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往知來：中國與全球歷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

「作者致力於『鑑往』如何可以『知來』 這項巨大課題，為往後『全球歷史變遷』歷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啟發性，提供了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邱澎生

「作者首先從長時期的角度來觀察歷史變遷，也就是追溯明清時期到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變遷；從比較史學的方法分析中國與歐洲近代史的發展異同；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充滿批判力，尤其是針對以西方中心觀所發展形成的世界史觀與社會科學理論；本書另一至為明顯的特點，就是他企圖聯繫歷史到當代。」——巫仁恕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理論大傳統聚焦於近現代歐洲的誕生， 以此當作了解全球歷史變遷的樣板。本書懷疑歐洲的歷史經驗不足為世界其他地區之歷史變遷提供合適的引導，並以中國和歐洲之比較為例，致力分析近代早期世界不同地區的原則和作法之異同，以此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方法。

本書觀察中國國家與宗教關係、政治與經濟關係（即財政措施）、國家與工業化關係，探討如何將中國史整合進全球史，掌握到貫通多元地區而形成今日複雜世界的全球連結，以此取代侷限化的歐洲在全球歷史變遷分析中的地位；並透過連結討論「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環境議題，觀察歷史中的行動者之能動性及其運用，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結合多方來源的各種觀念和靈感、構想出他們政治與經濟行動的藍圖。

本書名為「鑑往知來」乃緣於，各種既多元又共享的複雜歷史，其傳承的結果構成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試圖指出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面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

各界聯合　重磅推薦
朱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邱澎生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和文凱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鐘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
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
／邱澎生

王國斌教授以「鑑往知來」作為這部新書的主標題，對許多中文讀者而言，應該很容易想起傳統中國看待史學用處的一段知名古語：「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然而，與主標題濃厚的傳統中國意味頗不相同，國斌先生這部書的副標題「中國與全球歷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卻又意欲修正既有「社會理論」，並有志於改良「全球歷史變遷」的史學書寫框架。因此，主、副標題可謂是傳統與現代的「混搭」，令本書在知識面向上呈現出某種有趣的張力，十分吸引讀者。讀畢全書七章內容，確實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的廣闊興趣與長期浸潤。透過徵引與辯論史學、經濟學、政治學、財政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策略研究等相關論著的一些重要論點，作者批駁了19世紀以來主要基於西歐歷史經驗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理論」，進而針對「鑑往」如何可以「知來」的這項巨大課題，作者以中國、歐洲自11世紀以迄當代的歷史經驗為主，旁及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的歷史經驗，鈎隱發微，現身說法，為往後「全球歷史變遷」歷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啟發性，提供了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作者寫作本書的宗旨，正如其在全書結論所作的一段綜述：「想指出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面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因為這些途徑讓我們能夠承認，我們未來能打造的選項，至少一部分是基於一些歷史上的作法，是後者創造了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及可能的機會。」（頁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來」嗎？全書其實舉出很多例證，筆者在此只引其中一個事例：由19世紀初期以至20世紀晚期，全球經濟與政治變遷歷程，陸續由「以大西洋為中心」演變到「以太平洋為中心」，而當2013年中國大陸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未來歐亞大陸內部會不會成為全球「第三個巨型地區式空間」，未來全球經濟財富是否將緊密連結成「三個主要的經濟連結集群」？而在此全球經濟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原先歷史上出現的英國、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模式是否會再次重現以「符合過去全球經濟演化的要求」，還是未來走向將出現「與過去作法的斷裂」？（頁134）作者這種發問方向，具體展現了其「鑑往」以「知來」的學術企圖心，也確實與現今許多歷史學家撰述風格大異其趣。
