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下）：自由之科學

．「啟蒙運動」是彼得．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煌煌鉅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激賞，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經典名著地位屹立不搖。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同時雅俗共賞，有極高的可讀性。
．余英時教授專文推薦：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史學巨擘彼得．蓋伊奠基之作、余英時教授專文推薦
全面性探討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與其時代的複雜互動關係

這是一本很令人動容的著作，不但具備學術研究的嚴謹，且雅俗共賞，適合大眾閱讀，有極高的可讀性，喜歡讀史的人，能從本書中獲得閱讀的喜悅。

蓋伊學問淵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這部煌煌鉅著共一千餘頁，百餘萬字，出版後廣泛獲得學界的激賞，並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其經典名著的地位屹立不搖，在當代同類研究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啟蒙運動是蓋伊一生用力之所在，這部著作開啟了他一生從啟蒙運動以降的系列精彩歐洲社會與歷史的研究與著作，並奠定其史學巨擘之地位。

全書由《啟蒙運動：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1966）、《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1969）兩本相關卻又獨立的書所構成，作者將全書內容分三部份：Ⅰ對古代的訴求、Ⅱ和基督教的緊張關係、Ⅲ現代性的追尋。作者表示，第Ⅰ、Ⅱ部別代表「正」、「反」，第Ⅲ則代表「合」，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曲，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大致的心路歷程，企圖全面性地探討啟蒙運動。

《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與《自由之科學》為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繫的兩部作品，是彼得．蓋伊對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精彩再詮釋的姊妹篇。

在《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中，蓋伊分析了啟蒙思想家如何利用古代異教思想家作為資源，擺脫自身繼承的基督宗教文化遺產。

《自由之科學》則可視為是一部啟蒙運動的社會史，書中，蓋伊描述了啟蒙思想家身處的時代，他們的行動綱領、進步觀、科學觀、藝術觀、社會觀和政治觀。作者解釋了啟蒙思想家與其時代的複雜互動關係，指出他們的思想既汲取自時代氛圍和從中得到支撐，復有一部分反對這氛圍和開風氣之先。他們部分是時代的領導者，部分是其縮影，部分是其反對者。作者指出：「這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如方才說過，啟蒙思想家與其環境時而敵對，時而友善。但不管有多錯綜複雜，不了解它們，就無由給啟蒙運動下一個充分定義。可以換一種方式說：儘管約翰生（Johnson）與伏爾泰（Voltaire），波普（Pope）與休謨（Hume），或衛斯理（Wesley）與萊辛（Lessing）的歧異處所在多有，但共通處一樣所在多有。

本書雖然把重點放在伏爾泰、休謨和萊辛，但沒有忘記其他人。例如，他說：「……我們當然不可忘掉狄德羅和萊辛的美學是不同的，不可忘掉休謨和伏爾泰的政治哲學是相異的，不可忘掉不同啟蒙思想家有關進步、科學、教育和其他課題的觀點涵蓋幅度頗寬的光譜。我把這些差異都記錄了下來──本書上下兩冊會那麼長，主要原因在此。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啟蒙思想家的一般定義不涉及他們的政治或美學觀念。以這種方式，我設法既忠於歷史的豐富性、微妙差異性和個人癖性，又忠於共性和完形（Gestalten）──它們都是啟蒙運動之所以為啟蒙運動的原因。」蓋伊的精闢評價為讀者打開新的視野，讓人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方法和其人道及自由願景有更深入認識。

彼得．蓋伊（Peter Gay）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柏林，之後移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耶魯大學史特林（Sterling）歷史學教授、古根漢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學者、劍橋邱吉爾學院海外學者。

歷獲各種研究獎如海尼根（Heineken）史學獎、美國歷史學會（AHA）學術傑出貢獻獎等，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二○一五年於紐約逝世，享年九十一歲。

著作等身，包括《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威瑪文化》、《弗洛依德傳（I）：1856-1905》、《弗洛依德傳（II）：1902-1915》、《弗洛依德傳（III）：1915-1939》、《啟蒙運動（上、下）》、《現代主義》等（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譯者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共完成約近百本譯著，包括《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名人推薦】
對啟蒙思想家的思想行動，從未有過一部涵蓋如此全面的作品。它是一座資訊金礦。──貝倫茲（C. B. A. Behrens），《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蓋伊先生給了我們一部罕有其匹的思想史著作。本書既分析和評價了過去的思想，也企圖形塑當代的思想。──拉特（John Ratte），《每週之書》（Book Week）

