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

‧最原始的筆記，最真實的側寫，見證榮格晚年生活與他靈光乍現的時刻。
‧榮格正宗傳人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專文導讀。

榮格說，任何人想寫他的傳記恐怕都不容易。
他說，這需要充分理解他的思想，但沒人能夠完全理解。
──貝納特，1956年

如果明白為榮格作傳有多不容易；如果知道坊間廣為流傳的榮格自傳《記憶、夢與反思》只有部分章節為榮格親撰，且直至榮格過世後仍在多方角力之下調整、刪修，便知任何對於榮格言行的原始、真實紀錄，都極為彌足珍貴，是人們領略榮格生命的瑰寶。

本書即是這樣的一本紀錄文集。作者貝納特醫師為榮格晚年最親近的兩位好友之一，兼具神學、哲學與醫學背景，是少數能與榮格全方位交談的知交。1946年起，貝納特多次拜訪榮格，並當天記下他與榮格的交談內容，前後歷時十四年。這些筆記一字不動地集結成這本《遇見榮格》。

這本書如實描寫了榮格晚年的家庭與生活軼事，在與作者愜意的言談中，榮格毫不保留地說出了對諸多人物、時事、論點的見解──他如何評價佛洛伊德；他如何看待占星與飛碟；他獨特的治療哲學；他的神祕遭遇……，不經意的樸實言論，間接說明了坊間許多臆測觀點的真偽。

對廣大的榮格讀者來說，本書更難能可貴地捕捉了榮格靈光乍現的時刻，展現了他對生命本質的好奇與探問精神，見證了偉大思想的孕育，讓人驚喜不已。

愛德華‧貝納特（Edward Armstrong Bennet, 1888-1977）
生於北愛爾蘭，於都柏林的三一學院修習哲學和神學，並獲得了哲學榮譽學士學位。而後於劍橋瑞德利堂學院（Ridley Hall, Cambridge）進一步深造之後，任職於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一戰期間曾赴前線擔任隨軍牧師，戰後重返三一學院，於1925年得到從醫資格，並於1939年拿到醫學博士學位。1925年遷居倫敦，曾任職於塔維斯托克診所與倫敦西區神經系統疾病醫院。二戰後，貝納特先後於多個英國重要精神醫學機構服務，直到晚年退休。
貝納特與榮格相識於三０年代初，此後便與榮格保持聯繫，他具備神學、哲學和醫學涵養，這讓他很容易理解榮格的心理學態度，並成為榮格思想在英國傳播的要角。二戰後，至榮格過世前，貝納特拜訪榮格十六次，榮格對貝納特的信任，可從榮格八十大壽慶宴，他與露絲‧貝利（Ruth Bailey）為僅有的兩位非榮格家族成員的獲邀者窺知一二。貝納特著有《榮格》（C. G. Jung）、《榮格到底說了什麼》（What Jung Really Said）兩本關於榮格生平與思想的重要著作，本書《遇見榮格》，則是他戰後拜訪榮格的筆記集結。

王一梁（Yiliang Wang，1962-）
美籍華裔作家、前《自由寫作》編輯，首屆傾向文學獎獲得者（1996年）。著有《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譯有《哈威爾‧獄中書》（與貝嶺合譯）。

李毓（Yu Li，1972-）
作家，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會員，著有《生命的季節》。
王一梁與李毓致力於榮格作品的翻譯，合譯之《遇見榮格》，是「榮格作品系列」中第一本出版的書。此外，兩人還曾合譯了哈威爾（Václav Havel）的《總統生涯回憶錄》（2016年）。

導論

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這裡呈現的筆記，是貝納特醫師在出版《榮格》和《榮格到底說了什麼》之前，他拜訪榮格期間記錄下來的。他是個富有洞察力的觀察者，對他與榮格見面時的氛圍極為敏銳，及時記下了他們的見面情況。這些筆記也見證了他們持續了近三十年的友誼。

愛德華‧阿姆斯壯‧貝納特於1888年10月21日生於鄰近北愛爾蘭阿爾馬郡的波因茨帕斯。他曾在貝爾法斯特的坎貝爾學院接受教育，在都柏林的三一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在那裡獲得了哲學榮譽學士的學位。在劍橋瑞德利堂學院（Ridley Hall, Cambridge）進一步深造之後，任職於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一戰爆發後，作為隨軍牧師，他加入了北安普敦郡第六團。1915年，他獲得了M.C.卓越勇氣勳章。這一段從軍的經歷促使他又重返三一學院，並於1925年在此獲得了從醫資格；後來的1939年，他又從這個學院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自醫生涯開始，貝納特的興趣就在精神病學上。1925年，他遷居倫敦，任職於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他還曾就職於倫敦的西區神經系統疾病醫院（West End Hospital for Nervous Diseases）。有好幾年，他定期主持心理醫學的演講。他的工作被認為是極大地體現了對人類痛苦的深切關懷，而這種品質，或許正是所有真正優秀的醫生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品質。