在「鑑往」以「知來」的反覆論證裡，作者也極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論」的長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論」肯定是件「知易行難」的學術事業。本書的作法則是：面對那些主要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族國家的形成」等「近現代性的大敘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認真反思這些近現代性大敘事背後所主要依據的「歐洲證據」，並同時將近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有關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作法」整合到「更大的經驗證據庫」；然後，一方面指出中國的歷史變遷敘事如何可供我們「修訂那些大敘事」與相關的「社會理論」，另一方面則據以發展出更有解釋力的全球史敘事模式以及更為細緻的社會理論（頁97）。作者相信，經過如此改良後的全球史書寫方式，才能幫助更多讀者在「鑑往知來」時，既「不會預設某個或某群國家的經驗必然可充作全球規範」（頁109），並且還能「將多樣的歷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頁30）。
上述有關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作法，其實是要更認真地面對「歷史比較」。作者在寫作此書之前，對於歷史比較方法已有長期反思與試驗。1國斌先生在分析中國歷史變遷時，既參照歐洲歷史發展經驗，而又不受限於歐洲歷史發展經驗；在考察中國與歐洲發展經驗時，既強調要兼顧相似性與差異性，同時，還主張要綜合「回顧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與「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書的說法則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歷史經驗時，不要掉入許多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歷史比較時經常出現的某種思考習慣與寫作風格——「把其中一個視為熟悉的、預期中的，而把另一個當作外來的、不尋常的」。作者對治此項思考與寫作習慣的方法，即是倡議針對兩個客體進行歷史比較時，應該更加講究「如何能做得更對稱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頁111）。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對稱均衡式比較」背後涉及的，其實也不只是研究者心態的調整，還要研究者在知識與視野方面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話，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項：一則必須對兩邊（或三邊）比較案例都有充分且實質的熟悉認識；二則要能批判地檢視那些再現（representing）比較案例的學術著作；三則還要有效形構出這般作法所指向的未來發展，而不僅止於暫時性的提議（頁111-112）。這對研究者而言確實是難度不小的智性挑戰！作者寫道：「就我所見，歐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區之歷史並未受到應得的知性重視，」他主張要「嚴肅對待歷史」，「在面對歐洲或其他地方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之作法的型態（patterns）時」，要能「審慎區分存在於它們之間的各種歷史維度，以及其中各種異同之意義」，進而「了解未來在多大的範圍內可能發生變異」（頁48），這便構成本書進行歷史比較時的基本態度與立場。
簡單說，本書之所以要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不只是為了批駁既有的「近現代性的大敘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種相關「社會理論」，更同時著眼在重建新的歷史敘事模式與更合用的社會理論。針對明清中國由所謂「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現代」（modern）大約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長時段歷史，本書由宗教與國家互動關係、財政體制以及工業發展三個面向，既比較中國與歐洲之相似性與差異性，又從而提出一套新的歷史敘事模式。本書建構這套新的歷史敘事模式，是寄希望於為中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同時段歷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釋效力的「連結」（connections），試圖書寫一套更有啟發性的「全球史」。可以這麼說，建立「明清中國與全球的連結」，藉以替代「西方中心論」種種既有歷史敘事，即是本書的最主要著眼點。
筆者針對此書內容補充兩項個人觀察，希望或能有助於增益讀者閱讀本書的思考面向。
第一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過程中，作者似乎特別關注「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課題，值得在此做些介紹與分析。在依序由宗教與國家互動關係、財政體制以及工業發展等面向展開討論時，本書經常會先針對那些基於歐洲歷史經驗所總結歸納並且廣為許多學者接受的「成功歷史敘事」進行概括，之後作者便開始討論中國的具體情況。
與一般常見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會先說明歐洲與中國所面臨的處境，其實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經濟發展等方面的某些共通問題與挑戰，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緊接著，作者便轉而分析中國在解決這些共通問題與挑戰的具體辦法時，其實經常選擇了和歐洲不一樣的因應之道，因而構成了中國與歐洲雙方存在的主要差異性。而當本書仔細考察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時候，則經常會將重心放在「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核心課題上。