蓋伊為啟蒙思想家描繪的圖像具有說服力，學養深湛而文體從容。──莫斯（George L. Mosse），《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是一部最讓人動容的著作：學問廣博、文體優雅、主要論點信而有徵，而且還對大量相關研究著作有睿智評論。在各種把啟蒙運動解釋為具有一貫性和自覺性的努力中，這書無疑是最引人入勝和最激發思考的。──希利（George R. Healy）《威廉與瑪麗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本書是對啟蒙運動一個大師手筆的全面研究，說明了批判理性是如何興起，被認為是改善人類處境的槓桿。……本書之完成是一個輝煌的成就、一座學問的豐碑（它的「研究著作評介」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是日後其他學者不可不讀的），卻又平易近人、可讀性極高。──伯羅（J. W. Burrow），《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

蓋伊教授是研究啟蒙運動的美國學者中之翹楚，故這部著作極為重要。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不同凡響的傑作。──帕爾默（R. R. Palmer），《現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推薦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推薦序
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Peter Gay兩卷本的Enlightenment研究是關於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雖然分別完稿於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但根本不發生所謂「過時」的問題，近三、四十年來，這一領域儘管日新月異，卻未出現一套有系統的新解足以取本書而代之。

Gay寫這部鉅著時，他的爭辯對象是Carl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國》（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Becker此書篇幅極短，然而論點鮮明，提出了對啟蒙運動的整體看法，成為西方（至少美國）史學界的正統觀點。

Becker強調啟蒙思潮仍未全脫中古思惟模式的籠罩，當時思想家所用的建構材料雖然是很新的，但所建構出來的「天國」（Heavenly City）則一仍中古之舊。這一論斷在美國史學界流行了三十多年，未受到嚴重的挑戰，直到Gay的著作問世，才發生了基本變動。Gay先後花費了六、七年的時間，遍讀十八世紀原始資料，提出了全面性的新解讀。僅以功力而論，Gay的兩卷本專著已遠非Becker的講演集所能匹敵，Becker是一位卓越的史學大家，沒有人能夠懷疑。他的論點也確有堅強的根據，並非簡單的「錯誤」，不過稍嫌片面，將一個重大的歷史時期簡單化了。Gay則從多方面運用極其豐富的史料將整個啟蒙運動的面貌呈現了出來。他相當肯定了啟蒙的現代價值和意義，認定啟蒙上接文藝復興，恢復了古代經典的地位，並以古典的多元而開放精神對抗中古教會的武斷和不容忍。自由、進步、科學、寬容等都是在十八世紀的歐洲開始發展出來的，更重要的，啟蒙也導致了美國的獨立革命和一個嶄新的民主自由社會的建立。Gay特別指出：當時歐洲的啟蒙思想家都引美國的創建為榮，認為這是啟蒙的精神價值的最高體現。總之，啟蒙運動是西方文化史上一個極重要的階段，不但承先啟後，而且包涵著種種複雜的成分。Gay的專著則儘量客觀地但同時也抱著同情的理解，把這一段複雜而困難的歷史進程分析得井然有序。今天有不少人開始懷疑以至批判啟蒙的歷史與現實功能，但無論對啟蒙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地認識它，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作者序
本冊（下冊）上接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現代異教精神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為我界定啟蒙運動的努力劃下句點。就像上一冊，本書是自足的。我在上冊探討的是啟蒙思想家怎樣援引古典的異教徒思想反對基督宗教，換言之是探討他們的教育背景；而在這一冊，我進而分析他們的環境（包括他們所身處的經濟與文化變遷，這些變遷正是導致啟蒙運動具有現實相關性甚至非出現不可的原因；也包括當時作家與藝術家的位置，這位置賦予啟蒙思想家的要求和期許以血肉）、分析他們的行動綱領，以及分析他們的進步觀、科學觀、藝術觀、社會觀和政治觀。我把本冊命名為《自由之科學》（The Science of Freedom），意在暗示啟蒙思想家的方法和目標，而讀者未嘗不可把它單獨當成啟蒙哲學的社會史來閱讀。與此同時，上下冊又是一體的，正是為了強調這種一體性，我才會給它們取用一個共同的書名《啟蒙運動：一個詮釋》，並把內容安排為辯證性的三部分：上冊分兩卷，分別代表「正」與「反」的部分，下冊只有一卷（我名之為「現代性的追求」），代表「合」的部分，要探討啟蒙思想家的哲學。