在榮格自己寫下的回憶錄中，描述了在他學習生涯的最後階段，偶爾讀到克拉夫特•埃賓（Krafft Ebing）寫下的精神病學教科書的情景。當榮格讀到「精神病是人格疾病」時，他寫道：「我異常興奮……只有在這裡，我的兩種興趣愛好才能匯成一條河流，然後再一起去衝擊出各自的河床。這是一個生物學上和精神上的共通經驗領域，對我來說，終於能找到這個領域，真是『踏破鐵鞋無尋處』。在這裡，自然與精神的衝突成為一種看得見的現實。

這是西方哲學與宗教之間由來已久的分歧，但榮格卻在「心靈現實」這個科學的新維度中看到了它們的統一性。這種覺醒來之不易，因為他的醫學同事們很少有人能理解他對於宗教體驗的興趣，包括佛洛伊德；神學家和哲學家也不理解他對於神學和哲學觀念所持的經驗主義態度，即，用科學的方法對待神學和哲學。

貝納特醫師不僅具備神學和哲學背景，還擁有醫學知識，這讓他很容易理解榮格的這種科學態度，並倍加珍惜。他第一次遇見榮格是在三０年代初期，從1935的塔維斯托克演講（榮格帶給聽眾巨大衝擊）時起，他就開始與榮格保持聯繫。之後的許多年，為榮格思想在英國的傳播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一些人因為受榮格思想的吸引而成為了追隨者，有些人則試圖「超越榮格」。相比之下，貝納特的態度來自於思想的內在發展。首先，他秉持了一個精神病醫生的本色，為每一個病人找出他認為最恰當的治療方法。但毫無疑問，他最有影響力的工作是：榮格學派的個人化個體心理治療。他的洞察力以及對人的善良、關懷，使他成為傑出的心理治療師。

然而，他與榮格的長期聯繫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當時，貝納特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服役於印度兵團和第十一軍團，官至準將。在此期間，他養成了一種訓練有素的堅毅品質，而這正是心理治療師最重要的品質。戰後，他應邀任職於伯利恒皇家醫院和莫茲利醫院（Royal Bethlem and Maudsley Hospitals），1955年退休。1953年，他擔任英國醫學協會催眠分會（Hypnotism Sub-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委員；1954到1955年間，擔任精神治療委員會醫學分會（Medical Sub-committee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Commission on Spiritual Healing）委員。1955到1961年，他還是毒品上癮委員會（Drug Addiction Committee of the B.M.A.）成員。1977年3月7日，貝納特去世。他的離世是他的朋友、同事和患者們的巨大損失，也是曾受過他影響的榮格學派的巨大損失。

下面的筆記，並沒有提供一幅榮格生活或思想的完整畫面，它們只是他日常生活、他的談話、他自然而然的活動和思想的曝光。這本書裡多次提到的榮格作品，不少是榮格當時手頭正在撰寫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寫這本筆記的結尾幾章時，正是晚年的榮格寫《記憶、夢和反思》的時候。對那些想要進一步瞭解與這本榮格自傳相關話題的讀者來說，他們將會發現，眼下這本書裡的談話和評述，為《記憶、夢和反思》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出處。

【譯序】關於榮格傳記的一段往事───王一梁

前言───伊芙琳‧貝納特
導論───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

 1‧1946年春
 2‧1946年夏
 3‧1947年夏
 4‧1949年夏
 5‧1950年秋
 6‧1951年夏
 7‧1952年冬
 8‧1955年冬
 9‧1955年夏
10‧1955年秋
11‧1956年夏
12‧1957年冬
13‧1957年夏
14‧1959年春
15‧1959年秋
16‧1961年冬

翻譯後記───李毓

1949年夏

1949年7月25日，波林根
就是在這裡，就是在這一天，我第一次遇到了維克多•懷特。我到達那裡時，他正在湖裡洗澡，我也下去洗，因此，我們是在水中相遇的。
茶點後，我與榮格夫婦、他們的一個孫女，還有維克多•懷特神父一起坐在前花園的桌子旁。榮格和我坐在湖邊談了兩個多小時。懷特曾看到水裡有一條蛇，正當我們談話時，這條蛇又出現了兩次。牠約有一碼長，相當優美地游著。
我對榮格說起一個患者對我講的夢：他有一隻裝滿金色水的盆子，裡面有金魚，而他又不得不喝裡面的水。一條魚跳了出來，他又把牠放了回去。榮格說，這意味著他的某些無意識已經成熟，就要成為意識了。魚就像基督一樣，是無意識生活的象徵。