本書分析中國與歐洲「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個核心課題時，重心特別放在國家機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上；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何針對良好社會秩序而進行想像、認知與評價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則是區辨不同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重中之重。從某個意義說，本書分析明清中國「社會秩序的再生產」課題，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對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的認識上。在絕大多數學者看來，明清中國政府規模甚小，因而國家能力極其有限，致使鄉紳或其他各類社會菁英能以各種策略在地方事務上發揮巨大影響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國斌卻以其與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國倉儲制度實證研究為基礎（Will and Wong, 1991），對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本書文字：

在18世紀以前，就當時的世界歷史標準來說，中國國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舉例來說，國家可以收集中國超過一千三百個縣每十天一計的糧價資訊，從這些資訊彙整出每個府、州中數種穀糧各別的高低價格，再由省級官員按月回報給中央。基於價格與收獲的狀況，預估及實際結果都以正常豐收的情況為準來算出該年達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員可以估算影響城居及鄉居平民的糧食供應狀況，且幾乎可掌握到全中國領域的地方層級。（頁54-55）

這段有關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的描述，對許多讀者而言可能有點難以想像，但這不僅是作者基於實證研究而得到的具體觀察，更是本書據以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家能力的一項重要基礎，作者據此進而針對中國歷史上的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工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進行了細緻考察與比較。
以前述「讓人印象深刻的」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為出發點，本書對中國與歐洲的「社會秩序的再生產」課題做了許多比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紀中國國家能力具有一種與歐洲不同的社會基礎，這主要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社會菁英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一種共同「感知」。本書強調：當時中國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對於良好社會秩序具有一種共同期待，作者將這種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稱為是一種「分形的治理議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經常表現出一套「共享的原則和治理策略」；而且，與11世紀至16世紀歐洲的歷史變遷極不相同，「在中國，無論地方或國家層次都缺乏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頁53）；相對而言，歐洲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便經常表現為一種「二元對立」，主要呈現為一種對抗並尋求妥協的「競爭性關係」。在本書看來，傳統中國「沒有出現如同近代早期歐洲鼓勵國家與社會分離並產生宗教與政治權威之區隔的制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主要存在一種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非競爭性關係」（頁56）。
上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存在的「差異性」，使得歐洲與中國在面臨原本「社會秩序的再生產」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問題時，便各自選擇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途徑，並且同時影響到宗教政令、財政體制與工業發展等三個領域。在宗教領域上，中國可謂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歐洲在近代初期則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政教分離」的國家；在財政領域上，歐洲是以英國（與其美洲殖民地）為典型（所謂「無代表、不納稅」），以及推行所謂「重商主義」的擴張商業貿易政策，進而增加稅收來源，以支持本國應對國際戰爭；而中國則是由地方官員鼓勵社會菁英興修水利、擴建糧倉以穩定農業稅收，並藉以支持大型軍事活動。在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領域上，歐洲國家偏重支持特定行業的商人，致力於「以生產更多、外銷更多以便積聚更多金錢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家更富有、更強盛」；而中國到了晚清政府募集資金、組織新產業時，一開始仍然是「經由官員與士大夫的齊心協力獲得開展」，而後來則是透過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發布《勳商章程》等辦法，對那些協助政府在國內創立實業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們承擔某事物的社會責任感」（頁83、93）。
