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順從的美德：直擊異議分子如何追求社會革新

傑米‧巴特利特
德莫斯智庫社群媒體分析中心（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的主任，專門分析線上社會運動，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其他著作包含《黑暗網路》與《歐威爾vs恐怖份子》（Orwell Versus the Terrorists）。他現居倫敦。


譯者簡介 朱崇旻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以閱讀為樂，現於台北讀生化科技。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該忠實表達出作者的立場。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

/////國內外重磅推薦/////

「社會變遷的源頭往往來自於一些原先被視為異端的理念，後來逐步成為主流的共識。這本書考察當代西方社會的邊緣份子，他們的主張看似怪誕(用科技追求長生不老、用迷幻藥開發潛能、自由性愛)、 使用非常激進的手段(煽動伊斯蘭仇恨、生態恐怖主義)、或是開創了新穎的組織形態(用網民聚會取代政黨、建立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國家)。讀者不需要贊同這些非正統的想法或是作為，但是我很贊成作者看法。正因為當前社會面臨科技、環境與全球化的巨大挑戰，這些新的理念才浮現，而其實驗結果很有可能帶來未來的社會圖像」。―― 何明修｜國立台大社會學社會學系教授

楊儒門｜248農學市集召集人
吳齊殷｜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旗艦報》(Evening Standard)
《文學評論》雜誌(Literary Review)
《華爾街日報》(Daily Mail Wall Street Journal)
《衛報》(The Guardian)
《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古今每一代人都認為自己尋得了最完美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自己的法律、規範與習俗再自然、再必然，甚至再理所當然不過。這是我們人類的傲慢。
然而，我們現今習以為常的事物、那些不證自明的智慧，在世人眼中曾是危險或愚蠢的激進思想，受盡譏諷。當約翰‧史都華‧彌爾（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義哲學家與英國國會議員――提議修改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1867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將擁有投票權的對象從「男人」改成「人」之時，引發了四方的冷嘲熱諷。反對者認為英國的男子氣概將受威脅，彌爾提出的改革將貶抑女性。彌爾敗了，敗得很徹底。「彌爾先生該以常識為基礎發表言論。」當時一位國會議員表示。
六十年後，在另一群激進倡議者――婦女參政權運動（Suffrage movement）――的努力下，一九二八年人民代表法（1928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終於將與男性平等的投票權賦予英聯合王國的女性。彌爾的提案在一八六七年顯得危險且誇張，現在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反而是反方意見。
我們生活在進步與成就接踵而至的年代，平均財富、健康與壽命都勝過從前，但我們同時面對了一系列令人卻步的問題。民族國家必須籌錢服務人民、執行法規與守護國界，卻面對前所未見的困境。全球化――物資、服務與勞力在全球自由流通――創造了贏家，但也產生許多輸家。人們居住的社區逐漸轉變，某些公共設施與服務匱乏的地區卻跟不上時代的腳步。過去三十年，所有奉行民主自由的國家皆見證了貧富差距顯著上升，許多人受困於既有的階級，無法翻身。氣候變遷對地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各地的憂鬱、焦慮與憂愁指數達到空前的高峰……更別提這些巨型趨勢下，數千個較小的問題：公共服務左支右絀、人口老化、住宅短缺、仇女思想、種族歧視、原教旨主義（religious fundamentalism）（譯註：宗教團體試圖回歸原初信仰的運動，或嚴格遵守基本原理。），諸如此類的問題層出不窮。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網際網路――鼓勵亂源、放大亂象的工具。無論好壞，新的思想與運動在網際網路的時代，變得更容易產生、更容易接觸；網路創造了難以控制的新資訊來源，以及全新的權力中心。行動緩慢、反應遲鈍又經常妥協的代議民主制，在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忽然顯得比蝸牛還慢。數據、資料、圖表、梗圖、井號標籤（hashtag）、內幕新聞、訊息圖表、轉推的文――洪水般的數位資訊沒有給我們更多知識與想法，反而使我們更容易被毫無道理、情緒激動、全無理性與暴動群眾般的思想影響。我們確實有了更多資訊、更快的電腦，以及專門釐清這些問題的分析師，但我們卻越來越無法預測或影響這些事物。