1949年7月27日
我是三點到波林根的，然後洗了個澡。榮格、懷特神父和榮格的孫子西維爾在那兒。澡洗得很舒服。西維爾的水壺架在樹枝上燒著。
然後與榮格聊天。因為我提到祖父母對年輕一代的重要性，他便談到了生活的各個階段。他不瞭解他的祖父母。他說，他的祖母1864年就去世了。
他繼續說到，那些始終對死亡懷有恐懼的強迫症患者。這些人想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時期，永不長大。有些患者（他舉了一個例子）甚至會拒絕跟醫生握手，因為他們死亡打交道。青少年有著遠大的前程，他們的任何決定都會影響未來。讓強迫症患者做出任何決定都非常勉強。他們不想做任何決定，因為作出決定就意味著選擇一種生活，因而他們對任何決定都猶豫不決。假如非要有所改變的話，他們就會選擇逃避，因為任何一種改變對他們來說都是顛覆性的。他們透過生病，讓自己停留在不成熟的心態中，從而逃避工作和生活的責任。
他談到一個女患者：她一刻不停地、強制性地彈著鋼琴。她用兩隻手分別彈奏不同的旋律，直到精疲力盡，過一會又重新開始彈奏。她來向榮格求助。榮格對她說，是她自己不想好起來的，他會展示給她看，看她到時候作何反應。他請她去做一個實驗：花一天時間，做一個妻子應做的事──為丈夫做早餐，洗衣服，盡一個家庭主婦的責任。只需要一天！後來，她又來向他求助。「我們的實驗怎麼樣啊？」他問道：「你照做了嗎？」「是的，我做了。」她答道。「你犯病了嗎？」「沒有，根本沒有。」「這就對了！」他說道。她回答道：「但做這些太乏味了！」
他又說到一個患有強迫症的男患者。多年以來，他一直依靠一個愛著他的女教師供養，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儘管他知道，自己的開銷已超出了她的承受力（我認為這個案例出自「現代人」），他接受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很久了。榮格對他說：「你這是道德上的犯罪。」他之所以感到難過，是因為人都有道德的一面，但他卻指責榮格在說教。
他繼續說起佛洛伊德，並談到教義對佛洛伊德的重要性。人，只有擺脫了神經官能症多年後，才會知道自己當初的問題。在做精神分析時，患者們回到了早期的童年經歷，從而得以擺脫當下的真實處境。這就像一條河：上游只有涓涓細流，隨著河水的流淌，河道變深了，而旁邊的溪流卻乾涸了。但如果河流在中途被堵塞，水就會漫廻到已經乾涸的舊渠裡。但是，乾涸的舊渠並不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原因在於河道裡的障礙物。當然，病人們喜歡追溯、再追溯，因為這可以使他們擺脫現實的問題，而對童年往事的回憶，總是永不枯竭的。對分析師和患者來說，都可以避開當前面臨的問題。
我問：「什麼治療方法？」他說：「只要你相信一種治療方法，你就可以用它來治療一切。比如說，只要你相信，你可以用催眠術，或用拐杖來治療神經官能症。佛洛伊德非常和善，會讓他的患者們分享他的興趣，這就是想治什麼，就能治好什麼——其奧妙就在於人與人的接觸。你信什麼，什麼就能治好你。」（佛洛伊德……這就是他的治療方法或常用的治療方法——與人接觸。）
他談到了絕對知識：「多麼了不起的詞啊，絕對！」他用這個詞來指涉我們隨時會碰到的真正真理。我們與萬事萬物都有關聯，比如說，我們和「那棵樹」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建立起了聯繫。我們依靠意識，成為了不起的東西，但只有超越意識，我們才能匯入大自然的溪流，進入真正的無意識。
或許我們無法理解患者——我們完全摸不到門道。然而，我們也許會從一個意想不到的來源，比如說，從占星術中找到線索：「我不關心真假，只對事實感興趣，因為是事實，而且只有事實才能夠給我們提供線索。」他還談到了《易經》，以及他最近偶然接觸到的一種中世紀的直覺占卜法。他補充道，人們只有通過親證才知道準不準。他說，「有時候它們確實很準，對此我們要有開放的思想。」

1949年8月12日
又到了波林根。喝茶完後，我們坐在塔樓的房間。後來，我和榮格在樓上書房聊天。說起不經意的巧合，即，無法預料的巧合，他舉了個例子：不久前，他夢見了邱吉爾。第二天便讀到邱吉爾正好路過瑞士的消息。他補充道，他有兩次夢見邱吉爾，每次夢見，第二天就會讀到邱吉爾在瑞士或路過瑞士的消息；有一次是1944年，邱吉爾去希臘的途中，在日內瓦給飛機加油。
在談論共時性的時候，他提到對應性這個老觀念（斯維登伯格）。他說，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是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只要你擁有這三種基本概念就能解釋所有問題。但還有一種，即，在確定的時間裡一起發生的事情。他用鐳的衰變打比方：約一千四百年後，鐳粒子就會消失。鐳以一定的速度持續減少的現象，用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無法對此作出解釋。他說，這就好比六十個人一起坐下來吃飯，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張牌，上面寫著他必須站起來離開的時間，一個人起身了，或許是在四點０二分；另一個人是在四分鐘後等等。它們是不規則的，表面看是隨機的，於是房子就漸漸空了。鐳就是這樣，它正是這樣「逐漸消失」的。或者，就像窗玻璃上冰的結晶那樣，沒有兩個看起來是一樣的。每一粒原子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它們之前都是水，然後形成非常完美的軸形冰晶，這種冰晶不是（由我們）預先設計的。就像鐳一樣，它似乎遵循著某些我們一無所知的定律，在自然界中，似乎存在著某種「絕對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