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

本書主要透過對學者經說、文集、日記等相關文獻的細讀，考察清中葉以降的「文人說經」之業及其意義，其目的在於嘗試跳脫某些固定的學術框架或研究模式，期能為清代學術史與經學史提供新的觀察與論述基點。書中所選諸家，包含：唐煥、姚鼐、洪亮吉、王芑孫、唐仲冕、李慈銘、譚獻等人，皆是有大量經說傳世的文章之士。這些經術文章雖然脫胎於舉業，卻是根本聖人，且又別有慧解，故與漢學考據路數，形成鮮明對照，實為共譜清代學術歷史的重要內容。同時，眾家文士的文集日記之中，有許多對當代學術學風的陳述與批評，所以，「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的議題，有助吾人打破文獻與學術視野的雙重侷限，重新認識清代複雜的學術面貌。

蔡長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副教授。曾獲國科會年輕績優具潛力學者補助。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春秋學。著有專書《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常州莊氏學術新論》、《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主編有《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校訂《翼教叢編》、《陳用光詩文集》。另有〈唐代法律思想的經學背景——《唐律疏議》析論〉、〈從對祭仲評價之轉變看公羊學「經權說」的歷史際遇〉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自序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或視野來看待，乃至表述古人的學問，是這十多年來，沉澱在內心深處的大問題。在我看來，每一個學問人表述其學術見解的過程，其實也是追求其心中之「道」的過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嘗不如是。換言之，相對於將注意力放在學術形態上抑彼助此的校論是非，關注知識人的精神史，應是屬於更深層次的理解活動。不論受關注者是今日學術格局之下，我們所謂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抑或是經學家。更何況，古人的學術格局，並不為今人的學術門類所局限。換言之，古人呈現其追求心中之「道」的過程，並不會局限在單一載體之上。那麼，我們追求古人的學問之「道」，探索他們的精神歷史，當然也不能因為我們擅長於某一學術類型，而做出在文獻與視野上的自我設限。基於這樣的認識，個人始終堅持，突破自身受學之際所帶來的眼界之局限，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最難突破也是最需突破的障礙。這一對學術偏見自我揚棄的過程，也是開拓學術視野與建立自身學術之「道」的過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對傳統史學研究中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提出強烈質疑。這種認為歷史學家的工作與文學創造之間，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的看法，值得我們認真對待。因為，這一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歷史學的衝擊與批判，有助於想要理解歷史真相的我們，得更加認真的思考，如何才能不使我們對歷史的探索，被嘲諷為文學創造。許多人提出了歷史語境理論這一對治之法，個人的研究受惠於此一方法論，亦復不少。原因很簡單，此一以歷時性的敘事結構編排材料，同時又提出理解某種共時性關係之可能的方法論，是專業史學普遍採用的解釋模式。但是，立足於探索歷史真相的大前提之下，更多的是研究者別出心裁的細密操作。我們可以將陳寅恪先生對論述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期待，作為我們論述傳統學術的一面鏡子。亦即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陳先生指出，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像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物件，始可以真了解。這種立基於強烈歷史感的移情體驗，如果不只是把它當成某種崇高而理想的境界，而是視為可以達到追求歷史真相的手段。那麼，在我看來，並非空中閣樓，遙不可及，而是可以實際操作的方法。要強調的是，此處所謂的方法，並非方法論層次上的各種主義，也不是將文本框入某種歷史背景、政治隱喻或社會關懷等套路式的分析模式，而是對文本的自然親近。亦即透過互文式閱讀的細細品味，在各類文本的交互引發中，來建構脈絡化的認知，從而體悟乃至進入時代的歷史語境之中。就如同繪製地圖一般，加上等高線比例尺經緯度的現代地圖，當然比簡單標示出山水道路關隘橋樑這等古地圖來得精確少偏差。同樣的道理，對文獻的掌握愈加全面、解讀愈細緻到位，我們對歷史發展過程的理解，才能愈加完整而深入。換言之，在充當歷史的「裁判官」之前，我們得先善盡歷史的「陳述者」之責。