這些事例都在在證成歐洲與中國在針對「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共通課題時，雙方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上其實已在11世紀之後慢慢演化出巨大差異性。影響所及，中國與歐洲在國家、菁英與普通百姓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彼此便顯得相當不同，形構出兩種極不相同的「制度化期望」（頁53），進而致使雙方在政治與經濟變遷長期過程中，經常出現頗不相同的「信念與利益」表達方式（頁117）。具體而論，當歐洲由「君權神授」演變為「人民主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時（頁122），中國則始終有效運作著一種強調政府必須重視「農民物質安穩之日常福祉」的「中國式善治觀」（頁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認為，上述歐洲與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制或是「治理觀念」，其實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以歐洲近代民主政體而論，其所「主張的政治正當性」，是以施行「多數公民支持的政策」為依歸，且「公民能用選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領導人」，故而人們期待「成功當選的官員應該代表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這個程序不受制於「特殊利益團體之遊說（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競爭的群體、團體或階級利益之間」超越特定當選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合更廣大的「國內社會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問題（頁121-122）。反觀中國平民百姓，儘管未曾出現歐洲那種「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表達利益訴求的管道（如工會和選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國人用以「表達利益的制度和機制」始終未曾有過「相同的拓展」（頁126）。然而，中國傳統仁政下的「政治正當性觀念」，其實是「比歐洲更重視人民的利益」，而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則是由「對於何謂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確認。儘管近現代中國人「並不享有如歐洲人那般的基礎」來落實自己的需求，無法如歐洲人那般透過議會選舉而「與官員合作以推動讓他們協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國民眾至今仍然強烈深信「官員和地方菁英應該施行善治」。雖然有時候「除了更多抗爭之外也訴求無門」，但這種傳統的「中國式善治觀」仍然在深處不斷發揮作用，作者甚至寫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門抗議政府的群眾，他們對自身所擁選項之設想，或許大致上便是如此。」（頁126）
筆者對本書的第二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同時，作者對中國與歐洲的各自內部演變過程，雖然也有留意，但相對說來，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在其過去與近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這似乎呼應了作者對歷史比較方法的一貫主張：要同時綜合「回顧式分析」與「前瞻式分析」，不能只由近代的角度看過去，以免過度地「只以成敗論英雄」。
何謂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例如，在討論歐洲的宗教與國家關係時，本書儘管留意到歐洲自11世紀建立教皇制、16世紀發生宗教改革，乃至於其後民族國家更形穩固的種種變化，但仍然強調歐洲這段歷史上一脈相承的那種社會與國家相互對抗並尋求妥協之「競爭性關係」。這種強調「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的分析視角，在分析明清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議題上，則更加顯著。
雖然本書提及明清中國經濟發生了由18世紀的農業發展、19世紀頻繁的商業糾紛及其解決機制，乃至於清末成立農會與商會的一系列重要變化，甚至還超出明清時代而一路往下論及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崛起。討論這麼長時段的中國歷史變化，作者當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紀晚清以來中國經濟變化出現了某種巨大的「斷裂性」，但是，本書最終還是強調這其間的「延續性」，這是一個極特別而且又確實容易引起爭議的作法，需要讀者多予留意與深入思考。
（全文請見本書）

第一章
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歷史面對全球狀況的複雜與多元

在許多課題上，我們往往認為：在歐洲歷史中形成了一些關鍵的作法及措施（practices），而這些關鍵作法的流傳則創生了近現代（modern，19-20世紀）時期的基本特徵。這當然非常適用於那些採取歐洲理念和制度來建造自身國家和社會的白人移住民（settler）社會。然而，對於在經濟、政治和組織化宗教（organized religion）上都擁有各自歷史的世界其他地區，人們對各種議題的認知主軸和評估標準，仍是由一種預設所界定，亦即認為近現代時期的經濟變遷（economi cchange）、國家建構（state making / building）2和宗教活動均是由於採納並適用了歐美原則和作法而驅動。我們為了跨出此一思維取向而做的努力，即已經為源於歐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給出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紀）世界不同地區（如中國和歐洲）的原則和作法，對於各地所形成的近現代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問題與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這本小書對此提出了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此一探究歷史變遷的取徑，旨在修正我們的了解：世界不同地區的歷史該如何深入研究及彼此對話，並由此對世界的歷史及未來理解得更加踏實有據、思維更加嚴謹。隨著我們越將目光從較遙遠的過去移至眼前當下，世界各地的連結也就越發重要，然而除非我們更加了解那些連結如何造就各個地區更為廣大的整套可能性與問題，否則我們就不算是將多樣的歷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著名的社會理論均是以分析歐洲歷史變遷為基礎，而我們二戰後的社會科學亦皆採借這些社會理論。今日要修訂社會理論，一種可能的方法是思考我們若鍥而不捨地探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種變遷歷史，會如何發現我們在新的社會理論時代中所需要的材料。