在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人們對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最佳秩序達成了共識，有一套教導我們如何面對挑戰的學問。當然，我們的想法在細節與手段方面仍有歧異，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最主要的問題已有了答案：政治方面，最理想為單一司法體系的民族國家，由代議民主制產生的官員與專業政黨管理國家，決定全國公民能看、能做、能買、能放進自己體內的事物。經濟方面，以私人企業與自由（但受管控的）市場為主，而公共服務的資金源自全民義務納稅。至於社會方面，公民的人權受到保障，只要不傷害他人，人民能自由信奉自己喜歡的宗教。
這套思想有時稱為「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即多數人心目中正常且體面的大概念。「奧弗頓之窗」的名稱源於美國政治科學家約瑟夫‧奧弗頓（Joseph Overton），奧弗頓曾點名左右翼政治家不支持便無法當選的一系列政策――表面上偏離「窗口」不礙事，但實際脫離窗口的政策就太奇怪、太不可行、太不切實際，不可能被大眾接納。一言以蔽之，窗口之外的思想太激進了。
近幾年，奧弗頓窗口幾乎全無變動。我於二○一四年末動筆撰寫此書時，窗口出現了擴大的跡象，參與投票的人數減少，有投票的人逐漸遠離中間偏右與（特別是）中間偏左的政黨，支持極左或極右派的人數逐年上升。我們甚至有專門的詞彙，用以表達中間派崩解的現象――「泛希化」（Pasokification）。泛希化一詞源自一度勢力龐大的希臘社會主義民主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希臘人民對此政黨的支持率於二○一五年從百分之四十五降至百分之四，而類似的現象在其他國家也頻頻傳出。許多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公民對政務官、國會、司法體系，甚至是民主的信任，在數年來穩定下滑，跌到了谷底。相較於一九六○年出生的人，一九八○年出生的人之中，認為生活在民主國家為「必要」的人數少了非常多。
新的政治空間似乎逐漸開啟，人們開始尋找變化，開始傾聽那些不同於大眾觀點的聲音――人們開始傾聽激進份子的聲音。
「激進份子」（radical）一詞用以描述提倡基礎社會或政治革新的人，英文「radical」的根源是拉丁文的「根」（radix）。所謂激進份子指的是認為現代社會有重大問題，並相信自己知道解決方法的人。今天，激進的思潮與運動正走上坡，越來越多人努力在街頭、走廊、廣場、聊天室，甚至是國會議堂上改變世界――過去兩年來，我致力於尋找這些人。
走在政治邊緣的生活有時困難非常，有時極度危險，但也異常刺激。我曾跟隨一位「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總統候選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占領並關閉英國最大的煤礦場、被丹麥的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攻擊、隨反移民激進份子遊行於歐洲各地的街頭與酒吧、加入啟靈協會（Psychedelic Society）嘗試尋找「一體性」、坐在清真寺裡聽伊斯蘭教的伊瑪目（Imam）言語抨擊伊斯蘭國，甚至差幾公尺的距離沒踏上全世界最新、最自由的國家――結果我的船險些在克羅埃西亞警方的努力下傾覆。我發現「自由之愛」能導向世界和平的理由、挑戰了建立新政黨的繁複手續，還得知我活到一百五十歲的機率。我現在能清楚辨別「非法侵入」與「嚴重非法侵入」、「裸蓋菇素」（psilocybin）與「D-麥角酸二乙胺」（LSD），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anarcho-capitalist）與「密碼學無政府主義者」（crypto-anarchist）。
《激進份子》是我探索新政治團體與思想如何萌芽、成長，以及其背後因素的一本書。當然，激進思想與主流思想不一定有明晰的界線，「眾所周知」的道理會隨時間改變，所謂政治共識也時時刻刻發生微小變動。但變動的過程正在加速，當我在二○一七年初完成這本書，「激進」與「主流」的界線已不如剛開始著書時明確。
有資格編入此書的運動多達數百，我沒辦法一一追蹤，而部分團體我則選擇性忽略。我將此書的範圍限制於西方自由民主的國家，因為在不同情境下激進主義的意義迥然不同（尤其在沒有言論或集會自由的地區――在沙烏地阿拉伯，自由派民主黨員就算得上激進份子了）。「占領」（Occupy）等反資本主義運動我只會簡略帶過，因為相關書籍不虞匱乏，且此類型運動雖重要，作為惱怒情緒的抒發管道卻並不獨特。＊想更深入瞭解反資本主義運動及其前景，可以閱讀下列書籍：莎拉‧傑飛（Sarah Jaffe）的《必要的麻煩》（Necessary Trouble）、保羅‧梅森（Paul Mason）的《它為何在各地聲勢漸旺》（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克里斯‧亨奇斯（Chris Hedges）的《反叛的工資》（Wages of Rebellion）等。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與克雷‧薛基（Clay Shirky）是樂觀社群媒體派的成員。寫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作家，通常認定未來屬於這些反資本主義的抗議英雄，這些抗議者將運用現代科技――特別是社群團體網路――推翻現有體制。也許眾多作者如此認為的原因，是因為作家一般與反資本主義運動人士出自相似的社會環境（受過大學教育、熟悉現代科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且經濟境況佳）。＊以身分認同――性傾向、種族、性別――為主體的運動我也沒有著墨，因為我不確定自己能否在短短數頁充分討論它們。儘管如此，我仍試著整理我認為有趣又重要的各類當代激進思想。
接觸每一個團體時，我抱持儘可能誠實、客觀評價它們的心態，儘量傾聽它們的思想、融入它們的世界，最後儘量忠誠地呈現它們的故事。同時，我也努力保持懷疑，畢竟驚人的主張須佐以驚人的證據。我撰寫這本書並無意仔細評論所有的思想，也無意支持或反對特定的政治議題，別期待一本又厚又沉悶的政治理論，或文字精挑細選的未來政綱。政治是極其混亂又難以預測的系統，沒有使邊緣思想轉化為主流的標準流程。用更謙虛的說法，我寫這本書是為了理解政治為何――如何――改變，而我不是從緊張兮兮的主流視角出發，是從試圖改變政治的激進份子的視角出發。奧弗頓之窗面臨前所未有的拉鋸，西方民主國家邁入激進主義的時代，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脫離歐盟的決定，不過是大型重整運動的早期衝突，逐漸改變我們對政治上「正常」現象的印象。此書絕非未來政治常態的全面性說明，但它至少能介紹有可能造成變化的一些思想與趨勢。我會儘量讓你自行找到結論，但這本書若能稍微動搖你心中所謂的「不可能」，我就達成寫書的目的了。

