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日本：1853-1964（簡體書）

從1853年馬修·佩裡的黑船駛入江戶灣，結束長達二百多年的鎖國，到在美國的監管下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展，並於1964年成功舉辦東京奧運的現代國家，日本不過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在這本睿智、優美而精簡的書中，伊恩·布魯瑪通過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細膩考察，清晰地呈現日本歷經的種種重大事件及相繼而來的轉變，從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日俄戰爭、侵華戰爭、東京審判，一直到美國接管及東京奧運。布魯瑪深刻地探討日本社會思想、政治秩序和經濟生活等各個面向，並以獨到和客觀的視角解釋日本如何經歷這些戲劇性的巨變及伴隨的戰爭與變革，*後從一個小小封閉的傳統島國一躍成為牽動東亞乃至世界的現代國家。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生於荷蘭海牙。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和《旁觀者》雜志記者，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報刊撰寫關於亞洲的政治和文化評論，並曾任教於牛津、哈佛、普林斯頓、格羅寧根等大學。現為《紐約書評》主編、紐約巴德學院保羅·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與惡人》《殘忍的劇場》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謨獎”以表彰他“在歐洲對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做出的重要貢獻”，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幫助美國讀者理解亞洲的複雜性而獲得“肖倫斯特新聞獎”。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志列入“全球*思想家”。

倪韜，1985年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學士，現從事新聞工作，任英文報紙Shanghai Daily評論員。

★ 梁文道、劉瑜、熊培云、許知遠聯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24）——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本書由許知遠專文導讀，精辟地點出近代日本對西方的狂熱與羨慕、自卑與嫉恨的矛盾心理，以及日本速成模式者背後的黑暗與艱難，提供深入理解日本的另一視角。

★《創造日本》對近代日本進行俯瞰式的綜論，描寫從1853年因黑船來襲而被迫開國的江戶幕府開始，日本如何通過“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等改革，讓自己一躍成為亞洲強國明；如何從民主自由的大正時期，走向軍國主義橫行的昭和年代；*後又如何度過充滿饑饉、屈辱的盟軍占領歲月，轉變為創造經濟奇跡的奧運主辦國。

★《創造日本》不止於描述近代日本的富強，而是聚焦於高速轉變背後黑暗的複雜性;內部威權傳統與自由文化的交戰，在藩閥與財閥利益算計下犧牲的政治改革，對西方的自卑情結與嫉恨心理帶來自我膨脹的亞洲自豪感，維護“國體”的狂熱所引發的侵略戰爭及對公民自由的踐踏，以及戰後盟軍占領遺留下來的日美糾葛。

★《紐約書評》《經濟學人》《柯克斯評論》《商業周刊》等媒體大力推薦。

導讀 作為方法的日本（許知遠）

序言：東京奧運會 001

章 黑船來襲

第二章 文明開化

第三章 色情的、獵奇的、無意義的

第四章 啊，我們的滿洲

第五章 與西方開戰

第六章 東京布基伍基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記

跋 戰後時期的終結

專有名詞詞匯表

引用文獻

索引

——《經濟學人》

這本書精妙地解釋了日本混合的國家體制和文化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導讀　作為方法的日本

一

“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撰寫的後序中，梁啟超這樣感慨。

這是1897年末，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不過兩年。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意外地大敗於日本，簽署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並付出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場戰爭終將中國從昏睡中叫醒，她不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還可能有亡國之危險。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戰爭，還是英法聯軍在1860年燒了圓明園，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戰，都未給中國帶來震撼。對於很多士大夫來說，它們都是來自遠方蠻夷的挑戰。但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視作中國的附屬國，即使它不從屬於朝鮮、越南、緬甸這個序列，也相差不遠，它被輕蔑地視作“倭國”。日本的勝利還撕去了神秘中國的後面紗—在她傲慢與遼闊背後，是無能與虛弱。

戲劇性的是，在短暫的敵意之後，日本成為羨慕與模仿的物件。1887年寫就的《日本國志》長期無人問津，此刻突然受到歡迎，幾個書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緒皇帝也成了它的讀者。人們相信這本書蘊含了日本富強之秘密。另一位維新者康有為乾脆勸光緒追隨明治天皇，像後者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中國。當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維新者向他尋求變革中國之建議，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擔任客卿，直接指導一切。

