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塔行【吳爾芙經典傳世之作，出版91周年雙面海報燙銀書衣典藏紀念版】

國際知名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在許多閱讀經驗中，有些書就是得等到讀者準備好了，一切才會水到渠成！這需要運氣，而我很幸運地讀了《燈塔行》！

文學史上的傳奇作家，塑造文學史的經典之作
現代主義小說開創性之經典作品，談婚姻、藝術，談人生、死亡……
出版91周年，雙面海報燙銀書衣典藏紀念版，偉大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燈塔行》：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一個簡單的問題；一個容易隨著歲月迫近人的問題。
偉大的啟示從沒有來到。倒是有每日小小的奇蹟、闡釋，黑暗中火柴突然地劃亮；這兒就有一個。
獨家收錄：名家推薦專文導讀／交大外文系教授馮品佳、譯者宋德明，以及吳爾芙大事年表
★聯合共同推薦／紀大偉（政大臺文所副教授、《同志文學史》作者）、施舜翔（作家）、張小虹（臺大外文系教授）、葉佳怡（作家及譯者）

★名列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Modern Library 100 Best Novels）
★《時代雜誌》評選百大英文小說（Time’s All Time 100 Novels）
★1927年甫出版便好評不斷，被譽為吳爾芙最偉大的小說作品之一
★影響深遠，具劃時代里程碑意義，女性文學、現代主義之經典

為什麼我會對這故事感到難以置信且無可救藥的浪漫？我想是因為過往的記憶；我看到孩子們在花園裡奔跑……夜晚的海洋……四十年的生活，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這基礎之上，也時常被回憶滲透：太多太多的一切，我永遠無法解釋。
──維吉尼亞‧吳爾芙

《燈塔行》可說是吳爾芙自傳色彩極為濃厚的小說，利用獨特的意識流技法，探索了角色的內在思維，並描繪了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社會。旨在探討婚姻、感知，記憶和時間消逝之題。
小說中的雷姆塞先生與雷姆塞太太脫胎於吳爾芙的父母。吳爾芙的父親在聖艾芙斯購置了一棟別墅，每年夏天前往度假，直到她母親過世。所以吳爾芙在十三歲前每年都度過一段歡樂的假期，也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與小說中一樣，別墅旁邊就是海灣，海中小島也真的有一座燈塔。吳爾芙十歲時編過一個故事，就是《燈塔行》的雛形。
小說第一部分〈窗〉精確刻畫日常生活中夫妻婚姻間存在之衝突與心靈和諧的狀態。第二部分〈歲月流逝〉以快速筆調描寫十年之變遷，人事已非。第三部分〈燈塔〉敘述喪偶之雷姆塞先生與其子女完成其妻生前未竟的燈塔之行。全書文辭精鍊，象徵意味濃厚，並充滿吳爾芙揮之不去的女性意識關懷。

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英國小說家、散文家之一，也是文學史上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出生於倫敦書香世家，父親為十九世紀研究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作家、編輯萊斯利‧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也因而家中時常有文人名士來往。自幼耳濡目染，聰穎且善感，非常年輕時便展現出眾的寫作才能，和姊姊結交許多文友，形成了當時倫敦最富盛名也最具影響力的藝文小圈圈「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並在其中扮演要角，對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文化影響極深。其中成員包括著名小說家Ｅ. M. 佛斯特、藝評家羅傑‧弗萊、詩人魯伯特‧布魯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等人，可說是匯聚當時最為菁英分子的小團體。
然因天性敏感，加以少時姊姊、母親、父親相繼離世，造成精神上崩潰，並長年為憂鬱症所苦，最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間，在住家附近投水自盡。
曾出版多部長篇傑作，包括《戴洛維夫人》，乃至充滿詩意與高度實驗色彩的《海浪》。同時也著墨於文學批評、短篇故事、傳記與報導寫作，包括充滿戲謔顛覆意味的《歐蘭朵》、《自己的房間》等影響甚遠的女性主義書寫。

譯者簡介
宋德明
專業譯者，曾任教香港大學、台灣大學等。

★聯合共同推薦／紀大偉（政大臺文所副教授、《同志文學史》作者）、施舜翔（作家）、張小虹（臺大外文系教授）、葉佳怡（作家及譯者）
★1927年甫出版便好評不斷，被譽為吳爾芙最偉大的小說作品之一
★影響深遠，具劃時代里程碑意義，女性文學、現代主義之經典