激進思想是非常強大的力量，能動員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發起行動，但我們無法預測激進主義將帶領我們走向何處。激進主義經常求根本、分裂性的改變，因此可能導向正面的結局，也可能帶來無窮無盡的破壞。彌爾提議修改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的同一年，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發表了《資本論》（Das Kapital）一書。馬克思與彌爾一樣提出了激進而大膽的想法：資本主義必然冷酷無情地絞殺並奴役勞工，未來將發生暴力的階級鬥爭。《資本論》的概念普及全球，俄羅斯擔憂不已的審查員最後決定不在國內禁止此書，他們認為不會有人讀這本書――然而成千上萬人讀了《資本論》，奠基於馬克思之理論的地下運動逐漸崛起。
當今激進份子不全是創新先驅、理想主義者、勇敢的英雄，未來也不一定會被人視為約翰‧史都華‧彌爾或馬克思這等人物，但他們也不全是原教旨主義者或傻瓜。由於激進主義者否定了主流認知，他們經常被媒體曲解或忽略，他們的思想也不受重視。然而，無論是好是壞，歷史告訴我們，今日的激進主義很可能成為明日的主流思潮。

無論你是否贊同這些觀點，激進思想確實能改變社會。即使它們失敗或大肆破壞既有的體制，激進思想都迫使我們思考――一次又一次反覆思索。我們現今的社會模式既不必然也不永久，明日的世界絕對會和今日大相逕庭。這本書將帶你探討未來世界的面貌。