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卻並未減弱。1898—1911年間，至少有兩萬五千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被形容成“歷史上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未來中國的領袖們—從軍事家蔡鍔、蔣介石到文學人物魯迅、陳獨秀—都是其中一員。流亡中的梁啟超，將橫濱變做他的知識生產中心，他在這裡編輯的報刊被偷運回國內，塑造了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思維。在國內，清政府參照日本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維新派官員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

在這高昂的熱忱背後，中國人又對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啟超備感嘆服的《日本國志》真的能給予中國變法以參照嗎？駐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無譏笑地說，倘若根據《日本國志》來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記載來理解今日中國的時局。敏銳的觀察者如黃遵憲，也很難洞悉日本的變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國師自居的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向光緒描述的明治維新是出於自己的臆想，還得出這樣的荒唐邏輯—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變法成功，以中國這樣大得多的規模，三年就可以了。

對於一個世紀前的中國維新者來說，日本令人著迷，既因它突然獲得富強的能力，也因為它可能導向某種速成之路。在20世紀初的東京，到處是為中國學生所設的速成學校，從語言、法律到軍事、政治，這些青年人想用幾個月，多幾年來掌握一切。他們以同文同種的眼光來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訣，他們也同樣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訣。

當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日本時，很少有人記得黃遵憲與康有為的插曲了。在中國的革命史敘事中，他們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鄧小平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參觀新幹線時感慨：“快，真快！就像後邊有鞭子趕著似的！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他還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鄧小平與20世紀初的維新者一樣，他們在東京看到了一個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視作富強之表率一樣，戰後日本則被看作一個純粹的經濟故事。這個日本故事沒有持續多久，就因股市與地產的崩潰而結束。中國經濟的崛起似乎徹底終結了日本作為榜樣的時代。21世紀到來了，東京的商場、旅店與公園裡擠滿了來自中國的遊客，《讀賣新聞》、NHK上充斥著關於中國經濟實力的報道。中國媒體不斷重復著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論調。日本變成了某種反面教材，評論家們提醒中國不要重復它的經濟泡沫與萎靡不振。但中國遊客很快就發現，盡管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他們還是想在銀座買下一個馬桶蓋，去逛京都的寺廟，感慨日本鄉村之整潔、人民之禮貌，追著村上春樹的小說與日劇《深夜食堂》。一些時候，21世紀富有的中國遊客的感受竟與一個世紀前的留學生不無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與此同時，我們對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滯後。中國知識分子們談論此刻日本時仍常引用《菊與刀》與《日本論》，前者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的著作，後者則來自民國時的戴季陶。日本社會內在的複雜性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它要麼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敵人，要麼是一個值得模仿的鄰國。至於日本到底是什麼？我們仍缺乏興趣。

二

在翻閱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時，讓我深感興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對西方的妒羨交織之情，它內部威權傳統與自由文化的交戰，這兩股不同的力量，驅動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將它引向災難。

這是一本緊湊卻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頁的容量裡，作者對近代日本進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來襲作為現代日本的開端，傳統的日本秩序開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來源。1964年東京奧運會則是全書結尾，作為主辦國的日本特意設立了一項無差別組的柔道比賽，但當自己的傳奇選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輸給荷蘭選手後，他們接受了失敗，將掌聲給予了勝利者。

“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時而執念於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但相較於其他質量，有一種令人受用：那就是雖敗猶榮時的那份優雅”，布魯瑪寫道，他相信這標志著現代日本轉型之完成，它對世人展現了一種更成熟的姿態。

倘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著迷於日本所代表的富強秘密，伊恩·布魯瑪則鐘情於日本歷史的連續性與複雜性，以及在這樣一個國家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艱難。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來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亞洲、歐洲與美洲都有著廣泛遊歷，敏感於東西方文明間的衝突與融合。出生於荷蘭這一背景或許還增加了這種理解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荷蘭是日本窺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蘭學也是想獲得新知的日本學者的選擇。他也屬於在20世紀80年代成熟起來的文化批評家，確信個人自由與普世主義，常以懷疑的姿態看待各種“文化特殊論”。