個人在此提出的這一類似新批評的所謂方法，看似卑之無甚高論，卻是在許多著作中看不到的。在此要強調的是，我無意去批評任何人。但是，至少就自己研究的相關課題而言，時至今日，我看到更多的是自以為掌握真理的學閥行徑與散發出的知識傲慢。看到的是抓住某些觀念、說法，乃至前人基於理念（或是個人好惡）的學術判斷，然後下筆跟風，完成一篇又一篇的論文。而不是帶著理性與同情，透過對各類文本完整而細緻的閱讀，乃至打通詩文、經說、史論或是文學、哲學、經學等各類文體或是各類學術論著之間的學門區隔，以求得相對而言較為客觀的體會與理解。換言之，許多著作都陷入了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而不自知。既無法為自身的學術道途披荊斬棘，反倒是類似的敘述模式與評價觀點，不斷地在新舊學者圈中複製。

個人從不否認在著作中寓有自身的特殊情懷。只要讀過筆者從碩、博士論文以來的著作，大概都能夠輕易地掌握到這一點。這種情懷說穿了，就是對於前輩學者以大願力傳承學術乃至文化的崇敬之心。至於這種情懷的形成，其實也很簡單，或者說很直接。就是跳脫先行者評斷的視野，從對文本完整而仔細的閱讀當中，去領會前人著作之意。換言之，只要認真閱讀，細細品味，前賢在著作中想要表達什麼樣的立場與見解，是我們在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很容易掌握到的重點。但問題是，有太多前輩學者的著作，被某些先行者帶有自身理念的價值判斷所遮蔽，造成的後果是，我們既無法對前人的學術用心，有充分的認識。同時，我們對過往時段的學術史實，無法進行兼聽則明的理解與判斷。

更多的情況是，許多人不自覺地陷入某種思想史的敘事模式裏，將學術大勢嵌入其血脈之中，把注意力放在當時所謂的第一流學者身上。但是我們應當理解，許多映入眼簾的學者，其實是學術界造星運動的產物。就好像演電影寫小說一樣，沒了主角就失去靈魂。然而歷史畢竟是複調的多部合聲，所謂的主流、所謂的學術大勢，某種角度來看，是不是我們自身的學術惰性所造成？畢竟，塑造了主角，掌握了劇情的走向，將複雜的面向簡單化，如此主線明確的歷史走向，在理解上，可以少費後人多少的心思？但是，這種掩耳盜鈴式的認識心態，不是學術進步的健康之道。至少，在個人的研究生涯中，一直避免跟著大潮走，然後人云亦云。勉強為自己的研究形態，用寫小說的模式做點不是那麼恰當的比喻，那就是相較於從主角的視野看世界，我個人則是喜歡番外篇，也就是從某個特定人物或配角身上，觀察這個世界。

這本部頭龐大，被出版社編輯嘆為觀止的「小書」，是筆者十年來對清代中葉以降學術觀察之所得。從文稿粗具到全書得以付梓，這過程中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助。謝謝瑞文、柏霖兩位賢棣，任勞任怨查核文獻之外，常犧牲假日陪我親近臺北郊山，為的是怕我獨攀危險。同時，也要感謝文哲所與臺大出版中心同仁，尤其是紀淑玲小姐在編輯上專業而細緻的把關，讓這部著作能以如此完美的形式面見世人，我的心中滿是感動與感激之情。當然，最需要感謝的，是內子秦云璐女士，每每從她不吝讚美的眼神中，燃燒起對學術以傳世的渴望，讓我得以在高低起伏的人生旅途上，長保清明之心，堅定走出自己的道路。十年一磨劍，我已厭倦了在學術界的東奔西走送往迎來，愛上了在青山之顛俯視蒼茫四野的壯懷與感動。所以，如同方才一再強調的，這本書沒有嵌入什麼特殊的研究方法。就像親近大自然一樣，有的只是自然而然徜徉文本之後，力求以文從字順之勢，儘量貼合歷史語境的視角，將自身的理解與所思所感，展現在世人面前。其中或有對學術藍圖的設想與實際操作之間的不合拍之處，此則有待他日之精進。至於書中所論之或是或非，就有待於讀者的細細品味了。是為序。