承認歐洲的歷史經驗不足為世界其他地區之歷史變遷提供合適的引導，至今並未激發多少努力以打造一種知性架構，容納我們所創造關於歐洲之外其他地方在與歐洲發生嚴肅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接觸之前或之後狀況的大量知識。於是，19至20世紀早期的社會理論大傳統（grand tradition）聚焦於近現代歐洲的誕生，以此當作了解全球歷史變遷的樣板，而我們卻無法為這些理論提出令人信服的替代選項。有兩大彼此關聯的原因，使得20世紀許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humanities）認為世界上非歐洲地區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狀況最好被視為近現代歐洲作法的變形。第一個原因是，世界上非歐洲地區存在許多政治、經濟和文化菁英（elites），他們擁抱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以此作為資源來改造並重建自己社會。第二個原因是，大多數非西方社會均順服於西方領導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系統之下，而這些系統則是由影響力與支配力的多變交織所形成。21世紀初，有些探討當代政治、經濟及文化多樣性且頗具影響力的研究取徑，其歷史背景便是上述這兩大全球發展進程（processes）；學者和決策人士在解釋全球政治系統、經濟表現和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的各種差異時，所依據的仍然是它們與成功的近現代社會原則差距多遠，而這些原則又是萃取自歐洲歷史經驗。然而事實上我們並不清楚，根據這般途徑來探討世界各地的狀況，對於全球性的多變多樣究竟能了解多少，解釋起來又有多少說服力。
稍微想想一些政治科學家和決策者是怎麼談「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失敗國家之界定，其度量標準在於辨識出一個政治系統缺少了西方的制度特徵（Risse, 2011）。舉例來說，世界銀行在20世紀後期發明一種度量，叫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評比約兩百個國家的治理品質（quality of governance）等級；其所根據的調查，是關於一些制度和措施之有無和效能，而這些制度及措施對西方民主而言都是很基本的——表達意見與課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府穩定度與無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lack of violence）、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經濟調控之品質（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以及貪腐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等。這些標準又被用來選定哪些國家接受經濟發展援助金（economic development aid）的預期效果最好。根據這種方法學（methodologies），中國既不是成功的國家，大概也無法有效運用發展援助金。根據這六種標準，在1996至2004年間用以生成治理指標的調查中，中國每年的民意與課責落於最底的10％，政治穩定度徘徊在約30％，政府效能則在50％至65％之間，管制品質是35％至50％，法治在40％左右，廉潔度則在35％至50％之間（World Bank, 2015）。然而我們知道，就實證經驗來說，20世紀後期的中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人口最大、為期最久的穩定經濟成長，而且中國國家持續演進的經濟政策對全國經濟轉型是至關緊要的。中國近期的政治與經濟歷史顯示，若根據它與西方有何異同來解釋它的演變，並不足以理解它在當代的活動與變遷型態（contemporary dynamics）。
為了更有效地解釋當代中國的一些特徵，並認清如此解釋會提供我們機會去修正對全球狀況的較為通則性的認識，我將提供一些策略來補足並修正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方法，而這些策略是以檢視中國歷史為基礎。藉著修正我們思考世界各地複雜且多元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方法，我想建議：我們處理社會理論大傳統時，應能夠不僅止於指出其限制與失敗。為此，我探討中國歷史及其對於解釋晚近中國狀況之意義時，會選出幾種主要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現象，並藉這些現象如何隨著時代變遷的方式，來與我們認為歐洲歷史上相關現象變遷的方式進行對話。我想要直接探討歐洲歷史上的一些作法，這些作法後來所定義的規範標準（norms），被馬克思（Karl Marx）、韋伯（Max Weber）及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在他們的著作中用來理解近現代西方（乃至西方以外）的狀況；許多研究途徑均暗示或明示地依循這套方法，縱使也有批評指出它們的許多缺點，但這些批評鮮少提出扎實的替代方案。與其因為這些大理論顯然難以好好解釋歐洲以外的世界或這些理論問世以降的時代就加以摒棄，我們不如接納從歐洲歷史經驗中所得到的理解，並藉著發現其他地方經歷相似及相異之途徑所演變出的作法，來擴增這些理解。
關於第二至四章所各別處理的主題，專家們對中國的經驗都所知甚多，但在更為一般的、關於歷史過往（historical past）及這些歷史對今日之相關性（relevance）的討論中，這些主題卻只占很少的篇幅。第二章處理過去千年之間中國國家與宗教關係的幾個面向。已被證明的是，要解釋21世紀的政教關係（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就像要分析政治與經濟關係一樣麻煩。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部分伊斯蘭宗教領袖及受宗教激發的政治運動人士所採取之強烈政治立場，讓越來越多學者與政府官員都深思不已。20世紀後期，美國在他國的外交與軍事設施所受之炸彈攻擊，讓一些美國人更加意識到伊斯蘭信仰啟發的政治極端分子，而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恐怖攻擊則使全美國強烈意識到自身前所未見的脆弱。在這些悲劇事件之前，美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人士（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之政治聲浪亦已增強，比如提出政治訴求以限制女性生產權利。