上下兩冊都是以狹義的啟蒙運動為主軸，亦即以啟蒙思想家的運動為主軸：本書會設計成辯證性的三部分，也是為了反映啟蒙思想家的大體心路歷程。但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並在上冊儘早指出過，狹義的啟蒙運動乃是著床於一種更寬廣的氛圍，那就是十八世紀的氛圍。對於十八世紀，我們大可以毫無扭曲之慮地稱之為啟蒙時代（Age of the Enlightenment）。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正是汲取自時代的氛圍和從之得到支撐。他們部分是時代的領導者，部分是其縮影，部分是其反對者。特別是在本冊，我設法去釐清這兩個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的運動和其大環境）的關係。這關係是錯綜複雜的，而就如方才說過的，啟蒙思想家與其環境時而敵對，時而友善。但不管有多錯綜複雜，不了解它們，就無由給啟蒙運動下一個充分的定義。可以換一種方式說：儘管約翰生（Johnson）與伏爾泰（Voltaire）之間、波普（Pope）與休謨（Hume）之間，或衛斯理（Wesley）與萊辛（Lessing）之間歧異處所在多有，但共通處一樣所在多有。本書雖然把重點放在伏爾泰、休謨和萊辛，但沒有忘記其他人。

我的工作招來兩個誤解，所以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加以澄清。我一直相信，集體史（collective history）是寫得出來的，不是非化約為個人傳記的組合不可。另一方面，我又深知，哪怕是狹義的啟蒙運動，其內容仍然豐富多端，有時還自相矛盾。不管是在上冊還是這一冊，我都用「家人」（family）來形容啟蒙思想家的彼此關係，為的就是兼顧他們之間的親近性和分歧性。我們當然不可忘掉狄德羅（Diderot）和萊辛的美學是不同的，不可忘掉休謨和伏爾泰的政治哲學是相異的，不可忘掉不同啟蒙思想家有關進步、科學、教育和其他課題的觀點涵蓋一道幅度頗寬的光譜。我把這些差異都記錄了下來──本書上下兩冊會那麼長，主要原因在此。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啟蒙思想家」的一般定義不涉及他們的政治或美學觀念。以這種方式，我設法既忠於歷史的豐富性、微妙差異性和個人的特質，又忠於共性和完形（Gestalten）──它們都是啟蒙運動之所以為啟蒙運動的原因。

除區分狹義和廣義的啟蒙運動以外，我又邀請一些十八世紀人物進入啟蒙思想家的俱樂部而拒另一些人於門外──對我的第二個誤解即由此而起。事實上，我此舉是定義行為而非評價行為。我不是要主張（比方說）伏爾泰比約翰生「傑出」（better）。會員資格與能力無關：明乎此，就會了解這俱樂部何以不乏無趣和平庸之輩，而一些該時代最不凡的人物反不入列。哪怕書名已申明本書是「一個詮釋」，但身為歷史學家，我仍然盡力迴避上述一類的價值判斷。我的目的是下定義，盡可能清晰地勾勒出啟蒙運動的複雜面貌：觀念怎樣與激情相纏、信念怎樣與迷信交織，以及觀念怎樣與觀念擦撞。

但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心無好惡。讀者應該不難看出，較得到我認同的是十八世紀的非宗教心靈。但這不應該干擾到我對啟蒙運動的分析（希望是如此）。正因為這樣，我甚至避談一個相當有價值判斷意味的重要問題：啟蒙運動與我們時代的相關性。顯然，我認為這種相關性是可觀的，比迄今啟蒙運動的批評者甚至仰慕者所願意的承認的還要大。如果有哪個時代最需要啟蒙運動的人道目標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們的時代莫屬。但我在本書強自克制，不去談這個，因為我認為更當務之急是去界定啟蒙運動：想要讓啟蒙運動能為我們所用，就必須先知道它是什麼。本書的目的正是致力於確定啟蒙運動是什麼。