鄧序
吳序
自序

壹、導言
一、前言
二、文獻與視野的雙重困境
三、漢宋論述的不對稱性
四、文人說經的學術意義
五、結語
貳、考辨經文多以義理文章斷之──讀唐煥《尚書辨偽》
一、前言
二、審辭氣事理以辨證偽書
三、離析文章結構疏解經文
四、義理疏解中的宋學脈絡
五、結語
參、理論的實踐場域──《春秋三傳補注》所見姚鼐的經學理念
一、前言
二、姚鼐的治經理念
三、《三傳補注》的經學見解
（一）《左傳》探例
（二）《公》《穀》二傳探例
四、結語
肆、據馬班以高視許鄭──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乾嘉漢學之批判
三、古之學愈於今之術
四、文士的人生蘄向
五、結語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
一、前言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三、根柢宋儒而別有新解
四、預於漢學而不失警惕
五、結語
陸、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桂文燦《經學博采錄》
一、前言
二、漢學與經學
三、經學與科舉
四、經學與地域
五、結語
柒、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一、前言
二、對盛世文章的緬懷
三、對許鄭漢學的維護
四、對反漢學者的撻伐
五、結語
捌、文人的學術參與──《復堂日記》所見譚獻的學術評論
一、前言
二、譚獻的學術宗尚
三、譚獻對漢宋學的評論
四、譚獻對常州經學的評價
五、結語
玖、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
一、前言
二、譚獻的文章觀念
三、譚獻的駢散論述
四、結語
拾、結論

附錄：洪亮吉的感性世界——對一個乾嘉文士的側面觀察
一、前言
二、南樓憶舊時
三、輾轉功名路
四、更生終不悔
五、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伍、學問何分漢宋──唐仲冕的經術文章（摘錄）

一、前言

唐仲冕，字六幕，晚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長沙）人。作為一個對泰山歷史沿革有深厚研究，在當時史林享有盛譽的學者，唐仲冕與許多他的同輩學人一樣，在清代中葉學壇所留下的聲光身影，到了兩個半世紀後的今天，已經模糊黯淡，乏人聞問了。不難想像，造成這樣的結果，往往與後代學者過度依賴前輩「篩選」後的學術史論述作為對前代學術的認識前提，導致對前人如何表現「學問」的認知產生偏差，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如果我們不僅止是藉由經過「篩選」後的乾、嘉論述，而是通過對乾、嘉文人著作的廣泛閱讀，來理解當時的學壇風貌，直觀地體認他們對所謂「學問」的看法，當能看出，不論贊成或反對，諸如唐仲冕、王芑孫、吳錫麒、秦瀛、法式善、石韞玉、張問陶、伊秉綬、陳用光、程恩澤、何紹基以及眾多被「篩選」掉的文章之士，也是共譜乾、嘉乃至嘉、道學壇之聲的重要音符，在眾人的文集中，留下了豐富的線索供後人採擇。所以，我們不但需要適度地把眼光或標準放寬，還要對自己想要理解的清代中葉學壇風貌，有一番出於自身，而不僅是來自於別人描述的想像。這兩項原則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唯有在放寬對清代中葉學壇風貌的想像之後，才能建構屬於自己對乾、嘉乃至嘉、道學術的論述風格。

例如，本章論述的主角唐仲冕，就是一個觀察乾、嘉學壇風貌的絕佳範本。出身湖湘，幼年隨父唐煥仕宦山東平陰，以母喪結廬陶山（今山東肥城），因自號陶山居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未及而立的唐仲冕即應邀赴泰安主持泰山書院，教童子以科舉之業。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十歲成進士之前，除了作育英才之外，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修輯《岱覽》之上。由於久居泰山腳下，唐仲冕對泰山的歷史、宗教、地理、名勝、掌故、傳說、文獻乃至各支山情況瞭如指掌，從而培養出扎實的文獻與考據功底，成為日後他預於漢學之流以及校論漢學的學識基礎。

成進士之後，唐仲冕周流地方，歷任荊溪、吳江知縣，後升任海州知州，又調任通州、蘇州知府。嘉慶初由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最後官至署理陝西巡撫。任職期間，興利除害，修治古蹟，興學教化，禮待賢俊，可謂多有惠政。換言之，唐仲冕既是一位學識豐贍、富有教學經驗的科舉名師，也是一位擅於處理地方政務的學者型官僚，更是一位活躍於乾、嘉之際的積學之士。張舜徽在閱讀《陶山文錄》後，曾有如下評論：

