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謊言的罪人

某些時候某些案件，扭曲人性所爭得的只是醜惡的勝利，
謊言包裹下所贏得的也只是一份扭曲的正義……

十六個真實的案例故事背後，拼湊出來的是一個怎樣的人生！誰是真正的受害者？如何定罪？又有誰能真正代表正義？
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則殘酷冰冷的故事。但除了邪魅血腥的法律事實外，案件背後某些在判決書中看不見的小故事，往往才是串起案件真正的血肉。

本書是作者執業二十多年的反思與自白。
從數百件刑案中著手整理資料，回憶和重建案情，逐案回溯當年每個案件在腦海中的印記，包括被害人、被告、證人和家屬，甚至檢察官和承審法官。有些被害人只是記憶裡的一顆頭顱、一具殘屍或一堆白骨。有被告至今仍蹲在苦牢，有人早已槍決，有人沉冤已雪，也有的還逍遙法外，繼續他們貽害人間的歲月。較特別的是，有兩位檢察官後來也變成了被告，其中一位尚在服刑中。
救人不代表正義，殺人不代表罪惡？從炙熱到冰冷的極境邊緣，往往都膠著解不開的愛恨情仇。
多篇故事反應了作者心中的道德量尺與現實真相的彼此拉扯。有毫不掩飾的描述，很多時候，不少律師是用踐踏正義的方式來成就自己的偉大。更袒露新手律師面對生命中第一件案件時，捫心自問：一個缺乏道德勇氣的人又將如何成為一個好律師？甚或感嘆：為了一份工作，每個人到底該支付多少人生的世故？

身為資深律師的作者的確是說故事的能手，不少事件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直指人心，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本書特色
 ★喜歡《罪行》、《罪咎》以及《正義》，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思索人性善惡的讀者，
看完本書將對人生與法律有更深刻透徹的感悟！
★用筆溫潤解剖過往的人與事，所解剖的不只是案情和法律，而是深層的人性。
★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直指人心，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
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陳金漢律師
一九六三年中秋節生，雲林台西蚊港人。東吳大學法律系畢，執業律師。著有短篇小說《關於十四》、散文《兩滴刺青――母親與我》。

據他所言，書中事件皆有所本。……每句話、每個轉折，也會因過度專注而觸動神經。一
路仔細讀來，對於活生生人性與冷冰冰法律所產生的衝擊，有更深更沉的感受與體悟。
――侯榮惠（一位半退休的廣告人）

面對整個司法系統，作者在高牆與雞蛋間猶豫著。經過二十多年的磨歷，沒有以卵擊牆的
壯烈，卻也進化成屢屢與牆來回碰撞的回力球；以機智與些許世故衝擊再反彈，用輕快的
撞擊聲嘲笑著體制與現實。 ――黃齊睿（文壇新星）