在這本小書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讀到他們熟悉的命題。同樣面對西方之衝擊，為何日本成功，中國卻失敗了？在作者看來，日本文化之邊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國式自我中心的龐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輕易把目光從中國轉向西方，展開一場新的學習。日本也從不是集權的社會，並存的天皇與幕府給予維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間。

但更重要的段落卻留給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暇顧及或刻意忽略的東西—富強背後蘊含的黑暗。明治維新在軍事、工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日本從未進行完整的現代政治改革。日本盡管制定了憲法，“但立國基礎不仰賴政治權利，取決於對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過國家神道灌輸的日本起源論”。

這個政治制度也要為日後之失敗負責。天皇是名義上的負責人，卻不參加具體之決策，也不需為此承擔責任。正是這種缺乏明確的問責制將日本拖入了二戰，就像一位高級官員的回憶：“海軍打心底裡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又極力反對從中國撤軍。外相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中國的交涉斷無希望成功。”沒人真心支持戰爭，同樣沒人願意公開表態反對，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負責的氣氛終將日本拖入災難。

一種對應的自由文化從未建立起來，對西方之焦灼感與威權文化的影響，都讓它步履維艱。從一開始，“文明開化”運動也蘊含著兩面性，它追求現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著迷於對外擴張，整個國家被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著。作為明治時代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以倡導西方文明著稱，竭力推動日本獲得平等地位，當聽到戰勝中國的消息時，他興奮地跳起來。即使在更為開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會也始終伴隨著個人主義帶來的緊張感，投入天皇的“聖戰”反而讓人感到放鬆。

伊恩·布魯瑪明顯地善於處理一個更開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細節尤其妙趣橫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歐洲人的一顰一笑，男賓們抽著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則小口小口品著宴會桌上堆積如山的松露、果醬和冰淇淋雪葩”，他這樣描述明治人物對西方之仿效。他對於大正時代的銀座則寫道：“小伙子留著長發，戴著‘勞埃德’式眼鏡，穿著喇叭褲和花襯衫，扎著松松垮垮的領帶。他們和梳著蘑菇頭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氣方剛的青年聚在‘牛奶鋪’裡討論德國哲學或俄國小說，因此得名‘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這表面對西方的羨慕與追隨，總是讓位於嫉恨與對抗。直到美國人的到來，似乎才打破了這種循環。日本終於呈現出東京奧運會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嗎？在戰後的經濟復蘇中，昔日的財閥與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據了主宰。在21世紀開始的東京，不止一個日本人向布魯瑪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來襲，他們覺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閉。在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後，也讓人不禁想象，倘若麥克·阿瑟將軍當年大膽地廢除了天皇制，日本將會以何種面目出現？

回到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倘若中國知識分子能在尋求富強之道時，也能意識到日本模式所蘊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國之路或許也會變得不同。這一點對於正在獲得富強的中國，尤其富有啟發。

第二章　文明開化（選摘）

一

據傳，2月11日是日本神話裡首位天皇建立皇權的日子，日本特意選在1889年的這一天紀念其“名正言順”地躋身強國之林。一個煥然一新、與封建時代徹底決裂的日本將擁有屬於自己的部憲法，落實“文明開化”這一明治時期的主要口號。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口號，略晚些流傳開來，這個口號便是“富國強兵”。不過這還是後話。說到天皇，他像神賜禮物一樣將憲法施予臣民。圍繞這一重大事件而舉行的儀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種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國人多以其名“睦仁”稱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東京皇宮的神社內室中，向列祖列宗稟告了新憲法的事。他解釋道，這份文件符合“文明進步”的精神，旋即話鋒一轉，勸諸位先皇不要擔心，說新憲法定會維系皇權的世代傳承。還不光是維系，明治維新—抑或是明治維新的政治宣傳—的意義就在於，它“復辟”了遠古形態的日本皇權。

