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現代性（簡體書）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當代西方著名社會理論家之一。出生于波蘭的一個猶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蘭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任教，1968年被反猶主義者逐出波蘭，1972年起任教于英國里茲大學，1990年被授予雅馬爾費獎 （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爾諾獎（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現代性與大屠殺》《流動的現代性》《共同體》《個體化的社會》《被圍困的社會》等作品。

2012 年版序 再論流動的現代性

前言 論輕靈和流動

第一章　解放

第二章　個體性

第三章　時間 / 空間

第四章　勞動

第五章　共同體

補論　論寫作，論寫作社會學

解放——復雜的幸事

在福伊希特萬格（Lion Feuchtwanger）根據史詩《奧德賽》（Odyssey）改編的劇本（Odysseus und die Schweine: das Unbehagen an der Kultur）中，有一個著名的片段，水手在被女巫喀耳刻（Circe）施了妖術變成豬后，沉湎于現狀，堅決反對奧德修斯破除魔法使他們恢復人形的種種努力。在奧德修斯告訴他們他已經發現能破除魔咒的魔草，他們不久就能恢復人身后，那些豬身水手快速跑開躲避起來，以使這個熱心的救世主無法趕上他們。奧德修斯最終設法誘捕了其中的一頭豬；神奇的魔草一擦拭到它的身體，其中的一個水手艾爾奔諾羅斯（Elpenoros）就從粗糙的獸皮中解放出來了。根據各種通常的說法，正如福伊希特萬格認為的，“他與其他所有人一樣，無論是在摔跤還是在智力上，都沒有多大的差別”。獲得了解放的艾爾奔諾羅斯，不但不感謝奧德修斯對他的解救，反而憤怒地攻擊他的“解救者”：現在你給我滾，你這個惡棍，你這個愛管閑事的家伙。難道你還想糾纏我們？難道你還要將我們的身體置于危險之中，逼迫我們的心靈要一直接受新的決定嗎？我是如此快樂，我可以在泥濘中翻滾，在陽光中沐浴，我可以狂飲濫吃，可以鼾聲震天，可以齜牙亂叫，你為什么來這？！你為什么要把我帶回到以前我過的可惡的生活中？“我打算做什么，這件事還是那件事？”對這些問題，我不用思考，也用不著懷疑。

解放是一件喜事還是一次災禍？是一次偽裝成幸事的災禍還是一件因為害怕而把它當成災禍的喜事？在現代時期——在這個時期，“解放”被放在政治改革日程的首位，一旦足夠清楚地認識到實現自由的過程是緩慢的，“自由”也就會被放在價值清單的最前頭，盡管這意味著喜愛它并不會情愿去歡迎它——的大多數時間里，這個問題會一直縈繞在思想家的腦中。可以給出兩類答案。第一類答案懷疑“普通平民”對自由是否準備就緒。正如美國作家亞加（Herbert Sebastian Agar）在《1942年，一個偉大的時刻》（A Time for Greatness，1942）中指出的，“使人自由的真理通常是人們不愿聽的真理”。第二類答案傾向于認為，當人們懷疑提供的自由可能帶給他們的好處時，他們就有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第一類答案，時斷時續地激起對那些誤入歧途、因被欺騙而放棄了獲取自由機會的人們的同情，或是對那些不愿意承擔與真正自治和維護自我權利相伴而來的風險和責任的“大眾”表示蔑視和憤慨。馬爾庫塞的抱怨既二者兼有，也是對生活狀況已接近富足的不自由的人對不自由狀態的明顯順從屈服而進行的一種責備。而其他盛行的類似牢騷的言論，卻已經墮落成了弱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 ”（embourgeoisement）（是用“有”來代替“是”，用“是”來取代“行動”）和“大眾文化”[這是一場因這樣一種“文化產業”而導致的集體性的腦損傷——用馬修? 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話來說就是：在那樣一些地方，它們本來應該由對溫和與輕靈之激情來占領，應該由使二者占據優勢地位之激情來占領，這種文化產業卻培植出了對娛樂和歡娛的渴望]。

第二類答案認為，為熱誠的自由主義者所稱贊的那種自由，與他們的斷言相反，并不是幸福的保障。它帶來的苦難可能會比幸福更多。根據這種觀點，當自由主義者比如大衛? 康威（David Conway）斷言，即重申亨利?西季維克（Henry Sidgwick）“可以通過在成人中間保持——每個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資源來決定自己的需求——這樣一種期待來最有效地提高總體的幸福”的原則，或者像查爾斯?繆勒（Charles Murray）那樣，在描繪某人特有的幸福追求時熱情奔放——使一件事讓人滿足的是，你應這樣去對待它，你覺得你是在盡肩上的真正責任，是在做大量能讓你有一種奉獻感的好事；那么他們就是錯誤的。“依靠自己的資源”預示著身體的折磨和不能決斷的痛苦，而“盡肩上的責任”預示著麻痹對風險和失敗（沒有權利求助和補救）的恐懼。這不可能是“自由”的真正含義；而且“真正存在”的自由即使有這些含義，這些提供的自由，既不可能是幸福的保證，也不可能是值得奮斗的目標。