為什麼我會對這故事感到難以置信且無可救藥的浪漫？我想是因為過往的記憶；我看到孩子們在花園裡奔跑……夜晚的海洋……四十年的生活，所有這一切都建立在這基礎之上，也時常被回憶滲透：太多太多的一切，我永遠無法解釋。
──維吉尼亞‧吳爾芙

譯序（節錄）
苦悶的象徵──簡介吳爾芙與《燈塔行》 宋德明
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f）婚前的姓是史蒂芬（Stephen），西元一八八二年生於英國倫敦。她的父親是十九世紀知名的學者萊斯理‧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她的母親茱麗亞（Julia）於一八七八年與他結婚，是他第二任妻子。史蒂芬爵士的亡妻留下一女蘿拉（Laura），茱麗亞攜來與前夫所生之一女二男──史黛拉（Stella）、喬治（George）與傑洛德（Gerald），他們結婚後又生下二女二男，依順序為溫妮莎（Vanessa）、托比（Toby）、維吉妮亞、亞得連（Adrian）。
吳爾芙從小就展現文學方面的天賦，常常編些故事取悅兄弟姊妹。她的父親也很早就看出她的才華，准許她隨意閱讀他藏書房中的書籍。吳爾芙沒有進過正式的學校，她的教育就是藉這樣自修而來。一八九五年茱麗亞去世，給一家人帶來很大的震撼。吳爾芙天性敏感，又很依賴她的母親，因此在此噩耗後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經妥善療養後才康復。她的父親本來脾氣就壞，遭此打擊後變得更為暴躁。自此之後家務由長女史黛拉操持，但兩年後她也不幸去世，使全家陷入更為困窘的境地。史黛拉原先承接的責任落到溫妮莎頭上，諸多現實的問題使她與她的父親的關係日益惡化。吳爾芙對她父親是有感情，但其中也夾雜著恨意，因為他此時的乖戾情緒已令人難以忍受。當史蒂芬爵士於一九0四年去世時，吳爾芙再度精神崩潰，而且比前次更為嚴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對她的父親充滿了罪惡感。她拒絕進食，並企圖自殺。
當她好轉後，她與溫妮莎、托比、亞得連四人遷居，開始獨立的生活。同時她也開始在報刊發表文章。他們的新居變成一個聚會所，托比常邀請他劍橋的朋友們來此談天，吳爾芙與溫妮莎也參與其中。這些來訪的朋友都是自命思想前進的一群，幾乎無所不談，而且直言無諱。在這一群人中，里頓‧史特萊契（Lytton Strachey）後來成為傳記作家；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志在藝術評論；戴斯蒙‧麥卡西（Desmond MacCarthy）想寫一本偉大的小說，沒有寫成；塞克遜‧唐納（Saxon Turner）想在音樂方面有所成就，但後來也一事無成。儘管這些人中有的未來並沒有大作為，但他們長期的交友往來成為二十世紀英國文壇上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文學掌故。他們被當時相關人士稱為「布倫斯貝里文藝圈」（The Bloomsbury Group），近年來迭有討論這一文藝團體的著作與當時相關人士的回憶錄發表。在這個團體中，吳爾芙無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
四個兄弟姊妹的新生活開始沒有多久，又有悲劇降臨到他們身上。一九0六年他們前往希臘旅行，中途溫妮莎與托比感染上傳染病，溫妮莎後來痊癒，托比則不治而死。這個不幸對於吳爾芙又是一個重大打擊。她親愛的姊姊溫妮莎又旋即決定與克萊夫‧貝爾結婚，吳爾芙與她的弟弟亞得連只得再另覓新居。