是集為仲冕自定，每篇之尾，附載錢大昕、王昶、姚鼐、孫星衍、洪亮吉、段玉裁、法式善、秦瀛、伊秉綬、許桂林諸家評語。錢、王、姚年輩視仲冕為長，蓋嘗褰裳奉手；孫、洪、段、法、秦、伊諸家，乃等夷之人，情好較密；許則其門下士也。證之《陶山詩錄》二十四卷中酬答之作，知其與乾、嘉學者，交游殆遍，宜其聞見博洽，卓然有成。

張舜徽以「學者」來概括唐仲冕所廣泛交游的乾、嘉人物，拙見以為，這是表述當時學壇風貌的最佳用語。這些人物當中，有錢大昕、段玉裁這樣的漢學大家，有孫、洪這類身兼學者與文人的漢學支持者，有文章大家與宋學維護者姚鼐、伊秉綬，也有詩文名家王昶、法式善、秦瀛、王芑孫。當然，在道問學氛圍濃厚的乾、嘉時代，能顯名於其間者，必有過人的學問識見，只不過表現其學問識見的載體，或因文章，或資考據，因人而有所偏重而已。換言之，以「學者」的身分來理解像唐仲冕、王芑孫這類以詩、文表述自身學術識見的傳統文士，是重新建構乾、嘉學壇風貌的重要步驟。

蓋張氏稱許陶山說經乃「實事求是，自抒心得」。並援引錢大昕、段玉裁推許其所說《易》義、《周禮》義為窮極窈眇，考核精審，剖析精確，懸諸日月不刊。又推許陶山所為〈編詩說〉一篇，「合〈小序〉、《鄭譜》，仿《周易．序卦》、《說文．繫述》之例，融會全經，蟬聯珠貫，尤有裨於初學，又當時言《詩》者所未及也」。可謂於陶山經說，推崇備至。而後話鋒一轉說：

顧仲冕治經，仍主於闡明大義，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然則仲冕之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顧其致力之端，力宗古注，語必有據，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故不為乾、嘉經師所屏。

張氏對陶山治經，蓋欲自附於賢者識大之科，而不囿於訓詁名物之末，與乾、嘉經師所從事者不盡同的論斷，可謂已掌握了陶山治學之大端，然而限於篇幅，尚留有待發之覆。蓋陶山之父唐煥以義理治經，以制義名學，陶山深受其父學術之影響，詩文集中留下大量唐煥教以制藝之記載；而陶山之子唐鑑以理學名於嘉、道、咸之間，其學承自父祖，祖孫三代皆以制藝文章闡發義理為學問之歸趨，與乾、嘉諸老輩究心名物度數自有區隔。例如在〈岱覽自敘〉中，唐仲冕對其父唐煥之學術大端，有如是之介紹：

先大父上舍棕舟公，尤長者，好學，屬先公石嶺府君於鄉賢李朗軒先生之門，窮研性理，敦實行。先公乃深求三代為學之要，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患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其高明者以扞禦開悟，逃儒入墨，於是揭循禮體道，契性達天，切近漸積之功，於制義中，深發明之，以為時文者，士子束髮從事，先入為主，故其為文，精括軒豁，使讀之者可以通經，可以入道，每一義出，時論翕然，所著詩古文詞，必衷諸道。

蓋於制藝中闡釋三代為學之要，與夫格物致知，忠恕一貫之指歸，發明循禮體道，以契性達天，累切近漸積之功，從而避免漢、宋以來煩言碎辭，支離穿鑿，隨聲是非之陋習，這是唐煥三代治學家法。只是勢異時遷，祖孫三代所面臨的學術環境，亦各有不同。以陶山而論，自言《文集》所載「經說多出通籍以前」，則是在漢學既為學術主流又滲透於科舉場域的乾、嘉之際，力宗古注，語必有據，使文章無宋、元諸儒架空立論之習，又能得先儒義理之正。簡言之，即是將舉業文章與漢學古注做有機結合，藉古注以闡發性道之義蘊，是長期準備科舉考試，同時又擔任科舉塾師，並且在釋褐後歷任州縣，身兼官師而不斷參與地方教育規劃的唐仲冕，所一再面對的現實課題。

