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不義的勝利：如何扭轉貧富不均？資本主義與租稅正義的民主激辯

巴菲特：「清潔工的稅率都比我高。」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造成貧富不均的，不是經濟，而是政治；
百年以來，美國富豪稅率，首次低於勞動階級！
不公義的稅制，造就不公正的社會。

該不該向有錢人課徵財富稅？
加州柏克萊大學兩位經濟學家的回答是肯定的。
本書從美國的租稅歷史與租稅正義切入，
為讀者演示美國如何因意識形態與政治改變稅制，
也透過美國案例，為各國政府稅制改革提出研究方法與解方。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杜芙若 重量級推薦
★《MIT科技評論》年度經濟學書單

對全球經濟與政治做出重要的貢獻►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
揭發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的原因►史迪格里茲／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為全球化世界重塑稅收的全面提案►杜芙若／2019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即使超級富翁已經有錢到難以想像，但他們的租稅卻劇烈減少到1920年代以來首見的低水準。在此同時，勞動階級美國人卻被要求繳納更多稅金。《不公不義的勝利》一書就像是專為這個引人注目的「轉型不正義」而進行的鑑定調查。

本書的兩位作者，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賽斯與祖克曼，為不平等的研究開創了全新的革命性視野。他們根據涵蓋美國各級政府全部稅收的新統計數據，清晰呈現美國租稅系統的全貌。他們的結論是：目前億萬富翁繳納的稅金稅率已低於他們的秘書，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首見的異象。

本書融合過往的歷史與最先進的經濟分析，並以生動且平易近人的筆法，剖析當初的哪些蓄意選擇（以及優柔寡斷的罪惡），使得國家走到如今這個境地：資本所有權人的逐步免除稅賦；新型避稅產業急速崛起，以及各國之間的惡性租稅競爭循環。他們簡潔扼要地解釋美國如何背棄史上最累進的租稅系統，轉而採納只為少數有錢人效勞，並讓富者更富的政策。

《不公不義的勝利》不僅針對當前時代最大的政治與知識失敗之一提出精闢分析。為了改變財富集中化的現況，賽斯與祖克曼更提出一套饒富遠見、民主且具體可行的租稅改造計畫，計畫中詳述多項改革方案，有助於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與民主政治體制中，重建租稅正義。

伊曼紐爾・賽斯（ Emmanuel Saez）
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公平發展中心主持人，世界不平等實驗室協同主持人，曾獲克拉克獎章及麥克阿瑟獎。與皮凱提合著《租稅革命：二十一世紀的所得稅》。

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研究員，正巧在全球陷入2008以來金融海嘯的時候開啟其學術研究生涯，被法國《世界日報》譽為「新潮流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師承法國知名經濟學者、《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兩人長年致力於研究全球財富分配議題，引領注重實務與應用的經濟學新趨勢。祖克曼被媒體形容為「財富偵探」，他的專長是找出超級富豪們藏匿在避稅天堂的財富，並設計出一套向富豪課稅的方法。著有《富稅時代》。

陳儀
目前為專業投資公司高階主管，曾任投信基金經理人，實務經驗豐富。譯作有《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大債危機》、《物聯網革命》、《索羅斯金融煉金術》（中文新譯版）、《大查帳》及《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等，譯著甚豐。

名人推薦

美國已厭倦了不平等與寡頭。賽斯與祖克曼以令人震驚的新數據，揭露租稅不正義如何助長這個朝寡頭偏移的歷程。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解決方案，期許能幫助美國恢復租稅正義的傳統，包括極端富人與超大型企業的稅制，到全民健保財源的取得等方案。本書立論卓著，對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與政治辯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貢獻。――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

《不公不義的勝利》是一本開創性著作，它揭發了美國持續惡化的驚人不平等的罪魁禍首：不公平且累退的租稅政策，以及專為有錢人效勞並犧牲其他所有人的避稅產業。除非我們扭轉一般勞工所得用於繳稅的比率可，能高於極端有錢的美國人的這個倒行逆施體制，否則別妄想解決我們最大的社會問題。任何期待一般美國民眾擁有更美好將來的人都該拜讀這本書。――史提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改革宣言》作者

2018年，億萬富翁的稅率在百餘年後，首度低於一般勞工的稅率，美國累進租稅系統緩慢瓦解的歹戲，終於在那一年達到最高潮。賽斯與祖克曼在這本令人大開眼界的書中說明，這個局面並非任何經濟學的鐵律造成，一切皆出於許多人的自私自利以及對經濟學的誤解，自利之心與對經濟學的誤解導致他們提出相反的主張。這兩位作者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提出的稅制全面改造提案，必然將成為未來所有相關理智對話的起點。――杜芙若（Esther Duflo）｜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窮人的經濟學》作者