但我沒打算就此打住。我研究了啟蒙運動二十年，一直興味不減。如今，隨著研究領域他移，我認為該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分表明我信念的時候了。為此，我已寫就一部聲援啟蒙運動的小書《批評的橋樑》（The Bridge of Criticism），將要單獨出版。我會樂見讀者把它看成是這部長篇歷史研究的政治後記。

就像上冊一樣，本冊讓我欠下許多人情債。古根漢基金會的一筆研究獎助（1967-8）讓我能夠對此書進行一些必要的改寫；「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一項出國補助讓我有機會在蘇格蘭聖安得烈（St. Audrews）一個會議上與好些研究十八世紀的學者交換意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院長室慷慨資助打字經費，而因為本冊的篇幅，這筆補助讓我更是受用。說到打字，我特別要感激為我手稿打字的西爾薇（Ene Sirvet），感激她經常為我辛苦地打字打個不停，她的速度和精確性，和對我表現的耐性。寶潔公司（Procter & Gamble）一九六七至六八年度和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度兩度頒贈的「人文學與科學促進獎金」讓我可以購買一些不可少的參考書，也讓我教學上的負擔得以減輕。

一些從前和現在的學生各以不同的有用方式協助過我，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卡瓦瑙（Gerald J. Cavanaugh）、韋克斯勒（Victor Wexler）、凱勒（William Keylor）、博斯（Ronald I. Boss）、凱恩（Stephen Kern）、卡爾勒（Joan Karle）和布雷德（Theodor Brodek）。在愛丁堡大學、維吉尼亞大學、瓦瑟學院（Vassar College）、耶魯、哥大和其他好些好客的大學校園，我都碰到一些有批判性的聽眾，他們的意見促使我變換論證或改變想法。兩個學術團體──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和法國歷史研究學會（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對我同樣耐心有加。

除了這些聽眾，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十八世紀歐洲文化講座」試述過我的觀點，並受益良多。要指出誰給過我哪方面的啟發難免會顧此失彼，所以我在這裡感激當時所有人的耐心和大方。一直以來我都與狄克曼（Herbert Dieckmann）、梅（Henry F. May）和麥克（Mary Peter Mack）書信論學，他們的意見至為寶貴。對於難寫的第三章（論科學的一章），格雷厄姆（Loren Graham）給了我有益的批評；而吉萊斯皮（Charles C.Gillispie），所寄來兩封極其詳盡的信，相當程度改變了我對這一章的構想。另外，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惠賜的意見也讓我銘感。

我最後要感謝的是我最需要感謝的人。威爾遜（Arthur M. Wilson）、韋伯（Robert K. Webb）和我太太（始終是露絲〔Ruth〕）都極仔細讀過草稿。我感謝他們百忙中抽空為我提供寶貴意見，鼓勵我在漫漫的研究長路上持之以恆。
彼得．蓋伊
一九六九年二月，紐約市

 