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直指人心！（推薦序）

律師，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頭銜！在其銳利眼神與犀利言辭的背後，實難以得知包藏著究竟是一顆怎樣的心？
與金漢是在朋友餐會中相識，總是在言不及義中互動，總是在杯觥交錯中觀察。雖曾禮貌性互留聯絡方式，私下也未有過片言隻語的交流。直到他送我第一本著作……
訊息承載過多的封面顯得有些雜亂，但是「兩滴刺青」的書名，卻別具認知不協調的吸引力。清楚記得，收到書的第二天恰逢週日，就在一路不忍讀又不捨停的閱讀糾結中，看畢全書已是深夜時分。幼年的失怙困頓，並未坍塌他的人生路途；母親的悲憫情懷，更深遠影響他的受想行識。原來在炯炯眼神與咄咄言辭的背後，竟潛藏著一顆溫良而善感的心。
第二天清晨，趁著思緒尚未平復，寫下寥寥數語閱後心情，發出彼此第一則簡訊。下班前接到他的電話，寒暄數語之後，問起我對哪一篇特別有感，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令我數度掩卷低迴不已的「紅蘿蔔燉飯」那篇。語畢，心中突然升起「莫非這人在試探我，是否只是禮貌性的隨意翻、信口謅？」的念頭，旋即對此小人之心自感慚赧。而後，律師形象淡出，友誼於焉淡入。
大約兩年之後，再次收到他的第二本著作《關於十四》。一口氣閱罷之後，懷著友直之心，直言其中某些情節交代的斧鑿痕，他大肚能容不以為忤，甚至因而有了進一步的「以書會友」交情，彼此若看到不錯的新書，就多買一本送對方。
個人行事龜毛朋友週知，於是有幸成為金漢第三本著作的第一位讀者――校對。據他所言，書中事件皆有所本。由於在校對過程中每個字、每個標點，皆不會放過，因此每句話、每個轉折，也會因過度專注而觸動神經。一路仔細讀來，對於活生生人性與冷冰冰法律所產生的衝擊，有更深更沉的感受與體悟。
自身長期從事做作的消費文案工作，欠缺資格亦難以置喙金漢的文字底蘊。但對自詡資深推理小說控的我而言，金漢不愧是說故事的能手，其中有不少事件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頗得社會派推理的況味。直指人心的貪嗔痴慢疑，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期望金漢能在繁忙工作中持續創作不輟，一如他私淑的德國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讓讀者對人生與法律有更深刻透徹的感悟！
侯榮惠（一位半退休的廣告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推薦序）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用安那•卡列尼娜的這兩句話來形容這本書再適合不過了。
這本書是好友金漢律師執業二十多年面對種種不幸的反思與自白。反思的問題很宏大，大到懷疑法律真的等於正義？在〈真假正義〉一篇中，作者毫不掩飾的寫道：很多時候，很多律師是用踐踏正義來成就自己的偉大。
而在〈三季人〉一篇中，新手律師面對生命中第一件案件，追問自己：一個缺乏道德勇氣的人又將如何成為一個好律師？最後還問道：為了一份工作，每個人到底該支付多少人生的世故？
如果把這些問題問李敖大師，他告訴你：妓女不需要靠性慾來接客，律師不應該靠正義打官司。您會怎麼說呢？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法律之下，難有高尚，而律師常常是那個通行證的製造者。
多篇故事皆反應了作者心中的道德量尺與現實真相彼此拉扯，面對整個司法系統，作者在高牆與雞蛋間猶豫著。經過二十多年的磨礪，沒有以卵擊牆的壯烈，卻也進化成屢屢與牆來回碰撞的回力球；以機智與些許世故衝擊再反彈，用輕快的撞擊聲嘲笑著體制與現實。
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莫曾說：理性是激情的奴隸，除了侍奉和服從激情，不能假裝還有別的差事。當律師用法律包裹的外衣侍奉著被告激情後產生的惡之子，這句話看起來格外諷刺。
看完書我想問：和法律打交道的人啊，要有怎樣的心量，才能被迫接受成為不幸與犯罪的吸塵器呢？
我猜作者可能會說：寸土寸金的都市，新台幣能買到律師的心理空間、而權力可以買到法官的。
至於錢買不到的東西，用靈魂交換也行。在〈誰聰明〉一篇中，你會驚訝的發現舞台上演技拙劣的過氣演員，只要願意將靈魂賣給浮士德，完全可以蛻變成生活中的影后！許多選擇或許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無奈的產物，切莫追問人性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只能說人性從來都是幽明之間的，處在灰色地帶，所以別輕易考驗人性。
全書讀完，或許很多人會生出跟我一樣的疑惑：大律師，您真雞婆！
諸多內容作者毫不掩藏身為律師的犀利與尖銳，句句珠璣。而在看似口尖舌快的背後，作者始終褪不去儒家文化下薰陶出的「良知」。法律給予的訓練是法理情，而傳統文化基因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情理法。過猶不及，作者在〈謊言〉與〈回家〉裡展現的是中庸。
用謊言安慰一個擔心孩子的癌末母親，用喋喋不休勸慰堅決離婚的丈夫。我猜事務所應該是沒有合夥人的，否則……
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在《品格之路》一書中提出了兩種美德：簡歷美德與悼詞美德。這是個人人都在追求簡歷美德的時代，物質與慾望翻騰，金錢共權力翩舞。恭喜出書，這是簡歷美德嗎？不，我更傾向看做這是一位資深法律人長情的告白。
黃齊睿（文壇新星）