伊斯蘭和基督教的政治訴求斷言（assertions），動搖了西方社會對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s）的期待——亦即認為宗教信仰這個議題應屬個人選擇。視近現代國家為世俗化國家，並視組織化宗教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特徵之一，這種認知便是來自歐洲歷史經驗。「世俗國家治理著社會、社會中個人自選宗教信仰」此一規範性的期待，是萌生於特定的歷史環境。然而西方以外地區的政教關係與歐洲並不相符。伊斯蘭的作法所受之注意已然不少；而我們藉著看看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教關係，當能對歐洲產生不同的觀點。第二章所舉中國的例子便顯示，不同於歐洲的政教關係不表示與伊斯蘭國家（Islamic countries）的政教關係相似。思考中國在宗教和政治方面與歐洲之歷史差異，能夠讓我們在了解它們未來可能的關係時更加開闊。中國的經驗有助於展現：政教關係自始至今皆是何等多元，而部分原因至少是因為它們今日所認知的、所嚮往的一套套可能性，都被它們的歷史打造得獨具一格。
宗教信仰與實踐之建構（construction）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維持多元，並不令人意外。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2000年的著作《將歐洲侷限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便論及：更為廣泛的文化差異之持續存在，此事實已成為文化史家一大利器，用以批評套在非西方地區上頭的歐洲中心觀點。在查氏筆下的海德格式生活世界（lifeworld）裡，一九三○年代孟加拉知識分子即使陷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無情擴張，文化上仍與歐洲思想家有所區別。查氏所寫的歐洲特別是就精神上（spiritual）而言，但在全球運作的馬克思式經濟力量，也同樣驅使著印度社會的物質上的變動（material movements）。《將歐洲侷限化》認為，正是進入印度並使其經濟活動轉型的這些力量，造成印度經濟步上這種特定的變遷路線。類似的說法也曾見於中國經濟史研究，但本書第四章將申論：若不探討影響中國物質轉型的國內因素，將甚難理解20世紀的中國經濟變遷。感知差異（difference in sensibilities）並非知識分子的文化，但卻影響著面對物質世界的取徑，而且對所發生的經濟變遷具有關鍵影響力。
在思考這些經濟議題之前，第三章將從第二章的焦點（政治和宗教）移開，思考中國歷史上政治與經濟的關鍵關係。當非專家評估中國的財政（fiscal）或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歷史時，往往就是根據它與歐洲的措施之差異而論。但光是說中國的措施非此非彼，並不是探索中國財政措施（fiscal practices）歷時演變的最佳方法。思考近代早期中國官員處理財政議題的方法，有助於我們了解後來中國政權（political regimes）面對這些議題的方式。中國的財政作為之變遷，部分是基於先前的措施，一如普遍認為歐洲財政演變也是隨著經濟狀況改變而來。既然中國國家到20世紀已有超過兩千年處理財政議題的經驗，如果它的手段無論隱約或刻意都沒受到過往措施的影響，那才真讓人驚訝。此即一種新的思考途徑，不以是否符合歐洲發展之作法為標準來觀察中國在19和20世紀的財政措施（He, 2009； O'Brien, 2012）。另一組相關的預設，是關於國家並未提供近現代經濟成長所需的支持，以及西方措施對於經濟成長得以成真的重要性。即使對中國工業化的觀察發生過變化，上述的假設仍見於這些觀察：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於1958年出版之《中國早期工業化》（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對中國工業化持負面評價，乃至馬德斌（Debin Ma）於2004年一篇中國經濟史的回顧文章中強調「歷史不連續性」（historical discontinuities）是何等重要，因為它們「以各種方式讓東亞借用並適應正式的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從國家建構到貨幣體制（monetary regimes）——而這些制度是藉自其他地方，特別是來自19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Feuerwerker, 1958； Ma, 2004）。
19和20世紀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便是工業化。工業化始於18世紀後期的西歐，並於19世紀之間遍及全歐及美國。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亞洲，其中又特別是東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則呈現一片工業化成功的氣象。社會科學家（尤其經濟學家）向來致力於解釋經濟的成敗。傾向肯定成功的論證，大多源自「西方制度措施為何有效」的相關認知以及「若要達成旗鼓相當的經濟變遷，上述措施不可或缺」這種說法。看看中國在漫長20世紀（long twentieth century，自一八七○年代至21世紀初）的工業化經驗便能發現，若要理解中國的經濟是如何轉型，雖然是有必要了解西方經濟發展的制度和途徑，但這不見得充分。只強調西方措施卻不同時分析它們與本國措施是如何結合的話，如此所見之歷史變遷面貌必是片面且扭曲的。當我們將中國連同其他成功的經濟變遷事例（包括歐洲）一同考慮時，將能提出一些更為一般的原則，同時涵蓋中國與其他地方的異與同。
若在理解中國政治、文化與經濟等面向之變遷時，在方法上能夠兼顧這些變遷本身以及它們與其他歷史變遷之比較，就會讓我們意識到：識見寬廣的歷史觀點如何有助於我們從一些角度關注到多元差異，而這些多元差異所標示出的，從其他角度來看則是一般共享的歷史變遷經驗。這般運作顯示出實際的方法，可以超越20世紀後期崛起之區域研究的限制，並認清我們在運用社會理論來理解複雜而多元的世界時受到何等箝制，因為各種命題和預測所源自的認知都和西方的經驗相當緊密，但與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卻頗有距離。了解中國如何變得近現代，而它的近現代又變成什麼，有助於一項更大的計畫：用貫通多元地區以形成今日複雜世界的全球連結，取代侷限化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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