余英時推薦序
本書相關評論
目錄
內容簡介
兩點體例說明
引用作品簡稱
作者序

第Ⅲ部　現代性的追求
1 膽氣之復甦
一、現代性的前奏：膽氣之復甦
二、啟蒙運動：醫學與治療
三、時代的精神

2 進步：從經驗到行動綱領
一、文人共和國
二、從過去到未來：大轉向
三、樂觀地理學

3 自然之用
一、啟蒙運動的牛頓
二、去掉牛頓上帝的牛頓物理學
三、問題重重的大自然光輝

4 人之科學
一、啟蒙運動人
二、心靈領域的牛頓
三、對抗理性主義的革命
四、想像力的奔馳

5 藝術之解放：過去的包袱
一、藝術與啟蒙運動
二、贊助人與閱聽大眾
三、過去的包袱

6 藝術之解放：摸索現代性
一、狄德羅與萊辛：兩個循規蹈矩的革命份子
二、藝術品味的發現

7 社會之科學
一、第一批社會科學家
二、社會學：事實、自由與人道
三、政治經濟學：從國力到財富
四、史學：科學、藝術與宣傳

8 仁善政治學
一、寬容：一場講究實際的運動
二、廢奴主義：一個初步的探索
三、司法正義：一場為自由奮鬥的聖戰

9 經驗政治學
一、政治經驗的多樣分歧
二、法國之爭
三、開明絕對主義：由答案到質疑

10 教育政治學
一、啟蒙運動的邏輯
二、對庶民的成見
三、盧梭：道德社會中的道德人

終曲：起而行的行動　

研究著作評介

第Ⅲ部 現代性的追求
The Pursuit of Modernity

1膽氣之復甦
The Recovery of Nerve

一、現代性的前奏：膽氣之復甦
1

在啟蒙運動的世紀，受過教育的歐洲人向一種新的生命感（sense of life）醒轉。他們感受到人駕馭大自然與人自身的力量大大增加了：各種循環不斷困擾著人類的磨難 ──疾疫、饑饉、生活的朝不保夕和夭折早殤、兇悍的戰禍和搖搖晃晃的和平──看來終於屈服在人類理智的批判性檢視之下了。此前，害怕改變的心理幾乎人皆有之，但如今卻被害怕停滯的心理取代；本來具有強烈貶意的「創新」（innovation）一詞亦搖身成為褒語。保守主義觀念的出現，本身就是普遍求新求變之風的產物，因為在一個寂然固定的社會裡，根本沒有保守份子用武餘地。在在看來，在人與自然的角力賽中，人已轉佔上風。
這之前，人未嘗沒有信任過自己力量的時候，卻從沒有像這一次來得理直氣壯。十八世紀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人的自信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而不是烏托邦式空想。自然科學家、商人、官員和哲學家的自信滿滿不是一種用來掩飾無能的偽裝，而毋寧是出於對理性與行動力量的信賴。在打造這種新氣氛的過程中，啟蒙思想家扮演著一個戰略性角色，而他們會著手設計各種方案（社會、倫理、政治和美學方案），為的是促進自由，而不是要為無政府狀態鋪路。啟蒙運動也許是一種革命性新心態的產物和反映，但它也是這種新心態的主要推手之一。
然而，各種古老的災殃並未終止（不過倒是會裝成沒以前那麼可怕的面貌出現）。戰爭、疾疫、饑饉、不安全和不公義的陰影繼續籠罩人的生活，抑制他們對未來的期望。進步本身帶來了新的受害者，而許多人的生活之所以獲得改善，正是以其他人痛苦的加劇換來的。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約翰生是其中之一），十八世紀仍舊是一個須忍受者多而可歡欣者少的時代。新的思考方式主要是保留給出身好、能文善道或幸運的人：鄉村與城市裡的低下群眾少有能分享到這種新趨向者。不管是思想觀念還是生活方式方面，西方社會就像是同時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紀裡似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杜克洛（Duclos）在一七五○年指出：「那些住在離首都一百英里遠的人，其思考與行動模式亦距首都居民一個世紀遠。」窮人貧窮如故，英國如此，瑞士、法國與那不勒斯亦復如此。母親繼續會殺死她們的非婚生子；普魯士與俄國的統治者雖然自稱根據啟蒙原則治理國家，但這兩國的農奴繼續過著原始的、近乎次人的（subhuman）生活；在自詡是世界最文明國家的英國，窮人繼續以酒澆愁，繼續因酗酒短命。晚至一七七一年，伏爾泰猶感慨說：「在有人居住的世界部分，有一半以上面積仍然是住著一些過著近乎原始狀態恐怖生活的兩腳動物，他們食不足以餬口，衣不足以蔽體，極少能夠享受語言這種恩賜，極少意識得到自己過得有多可憐悲慘，渾渾噩噩地活著，渾渾噩噩地死去。」
