不僅出席了我們的兩次國際會議，同時也給了我許多的建議，尤其兩次會議之後，均由他們兩位協助，分別將會中全部論稿，編輯成中、英兩種版本，向臺北的東大及紐約的綠林（Greenwood Press）兩大出版公司推薦出版，廣受世界學術界的重視。

如今，傅公偉勳博士，因受臺北正中書局主編鍾惠民女士之託，主持本叢書《當代學人學思歷程》的邀稿，我也何其有幸，被傅公選中，代表佛教界，也代表宗教界的學人身分，參與供稿，實在是我生平中的一項殊榮。由於工作繁忙，寄稿時未及寫序，今將清校出版，應編者之囑，故於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途經香港，轉往美國之際，謹補一序。

聖嚴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序於香港麗奧飯店

自序

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二、無憾的少年

軍中的歲月
一、我還是和尚
二、從戎不投筆
三、學佛與佛學

出家與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二、編輯和寫作
三、求戒的記錄

戒律與阿含
一、戒律學並不難
二、適合時代的戒律
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二、我寫基督教
三、宗教比較
四、世界佛教通史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二、初到東京
三、碩士論文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一、佛教的宗教活動
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
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

我的博士論文
一、學術與信仰
二、資料蒐集的困難
三、撰寫論文的發現

東方和西方
一、完成了博士論文
二、我成了海外學人
三、現實讓我改了行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遊歷和寫作
一、雪地留腳印
二、闊別三十九年的故鄉
三、我的西遊記
四、我是開工人

站在路口看街景
一、沒有目標的目標
二、我的身分只有一個
三、我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