 二○一三年六月間，蒙好友東方廣告公司侯總經理贈予《罪行》、《罪咎》和《誰無罪》三本書，是德國知名刑案大律師——費南迪•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大作，給我內心帶來無比的衝撞與震撼。
感謝侯兄賜予我這個良知的洗滌與人性的啟迪。
也感謝侯兄榮惠和羅兄建發百忙中撥冗為本書細心校對和指正。
我從電腦檔案中列出所有辦過的刑事案件。這二十幾年來，我所辦過的刑案總共不會超過兩百件，且盡是些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車禍傷害等之類的芝麻小案，重大案件，寥寥可數。
我用很多的時間整理資料，花了更多的時間去回憶和重建案情，逐案的回憶著當年每個案件在我腦海中所印記的每一張臉譜，包括被害人、被告、證人和家屬，甚至於是檢察官和承審法官。
有些被害人只是記憶裡的一顆頭顱、一具殘屍或一堆白骨。有被告至今還蹲在苦牢，有人早已槍決，有人沉冤已雪，也有的還逍遙法外，繼續他們貽害人間的歲月。較特別的是，有兩位檢察官後來也變成了被告，其中一位尚在服刑中。
歷歷往昔，事杳人非。如過場黑白電影般，一幕又一幕。

刑案，在審判過程中，首重事實真相的發現。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則殘酷冰冷的故事。但除了邪魅血腥的法律事實外，案件背後某些在判決書中看不見的小故事，往往才是串起案件真正的血肉。
相較於民案，刑案更能透徹人性與晦暗。
殺與被殺，害與被害，從炙熱到冰冷的極境邊緣，往往都轇輵著解不開的愛恨情仇。當情緒情感找不到出口時，悲劇就來了，案件就發生了。
感謝那些我所辦過刑案中的人與事，感謝那一片曾經不光采的黑暗，讓我更體悟人性光明存在的可貴。
如果法律能為自己說話，它們第一個埋怨的人就是律師。
這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句名言。
我深信不疑。
律師沒有說謊的權利。
這點，每個律師都清楚，但卻沒有律師做得到，不論蓄意或無心。法庭上，除被告外，律師往往是說謊最多的一位。
很多專辦刑案的大律師都忠誠地服膺著一條圭臬：「律師唯一的天職，就是竭盡所能的為被告辯護，別無其他。」
「竭盡所能」，就是問題之所在。
律師，是除了檢察官和法官之外，聽到最多謊言的人，但也可能是被告之外，說謊最多的人。然，辯護和說謊，本屬二事。每一案件，都是先事實而後法律。謊言下的偽事實，又如何能得到真誠的法律？在法庭上，我們都將謊言包裝成是「據當事人所稱……」，這種說法，往往只是律師為了平衡自己心中的那份罪惡感而已。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把竭盡所能的說謊當成是盡力的辯護。
我常想，如果受刑人關進監獄後應有教化功能，那麼，先期的訴訟程序，就更應具備某種教化功能。因為，被告入獄前學不會的又如何強求能在監獄中學會？訴訟過程中能宥恕的又何必到服刑中才寬恕。
辯護律師應有半個法官的角色，對被告要有某種程度的教化之功。相同的，檢察官也應有半個辯護人的責任，對被告有利之處，檢察官要有某種程度的注意和提點。這在刑事訴訟法有明文，但卻少有人做到。很多律師往往是被當事人的高酬勞所教化，一味的附和當事人，附和金錢和謊言。很多檢察官也往往在不覺中被自己的高權位所教化，每每將被告視為不赦的罪人，利用恐懼氛圍辦案，對權握的案件和被告欠缺適度的友善。
金錢吞噬律師，權位吞噬了檢察官和法官。
如果你不認同，那你的身分可能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或是一隻鴕鳥。
我也常想，為何上過法院的人都不會信賴司法？
態度和器度，適足以說明一切。檢察官、法官和律師的態度都包括在內。
律師，不該是讓謊言淹沒法庭的那個人。
檢察官，不該是讓權力恐懼氛圍淹漫偵查庭的那個人。
法官，也不該是讓權力傲慢充斥法庭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知道，法律如果推不開特權的門，那它也就跨不進人民的心。
很遺憾，現今的社會，往往是反讓特權輕易的敲開敲碎法律的巧門。如果立法、執法者又兼為法律敗壞者，那法律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如果大家都可以習以為常的淡看特權的司法關說，那又如何怪罪法律走不進人民的心呢？
二十幾年來，我所辦過的案件，都早已摺進了歲月的櫥窗裡。
年輕時，總以為自己風骨凜然，洞觀世事，是正義的化身，竭盡舌辯之能，在法曹內爭勝爭贏。而今回首，可笑又可悲。某些時候某些案件，扭曲人性所爭得的只是醜惡的勝利，謊言包裹下所贏得的也只是一份扭曲的正義。
法律，本是謙卑的。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讓法律顯得高高在上。
我深明，法律絕無法救贖已發生過的一切遺憾。律師、法官也不可能實踐百分之百的正義。只希望能早早捨棄那曾經的江湖濁氣和詭辯之舌，再次的用筆溫潤的去解剖，解剖一些過往的人與事，不只是案情和法律，而是深層的人性。