那是我們的總統！
捷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就是十一月十七日，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紀念日。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在布拉格和平抗議的學生遭鎮暴警察攻擊，觸發長達一週的大規模抗議，最終導致背後由蘇聯撐腰的共產政府垮臺，而捷克首次自由選舉於隔年六月舉行。十一月十七日是全國節慶，也就是「自由民主奮鬥日」（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Day），各路政治運動皆於這一天舉辦歡慶的示威遊行，為這一日的精神財富你爭我奪。
捷克共和國最著名的反伊斯蘭社運人士是馬丁‧孔維奇卡（Martin Konvička），一位在南波西米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Bohemia）擔任講師、聲音不大的生物學家。馬丁在二○○九年架設了頗受歡迎的臉書（Facebook）專頁「拒絕伊斯蘭教進入捷克共和國」（We Do Not Want Islam in the Czech Republic），不過專頁在二○一五年前少為人知，直到移民危機將馬丁以及伊斯蘭進入歐洲的議題帶到聚光燈下。（馬丁也偶爾將英文書籍翻譯成捷克文，其中包括大衛‧艾文［［David Irving〕已無信服力的《德勒斯登的毀滅》［Destruction of Dresden，暫譯〕。）馬丁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極不友善的反人類意識形態，與納粹主義（Nazism）不相上下，並認為公然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應受法律的制裁。（在二○一五年十一月，他因於二○一一年至二○一四年在臉書半公開社團張貼五則近況更新，煽動人們對穆斯林的仇恨而遭到起訴。訴訟似乎仍在進行中，在我寫書時尚未定罪。）
二○一五年中，他創立了「反伊斯蘭聯盟」（Bloc Against Islam，Blok proti islámu），集結捷克各黨派內反對伊斯蘭的社運人士。右翼民粹主義（populist）政黨黎明-民族聯盟（Úsvit）加入了他們。反伊斯蘭聯盟與黎明-民族聯盟聯手組織了十一月十七日的大型示威活動以強調他們的論點，而齊格飛與數名Pegida支持者特地從德勒斯登開車三小時前來表現團體精神。
馬丁的其中一名副手，米蘭‧羅西科（Milan Rohic）來到我、湯米與湯米的朋友迪亞諾（Deano）下榻的旅館，帶我們前往示威會場。米蘭是個三十出頭的肥胖男人，擁有偏長的頭髮及青少年的稀疏鬍鬚，白天是資訊科技專家，晚上與週末則成為反伊斯蘭聯盟的社運人士。米蘭也像個喜劇角色，因為他說的幾乎每一句話都以笑聲結尾，而且他見到湯米彷彿遇見了大明星。「他就是發起這一切的人！」我們等待湯米與迪亞諾從房間下樓時，米蘭激動地對我說。
反伊斯蘭聯盟與黎明-民族聯盟的示威活動，實際上是稱頌捷克現任總統：米洛什‧澤曼（Miloš Zeman）的造勢活動。（活動的正式名稱大意是：「澤曼總統，我們支持你。」）自從在二○一三年的總統直選中獲勝，澤曼便毫不保留地發表自己對歐盟與難民、移民問題的負面態度，並稱信仰《古蘭經》的人等同反猶太主義者（anti-Semite）與納粹支持者。捷克的自由派認為澤曼是危險的民粹主義政客，擅長煽動民眾，而米蘭則覺得他是直言不諱，大膽與「布拉格咖啡屋」（Prague Coffee House）為敵的英雄。「中歐和東歐的國族主義比較不一樣。」我們拿著旗子、布條與貼紙走向示威會場時，米蘭告訴我。「我們受過法西斯主義（fasc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的荼毒，我們非常瞭解極權（totalitarian）思想，比你們西歐人懂太多了。你們不懂！我們的澤曼總統知道伊斯蘭教就是一種極權思想，所以我們才辦這場示威活動，讓所有人知道我們支持他。」
雖然捷克共和國的移民人口非常少，只要談到移民議題，它絕對是歐盟各國中態度最不友善的國家之一。捷克的「國民精神」受保護取向的國族主義影響，特別因為捷克人在歷史上經常需守護自己相對小的社會，不讓較強勢的外來者影響國家。當我們在午餐時間過後抵達示威現場時，這一點顯露無遺。湯米從前的保衛英國同盟即使在聲勢最浩大的巔峰，也只有兩百五到三千人的示威規模；然而在這個人口僅一千萬的捷克，示威人數卻令人震驚：七千名男人、女人、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年輕人與老人（而且幾乎全都是白人）。一連串的講者（包括馬丁在內）驕傲地敘說捷克力抗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並宣稱歐盟與伊斯蘭主義（Islamism）威脅了捷克的國家認同，那些外來者正試圖摧毀這個小國引以為傲的獨立性。
