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作式規劃： 在碎片化社會中塑造場所(原著第2版)（簡體書）

空間和環境規劃幾乎是所有社會的重要議題。然而，當前空間和環境規劃的形式、作用及所遵循原則正日益成為爭論和衝突的焦點。這一方面由於對全球和地方環境的關注與日俱增，同時也反映了當前規劃體系的現狀：其中大部分規劃體系在其產生之初都是為應對區域中的城市擴張，以及相對獨立的城市，而現在這些城市正在變得日益開放、多元，其聯繫也開始遍及全球。此外，“規劃師”既是飽受詬病的物件，同時也是社區高效管制的希望，一方面需要不斷肩負新的責任，同時對於特定空間開發而言，不管許可與否都會受到批評。
在這一經典規劃著作中，帕齊·希利基於社會、政治和空間領域的發展，提出立足當前世界制度現狀的新規劃框架。《協作式規劃：在碎片化社會中塑造場所（原著第二版）》基於國際視野和廣博的學科領域，提出空間規劃工作應當由以往技術和程序導向轉向交流和協作模式，從而實現在碎片化社會中塑造共享空間的公共目標。

第一版《協作武規劃：在碎片化社會中塑造場所》出版十年，受到廣泛關注。對此，我深感驚訝和欣慰，同時心中也有一絲忐忑。關於“協作武治理”的討論已遍及英國公共政策領域，而在歐洲其他地區也出現一些新型的合作伙伴關係。在北美以及全球其他區域，社區發展和環境管理中也涌現出各種各樣的協作形式和伙伴關係，本書也已翻譯成義大利語和韓語出版。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全球許多地方，以及公共政策很多領域，對“協作式治理”的學術和實踐也變得越來越感興趣。雖然其中很多實踐與本書所提出的協作式過程所蘊含的包容性特質大相徑庭。
當前已有很多文獻描述、評估和批判協作式規劃和協作式治理的理論和實踐。在第二版中，我很難對其進行全面評判。而在稍早出版的一篇論文中（Healey，2003），我已說明本書產生的背景，並響應了一些批評。本版書中，我希望能繼續推動關於該議題的討論。本書論證的整體結構仍然基於對區域和城市發展動力的理解，以及治理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對上版書籍內容中的一些小錯誤進行修正，並增加了第十章。該章內容主要基於實踐和爭論的演進，來解釋本書的出版意圖和貢獻，同時詳細介紹“新制度主義”的不同流派，從而為理解本書所發展的理論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論背景。之後，簡要介紹協作式治理的最新實踐及啟示，闡述了“規劃項目”的本質。第十章也選擇性地介紹了一些協作式治理實踐中出現的新任務，也對這些實踐批判性地進行評估，並相應更新了參考文獻。
和以往一樣，通過長期與很多人討論這些觀點，我受益匪淺。在此，很難全部列舉其姓名，但我特別希望感謝閱讀第十章初稿，並提出修改意見的同事。尤其是David Booher、Frankin J．Dukes、Susan Fainstein、John Forester、John Friedmann、Neil Harris、Jean Hiller、Judith Innes、Leonie Sandercook，甚至發現打印錯誤的Miae Park以及幫我校對的Hilary Briggs。我也必須感謝出版社Steven Kennedy和Yvonne Rydin，同時也要特別感謝一直給予支持，並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城市規劃與環境叢書的編輯。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中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引入制度主義和交流性規劃理論
引言
第一章 傳統規劃思想
源起
三個傳統規劃領域
轉向解釋性和交流性的規劃理論
第二章 分析空間變化和環境規劃的制度主義方法
挑戰
“結構”與“科學”
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轉折”
現代主義轉型：吉登斯和哈貝馬斯
一種制度主義方法
文化嵌入
空間規劃和建構多元文化共識
一個規範性視角
第三章 空間規劃體系及其實踐
空間規劃：土地使用權管制和空間組織管理
空間和環境規劃體系
空間和環境規劃作為一個社會發展過程

第二部分 城市區域發展動力
簡介
第四章 日常生活和地方環境
社會關係
人與家庭
身份、網絡和生活方式
社會生活中的權力關係
社會多樣性與社會極化
社區與日常生活
社會生活與地方環境
第五章 地方經濟、土地和財產
空間規劃和經濟活動
什麼是地方經濟?
地方經濟、土地、不動產市場和規劃條例
地方經濟發展策略和空間規劃
房地產市場以及土地用途管制
地方治理與地方經濟：積極主動的角色
第六章 在自然界中生活
環境主義者的挑戰
空間規劃中的環境概念
當前環境政策中的爭論
環境爭論和空間規劃
新環境主義的轉型的力量

