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

用中華夢和馬克思主義包裝的中國，和用儒家裝飾的中國，
本質上都是法家的「秦漢式政體」（Qin-Han Polity）。

中國權貴為什麼對「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鴉片般上癮？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

──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

本書的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它形成於歐亞大陸東部特有的地理生態環境，和形成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在法理上強調國際比較和競爭的「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恰恰相反。

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是好的嗎？作者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皇帝、官僚體系和黨國體系的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飢荒，在四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佔到當時總人口的5％－10％。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西發里亞體系」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

作者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也是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包括：（1）先秦的中華世界（春秋戰國）；（2）宋代的中華世界（宋金遼西夏大理諸國並存）；（3）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華世界（北洋政府時代）。然而，北洋時代之後的國共兩黨主政中國，令中華世界再次淪落為專制秦漢政體。1949年，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作者用單獨一章分析了宋代的「中華秩序之停頓」。他認為，處在澶淵之盟──相當於西發里亞條約的中華版──的宋代（960－1279），不僅創造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機遇。但它被不幸地遺棄，其深刻教訓也大半被遺忘，直到今天。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認為北京作為新的「中共秦漢式政體」，建政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文化革命、改革開放，及其伴隨著的各種官方敘事，彰顯出它被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所支配的歷史。

和古代的政權不同，中共政權是生活在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成員。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卻深受其必需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有放棄世界革命，不再追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種新的大同論，接受美國領導的西發里亞―全球化貿易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壯大。而伴隨著它的富強，陰魂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中國的經濟模式──「裙帶資本主義」──和它創造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令中國對當前世界秩序的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

在美國學者王飛凌看來，習近平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過是古老中華的「大同世界」或「天下體系」的現代翻版。只是這個詞更野心勃勃，它不僅僅侷限在東亞大陸，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華秩序。

然而它會成功嗎？它有哪幾種可能的結局？中華世界的歷史已經昭告出答案。

王飛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 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的戶口制度》（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發表過中英文文章數十篇，其中一些已經被譯為法、意、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Al Jazeera, AP, BBC, CNN,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翻譯及校對：王飛凌、 劉驥

國際書評

「這是一本重要的、紮實而有力的原創性著作，分析研究了從古代到可見未來的中華國家之製度的優劣與長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Edward Friedman。

「這是一本傑作。作者對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作了一個宏大，全面乃至史詩般的評議。其觀點與分析證據充分，令人信服；其引證的中文和英文資料之豐富和多樣令人驚嘆。未來的許多年裡，每一個想要認真了解中國及其世界地位的學生，都會將此書作為必讀書。」——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Daniel C. Lynch。

「這本書是對過去和現在的中華世界秩序和地緣政治戰略的一個充滿創意、令人興奮的宏大探討。它必將成為一本經典著作。」——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Ming Xia。

「作者觀點的陳述和論證是如此的周全徹底，極為高超，任何想要談論中國模式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憑藉其啟迪性和創新性的論點，本書是了解和研究中國模式之意義和影響的理想讀物。」——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鳴謝
引言

第一章＿中原與中華：淵源與基礎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個語義學問題
◎作為一個世界的中華：生態地理塑造心靈
◎中國人與中華多民族
◎歷史與中華歷史記錄
◎初起：先秦中華世界
◎戰國時代的輝煌與和平
第二章＿秦漢政體與中華世界帝國
◎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
◎秦政體：中華極權主義
◎秦天下：一個世界帝國秩序
◎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
◎儒家和法家的聚合
◎中華秩序的鞏固和擴展
◎中華秩序的復興與東西方大分野
◎中華秩序的演變和升華
◎從第二次大分立到終極型中華秩序
◎滿清世界帝國

第三章＿被遺棄的宋代大轉折
◎宋朝：一個非同尋常的秦漢式帝國
◎宋代的中華世界
◎澶淵體系：歐亞大陸東部的新世界秩序
◎澶淵之盟：中華版西發里亞和約
◎中國人心目中的澶淵體系
◎輝煌的宋代：澶淵體系下的中華世界
◎宋代：中華古典文明的頂峰

第四章＿評議中華秩序
◎中華秩序的主要特徵
◎中華秩序與西發里亞體系之比較
◎昂貴的理想：專制統治
◎不相兼容與長期停滯
◎致命的西西弗斯與無盡的煉獄
◎壟斷導致停滯

第五章＿百年國恥與進步世紀
◎中華秩序的衰敗與消隱
◎西化成為生存之道
◎滿清帝國不同尋常的崩潰
◎中華民國：機遇、成就與失望
◎重新評估晚清與民國時代
第六章＿大躍退與新崛起
◎民國政治：頑固而轉型中的威權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毛澤東與民命
◎槍桿子、詭術與諾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秦漢政權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秦漢政體
◎次優化經濟與富國強軍