第二類答案，最初源于霍布斯的關于人對“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存有內心恐懼的觀點。它們的結論來自這一假設，人類如果從強制性的社會約束的限制（他們永遠也不會服從這些限制）中解放出來，就會成為一個野獸，而不是變成一個自由的個人；而這一恐懼又源于另一假設，即缺乏有效的約束將使得生活變得邋遢、放蕩、粗暴——因此根本不能帶來幸福和快樂。涂爾干（émile Durkheim）正是把與霍布斯完全相同的洞見發展為一套綜合的社會哲學體系。按照他的觀點，是那些由最為普遍的大眾評判并由嚴厲的懲罰性制裁支持的“規范”，使將要成為真正的人（would-be human）的那些人，真正從最為可怕的奴隸狀態——這種奴隸狀態不是潛藏在外部壓力下，而是潛藏在內部壓力下，潛藏在人的前社會或反社會的（pre-social or asocial）本質中——解放出來。在這一哲學體系中，社會約束是解放的力量，也是人類可以合理接納和保持的自由之唯一希望。

個人服從社會，這種服從也是個人獲得解放的條件。因為人的解放在于個人從盲目的、無思考能力的物質力量中解脫出來；他要獲得這種解脫，就必須依靠偉大和充滿智慧的社會力量來反對它們，在這種社會力量的保護下他得以隱蔽起來。通過把自己置于社會的羽翼下，在某種意義上，他也使自己變得依附于它。但是這是一種解放的依附，其間并不存在矛盾。

在依附和解放之間，不僅并不矛盾，而且除了“服從社會”和遵守它的規范之外，要獲得解放并無他途。反抗社會，自由就不可能獲得。背叛規則——即使這種背叛沒有立即變得糟透，并因此喪失判斷自己狀況的能力——的結果是，導致一種與對周圍其他人的意圖和動機不確定的狀態相連的無法決斷的永久痛苦，可能使得生活就像地獄一樣。社會壓力強加的、濃縮的規則和慣例，能夠免除人們的這種痛苦：由于可實施的、灌輸了的行為規范的單一性和穩定性，人們在多數時間里知道如何前進，并且幾乎不會處于一種身邊沒有路標的環境——這是一種只能根據自己的責任來作出決定的狀態，是一種對結局缺乏令人放心的了解的狀態，是一種讓每個人向前移動都充滿難以計算的風險的狀態。規則的缺乏，或者規則絕對的含糊不清——社會失范——在人們應對生活任務的斗爭中是可能發生的最為糟糕的情況。規范的無所不能，就像它們的無能為力一樣；社會失范只不過意味著無能為力。一旦標準的規范撤離生活戰場，剩余的就只是懷疑和恐懼。[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曾經所說的]當“每個人向前試一下自己的運氣”，當“他要么游過去，要么下沉”——“強制性地探究確定性”的努力已經結束，絕望地尋找能夠“消除懷疑意識”的“解決辦法”的努力卻已開始——時，任何有可能對“確定性”（certainty）承擔責任的東西，都是會受到歡迎的。“慣例（routine）能夠降低一個人的地位，但它也可以對人起到保護作用”，理查德? 塞納特是這樣表述的，他還使他的讀者聯想到亞當? 斯密（Adam Smith）和狄德羅（Dennis Diderot）之間的一場古老的爭論。在斯密警告運行中的慣例的力量削弱和變得無效時，“狄德羅不相信慣例的力量正在削弱……狄德羅在現代的最偉大的繼承人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試圖通過證明習慣在社會實踐和自我理解上的基本價值，來讓狄德羅的洞察存續下來”。塞納特的觀點更為直截了當，他說：“去想象一種屬于片刻沖動和短期行為卻缺乏能持續下去的慣例和沒有習慣的生活，事實上就是去虛構一個沒有頭腦的存在。”生活還沒有到達這樣一個極點，可以使它變得愚昧無知，但是許多東西已被破壞，所有未來的確定性之手段，包括新近設計的慣例（它不可能持續足夠長的時間以轉變成習慣，而且如果表現出成癮的跡象，可能會遭到怨恨和抵抗），只能成為人類巧妙設計的支架和辦法，而且僅僅只有當人們被禁止靠得太近去考察它們時，它們看起來才像真事。摧毀了充滿慣例又缺乏反思的無可爭辯的世界，在這個“原罪”之后出現的所有的確定性，必定是一個矯揉造作、粗制濫造的確定性，是一個肆無忌憚、公然“捏造”（madeup）的確定性，是一個承負著人為決定的所有天生脆弱性的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