我今年讀過的最佳書籍之一。本書說理透徹但清晰易懂，且以嚴謹的經驗為基礎。全球各地的政策制訂者必讀，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制訂者。本書堪稱下一任總統的待辦工作清單。――魯格‧布瑞格曼（Rutger Bregman）｜《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作者

緒論　重塑財政民主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晚間，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和贏得共和黨黨內初選的知名實境秀主持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堂堂展開第一場總統大選辯論。希拉蕊旗開得勝，明顯佔了上風。此時已是共和黨候選人的川普相當緊張，但又激進地不時打斷對手的論述。相較之下，準備充分的民主黨籍候選人希拉蕊則顯得氣定神閒，並獲得高度讚賞。不過，當場上的辯論突然轉向租稅議題時，情勢出現了微妙的轉變。
川普打破他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以來拒絕公布所得稅申報資料的慣例，宣稱美國國稅局正在稽查他的稅務，藉此影射國稅局意圖妨礙選舉。希拉蕊一見機不可失，隨即引誘作為億萬富翁級房地產開發商的川普，談論他多年來繳的稅有多麼微不足道：「他唯一可查考的所得稅申報資料，就是他當年為了爭取賭場執照而申報的資料，而這些資料顯示他並沒有繳納任何聯邦所得稅。」川普驕傲地承認這個事實，說道：「這顯得我很聰明。」希拉蕊並未趁勢追擊。儘管她在辯論場上以冷靜客觀的姿態，精闢闡述她為這個國家設想的租稅法規矯正方案（這是她從技術官僚的角度審慎權衡後，精心打造的創新解決方案），但她最終並未爭取到一展抱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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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那顯得我很聰明」是一句狡猾但精明的台詞。美國最有錢的富豪之一主動公開承認他完全沒有繳稅一事固然荒唐至極，卻也增強了川普競選陣營的核心敘事：大權在握的華盛頓特區權勢集團已將整個國家搞得敗壞不堪。一如其他所有事物，租稅法規也遭到這個權勢集團以不正當手段操縱。從川普的回答隱約可看到雷根的影子——雷根曾將稅法比為「日常的攔路搶劫行徑」。川普和雷根雙雙認為，努力不懈追求私利的行為，有助於促進所有人的繁榮興盛。他們也都相信，資本主義能利用人類的貪婪，實現更大的福祉。而根據這個邏輯，租稅是一種障礙，規避租稅則是「為所當為」。
然而，那一句「那顯得我很聰明」，也暴露出這個意識型態的矛盾。努力不懈追求私利的行為，會摧毀信任與合作的規範，而信任與合作是支撐每一個繁榮社會的根本支柱。若沒有可讓川普的摩天大樓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維持聯繫的基礎建設、沒有輸送那些大樓的廢棄物的下水道系統、沒有教導川普御用律師如何讀書識字的老師，且沒有幫助川普保持身體健康的醫師與公共研究（遑論保護他的財產的法律和法院），川普本人只會是一個無名小卒，不足以成就大事。「放任所有人為所欲為完全不加以約束」，絕對無法讓各地的社區繁榮興盛，事實正好相反，真正促成繁榮興盛的是合作與集體行動。而若沒有租稅，就不會有合作、不會有繁榮，不會有休戚與共的命運，甚至不會有一個需要總統的國家。
川普的大話透露出美國社會的敗壞風氣之一。當有錢人不貢獻國庫的行徑變得天經地義、當一個總統候選人堂而皇之地承認他不繳稅，而他的對手也未能對他的不繳稅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等，意味這個國家的租稅系統——所有民主社會的最重要機構——已經失靈。
我們寫這本書是期許能實現兩個目標：其一是瞭解美國究竟如何會陷入這一團糟的狀態；其二是幫助矯正這個亂象。