覓妥居處後，「布倫斯貝里文藝圈」的聚會又重新開始，除了當初一些核心份子之外，又有很多其他文人藝士前來參與。這時的吳爾芙不再像過去那樣害羞與沉默，她變得言詞鋒利，自信十足。這一特點證明她已接受並發揚了這一團體所信守的哲理與生活方式。他們希望揚棄維多利亞時期人們的那種假正經與道貌岸然，相信做人應該要在言語與行為方面絕對地誠實與開放。吳爾芙與這個團體中很多異性的朋友（包括她的姊夫）都維持著親密的關係，因為他們的信條之一就是盡量不去區分愛情與友誼。
吳爾芙繼續寫她的報刊文章，同時在朋友的鼓勵下開始創作她第一本長篇小說《啟航》（The Voyage Out）。在寫作上她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一絲不苟。而由於她生性高度敏感，朋友們在評論她的作品時都非常小心，免得傷害到她。
一九一二年，她與雷奧納德‧吳爾芙（Leonard Woolf）結婚。雷奧納德早先也是吳爾芙家中聚會的一員，後來赴錫蘭任公職。他為了吳爾芙放棄了他的仕途發展與她結婚。他是個性情極好的人，要不是因為他，吳爾芙恐怕不會有日後這樣大的成就。雷奧納德終生鼓勵支持他的妻子得寫作事業，是她最強而有力的精神支柱。「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這句話應用在他們身上要改寫。
結婚後沒多久，吳爾芙的精神疾病又發作了。這種病症（癲狂與抑鬱發作症）註定要糾纏她終生。幾乎沒有例外地，每當她完成一部小說作品時，病症就會發作。可見她在作品中最為重視小說，投下的心血最多，而她在完成一部小說時，常害怕它是失敗之作，精神的壓力使她發病。婚後的第一次發作就是在《啟航》接近完成的時候，而且時間延續得相當長，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五年，所以《啟航》的出版延遲了許久。吳爾芙相當重視她丈夫對她小說的評價，如果她對自己某作品不滿意，她就要求由他決定是否要出版。
一九一七年，夫妻二人合力創辦了「侯佳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開始時只是業餘性質，並且主要是希望對吳爾芙的病有治療效果。擁有這家出版社最大的好處是使吳爾芙不必再向其他出版商低頭，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寫作。數年之後，出版社經營的成績不惡，使他們夫婦二人信心大增。在英國現代前衛文學的發展上，「侯佳斯出版社」也扮演了一個推波助瀾的角色。艾略特（T‧S‧Eliot）《荒原》（The Waste Land）的第一版就是由其印行的。
吳爾芙的第二本小說《夜與日》（Night and Day）出版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0年代是她創作力最旺的時期；一九二二年《傑可的房間》（Jacob `s Room），一九二五年《戴洛威夫人》（Mrs．Dalloway），一九二七年《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一九二八年《奧蘭多》（Orlando），一九二九年《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 `s Own）。接下來的重要作品是一九三一年的《波浪》（The Waves）與一九三七年的《歲月》（The Years）。最後一本小說《兩幕之間》（Between the Acts）是在她死後出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吳爾芙的病痛與日加劇。目睹世界愈來愈瘋狂，她生存意志也愈來愈薄弱。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她終於投河自盡。 