因此，對很多人來說，時代進步所意味的，不過是壓迫、剝削他們的力量換上前所未見的新裝。尊卑模式是在慢慢改變，但尊卑之分依然倔強；有產階級則找到了合理化他們忽視或剝削低下階層的新理由，而不管博愛的基督徒和人道的啟蒙思想家再怎樣抗議，這種忽視和剝削繼續存在。肺病取瘟疫而代之，而有人道心腸的人則把目光從農村的窮人轉向城市的窮人。因糧食短缺而引發的暴動是減少了，但仍偶有爆發，繼續威脅著全歐洲搖搖晃晃的公共秩序。越來越多受害者把無奈和怨氣發在沒有自衛能力的天主教徒或胡格諾派信徒（Huguenots）身上，要不就是發在貪婪的雇主身上。讓農業得以合理化的圈地運動，長遠來說固然嘉惠了包括窮人在內的大部分人，但挨飢忍餓者卻等不了那麼久。在英國，流離失所者擠滿臭兮兮的貧民窟，而在法國，失業農村勞動人口在市郊連群結隊行乞或搶劫。經濟繁榮去到哪裡，可憐景象都如影隨形。幾乎十八世紀的所有進步──不管是工業、農業、教育還是政府管理上的──都是福中帶禍的美事。但它們仍然是美事。雖然消極和悲觀心態繼續殘存（甚至殘存在啟蒙思想家身上），但對那些有幸受惠於時代大潮流的人來說，展開在他們眼前那幅前所未有的怡人前景，仍然是讓人興奮雀躍的。
我說「前所未有」，是因為這種心靈狀態雖然幽微難辨，也大概是無法證明的，但我確信我準備要描述的十八世紀氛圍在人類歷史上是見所未見的。它絕不僅僅是一些古已有之的態度的重拾，而它表現出的自信，也是任何最自信的古代理性主義者不敢想像的。我並不是說所有古代人一律不快樂，或一律把一切委諸運氣：他們也會研究醫術、築路與管理領土。他們也會有志於過理性的生活。但他們意識到，面對鋪天蓋地的冷酷現實，這種志氣只是徒勞的夢想。然後，到了羅馬帝國早期，他們的消極性更深沉也更普遍了。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比它所取代的世界觀還要灰暗，而它既是這世界觀的肇因，也是其病徵。曾研究過這部活力與理性衰竭史的默里（Gilbert Murray）在一個著名的段落裡指出，隨理性衰竭而來的是：「苦行主義的崛起、神祕主義的崛起，某個意義下是悲觀主義的崛起。人們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對塵世生命的寄望，失去了對人類努力的信賴。他們不再相信耐心探索可帶來什麼，只渴盼得到絕不會錯的天啟；他們對國家福祉漠不關心，一意轉向上帝。」默里給這種「屬靈感情的白熱化」一個名字：「膽氣之失落」。十八世紀的經驗（我準備稱之為「膽氣之復甦」）卻剛好相反：那是一個神祕主義沒落的世紀，人們越來越對人生充滿希望和信賴努力，熱中於探索和批評，世俗主義與日俱增，而且越來越願意去冒險。
這種態度──值得再提一遍──是嶄新的。文藝復興時期因為把歷史看成是一則衰落的故事或各種無情循環上演的舞台，人的無能顯得相當突出。其時，人文主義學者（humanists）仍然依違於新柏拉圖主義者的認命心態和煉金術士對無窮力量的夢想之間。命運之輪（fortune's wheel）是他們用得最多的形象化比喻：一切都會變動不居的，國家必會由盛轉衰，家族必會由榮轉枯。哪怕是馬基維利（Machiavelli），仍然相信人儘管不懈的努力，也只能指望搶到命運女神手中的一半東西，其餘一半將始終掌握在反覆任性的女神手裡。首先與這種歷史宿命論分道揚鑣的人是培根（Bacon）和笛卡爾（Descartes）。在《論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近尾聲的一個感人段落裡，笛卡爾談到有一門實用科學說不定將可使人成為「大自然的主人和佔有者」，又說這科學可以帶來的好處「不只是數不清的技術進步，讓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享受地球的各種礦產、各種便利，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保護我們的健康，而健康無疑是人最重要的一種幸福和一切其他幸福的基礎」。之前不久，培根才刻意重提一句幾已被人忘掉的羅馬古諺：「人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又依這種精神制定一個知所謹慎節制卻極為雄心勃勃的行動綱領。
到了啟蒙運動的時代，這種自信態度在新哲學的熱愛者之間已屬稀鬆尋常。洛克（Locke）在筆記裡這樣寫道：「有一大片知識田野等著人去加以利用和受益」，換言之，人可以去「找出一些縮短和減輕勞動的新方法，或是精明地調配好幾種催化物和緩化物以帶來一些新而有益的產品，讓我們的財富（即任何可為生活帶來便利的東西）得以增加或更好保存。」然後，他又意味深長補充一句：「所有這一類發現，皆為人之心靈所勝任。」比乃師洛克更注重內心生活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2則把前述古諺運用在人的律己上：「有智慧和能幹的人要是能夠在內心建立起秩序、平靜與和諧，就是為自己奠定了一個持久的穩固基礎」，而這樣的人將能成為「自己人生與命運的設計師」。