第七章＿天下與西發里亞之間的中華博弈
◎天下使命
◎毛澤東的新中華秩序世界戰爭
◎為敵所救且致富
◎對外開放與韜光養晦
◎中國夢：中華復興與全球治理

結語＿可能的未來
引用文獻與著述

引言
人們很容易列舉出一長串關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特別之處。然而，困難的是如何解讀和權衡，從而確認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國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幾個悖論和謎團：中國經濟按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從1990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躍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預計不久就會取代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同時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軍費預算（其增速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然而，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種種無休止地追求更多權力、強化控制的行為，傳達出強烈且不斷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情緒。按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卻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錢，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響力：僅在2012－2015年就對外承諾了1.41萬億美元，以當今美元計價是60多年前美國馬歇爾計劃的10倍。儘管如此，中國在西方（美國、歐盟、日本）以及從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約旦、菲律賓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數民眾歡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為欺凌他國的霸主，承諾「始終維護國際法治、公平與正義」，並呼籲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當第一次面對國際仲裁廷的海事糾紛裁決有利於其弱小鄰國時，其行為與其他任何霸權強國並無二致。

如同預期的，有關中國及其崛起的書籍文章已經汗牛充棟。2014年的六個月裡，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種關於中國的英文書籍。其共同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有些還特地去「揭秘」中國。但是關於中國的著述與七十年前研究另一個崛起的異己力量——前蘇聯——的學術成果很不一樣。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對外關係》（Foreign Affairs）雜誌匿名發表分析蘇聯的文章之後，西方學界迅速匯集起來，產生了一個持續幾十年的對蘇遏制和冷戰大戰略。而迄今為止，關於中國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獻大多充滿遲疑，具有濃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預測和堅定的政策。多年來「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國及其崛起的關鍵詞。對現在主導世界的領袖們的標準建議，大體上都是一個應付與蒙混戰略，通常混合著一些對中國崛起表示歡迎的接觸、綏靖和讓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懼、以防萬一的後備措施 （hedging）；以及一種頑固的、試圖同化中國的期待 （incorporation ）。

所有這些朦朧不清和猶疑不決，主要原因是對中國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對於崛起的中國意味著什麼的認知更是偏頗游移。研究中國，的確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為傳統的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堆積如山的各種訊息甚至神話（經常是有目的地製造出來的巧妙故事）混亂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鐘都在閃爍變幻。因此，已故學者包瑞嘉 (Richard Baum) 評論說，觀察中國是一個「奇特、令人沮喪、迷人與危險交織在一起的工作」；資深觀察家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則認為，以錯誤的假設進行一廂情願的思考，讓「西方決策者和學術界一再把中國搞錯」。

如今的西方學界，有人在爭論中國的現實與幻像，以及觀察者該如何解釋與構建；有人探討中國人在想什麼、如何想，並得出各種結論和各種假設；有人轉向過去，尋求歷史的相似性，討論中美衝突是否會出現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毫無意義的悲劇宿命。有人開始探索中國特有的中國中心觀念及其影響；有人斷言中國的崛起是一場中國要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有人認為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去塑造中國的政策選項和行動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了一個強大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與「完美的獨裁」，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個低效而劣質的獨裁國家；還有些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走向結束而不是什麼崛起，它的統治正在潰敗。無論如何，很少有人會不同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國崛起，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對整個世界秩序和人類福祉，都將帶來難以確定但深遠的影響。