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時還對皇恩浩蕩的陛下賜給他們的新憲法的內容渾然不知，但就算是參加了隨後舉辦的慶典的人，也一樣被蒙在鼓裡。慶典於當天晚些時候進行，天皇身邊有一位德國顧問，專門負責就宮廷禮儀的“移風易俗”出主意。慶典便采納他的方案，取歐式風格。正如當時某幅浮世繪所示，天皇的覲見室為仿維多利亞風格，歐式和日式圖案隨處可見，譬如金色的流蘇、紅色的軟絨、精致的鍍金燭臺，數量多得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已換上一套歐式元帥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燦燦的普魯士風格的御座上，身後是皇家徽章，腳下鋪著長長的紅地毯。皇后緊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極不相稱的粉色晚禮服。她一般不拋頭露面，此次登場，再度證明日本已接受文明開化的新風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著連鬢胡子的士紳或身穿雙排紐禮服，或一身戎裝，腰板挺得筆直，顯得不太自然。在畫家筆下，他們被安上了一雙與實際不相符的大長腿。天皇一側是他的外交團隊，以贊許的目光看著眼前這一切，好似觀摩學校話劇社表演的家長。隨侍人員中還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樞密院議長，也是新憲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麥，舉手投足間有幾分神似“鐵血宰相”，包括後者手持雪茄的儀態。（二戰後擔任首相的吉田茂也會以此方式表達對丘吉爾的敬意。）

有件事給這一喜慶場合蒙上了污點：改革派文部大臣森有禮遇刺身亡。他對西方文明的優越性篤信不疑，以至於提倡日本人和歐洲人通婚，“是為提高日本國力之上策”。排外勢力長期以來就對森有禮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憲日當天，一位來自長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禮，原因是他在參拜伊勢神宮這一神道教至尊聖地時表現得不夠恭敬。盡管森有禮會因為喜歡說教被載入史冊，但殺害他的年輕人一樣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愛國精神“至真至誠”。

繼1868年政府許諾出臺憲法以來，日本人總算有了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憲法。十年來，舉國上下的人都對新憲法的性質和可能的內容議論紛紛。民權和自然權利活動家發表倡議，撰寫草案。同坂本龍馬一樣，植木枝盛也是來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寫了一首歌，鼓吹主權在民，其中幾句歌詞激情澎湃：

讓我們為憲法而奮斗！

為盡早實現民選議會而奮斗！

前進！前進！吾國的人民，

讓我們推動自由和民權！

然而，實際頒布的憲法卻言辭模糊，且完全將國家主權置於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禮服和高帽，以及東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現代紅磚樓，憲法披著光鮮亮麗的西式外衣。立憲者借鑒了普魯士憲法，為的就是讓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現代化民族國家，那些賦予美國人和歐洲人在日特權—譬如治外法權—的不平等條約總算可以壽終正寢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向某個外國京畿看齊，這一舊戲碼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況有變：巴黎、倫敦、柏林和華盛頓取代了中華帝國歷朝古都的地位。

明治憲法的確授權國會籌備選舉，首屆選舉的日期定在憲法頒布後次年，但是政黨無從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選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權。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開明的，但他對此事的看法卻與其偶像俾斯麥別無二致，即人民主權十分危險。他表示：“鑒於皇權是我國憲法的基石，我們的體制就不能以一些歐洲國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觀念為出發點。”

伊藤等寡頭大多出身薩摩和長州兩藩，1868年維新之後，他們花了不少時間周遊列國，為日本挑選合適的政治思想。一行人前往歐洲和美國，研究英美模式，並滿懷感情地造訪了荷蘭這個日本“久遠的朋友”。盡管對美利堅的國力贊嘆不已，也感念於美方給予的禮遇，但美式民主令他們惶恐不安：看著實在是太混亂了。因此，在聽到旅德日本僑民說還有區別於英美、更適合日本國情的政治模式時，伊藤等人長舒了一口氣。不過，並非人人都傾向於師從德國。明治維新著名先驅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國式的憲政思想，但這條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險些死於暗殺，刺客和殺害森有禮的兇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種一片“赤膽忠心”的狂徒。