不奇怪地，這諺語與這心態也傳播到英國的美洲殖民地：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七○年把「人是自己命運的設計師」列為他最喜愛的格言之一，而在那一些年前，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推行一個殖民地間的科學合作計劃，希望以此解開自然界的謎團和擴大人「駕馭物質的力量，使生活的便利或快樂能以倍數增加」。在德意志文學界，詩人們在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神話中發現了新意義，高舉它為培根著名口號「知識即力量」的象徵。「我有一個看法，」年輕的康德帶點謹慎口氣這樣說，「有時候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力量寄予若干高貴的信賴。這樣的自信可以為我們的努力增添活力與氣魄，對真理的探索具有高度的裨益。」稍後，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康德的語氣不再猶豫，斷言人的才智是世界中的一股活潑力量。他指出，理性會一手執著它的原理、一手執著實驗，逼近自然，從中學習── 但不是抱著學生的被動態度，而是像法官一樣，「要求證人回答他設定的問題」。實務家亦有志一同，例如，伯明罕印刷商暨地方文史工作者赫頓（William Hutton）在一七八○年就以其時代的可愛自信精神呼應了培根。「每個人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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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氣之復甦」是許多力量的共同產物：不管是自然科學的壯觀成就、醫學的進步、禮儀的改善、人道感情的成長、傳統社會層級的慢慢剝落，或是糧食生產方式、產業、人口模式上的變遷，全都指向這同一個方向。這也是一個各種新科學被發明出來的時代，發明它們的人是哲學家（大都是啟蒙思想家），而目的全都是為了擴大人駕馭環境的力量。啟蒙運動產生了各種休謨所謂的「倫理科學」（The moral sciences）：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教育。
時代需要這些新的科學，因為那是一個行政管理上極為動盪的時代，負責進行改革的政府官員一再與既有利益團體和傳統習尚發生衝突。其時，理性化的公共管理與理性化的統計學還處於強褓階段，但它們已預示著現代福利國家的來臨。雖然行會（guilds）和教士階層沒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但同時受惠的還有負責管理事務的政府僱員。中世紀的福利社會是以慈善單位、不容質疑的社會層級制和基督宗教的博愛理想為基礎的。但到了十八世紀，至少是在歐洲大陸上，這些慈善團體大都失去了經濟基礎與情感誘因：經歷了一段無政府時期和一些有時事出偶然的殘忍暴行之後，世俗意識開始抬頭。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驅逐了耶穌會，沒收其財產，用之以賑濟，而其他國家的君主則奪去教會辦的濟貧院、醫院、孤兒院和學校──要嘛是直接據為己有，要嘛是置之於公共監督之下。在整個歐洲大陸，賑濟機構的部分國有化都與教育機構的部分國有化齊頭並進。
雖然這種社會技術尚屬粗淺，而且因為根深柢固舊習俗的頑抗而進展緩慢，但理性在產業與農業上的應用仍然帶來了革命性的後果。及至一七六○年代，改革的節奏已經快得讓人目眩，使為之驚恐的人與為之滿足的人幾乎一樣多。例如賓夕法尼亞的斯密牧師（William Smith）就抱怨當時的各種建設「是沒有多少深度的急就章。增補、改動和修飾此起彼落，沒完沒了。好一幅推倒又豎起、豎起又推倒的永恆景觀」。他可不是面對進步而唯一茫然的人，絕非反動派的約翰生同樣有所嘀咕：「這時代發瘋地追逐創新，世界一切行當看來都行將改頭換面。吊死人犯的方式看來也行將換新，泰伯恩刑場（Tyburn）可別想不受創新的怒火波及。」但為進步歡呼喝彩者仍大有人在：一七七○年代的《大英百科全書》驕傲地告訴讀者，說十八世紀的「各種新發現與改善」已為「這個不可征服或宰制的國家流布上一層榮光。」