▍不公不義的勝利

川普候選人的坦白雖只被當成茶餘飯後的趣聞，那句台詞卻也代表著美國全新不公不義的證據之一。即使最富裕的美國人的所得因來自全球化的報酬大幅成長而暴增，即使他們的財富遽增到空前高的水準，他們的稅率卻反而下降。在此同時，勞動階級則面臨工資停滯、勞動條件急速惡化、債務節節高昇，而租稅卻增加的窘境。一九八〇年起的租稅系統讓市場經濟的贏家變得更富裕，而只能透過經濟成長實現微薄報酬的人，則變得更加貧窮。
每一個民主國家都必須就政府的適當規模與理想的租稅累進性（progressivity）程度進行辯論。個人和國家有時難免受歷史與國際經驗、統計數據和抽象的推理等情報影響，改變原本對這些議題的觀點，這天經地義。不過，過去幾十年的租稅政策變化是那類明智辯論與商議的結果嗎？超級富豪租稅的迅速降低，是否符合整個美國社會的期待？
我們對此深感懷疑。過去幾十年的某些租稅變化是蓄意的選擇。不過，有更多變化是在被動的情況下發生，包括：避稅產業——這個產業協助隱匿所得與財富——的爆發性成長；跨國企業善加利用隨著全球化而產生的新漏洞來自肥；國際間的租稅競爭（tax competition，國與國之間為爭取稅收而展開的競爭）壓力促使各國爭相降低稅率，最終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換言之，美國稅制的多數變化並不是導因於一般人突然普遍愛好豁免有錢人的稅賦，而是幾股主流動力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無奈選民在這當中並沒有使力的餘地。姑且不論減稅能否產生正面的經濟效應，過去幾十年間的種種劇變，大致上都不是導因於知識淵博的全體公民的理性商議與選擇。最重要的是，租稅不公不義的勝利是對民主的一種否定。
為了瞭解這個不公不義的現象，並瞭解究竟是哪些選擇（與不選擇）導致不公不義獲得勝利，我們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經濟研究。我們引用了一整個世紀的統計數據，從中估算自一九一三年以來，美國從一貧如洗的窮人到億萬富翁的每一個社會族群分別繳納了多少稅金。我們的數據序列包括民眾繳納給聯邦、州與地方政府的所有稅金：聯邦所得稅、當然還包括州所得稅、大量的銷售與貨物稅、企業所得稅、商用與住宅財產稅（property taxes）以及薪資稅（payroll tax）等。「家庭繳納的稅金」和「公司行號繳納的稅金」之間的差異沒有意義：因為追本溯源，所有稅金都是人類繳納的，而我們的研究將超過一個世紀的所有稅金，全部分派給每一個活著的人。

緒論　重塑財政民主
不公不義的勝利
全球租稅正義刻不容緩
民主

第一章 美國的所得與租稅
美國人的平均所得
美國各階級平均所得
頂層一％與底層五〇％
人人都有繳稅
只有人類才納稅
美國的租稅系統
為何窮人多繳稅？
為何富人少繳稅
財閥統治

第二章 美國租稅發展史
十七世紀的財富稅稅制
新世界的兩個面貌
所得稅違憲
累進稅制誕生
不平等因最高稅制而改善
如何提高有效稅率

第三章 不公不義如何取得勝利
成為文明社會的代價
非法避稅行為大爆發
避稅與逃稅
政治與強制執行的極限
窮人逃稅？富人避稅？
跨國大逃稅
肥咖條款的教誨

第四章 歡迎光臨租稅天堂
想當年…大企業繳很多稅
盈餘移轉的起源
歡迎來到「百慕蘭」
四〇％的跨國企業盈餘
遷移到租稅天堂的是什麼？
當國家主權被商業化
防堵措施
租稅競爭的勝利

第五章 不公不義急遽惡化
勞動力與資本：所有所得的來源
資本所得稅 vs. 勞動力所得稅
健康保險：隱形的高額勞動力租稅
資本所得的最適稅率：〇％？
資本稅與資本累積的長期觀點
促進資本累積的動力
累進所得稅日薄西山

第六章 阻止租稅競爭
為何各國無法協同合作？
國家的責任
國際協同刻不容緩！
如何徵收非法避稅者的稅收赤字
制裁租稅天堂
從逐底競爭轉為向上競爭

第七章 向有錢人課稅
為了幫助窮人
富人的最適平均稅率
如何阻止富人非法避稅？
相同所得，相同稅率
租稅合一
頂層一％所得者繳多少稅？
向億萬富翁課稅
善用市場力量

第八章 越過拉弗爾曲線
拉弗爾之前的最高所得稅制
極端財富帶來的利益
1946－1980年：公平的高成長
1980－2018年：勞動階級被排除在經濟成長的大門之外
勞動階級的所得成長比較
所得成長遭到低估？
重分配的極限
遏止財富的集中：激進的財富稅

第九章 一個無限可能的世界
社會國的崛起
民間健康保險：巨額的人頭稅
不能只靠薪資稅與增值稅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國財源：國民所得稅
全民健保