第三部分 協作式規劃的過程
簡介
第七章 規劃和治理
管理與治理
政治、政策和規劃
治理的形式和風格
治理的轉型
第八章 策略、過程和規劃
規劃過程產生戰略決策
策略制定作為政治行動和技術手段
通過多方辯論制定策略
策略制定的制度設計問題
從激進的理想主義到“共識”
第九章 系統的協作式規劃制度設計
系統構架和構架案例
系統性制度設計中衡量參與和民主治理的指標
權利與義務
資源
應對挑戰的標準
治理職權
通過協作式規劃構建制度能力
第十章 協作式規劃：不斷發展的競爭性實踐
簡介
本書的意圖
本書的貢獻
“制度主義”視角的治理理論化
當前的協作性治理實踐
逐步完善對規劃的理解
參考文獻

該儲備庫提供了一套行為規則，當參加2l世紀地方行動會議時（關於環境問題），或者回答問卷調查時，人們都需要運用這些規則。規則儲備庫不專屬於個人，而是可以與他人分享，並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來完善和鞏固這些規則。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構建共享的語義系統，形成“習慣性”的理解、印象和隱喻。同時，根植於已有的文化群體，人們還可以構建新的文化資源，形成新的文化群體。
但是，文化不是外在所賦予、固定不變的，人們也不是被動地由文化所塑造的。與之相反，文化是可變、充滿活力的，隨著人們努力“感知”自己和周圍世界，而不斷地被創造和重塑．從而持續演進。盡管文化塑造了人們的思考內容以及行為方式，但其本身也是人們社會關係影響下的結果（Latour，1987）。人們並不一定生活在同質的文化中，我們都清楚地意識自身與他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並且明確區分“我們”、“你們”、“他們”，以及與我們不相關的“其他社會”。在個人生活軌跡中，人們會發現自己經常被拖拽至不同的方向。比如，在我們所生活的關係網中，有一些行為原則會占據主導地位，人們按照這些原則行事，但這些原則與另外一些關係網中的原則相悖，將人們推至相關方向。“原始社會”（primitive society）中人與人之間形成密切聯繫的“禮俗社會”（gemeinschaft）文化特徵；與之相反，人們當代的生活世界被相互滲透的多重文化“層級”（layers）所分隔。新古典經濟學語匯鼓勵人們將來自各方的壓力視為衝突中不同的“偏好”以及由偏好而形成的“利益”。而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92）則認為偏好的形成原因並未受到關注，關注“文化”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形成“利益”衝突背後的社會進程。如果人們能更加清楚地認識這些社會進程，或許可以更有效地解決衝突。
當前，在尋求如何通過協作來管理公共場所的共存問題時會出現一些難題，即這一過程需要與多種生活模式和多元文化群體產生交集。而在早期這並不作為問題，因為當時多樣性並未受到關注，人們先人為主地認為社會是同質的，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公眾可以將制定公共政策的權力統統交給政府精英，及其所屬的文化形成過程。而缺乏社會影響力的群體也可能通過階級斗爭推翻原有的統治階層，並用本群體的文化取代原有統治階層的文化。如今，社會精英以及階層固化的社會受到民主訴求和民粹主義的強大壓力，人們普遍認識到多樣性和差異性，認識到來自不同生活圈的人必須彼此“面對”。如果我們意識到這種多樣性並不僅僅是浮於表面的利益爭鬥，而是根植於文化形成的隱性和顯性過程中，那麼相較於民粹主義者和經濟學家的爭論，這種差異則更加根深蒂固。如果人們生活在不同文化群體中，建構其生活世界，形成不同的“語言”和“價值體系”，那麼人們如何針對社會公共事務開展對話?如何跨越這些障礙和偏見進行對話，確定什麼是正確的?如果基於自身文化參照系形成的“正確”觀念，那麼人們在惡劣的環境中如何捍衛自己的初衷?是否存在凌駕於個體差異之上的絕對優先選項（例如環境管理和自然公正的責任）?所有這些批判性問題是否會讓人們陷入“文化相對論”，最終也會如其所批判的狹隘工具理性和物質主義一樣草草收場?一些利益群體主導抽象系統話語體系，擁有可將自身觀點強加於他人之上的權力，那麼如何才能約束這些利益群體?
制度主義方法認為，若要解決文化差異下的協作困境，首先需要認清文化差異存在的維度（“人們是從哪兒來的”）；其次，積極創造新的文化概念，建立共享的語義系統和行為方式，在現有的文化形態之上再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層級”。地區環境規劃因此也成為構建和傳播“文化層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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