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籍出版史研究（簡體書）

《宋代書籍出版史研究》作者在大量梳理古籍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在現代出版理論的指導下，對宋代書籍出版作了系統、全面、深入的歷史研究，揭示了其物質、技術及社會、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諸層面之意義。對宋代書籍出版研究學術史、宋代文明與書籍出版、出版體制及其生產、發行與貿易、書籍設計與插圖、書籍美學、版權保護、出版經濟等方面做了系統考察，拓展了宋代書籍出版研究領域，挖掘出諸多新史料並予以科學運用，體現了我國宋代書籍出版研究的新境界、新水平。

田建平，1963年生，內蒙古包頭人。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研究生導師，宋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已出版學術著作7部：《東亞文明系統論》《元代出版史》《當代報紙副刊研究》《出版傳媒研究》《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新聞出版史研究》《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書報傳播史略1938-1945》《宋代出版史》。發表學術文章160余篇，其中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 40余篇，核心刊物60余篇。主要研究領域：新聞出版史、媒介史、文化傳播、宋史。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歷史學年鑒》《中國史研究動態》《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及日本、英國、匈牙利等國學術書刊轉載、評介。主持人文社科課題主要有：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新聞出版史研究”，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出版史研究（960-1279）”。《宋代出版史》，2018年榮獲中國第四屆“新聞傳播學學會獎”方漢奇獎一等獎，河北省第十六屆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緒論
一、研究狀況
二、預設與創新
三、研究范圍、理論及方法
四、幾個關鍵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 宋代書籍出版總論
一、宋代書籍出版概述
二、宋代書籍出版的四個階段
三、宋代書籍出版媒介生態環境
四、儒釋道三教並舉與宋代書籍出版
五、唐宋社會變革對宋代書籍出版的深刻影響
六、宋學視域中的宋代書籍出版
七、宋代對唐末五代書籍出版變革、技術及成就的繼承
八、宋初三朝確立的讀書理念及書籍觀

第二章 宋代書籍出版體制及其生產（上）
一、中央政府書籍出版體制
二、地方政府書籍出版體制
三、教育組織書籍出版體制
四、寺院與道觀書籍出版體制

第三章 宋代書籍出版體制及其生產（下）
一、私家書籍出版體制
二、私家出版之個案研究
三、書坊書籍出版體制
四、書坊出版之個案研究

第四章 宋代書籍發行與貿易
一、國內發行與域外發行
二、發行方式呈現多元化
三、圖書價格實現平民化
四、牌記廣告訴求大眾化

第五章 宋代書籍設計、插圖及美學特征
一、簡單經典的設計理念
二、樸實直觀的基本形制
三、古代書籍平裝的典范
四、規范豐富的版面語言
五、精美細膩的書籍插圖
六、神韻至上的美學特征

第六章 宋代書籍版權保護
一、版權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
二、版權觀念的萌芽
三、書籍盜版現象及其他違法行為
四、版權保護的法制規范及案例分析
五、研究結論

第七章 宋代書籍出版的地域經濟特征
一、書籍出版業經濟屬性之特殊性
二、書籍出版業總體分布之不平衡性
三、區域分布與經濟文化發達地區之一致性
四、城市分布：京城及蜀浙閩特色產業城市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 宋代書籍出版機構（者）系列表
附錄二 宋代書籍出版知識樹
附錄三 宋版書籍書影選輯
后記

（一）帝制及其書籍出版 帝制對于書籍出版具有至高的權力決定作用。主要體現為皇帝以“詔命”乃至規劃、策劃、主持、組織、督促、檢查的方式實際領導的書籍編輯與書籍出版方式。這種方式往往也由“監修”的方式呈現，即皇帝委任大臣擔綱實際主編。這類書籍，選題及選題構思往往由皇帝親自提出。宋代帝制領導出版的成就是輝煌的，樹立了此后中國古代社會帝制領導出版的典范。出版的書籍種類主要有：儒經、正史、法律、醫書、本朝實錄以及其他書籍。 皇帝實際上是宋朝最大的書籍出版者（或日出版家）。不僅是宋朝書籍出版的戰略規劃者、重大書籍選題項目制定者，而且是宋朝至高的書籍出版管理者與統治者。皇帝還親自撰著文集，具體參與到書籍出版的每一個主要生產環節。例如宋朝“四大類書”，其策劃者、領導者、最高主編都是皇帝本人。宋太宗一人即策劃並主編了其中的3部，即《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宋真宗則子承父志，領導編撰了《冊府元龜》。 太宗本人的著作（作品）及其出版、宣賜情況，史書記載：“御制御書《逍遙詠》十一卷，《緣識》五卷，《秘閣詮》三十卷，《秘藏詮禪樞要》三卷，《蓮花心經回文偈頌》三十卷，《心輪圖》一軸，《注金剛經宣演》一部，已上並印本隨《大藏經》頒行。副本百三十三部，總千九百四十四卷，並印本文集中錄出歌詩、文賦，別行三百七十六卷，並印本刻石雜書三百四十七軸，刻石雜書簇子七百五十三軸，已上賜天下名山寺觀並中外臣僚及兗州至圣文宣王廟。”太宗是著名書法家，也是高產作家。他的作品主要通過石刻出版與雕版出版兩種出版方式得以出版。雖然不能精確統計其雕版作品的數字，但是由這段記載完全可以斷定太宗大量作品已經雕版出版。① 出版學認為，編輯是整個出版中的核心環節，是書籍內容與信息生產的核心。宋代出版之書籍，必定經過了編輯工作此一核心環節。但是，經過編輯工作的書籍並不一定全部得以出版。有明確出版記載的書籍自不待言，然而經過必要的編輯工作卻沒有明確出版記載的書籍也未必事實上就沒有正式出版。書籍出版本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工程，體現了書籍出版完整的出版生態。基于這一出版生態理念，下面以宋初三帝的書籍編撰及出版行為作一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出版生態考察，而不將編輯與出版各自單另考察，以窺知宋朝初期中央專制主義權力直接從事書籍出版的出版生態。 建隆二年（961年）正月，監修國史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太祖“詔藏史館，賜物有差。”① 乾德元年（963年）七月，監修國史王溥又上新修梁、后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刊板模印頒天下。”②這部書是太祖命令竇儀、蘇曉正、奚嶼丞、張希遜、陳光義、馮叔向等共同編撰的。 乾德二年（964年）二月，翰林學士竇儀等上《新定四時參選條件》一書，指出：“諸州印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為五等，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余季準此。”③從這條史料可知，《新定四時參選條件》必然刊行。這部行政規定類書籍及諸州印發的“文解”表明，雕印出版已經普遍應用于宋代的行政管理之中。雕印出版對于宋朝行政管理的程式化、系統化起到了積極作用。 五年（967年）三月，“朝廷自削平川、峽，即頒《刑統》、《編敕》于管內諸州，其載建隆三年三月丁卯詔書及結狀條樣。”④ 開寶六年（973年）四月，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呈上所編《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附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