由此說來，以明治憲法的定義來看，日本民主從一開始便如“病孩兒”。德國和古代日本的專制思想構成了新憲法的靈魂。但從長遠看來，的隱患還是來自法條的模糊性。天皇雖被賦予統治權，但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大統領，也不是類似歐洲君主那種獨裁者。按理說，天皇不應直接參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駕於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義制定決策。與此同時，日本武裝力量效忠的卻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這就造成了一種垂簾聽政的政治生態，躲在幕後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權，個體無需為其行為承擔終責任。

事情是否可以是另外一番局面？日本人難道就非得認準一個既不像德國又不像古代日本的專制體制麼？存不存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機會？機會還是有的，但是鑒於推翻幕府的那群人的背景，機會永遠都成不了現實。

明治維新的一眾英雄，諸如伊藤博文、西鄉隆盛、山縣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均來自長州或薩摩。他們深諳忠誠、服從和軍紀所構建的武士信條。西鄉隆盛是維新時期浪漫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驍勇善戰，還因為一對碩大的睪丸聲名遠播。西鄉想在薩摩建立一個武士國家。一系列現代化改革——尤以取消武士地位世襲制為主——令許多武士感到被時代拋棄，胸懷憤懣，西鄉便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1877年，他率部起義，反抗中央政府，掀起一陣血雨腥風。從表面上來看，薩摩藩起事的動機是西鄉認為日本對朝鮮的政策過於軟弱，但實際上他另有所圖。盡管許多改革措施根本談不上民主，但對於千千萬萬習慣於封建體制的人而言，依舊是過於激進了。西南戰爭的爆發是日本人對“反動”起義者素來抱有好感的一大明證。西鄉的一片赤膽忠心從未遭人質疑。同他那些思想較為開明的同志相比，後人至今仍認為西鄉更加偉岸，更富英雄氣概。

明治早期歷史的驚人之處並不在於薩摩和長州藩主認為人民主權不對他們的脾性，而在於數量眾多的日本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天皇於1868年頒布的《五條御誓文》中曾經承諾會創建“議事會”，且“所有事宜均通過公眾商討決定”。來自昔日土佐藩的權貴追隨坂本龍馬，在諸如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助論》（Self-Help）等勵志文學的鼓舞下，成群集黨，鼓吹代議制政治。由於這些土佐藩藩士被排除在薩摩和長州兩地領導人把控的中央政府之外，他們的這種做法相當符合自身利益——他們想為自己代言。

從某種角度來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並未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過大的話，會顛覆漸進式的經濟政策。19世紀70年代的日本已經踏上通往現代市場經濟的道路：法律廢除了階層等級之分，農民能夠擁有土地，財產可自由買賣，一些壟斷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業制度。雖說是自由企業，實則從未脫離國家干預。正如明治口號所言，維新的目的不僅要“富國”，還要“強兵”，這就意味著政府要扶持增強軍力所需的戰略行業。早在幕府將軍統治末期，日本人在歐洲專家的幫助下，就已著手建造蒸汽輪和加農炮。日本首座鑄鐵廠誕生於1857年，但直到19世紀80年代，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將官營紡織廠、鐵路、水泥廠等產業變賣給私營企業主後，日本才迎來真正意義上的波工業繁榮。也就是說，日本的工業革命要晚於英國，但也只比德國略落後幾年。由於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膽量涉足現代企業，日本工業財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幾家公司手裡，它們很快成長為巨大的工業聯合體，亦稱“財閥”。舉例而言，三井在江戶時期還只是一家織品店，後來發展壯大為集銀行、貿易公司、煤礦、化工廠等諸多產業於一體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財閥三菱剛開始只是一家規模很小的輪船公司，到了20世紀30年代，卻已一躍成為世界上的工商業“巨無霸”之一。它們的發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詳。官僚、政客和商界領袖編織起一張綿密的關係網，他們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不是靠鼓勵大企業放開手腳在市場上競爭，而是通過制定戰略方針，提供政府補助，以及簽訂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爾杰筆下的人物。鄉下小子背井離鄉、在大城市出人頭地是明治時期小說家青睞的主題。不同於美國的是，個人財富在日本得為國家需要讓路。正如俾斯麥治下的德國，經濟同政治一樣，都是民族主義事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