苦悶的象徵──簡介吳爾芙與《燈塔行》／宋德明

◆窗 The Window
◆歲月流逝 Time Passes
◆燈塔 The Lighthouse

重讀《燈塔行》／馮品佳

吳爾芙重要大事年表

窗 The Window
Ⅰ
「好呀，只要明天天氣好。」雷姆塞太太這麼說。「但是你得起得跟雲雀一樣早呦。」她補上一句。
在她的兒子聽來，這些話傳達出一種無比愉悅，好像這趟遠行確定去得成了。看來，他多年盼望的奇景，在一夜的黑暗與一天的航行後，就可以觸摸得到了。詹姆士‧雷姆塞此刻正坐在地板上，剪著陸軍與海軍商店附插圖目錄裡的圖片。聽到他母親的話，一張冰箱的圖片在他眼裡變成了天賜的福祐；這是因為，雖然他年紀才六歲，他已經屬於那種無法將這種感覺跟另一種感覺分開的人，他必須要讓未來的遠景，伴隨其喜悅與哀愁，壟罩住他目前手邊的東西。對這種人來說，即使是小小年紀，官能之輪的任何轉動都足以使它所遮蓋或照射的一剎那靜止、結晶。冰箱鑲滿了喜悅。手推車，割草機，白楊樹的聲音，葉子在雨來前變淡了。白嘴鳥在叫，掃帚碰撞，衣服瑟瑟作響──所有這些在他心中都色彩鮮明，清晰可辦，使得他已擁有了他專有的語碼，他的秘密語言。儘管他看起來一絲不苟，高聳的額頭，銳利的藍眼，清明澄淨，對著人類的脆弱皺著眉頭，這使得他的母親，看著他小心翼翼地繞著冰箱圖片剪著，想像他身穿紅貂長袍，坐在法官席上，或是在一場公務危機中指揮著一件重大的事情。
「但是，」他的父親佇立於客廳的窗戶前，說：「明天天氣不會好的。」
要是手邊有把斧頭、火鉗，或是任何能在他父親胸前砍個洞殺死他的武器，詹姆士一定會立刻抓來宰了他。雷姆塞先生只要出現就會在他的小孩心中激起這麼極端的情緒。他站著，瘦得像把刀子，薄得像片刀鋒，譏諷地冷笑；他不但以澆他兒子冷水與嘲笑他的太太為樂（她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比他好上一萬倍，詹姆士想），而且還衿衿地為他自己的判斷洋洋自得。他說的話總會應驗。一向是如此。他不可能說錯，從不會弄亂事實，也從不會改變一句令人討厭的話來取悅他人，他的小孩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是他的子女，應該從小就了解生命是艱苦的。事實是不容妥協的。我們通往太虛幻境，在那兒我們最光耀的希望將被熄滅，我們脆弱的吠聲將要在黑暗中沉沒（想到這兒，雷姆塞先生會挺直他的背脊，瞇起他小小的藍眼往地平線望去），這條路上最需要的是勇氣、真理以及耐力。
「但是也許天氣會不錯，我想會不錯的。」雷姆塞太太說，同時不耐煩地搓著她正在織的紅棕色襪子。如果她晚上能織完它，如果他們真能去燈塔，她要把它送給燈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的髖關節感染了結核菌。還要送給他們一大堆舊雜誌，一些菸草，還有那些堆滿屋子卻沒捨麼用途的東西，都拿去送給那些可憐的人；他們一定無聊死了，整天坐著，除了擦擦燈，修剪燈蕊，掃掃花園外沒別的事可幹。該拿點東西逗他們高興。想想看，你怎能忍受一整個月，甚至還有更長的時間，關在一個網球場大的岩石上，還要忍受暴風雨？她這麼問。而且沒有信，沒有報紙，看不到任何人。如果結婚了，看不到太太，不知道小孩子怎麼樣了，是不是病了，有沒有摔下來跌傷手腳。一周復一周看到的都是單調的波浪拍打著。然後可怕的暴風雨來了，窗戶上打滿了水沫，鳥兒被風吹撞到燈上，然後整個地方搖晃起來，又不敢探頭到門外看，怕被捲進海裡。你們覺得這樣好嗎？她問，是針對她的兒女們而問。接著她改變語氣說，一定要帶給他們一點安慰。
「風向西邊吹。」無神論著譚斯理說，一邊張開他瘦瘦的手指讓風吹過去。他現在正陪著雷姆塞先生作黃昏的散步，在走廊上走來走去。他的意思就是說，風來的方向是最不適合去燈塔的。是的，雷姆塞太太承認，他說的話令人不高興。他真是太惡劣了，火上加油，使得詹姆士更加失望。但同時她不會讓他們嘲笑他。無神論者，他們叫他：「小無神論者。」露絲嘲笑他，普璐嘲笑他，安德魯、傑斯白、羅傑都嘲笑他。連沒牙的老拜傑都要譏諷他，說︵如南西所說的︶他是第一百一十個一路追著他們到海布里地群島的年輕人，要是沒人打擾該多好。
「胡扯。」雷姆塞太太嚴厲地說。的確，他們是從她那兒學到誇大的習慣，她也的確是請了太多的人來往，有些還得安置到城裡，但是她不能容忍他們對她的客人無禮，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都窮得像教堂裡的老鼠，「非常有能力。」如她丈夫所說，都是她的崇拜者，來這兒度假。真的，她保護著所有的男性，探究其原因，有的她解釋不上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豪氣勇武，因為他們磋商條約，統治印度，控制財政，還有因為他們對她的態度──那是任何女人都會感覺愉悅的，那種信賴的，小孩似的敬仰態度；那是年長的女士可以從年輕人身上得到，但是卻不至於因此而喪失尊嚴。有一種女孩最悲哀──祈禱老天爺，她的女兒不會是那種人──她們無法感覺那種價值，以及那種令她刻骨銘心的意念。
她嚴厲地對南西說。他沒有追她們，他是被請來的。