一陣奇怪的低語、一則傳聞開始在稠密的人群中傳開，我能感覺到某種事情正在發生，群眾的音量開始上升，人們開始揮動「伊斯蘭去死」旗子。但他們說的並不是捷克語――待米蘭稍微冷靜下來，我們才從他口中得知澤曼總統決定親自前來現場，對臺下觀眾說幾句話！排場闊氣的大車隊忽然來到場，貌似身體虛弱，高齡七十一歲的澤曼總統走上臺，一大排隨行人員恭恭敬敬地跟隨著他。眾人為巴黎伊斯蘭主義恐怖攻擊的受害者默禱一分鐘後，澤曼拿起麥克風。
「現在要洗腦別人已經比以前難了，但這不代表洗腦這件事不存在。」澤曼語調平穩地說。「我們不能因為『伊斯蘭恐懼症』或『排外』或『法西斯』這種謾罵聲而沉默。批評辱罵才不算反駁！那只代表一個人沒有思考！」
「哈！」為我翻譯到一半，米蘭驕傲地說。「這就是我們的總統！」
「而現在，我必須轉而面對移民問題。」澤曼說。（「好！」米蘭歡呼一聲。）「我們對外國人沒有意見，我們捷克共和國就有五十萬個外國人。但是伊斯蘭文化和我們的文化無法相容，因為我們的文化不贊成殺戮，也不贊成宗教仇恨！」（「哈！」米蘭說。「太完美了。」）
「那些移民都是年輕男人，這些人為什麼不反抗伊斯蘭國，奪回自己國家的自由？」（歡呼喝采聲。）「他們為什麼要來歐洲？」（歡呼喝采聲。）「他們為什麼不留下來，讓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更多喝采聲。）
一陣狂熱的掌聲過後，到了唱國歌的時間。臺上的人們開始推擠挪移，好似一群成年人在玩禮貌版的大風吹，最後馬丁‧孔維奇卡在音樂響起時挪到總統身旁。米蘭瘋狂拍照，以便貼在反伊斯蘭聯盟的臉書專頁。「共和國的總統和馬丁站在同一個舞臺上，一起唱『Kde domov můj』！」他說。「真不可思議，哈哈！」
這就是反伊斯蘭聯盟與Pegida這種團體為何令自由派擔憂不已――自由派害怕這些人的思想成為主流，在過程中從古怪化為平常。而現在，一位民選產生的國家領袖，一位獲得人民百分之五十五選票的男人，竟然在馬丁‧孔維奇卡（曾聲稱穆斯林應「磨成骨粉」的馬丁‧孔維奇卡）等人組織的造勢活動發表演說。
「太狂了，對不對？」湯米說。「你能想像我和女王一起站在臺上嗎？」
不能，我告訴他，我無法想像那幅畫面。但話說回來，在此之前我也無法想像澤曼和馬丁站在一塊。
澤曼的車隊揚長而去，龐大的觀眾群也跟著散去。米蘭帶我們到附近的酒吧，酒吧被反伊斯蘭聯盟與黎明-民族聯盟包了一晚，裡頭擠滿了興高采烈的社運人士。湯米將Pegida的齊格飛、馬丁‧孔維奇卡與米蘭‧羅西科拉到一個安靜的角落，以便提出他的想法。馬丁是個非常纖瘦的男人，而齊格飛人高馬大，據說曾經是惡名昭彰的地獄天使（Hell's Angel）一員，看上去也確實像極了機車幫會成員。
由於過去數年的保衛英國同盟行動，湯米依然是歐洲最廣為人知的反伊斯蘭社運領袖，即使不被視為英雄，也絕對是有能力興風作浪的角色。
「聽著，我們必須合作。」湯米對擠在小桌子周圍的馬丁、齊格飛與米蘭說。「我們聯手辦事才能變得更強。我們必須展現出我們的實力，所有人來一次壯觀的示威，所有人喊著同樣的口號走遍歐洲：『拯救我們的文化，拯救我們的國家，拯救我們的未來。』可以找歐洲各地的反伊斯蘭團體加入我們的行列。反伊斯蘭聯盟和Pegida願意加入嗎？」
「那當然。」馬丁靜靜地說。
「非去不可了。」齊格飛大聲說，彷彿這輩子沒聽過這麼顯而易見的事。「什麼時候？」
「最早二月中旬？」湯米說。「聖誕節過後，全英國的人都會當一個月的窮光蛋。」
「我們哪能等那麼久！」齊格飛惱怒地說。「每過一天就有五千個移民跑進德國。湯米，時間就像沙子一樣，會從我們的指縫溜走！」
他們最終決定於距今不到三個月的二月六日星期六開始示威，所有人同意他們能在此之前組織行動，而英國人也不會窮得身無分文。
「那英國怎麼辦？」齊格飛說。「誰會去那邊示威？」
「我們會創立新的團體：英國Pegida（Pegida-UK）。」湯米說。「它會像德勒斯登的Pegida一樣，是個有秩序的組織。」
「太棒了。」齊格飛說。「那你會是英國Pegida的領導人，對吧？」
「不會。我要是當領導人，我太太肯定會跟我離婚。我會當組織的協調人。」
「那領導人會是誰？」
「我已經找到合適的人選了。」湯米說。「而且她名聲很好。」
「太棒了。」齊格飛似乎滿意了。
「好，我可以去喝一杯了。」湯米說完便走向吧檯，點了一杯雙倍伏特加檸檬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