空號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

老師叫鐵飯碗，但在早年也被慣稱為「窮教員」。
全天下都一樣，會念書的孩子永遠是窮人家裡的一盞燈，但也是負擔。
民國七十五年，我花了一整年的薪水，偕我太太飛到紐約大學參加我兒子醫學博士的畢業典禮。那天，做父母的我們，再一次感到無比的榮耀。
我兒子專研免疫醫學，年紀輕輕就榮任國際免疫學會聯盟（IUIS）主席，是相當知名的免疫醫學博士，享譽國際。
我兒子很孝順，打從他開始工作後，每月匯給我們夫妻倆五萬元生活費，至今二十五年了，從未間斷。
多年來，我們戶頭裡的錢多到不知該如何花，心裡卻空虛得不知該怎麼填補。

我媳婦，聽說，聽說也是個醫生，不知道是否就是畢業典禮那天介紹給我們認識的那一位？聽說她父母是台灣早期移民美國的地產大亨。當時因為雙方在台親友都不多，所以並沒回台舉辦婚禮宴客。聽說我兩個孫子都上高中了，也聽說各方面的成績都跟他們父母一樣的優秀。
這些都是我聽我兒子說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不知道是生活中的哪個環節出了差錯，為什麼所有關於為人父母該知道的一切，我們都只能是聽說？
現在，這一切已不重要了。
──
一九九八年間，我兒子應邀回台參加台灣國際免疫醫學年會，年會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日子。我兒子和我們約好，會在前一天回家和我們一起晚餐。我太太幾天前就開始張羅，我們一連好幾天都興奮得睡不著，每天從早到晚，我們都一起拚命努力的回憶和討論著，兒子小時候最喜歡哪些菜餚。在討論中，我們夫妻還多次為了兒子最喜歡的到底是雞肉飯還是滷肉飯，面紅耳赤地爭執了好幾回，各自堅持，互不相讓。
當晚的餐桌上有滷肉飯、南瓜炒新竹米粉、清蒸白鯧魚、乾扁四季豆、酸筍片炒三鮮、香菇炒銀芽和何首烏烏骨雞湯。
黃昏時刻，五點、六點、七點、八點，我們在興奮中苦等了四個小時，一直不見人影。
最後，我們只等到了一通電話。
他說因為班機延誤，他會從機場直接到君悅飯店，參加台灣醫界朋友為他舉辦的歡迎酒會。
這一餐，足足等了十一年，圓形的餐桌上，我們竟等不到一個小團圓。
第二天，我們夫妻在十點前就趕到會議中心門口等我兒子。
十二點會議結束後，他在一群人恭維簇擁下走出大門。一見到我們，他快步趨前彎腰來和我們握手：「爸媽，真對不起！大老遠的，不是叫你們不必來嗎，這次的行程很滿也很緊，沒空和你們多聊。今天的會議很成功，大家等我一起聚餐，都是官商政要和醫學界前輩，不好推辭，真的非常抱歉。餐後我又得直接趕班機飛往日本，參加明天一早的另一個會議，你們多保重，有空再聯絡，我一定會很快抽空再回來。」
他用雙手摸摸我和他母親早已皺褶的臉皮，他的手依然帶點嬰兒肥，十分柔軟細緻，和當年孩提時代沒兩樣。但在我們都還來不及開口前，他已轉身消失在那群西裝革履的上流人群中了。
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無傷的慟，如果不是痛徹心扉，我也不會記得這麼多，記得這麼清楚。
很遺憾，我必須承認，我很討厭我兒子趨前彎腰和我們握手的模樣，作態的客套，毫無溫度的涼薄，那不是記憶中的兒子。我們不是來開會，我們只是單純的想來看看我們十多年未見的兒子，想來跟他簡單聊聊而已。
這是我兒子第一次讓我感到心痛，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和我兒子面對面說話，雖然我們都還來不及說到半句話。
那一天，真的很受傷。