中華秩序
本書加入關於中國和中國崛起的探討，試圖全面分析中國力量的本質。通過重新解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本書著重描述與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且往往是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於用儒學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即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之上。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華秩序因此意味著一個世界性的秦漢政體。它植根於長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態，這個中華秩序下的世界帝國（world empire），從公元前三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幾乎統治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民族，並不斷演化以趨於完善。作為一種理念和政治傳統，中華秩序決定了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些關鍵性特質。在這兩千多年裡，整個中華世界（Chinese World）其實也有過多次分裂，形成多國分治時期。其中最主要的斷層期是宋代（10-13世紀）。宋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豐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討。本書第三章將會對此仔細分析。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擴張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義/全球主義（political universalism）當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各個大陸上都曾出現過可以識別為世界帝國或「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權。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即整個已知世界）近似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後來歐洲人的整個「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國統治者們，從羅馬人、西班牙人到英國人，都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帝國，以統治整個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國人的天下體系即中華秩序，卻是最持久、最獨特的存在，徹底而精緻；在今日中國依然有著無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實際的影響力。與歷史上許多其他世界帝國（以及想成為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國、穆斯林哈里發、帖木兒汗國、印加帝國，或者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等等——不同，中華秩序曾連續數百年存在，並統治了其支持者們確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兩千多年內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作為一個代表特殊社會經濟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中華秩序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思維範疇，猶如歐洲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為一種政體和世界秩序，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可行，經過历史考验，在政治上也是诱人的。但在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方面表現不佳，是個次優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稱為「中国人的生活秩序」。中華秩序在中華世界裡形成了中華文明，有别於羅馬帝國之後的地中海—欧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後者在事实上遵循、隨後在法理上認可一種國際比較和競爭的世界秩序，即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中華世界在19世紀中期後，也被強力納入了源自歐洲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漢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它的人民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但卻有能力富國強兵，在国际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里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從而給全球人類帶來新的選擇。這對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經非常明確而且意義重大。
本書之章節安排
本書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我也嘗試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評價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許多世紀以來，中華秩序對各種威權主義統治者們而言，都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在中華精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但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儘管有過多次王朝興亡，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卻是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外來力量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為僅僅是現實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國的統治者們對此從來沒有滿意，儘管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這個所謂的「百年國恥」（1840年代－1949）期間其實經歷了偉大的試驗和進步。與中國官方和主流歷史敘事相反，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即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這些時期包括：先秦的中華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國。中華秩序的基礎——秦漢政體——在十九世紀末開始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革，但這一變革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強力中止並扭轉。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本書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試圖揭示秦漢政體所固有的尋求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頑強存活，及其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剝去掩蓋在中共秦漢政體及其驅使中國去追求中華秩序的必然這個核心問題上的種種有意無意的包裝粉飾，如何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其崛起的性質，以及應該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力量，就變得十分簡單明瞭了。這或許會令許多經常誤報信息、並誤導人們的故弄玄虛的分析家們和過於熱心的辯護士們大失所望。詳細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治理上和社會經濟發展上的總體記錄，將是筆者另一本書的任務。在這裡，本書僅簡略地描述中共為了生存、權力和控制而在國內國外的不斷鬥爭。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只是通過選擇性地接受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得以致富壯大。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道路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力量隨著國家資本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發展，而不成比例地強盛起來；深藏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中國力量的崛起，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這個挑戰包括了國際關係學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所描述過的兩種基本路徑：一、國際體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國主權平等定序原則（ordering principle）的改變。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由此變成一個「非常不滿足的國家」；中國的經濟模式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誘人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會令中國對世界秩序的不滿和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也更影響深遠。

本書的各章內容簡介如下，第一章旨在回答三個問題：什麼是中國或者中華？中國歷史是如何編寫的以及應該怎樣解讀中國歷史？什麼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思想和傳統？藉由對中華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和一個世界、一個自成一統世界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諸項基本事實的重新解讀，本章探討了中華秩序的豐富而多元的起源。它論述了歷史對中國人的宗教角色以及重新解讀中國歷史的迫切需要。本章也概述了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的戰國時代，是一個封建的、西發里亞式的中華世界秩序。

第二章是關於中華政治和中華世界秩序的理念與傳統。中華秩序是中華中心主義的、天下體系的世界帝國秩序，是基於秦漢帝國政體之上的，即表面上是儒家，但本質上是法家（或現實主義）的專制政體。這個政體的性質是威權主義甚至是極權主義，命中注定為了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去（或者假裝去）征服和統治整個已知的世界。中華秩序是人們特別努力為之和精心設計的結果，憑藉武力、權術、詭計以及純粹的運氣等偶然因素而得以成功。作為人類政治治理的一項重大成就，中華秩序有著自我強化並不斷複製的機制。它對各民族的統治精英都極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癮，因此在中國人心裡獲得了一個超穩定的地位，從而能夠主宰中華世界，並使之停滯不前，長達許多世紀。

第三章中，我對中華世界政治史中的一個特別階段提供一種修正的認識。探討了極有意義、但長期被忽略的宋代（10－13世紀）時中華秩序的中斷。當時整個歐亞大陸東部，存在一個法理上類似於西發里亞國際體系的世界秩序，即澶淵體系。這是個深刻的、一直被曲解乃至拋棄的歷史大轉折，裡面蘊含著對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領導人都非常有裨益的豐富信息。宋代之澶淵體系的消亡，就像秦國結束戰國時代一樣，是對中華文明的另一個悲劇性摧毀。

第四章考察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的特點和歷史記錄。本章總結和評議了中華秩序的主要特徵、異常的持久力、及其強大的復辟能力。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中華秩序對統治精英、對有政治野心的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但記錄顯示，與西發里亞體系的世界秩序相比，它在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基本是停滯、落後、極為次優化（suboptimal）。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週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本章就如何理解中華秩序的長命與停滯提出了一些看法。