結論　租稅正義從今天開始

第三章 不公不義如何取得勝利

十月是美國首都最舒適的月份。那一天，華盛頓的天氣照例清麗宜人，秋高氣爽時節特有的清涼微風，搭配淡藍色的天空，令人心曠神怡。橘紅交錯的樹葉在賓州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的白色大理石紀念碑上，輝映出光彩奪目的畫面。白宮南側草坪的一張小木桌旁，站著被二十幾名參議員與兩黨代表簇擁著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他手裡握著一支鋼筆，臉上露出興高采烈的神情。
進入第二個任期後，雷根總統在國內方面的第一優先考量是大幅降低稅率，而此時他剛完成這個大修稅制的心願。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當天即將簽署租稅改革法案的他，自有開心的理由。世界各國當中率先對高所得課徵近乎充公稅率的美國，將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工業國家中最低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二八％。經過三個星期的議場辯論，這項租稅法案最終以九十七比三的懸殊比數在參議院獲得通過。連民主黨的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亞爾．高爾（Al Gore）、約翰．凱瑞（John Kerry）以及喬伊．拜登（Joe Biden）都滿腔熱情地投下了贊成票。
這項法案本身並不特別受大眾歡迎，不過，美國政治與知識圈菁英對這項法案的熱烈支持，簡直難以用筆墨形容。對那些菁英份子來說，這項法案代表理性的勝利、共同利益戰勝特殊利益，它揭開了全新成長繁榮世代的序幕。儘管目前很多人認為那個法案是造成不平等情勢急速惡化的主要貢獻因子之一，但當年參與打造這項法案的每一個人，迄今仍深情緬懷這項法案。在美國各大學任職的活躍經濟學家，更幾乎將宣揚該法案的優點視為他們的專業責任。
此前幾十年間對高所得課徵九〇％稅率的美國政府，怎會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突然改弦易轍，相信改採二八%的稅率比較好？這個在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大逆轉，部分是反映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劇烈變遷，而那些變遷正是促使雷根在此之前六年贏得總統大選的要素之一。當時共和黨以現代化的詞藻重新活化南北戰爭前的南方抗稅說辭，成功團結了全國各地的高所得選民與南方的白人。朝聖山學舍（Mont Pelerin Society）自一九四七年創立以來便大力鼓吹「小政府」概念，但到貝瑞．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投入一九六四年總統選戰時，這個概念才開始漸漸變得具體化；而到一九七〇年代，這個概念才終於在一個保守性基金會網路不遺餘力的推動下滲透到主流思想，並在政治圈風行。根據這個意識型態，政府的主要作用是要捍衛財產權，而推動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是利潤最大化的業務以及營運過程中的租稅最低化。根據這個世界觀，「世界上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別的男男女女。」對這些分裂為原子的個人來說，租稅是一種致命的損失，幾乎可稱為合法化的竊盜行為。
的確，此刻手握著鋼筆在白宮草坪上發表演說的雷根總統，公開廢除的是一個已變得「反美」的稅制；它的「高度累進本質重創了個人經濟生活的支柱。」相反的，新法案是「美國國會歷來通過的計畫中，最能創造就業的計畫。」
不過，光憑那些詞藻，雷根的租稅改革應該無法通過民主黨控制的國會——遑論獲得參議院的壓倒性支持。所以，這項稅改法案的勝利必有其他內情。根據雷根和當年擁護這項法案的民主黨人所言，當時的立法人員別無選擇：所得稅變得一團糟，而且不當操縱的情況極度猖獗。基於這種種失控的事態，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削減稅率，同時積極填補各項租稅漏洞，以彌補因稅率降低而折損的稅收。
一九八六年的稅改法案闡明了累進稅制如何走到終點。但這個稅制並非經由民主方式而走到終點，換言之，它並非在選民的意志下被終結。觀察累進稅制歷來幾次走回頭路的狀況，就可發現一個共同型態：最初是非法避稅行為大增；接著政府哀嘆課不到富人的稅，並因此主動降低富人的稅率。了解這個惡性螺旋——避稅行為最初如何會增加？為何政府不阻止避稅行為？——就是了解租稅歷史與租稅正義的未來的關鍵。