回家的公車上，我們一路的沉默，一直並肩的正襟危坐，讀著一本陌生的哀傷，好像整個世界都已和我們毫不相干的分離了。
突然間，我太太側身用力的緊抱著我，咧嘴放聲哭倒在我懷裡，在一對女學生讓位給我們的博愛座上。
我沒說半句話，輕輕地拍著她的背。
瞬間，我的視線，模糊了。
──
我太太向來體弱多病，家族有嚴重的糖尿病史，手腳多處新舊傷口難癒。
七年前，她左腳因蜂窩性組織炎而截去兩趾，從此走路不平衡，經常會跌倒。
我申請了一個外傭看護幫忙照料。但人久病就多疑，沒多久，我太太懷疑我與外傭有不正常的曖昧關係，行為開始乖張無理。
她規定外傭和我不能同時離開她的視線，規定我不能早出或晚歸，還經常無端的搜檢外傭的房間和皮包，誣賴外傭偷錢偷東西，手腳不乾淨，還會以「賤人」「不要臉」等不堪的字眼謾罵外傭。她甚至習慣性地摜摔東西發洩情緒，有時還故意把客廳和浴室弄髒弄亂，再命外傭好好地整理。我屢次勸阻，結果只是惹得變本加厲。
好幾次，我冷眼竊看到，她竟為自己能帶給外傭那樣無辜的折磨而感覺到寬慰的神情。
我很確定，她病了，身心都已病得不輕。
雖然我經常事後再三地向外傭道歉，也暗自塞錢為她們加薪，但外傭還是無法忍受而逃跑了。前後不到一年，她趕走了三個外傭，最後一個向勞工局檢舉僱主不當凌虐成案，結局是我們暫時無法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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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多月前，我太太因糖尿病引發眼角膜嚴重剝離，兩眼視力急速的惡化，住院一星期。她要求我聯絡兒子，希望在她全盲之前，有機會能再親眼見到兒子一面。
這是一個病母無可厚非的薄願。我極力安撫，告訴她兒子很快就回來了。
其時，那支我們和我兒子唯一可以連結的電話，早就不通了，他沒主動再來電，我也無處可尋。
住院期間，天天看著那麼多白袍身影在病房裡忙碌的穿梭，每個醫生每一句貼心的問候，都讓我感到無比的心痛。
多麼希望，希望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那資優絕倫的孩子。
出院前一天，主治醫生告訴我，我太太的視力確定完全無法回復了。
沒太多驚訝，因為我早有心理準備。