另外，為了準備舉業而不間斷的文章訓練，也讓他自然而然地以文章表現學問，乃至以官僚之身議論政事而能融經術於文章之中。蔣業晉稱許陶山「愛民本學道，吏治經術飾」，可謂深得陶山學問之實。所以，藉文章以闡發義理，乃是他治學的第一義，與同時代依詩文名世的文人之學問觀並無不同。只不過由於他能很好地運用考據爬梳之功，因而得到了漢學家的認同。尤其，他對待學問的方式，與純粹於學問者之間，頗有差異。這一點，從唐氏所留下的相關文字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例如他對舉業文章的重視，這一點就與大部分的漢學家絕不相同。另外，他善於借用文章以整合漢、宋之學，張舜徽對陶山經說「實事求是，自抒心得」的推許，理應從這個層面來考慮。至於他將經學知識施於政事的獨到見解，或對當代學術的觀察與反思，都不見得是出於純知識的探討，而是有其實用性的目的在內。

換言之，雖然同為文人或文章之士，但務實的唐仲冕與他的同齡好友王芑孫之痛批漢學頗為不同。亦即漢學或宋學對唐仲冕而言，更多的是對學問如何運用的問題，而不見得是學術立場歸屬的問題。也因為多從實用性的角度對待學問，所以他對依以出身的宋學，既顯示出深厚的根柢，亦有理性的駁斥；對於風行一時的漢學，既能嫻熟運用，亦有微詞譏諷。更重要的是，身在乾、嘉之際，作為一個既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的文章之士，即使沒有刻意表現自身的學術主張，然從其文字之中，既可以見到對當時學術風氣的豐富記載，也可以看到至少有一部分的文章之士，能將兩種不同的學術方法與價值觀，自然地融合在文章中的現象。此種現象，雖不足以當學術風氣之變化，然或可以視為具有官僚或準官僚身分的文章之士對學問的普遍立場。亦即文章才是他們重視的主體，而不論是何種學術體系（漢學、宋學），在實用性的前提之下，皆可將其主張化用於文章之中。其中差別，僅在於對所化用學術體系的輕重主次而已。

二、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

如前所言，我們必須先以「學者」的身分看待這些傳統文士，了解這些傳統文士對學問的認識，以及如何表現學問，才能夠進一步討論他們學問的內涵。基本上，這類傳統文士是以「文章」表現他們的學問。與唐、宋以降的前輩並未有太大的差異，清代中葉這些傳統文士仍是以詩文為其「文章」表現之形式，如陶山所謂「文兼詩筆言」者。文士既是以「文章」為其學問之載體，亦是以「文章」表現學術識見。所以，古近體詩、辭賦、長短句之外，駢文、散文或時文、古文等各類「文章」體裁，已成為眾多清代文士詩文集中的共相，與考據家劄記式的讀書筆記，頗有殊致。換言之，以詩文為表達「學問」的手段，是注重「文章」的文士們優而為之也是普遍認可的方式。至於他們對「學問」的看法，或者「學問」所涉及的面向，則因個人的義理價值與學術氛圍而有異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即表現「學問」之「文章」，普遍會有標榜通於「經術」，或是以「經術」為根柢的現象。

陶山既以「文章」為學問之載體，則一如詞家之尊詞體，尊其所熟悉的文章體裁，亦事勢之必然。而時文乃其表現學問識見慣用之載體，何能不尊？平心而論，八股時文自有其價值，明、清也有不少文人看重自己時代的八股文。明代如茅大芳、李贄、艾南英、王思任、焦袁熹與公安三袁之輩，清代如方苞、姚鼐、焦循、王芑孫、陳用光、李兆洛、龍啟瑞等，無不尊崇時文之體，如姚鼐即以為經義「可以為文章之至高」。當然，陶山也從不諱言其學問來自制藝時文之教，更自謙所為古文乃「散體時文」，而「其志乃欲以經義〔即八股時文〕為著書之事」。所以，對於時文的地位，陶山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