第七章 向有錢人課稅
當年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川普吹噓非法避稅讓他顯得很聰明後，最後終於也具體說明他究竟是發揮了什麼會計本領才無須繳稅。川普在第二場總統辯論會中說道：「我有一筆沖銷（write-off），其中多數是折舊，折舊是一種美好的費用。」「我愛死折舊了。」川普為了強化「租稅系統是一場作弊競賽」的論點，繼續舉例說明希拉蕊‧柯林頓的有錢金主一樣也沒有繳很多稅。「她的很多朋友享受到更多的所得可扣除額。華倫‧巴菲特就申報了巨額的可扣除額。」
沒有人知道在川普內心深處，所謂「巨額可扣除額」是什麼，不過，由於巴菲特一向信誓旦旦地公開表示將在有生之年捐出多數的財富，所以慈善捐款的可扣除額可能就是其中一項。身為波克夏海瑟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長兼執行長，巴菲特對於這項無端指控，迅速在隔天針對個人稅務的細節發出一份聲明。巴菲特表示；「我的二〇一五年申報書表顯示，經調整的所得毛額為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三千九百三十一元。」和川普在電視上所主張的相反，巴菲特並未申報巨額的可扣除額，而且巴菲特確實有繳稅：「我那一年的聯邦所得稅金額是一百八十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七美元。在那之前幾年的所得稅申報資料也很類似。自一九四四年起——那一年我才十三歲——我每年都繳納聯邦所得稅。」巴菲特提出這份聲明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人稱「奧哈馬的先知」（Oracle of Omaha，譯注：外界對巴菲特的美稱）的他，是一位負責任的公民，絕對不像實境秀名人川普那樣逃避對社會的責任。
但事實上，這份聲明卻透露了相反的訊息。根據《富比世》雜誌的報導，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總財富為六百五十三億美元。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財富的精確報酬率，但且讓我們保守假設那些財富的報酬率為五％。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代表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稅前所得，應該至少有六百五十三億美元的五％，也就是三十二億美元。巴菲特雖自豪地公開揭露他那一年繳了大約一百八十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但和上述估算報酬比起來，他繳的稅金簡直比九牛中的一毛還要少。只要敲敲計算機就知道，儘管川普吹噓他沒有繳稅，但自認道德形象和川普差距甚遠的巴菲特，實際上的有效所得稅稅率也只有大約〇‧〇五五％。
每一個誠實納稅的人都一樣；每一個非法避稅者也各有一套逃避繳稅的方法。川普從他父親那邊繼承了巨額的財富，但他設法規避了繳納遺產稅的義務，接下來，他又善加利用租稅規劃產業為他量身訂做的各種非法避稅方法，降低他的應納所得稅金額。巴菲特則是走另一條不同的路線。他的財富主要是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份。該公司沒有發放股利，而它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後，也強迫那些企業停止發放股利。這個作法產生了什麼影響？幾十年下來，巴菲特的財富持續累積，但因為財富藏在他的公司，所以他免繳個人所得稅。不斷再投資的盈餘使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價年復一年不斷上漲，目前該公司的每股股價已達到大約三十萬美元，是一九九二年的三十倍。巴菲特只消賣個幾股的股票，就能應付他的所有需求。舉個例子，只要以每股三十萬美元賣掉四十股的波克夏股份，巴菲特的個人銀行帳戶就能進帳一千兩百萬美元。到時候他只需要針對他真正實現的少量資本利得繳納微不足道的稅金，而且接下來不用針對這筆收入再繳其他稅金。
眾所皆知，巴菲特的確曾公開感嘆他繳的稅太少，立法人員也已提出了修正這種不公不義情事的提案。其中最著名的作為，是歐巴馬在二〇一一年與希拉蕊在二〇一六年所倡議的提案，這些提案牽涉到針對年度所得達一百萬美元以上的個人課徵三〇％的最低稅賦。這項「巴菲特條款」（Buffett rule）已成為民主黨租稅平台的支柱。這項條款理當能解決巴菲特所反映的問題：由於資本利得稅的最高稅率（二〇一九年時為二〇％）低於薪資稅（三七％），所以巴菲特的所得（他的所得多半是資本利得）被課徵的稅率低於他的秘書（秘書的所得多半是薪資所得）。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巴菲特賣出少數股票後被課徵二〇％稅率的那些所得相對他的實際所得而言，簡直微不足道。就算是針對這些微不足道的所得課徵三〇％的稅率，對巴菲特來說還是不痛不癢。所以就算「巴菲特條款」真的頒佈施行，巴菲特個人的應納稅額也不會因此產生有意義的差異。
川普和巴菲特各自坦承他們的納稅金額微不足道。即使是開心納稅的億萬富翁，對國庫的貢獻都不多。誠如我們先前討論過的，若將所有租稅列入考量，超級富豪的整體有效稅率比中產階級更低。所以，到目前為止被端出來的多數提案，都對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矯正效果。我們要如何擺脫這一團糟的局面？

（更多內容，請詳見《不公不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