深夜，我茫然地獨坐在醫院的家屬休息室，闔眼整理我茫亂的心緒，一再試圖重複地說服自己，是否該下定一個決心了？我害怕，茫然無助……
我在疲困中不自覺地睡著了。
醒來，已是凌晨時分。
慘白冰冷的燈影把醫院的長廊映照得像殯儀館。
突然，我看見我兒子出現在我眼前。
這時候怎麼會……？我心中興奮驚疑地輕揉雙眼，不知自己是否在做夢。定神後才發現，是斜立在書報攤上的醫學雜誌封面照：嘉惠無數病患的免疫學巨擘――魯銘城醫師。
這是二十五年來我們父子二度重逢。沒想到，竟是以這種方式再見面。
回病房途中，無名地，我開始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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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前兩天，我太太再次的大吵大鬧，說她一定要和兒子講話、一定要兒子回來，否則她就不想活了。
我要她安靜，逼不得已，我把幾個月前電話已變空號的殘酷實情告訴她，也牽著她的手指把電話號碼輸入，再把右下角的重撥鍵指給她。
她一連撥了兩天，每次聽到空號的回應，她就立刻歇斯底里地抓狂，一邊聲嘶力竭的對著話筒哭喊：「你不是我兒子，你不是我兒子，你走開，……趕快叫我兒子來接，……叫我兒子來接 ……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一邊用話筒不斷用力敲打沙發、桌椅和她自己的頭，直到全身力氣放盡為止。
第二天下午，我在廚房釘掛勾，她已在客廳將自己敲得頭破血流，奄奄一息的癱躺在沙發上。她不再撥打電話，不再嘶叫哭喊。
我沒將她送醫，心想，該是時候了。
於是，我下定了這一生最大的決心：決定把我們人生所殘剩的歲月送給我那救人無數的兒子。
接下來發生的事，你應該都清楚了。
律師，謝謝你陪我回憶，謝謝你聆聽完我的故事。
你說，誰是兇手！
──
在律見魯先生的第二個星期後，我接到檢方開庭通知，庭期訂在三星期後。
我馬上遞出聲請狀，陳述被告因不忍臥病在床的髮妻長期遭受病魔糾纏之苦，一心念於想為妻子減免痛不欲生的殘命，一時失慮而殺妻，請求檢方向亞東醫院調取被告妻張季薇歷次在該院就診的詳細病歷，以資為證，並請求准予將被告無保飭回或交保。

經過五個星期八次的律見後，我已將魯先生的故事整理完畢。
開庭時，我庭呈一份給檢察官，並趁被告尚未押解到庭前，將我最後一次律見時，發現被告似有輕生念頭的情況告訴檢察官，當庭向檢察官請求撤回交保的聲請。
檢察官相當年輕，絕對不滿三十，一副十分聰明洞觀的態勢。
他刻意放慢講話速度來掩飾他的年紀，很客氣的回答我：「大律師，你想太多了吧，真要輕生的話，還需要選地點嗎？我們已依你的聲請向亞東醫院調到所有的病歷，交保與否。本署會參考大律師的意見，依法處理。」

檢察官隨意翻了一下我庭呈厚厚的手稿，順手丟在一旁，不耐而輕浮。
「大律師，內容這麼多，這是論文還是答辯狀？」
「都是。」
我簡單而肯定的回答。
檢察官聽到後，突然停頓下來，瞟了我一眼。
在法庭內，檢察官或法官越是樣板的稱呼和毫無遮掩的客套，那代表他心中早已自有定見，不論是否為偏執之見，爭執是最愚蠢而危險的行為。
我沒多說，但我的確不喜歡他在聰明中夾雜著一股傲慢的態度。
結果，花不到十分鐘庭訊，魯先生被無保飭回。
我想，我又在檢察官面前自作聰明的放了一個大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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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接到魯老先生的電話。
現在媒體很糟糕，每天每小時都是重複報導一些扒糞新聞，台灣人也喜歡，他們還有能力可以讓內容更精彩。反正現在景氣差，整個社會也都是靠著挖掘別人的八卦生活，不是嗎？
他說得很清淡，語氣像和尚。
他再次感謝我聆聽完他的故事，並提出他的最後一個條件。要求我當天就把他口述的文稿快遞給平面媒體和電視台。

第三天，里長打電話告訴我，魯老先生已在自宅中上吊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