這種流布異常迅速，因為它是有組織性和自動自發的。十七世紀為促進交流而出現的科學學會是十八世紀仿效的楷模。啟蒙時代是一個學會的時代，各種醫學學會、農業學會、文學學會各有各的獎項、期刊和參加者眾的會議。在學會內外，在工廠、作坊和咖啡館，知識都從傳統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它們往往不管美學考量和宗教拘束，只一心一意追求實效性。在一六六○至一七六○年的一百年間，英國的專利權發給件數是平均每十年六十件，但到了一七六○至九○的三十年間，平均值卻升高至每十年三百二十五件。與浪漫的傳說相反，只有少數專利權擁有者是神思煥發的孤獨天才。該時代的代表性發明家是瓦特（James Watt），他充分體現了理論與實用、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早在一七五三年，當瓦特還是年輕人時，狄德羅就已經在《對自然的解釋》（D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為他預畫了肖像。在這本小書中，狄德羅透過反覆引用培根的比喻，闡明十七世紀諸種思辨與十八世紀諸種現實的關係，闡明哲學與社會變遷的關係。狄德羅力主，理論與實用兩方面的思想家必須聯合起來，以折服「自然界的抵抗」。帶玩心的思辨就像耐心而系統的實驗，皆為重大發現發明所不可少：兩者結合在一起可以讓自然哲學家5成為一個征服者，成為可把採得的花粉轉化為蜂蜜的蜜蜂。在狄德羅的書頁裡，藝術是預期著自然的：瓦特的蒸汽機（工業革命最決定性的一項發明）只是狄德羅這個理想最卓異的體現，因為要不是有虎克（Hooke）和牛頓的發現，要不是有當時全歐洲科學家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會有瓦特的發明。蒸汽機的觀念絕不是他看到一壺煮沸開水時跳入他腦子的：他是做過一些精密實驗和進行過系統思考以後才造出他的模型的。
帶來機械創新的同一種實用哲學也帶來了讓這些發明可以廣泛應用和獲利的新制度。工廠、勞動的細部分工、工人與管理者的紀律，以及信用制度和運輸的改善，這全都像蒸汽機或飛梭（flying shuttle）一樣，是刻意和理性的發明。它們名副其實是（就啟蒙時代對這個字的理解）哲學性的：誠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指出，他時代的一些改進是「由那些被稱作哲學家或抽象思維家的人做出的。他們的職業就是不從事任何具體的工作，只是觀察一切」。而約翰生自己的經濟觀雖然原始，但仍捍衛斯密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哲學反思的權利：「沒有什麼比貿易更需要哲學來闡明的了。」他說。
膽氣之復甦無處不見和無可抗拒。一七九八年，既非熱情份子也絕非啟蒙思想家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回顧吵鬧洶湧的過去一世紀時，列舉了它有哪些革命性力量：「近年來，自然哲學方面偉大而意外的發現層出不窮，印刷術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識的傳播，執著而不受約束的探索精神在整個知識界乃至非知識界空前盛行，新穎而奇特的政治見解把人搞得頭暈目眩、目瞪口呆。」但這份清單遠談不上完備。新的食物生產方式、政治與教育制度的現代化、文明儀態舉止的流行、城市照明、衛生與安全的改善，甚至新修築的道路，都無不足以提供哲學反思的上好材料。一七八九年，楊格（Arthur Young）讚揚倫敦新建的對外公路因為負重量更大而大大促進了貨物人員的流通的。他說公路把「新的人員、新的觀念、新的發揮、新的活動帶給了各行各業」，因而也帶來了「朝氣、活力、生命力，奢華、消費與工業的動力」。這篇散文性頌歌以其對塵世事務的關注、對生命的熱愛、對力量感的自覺，清晰反映了時代的新精神。以我們現在的標準衡量，十八世紀的科技是粗糙的、城市生活是不舒適的、社會福利是吝惜和薄弱的、通訊與運輸系統是蹩腳的、營養是不充分的，而看醫生則是不值得一搏的冒險。就連啟蒙思想家自己（不管他們有多激進），也還沒有完全甩掉前工業化時代的心態，換言之，現代性尚處於誕生前的掙扎中。然而，生活變得更好過、更安全、更輕鬆、更健康和更可以預測（換言之是更理性）卻是當時人的一種親身經驗。因此，他們的樂觀更多是奠基於正在發生的事情上而非已發生的事情上，也因此有理由期待未來會更好。
即便飲食也被提升為一種藝術與一門科學，不再只是口腹之事。吃得絕不少的約翰生在一七七八年自誇可以寫出一本歷來最好的食譜：「它應該是談〔烹飪的〕哲學性原則的。」這部分是開玩笑，部分是戲謔崇高語言，但也是文化進步的一種反映。如果連一個平民百姓都可以把飲食當成哲學問題對待，足證膽氣已復甦得有多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