重讀《燈塔行》
馮品佳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在年刊登了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一篇短文，文中愛特伍回顧她十九歲時第一次閱讀《燈塔行》的不解與不耐。她直言看不出到底雷姆塞太太有何迷人之處，也不明白為何大家要容忍雷姆塞先生的專橫，更不瞭解莉莉為何一味自我貶抑。四十三年之後，當時已年逾耳順的艾特伍特在自己的度假小屋中重新挑戰閱讀《燈塔行》，發現小說裡一切「完全到位」。愛特伍的結論是有些書必須要等到自己準備好的時候才能讀得通。的確，在人生各個階段對於文學作品的體悟必然有所不同，特別是多層次、有深度的作品，而《燈塔行》即是這樣的文本。吳爾芙在四十五歲出版了這本二十世紀現代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一直吸引著後世的讀者試圖探究其中真義。她年逾不惑時所看到的願景對於現代讀者能有什麼啟發呢？
《燈塔行》和在這本小說兩年之前出版的《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 1925）可謂姊妹之作。《戴洛維夫人》以女主角在倫敦準備晚宴的一天行程為軸心，牽引出戴洛維夫人的生命經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等等主題，甚至有女女情誼的潛藏文本。《燈塔行》是以度假海島為背景，時間軸線雖然包含十年的時光，但是小說中主要角色真正的行動時間卻是只有兩日，一是第一部分〈窗〉中雷姆塞太太與周遭人們互動的一天；另一個部分是第三部分〈燈塔〉中的一天行程，交互呈現雷姆塞先生帶著一對兒女登陸燈塔小島與莉莉試圖完成十年前未完成畫作。兩本小說相似之處，除了都有晚宴場景，都是以女性意識為主，並且透過意識流的書寫手法串聯起不同角色的內心情境之外，最重要的是無限衍伸與擴展有限的時間框架，透過幾個角色的人生經驗探索永恆的藝術與精神世界，將浪漫主義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一沙一世界」的詩句意涵發揮到極致。
因此，《燈塔行》情節看似簡單，但是卻有層出不窮的詮釋可能，例如將燈塔視為人生啟蒙與光明的象徵，將小說中的雷姆塞先生及夫人當成吳爾芙父母的化身等等。每一種讀法都有其依據，這也說明了《燈塔行》豐富的多義性。筆者在三十多年後重讀這本小說，最為有感的是雷姆塞夫婦的互動模式以及莉莉的藝術家成長故事，因為這兩個面向最具有時代色彩、卻也最能反映普遍的社會現象與人類故事，同時具有獨特性與普遍性，因此最能表現吳爾芙卓越的文學造詣。
雷氏夫妻在表面上分別代表「男性智力」與母性象徵。第三人稱的敘事者半帶諷刺提到哲學家雷姆塞卓越的心靈已經到達Q級，而他衷心渴望此生可以晉升至R級。這Q與R在二十六個字母的排序屬於達中後階段，看似崇高，卻又不上不下，恰可說明雷姆塞為何對於自己的聲名極其憂心，也因而不斷需索同情，也希望從旁人尊崇的眼光中重新換得自信。相對而言，雷姆塞太太即使年已半百，膝下有八個孩子，卻對於自己的外貌及吸引力從不懷疑。她與丈夫之間的互動最戲劇化的一幕是雷姆塞因為自己陷在Q而無法升級時向妻子尋求同情。在六歲的小兒子詹姆士目擊下，雷姆塞太太如同盛開的玫瑰提供了丈夫所需求的能量。敘事者接著描寫在丈夫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雷姆塞太太「好像就立刻將自己包了起來，一片花瓣緊靠著另一片花瓣，而整個組織因疲累倒在它自己上面，以至於她祇剩下僅存的力量去移動她的手指，從極度的放縱到疲累，去翻格林童話故事的書頁。同時她全身悸動著，因成功的創造所帶來的狂喜而悸動，如同一個彈簧的震動已擴張到最大的寬度，漸漸地徐緩停止它的震動」（頁五四）。這個玫瑰盛開、瞬間枯竭與共振亢奮的意象應該是他們夫妻之間互動的常態，因此詹姆士的憤恨是有感於父親一再對於母親進行精神掠奪，不僅只是一般的依底帕斯情節作祟。
雖說這一幕可以說是對於雷姆塞太太的一種禮敬，以玫瑰形容她旺盛芬芳的生命力，滋潤著周遭環繞她的人們。另一個方面，雷姆塞太太的反應更值得我們深思。雖然丈夫陰晴不定的脾氣與強烈的需求讓她感到疲倦，但是她也因為對於丈夫的貢獻而得到滿足。吳爾芙並且更深一層的呈現雷姆塞太太內心的想法，讓讀者了解她是如何內化了維多利亞式的父權主義。她心中的不滿不是因為自己能量的耗損，而是意識到丈夫對自己的依賴，不願意周遭的人懷疑丈夫絕對的權威，更不願意看到她自己視為完美的男人有任何瑕疵。對於雷姆塞太太而言丈夫最為重要，即使周邊之人都將她奉為完美的化身，她卻甘願自我貶抑，認為自己能給予這個世界的相形微不足道。即使家中的食指繁浩，花費日益難以負擔，還有那些「小孩子都看得到的瑣事」、乃至於丈夫學術著作的品質下降，在在都是她不能與丈夫分享的煩惱。透過雷氏夫婦的互動，吳爾芙精準地呈現了二十世紀初期英國中上階層社會的男女關係，這其實是複製千百年以來父權社會的模式，即使是如雷姆塞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未能免俗，甚至是以愛智之名更理直氣壯地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