第五章重新解讀並分析了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的中國政治史。在這個時期裡，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分崩離析，但是作為一個深遠的傳統觀念和強大的政治理想，它並未消失。本章考察了中華世界在這個漫長世紀裡經受的巨大衝擊和經歷的宏大變革，認為這是一個充滿實驗和進步的世紀，而不僅僅是中國官方歷史敘事所宣稱的「百年國恥」。這是一個歐亞大陸東部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各方面偉大進步的時代，但也確實是一個秦漢統治精英們遭受巨大挫敗和屈辱的時代。頑強的秦漢政體通過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了一個看似不可能但最終卻不可阻擋的全面復辟，打碎了許多厚望也令中國人民錯捨了重大機遇。

第六章介紹並解釋了現今中國政治制度的創立及其本質。巧妙地用民命或者民意（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或者天意（Mandate of Heaven），毛澤東帶領由外國創立和資助的中國共產黨，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崛起為一個秦國式的極權主義政權。憑藉其精明的權術和強大的武力，中共在1949-1950年贏得了內戰，結束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中共借助於進口的意識形態術語和重要的外部援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了中華歷史的一個大躍退和大彎路，抵銷了中國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取得的諸多進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一個新的專制集團統治下轉世復活的秦漢政體，一個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黨國。這個新秦漢政體，為了其政權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對內對外都一直殊死奮鬥：對內，與中國社會和文化（上個世紀以來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不懈鬥爭；對外，同時反對幾乎整個世界。這樣的無休止的拼鬥，於是不可避免地帶來悲劇性的政治治理，及失敗的社會經濟政策。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被迫退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軌道，通過引進和模仿外國，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偉大成果，儘管其總體紀錄迄今仍然是相當次優化的。在民主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比不上七十年前被它取代的中華民國，更不用說與今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相比了。

第七章概述1949年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這是一場持久而劇烈的中華大博弈，一方是這個新秦漢政體固國有的天下政治使命，一方是其難以擺脫的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被秦漢政體的內在邏輯所驅使，毛澤東本能地竭力推動中華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世界帝國夢淒慘破滅。當北京被迫暫停它的世界革命事業、隱藏其中華秩序的雄心之後，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拯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並使其富強起來的正是西發里亞體系。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袖們有選擇地接受了西方領導的西發里亞體系，並由此獲得了豐厚回報。然而，中華秩序使命深藏未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的崛起而再度復活，成為主導中國外交的中國夢的一大主要成份。於是決定中國與世界命運的中華大博弈，將會更加強烈地持續下去。

結語總結了中國力量的本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次優化的巨人，但是在國際上仍然頗具競爭力；中國共產黨不懈追求的中華秩序與當今世界秩序，二者之間不匹配和不相容的程度既深且廣。在概述了中國崛起的幾種可能的未來走向之後，本結語也預告了這本書的續篇——探討因應之策。
第一章
中原與中華: 淵源與基礎

 若欲了解中國是什麼以及代表著什麼，人們需要面對生活在歐亞大陸東部數千年之久、佔全球人口大約五分之一的各族人民所積累起來的信息海洋。與之相稱的是，關於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知識，還被無數的神話所歪曲、不斷地混淆視聽，甚至會誤導一些最勤奮、最專業的觀察者。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已經闡明了中國的諸多神秘之處，但是還有許多頑固難解的中國特殊性仍然阻礙著中國學的標準化和理論化。學者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經呼籲許久：中國學急切需要更多的植根歷史的紮實研究。今天，解讀中國歷史依然是正確理解中國的關鍵。然而，那保存完好、豐富而龐大的中國歷史記錄裡充滿了故意的遺漏、無意的錯訛、巧妙的扭曲和公然的偽造。因此，仔細而全面的、帶著修正的態度去解讀中國歷史，是打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黑匣子的前提。本書的第一步是澄清有關中國或中華（China）、中原或中土（Centralia）的一些常被錯過、訛傳或誤解的基本事實。揭示和糾正的這些基本知識，將會有效地展現中華作為世界帝國的多重源頭。為此，本章將探索中華世界的命名來源、生態地理、各族人民及其對歷史的修撰，起點是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的封建社會，即先秦時代。那時的歐亞大陸東部，處在一個類似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的世界秩序之下。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 拉丁文為Sina, 梵文為Cīna, 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 Chin, 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 Europe）、美利堅（美洲 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 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十到十二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八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 China 或 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 （Cina）而不再稱中國 （Tiongkok）。直到 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 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但是，「中國」一詞在十九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十九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 China （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外，只有在公元四至五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3500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佔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
 
只是到十九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二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精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精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十九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 China (秦) 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 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 China 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依然用中國和 China 作為中英文簡稱。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二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需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 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十七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実》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到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九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十七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精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十九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意。而這些偏見和歧意，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