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樣的現代化：一個蘇南村莊的“集體主義”史(1950-2017)（簡體書）

“農村集體主義”是在農村地區實行的，以社區所有，社區組織控制生產資料，安排生產的社會組織體系。“農村集體主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建立，國家力量的推動徹底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組織形態和產權關係。農村中以家族為主的傳統自組織變成了村社的國家基層治理單位，生產資料變成了集體所有，農業生產成為集體經營。雖然在不同的時期，集體的範圍和管理的權限有所變化，但自成立之時起“集體主義”就成為當代農村社會最為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至今在很多農村影響力都非常大，可以說，“農村集體主義”是影響中國農村變遷的關鍵因素。但是以往對於集體主義的研究多是從一個歷史片段和一個維度來進行論述，提出一個普遍的解釋機制，這導致理論分析與農村的實際發展經驗會有很大的分歧。而本文則是嘗試分析一個長時段的村莊歷史經驗，來考察農村集體主義變遷過程，以此提出農村集體主義是在組織和產權兩個核心制度規定下的一個不斷建構過程，這個建構過程導致了農村實際發展經驗的豐富面向。
本文所分析的河村是一個具有完整集體主義歷史線索的蘇南村莊。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農村集體在政治運動的浪潮中不斷推進，職能不斷增加。互助組建立了集體組織架構，初級社賦予了集體生產經營權，高級社賦予了集體資產所有權，同時不斷強化對於生活方式和思想動態的政治規訓。伴隨著集體主義演進的過程，國家權力也不斷在農村得到深入。人民公社時期是國家主導的集體主義，國家在生產和分配上擁有絕對的權力，集體負責具體的執行和微觀的調控，同時輔以強大的政治動員來維繫國家集體主義的運作。鄉村工業時期集體主義轉向了社區為主導，國家的控制放鬆，村社區能夠調動村和地方政府的資源來發展工業經濟，以村集體為核心成為了重要的發展模式，同時建立了差序型的收益分享格局。後鄉鎮企業時代村集體的核心作用仍然存在，但個體合作的因素也發揮著影響力，集體通過吸納個體資本形成了資本運作的發展模式，同時通過福利來維繫集體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所以，通過本文所考察的一個村莊的集體主義史可以看出，在當前，農村中集體主義並沒有消失，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只是其具體類型在歷史中不斷建構，展現新的表現形式。這樣一種集產權與行政，並且二者相互強化的體制型塑了中國農村特殊的治理方式，使之區別于單純的行政或經營性組織體系。並且，集體主義的框架對於中國農村的發展模式形成了制約，使得在中國農村，集體主義不斷與新的市場、制度環境結合而出現超越理論概括的實踐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