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簡體書）

魯惟一、夏含夷主編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出版於1999年，填補了著名的《劍橋中古史》系列欠缺先秦歷史的空白。這部由十餘位頂尖漢學家編撰的巨著，代表了中國境外學者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最高水平，並且開創性地採取每一時代分別由一位考古學家和一位歷史學家獨立撰寫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現出早期中國領域裡考古學與歷史文獻學各自的優勢與深刻的分歧。《劍橋中國上古史》影響巨大，爭議也不少，中文版迄今尚付闕如。

《古史新聲》選譯《劍橋中國上古史》的部分章節，選錄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關於此書的重要書評，深入展開不同研究範式、不同學術立場之間的交鋒與對話。王國維《古史新證》發表已近百年，反思早期中國研究，亟待新聲。

《劍橋中國上古史》於1999年出版以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漢學界中國上古史的最高學術水平。最近幾年來我在中國做了多場同題演講，簡單地說明《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輯背景和讀者的反應。每一次做這個演講，聽眾都很興奮，鼓勵我再想辦法做更深入的介紹。這本書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我懷疑那種關於早期記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長時間或永遠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證實。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歷史權威，將永遠有利於更有說服力、更持久的歷史重建。

——史嘉柏

“證史學家”在中國考古學中從來沒有成為主流。以考古資料修正文獻記錄，其前提必然是面對而不是“忽略或迴避文獻與考古證據的衝突”，而且先要獨立分析考古資料。

——唐際根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美國漢學家，生於賓夕法尼亞州，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國古史名譽教授教授。主要著有《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1997），《溫故知新錄：商周文化史管見》（1997），《古史異觀》（2005），《重寫中國古代文獻》（2006 ），《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2012），《海外夷堅志：古史異觀二集》（2016），《西觀漢記：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概要》（2017 ），與魯惟一（Michael Loewe）合編《劍橋中國上古史》（1999）。

《劍橋中國上古史》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在“劍橋中國史”（斷代史：從秦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編成之後，於1999年推出的關於中國先秦歷史研究的通論著作。由劍橋大學教授魯惟一、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兩位資深學者主編。與“劍橋中國史”不同，《劍橋中國上古史》迄今沒有被譯成中文。為了推動中國學者和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重視並討論這部代表西方學者Z高水準的著作，夏含夷選編了這本以書評為主的《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 。

《古史新聲》中爭論的核心焦點，在於早期中國的研究中能不能採用“二重證據法”？以史嘉柏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堅持認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關解讀，才能帶來確實的歷史認識，要摒除《左傳》等文獻對考古材料的干擾；而以唐際根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則堅持“二重證據法”的科學性、有效性。《古史新聲》還首次發表了1994年為籌備撰寫《劍橋中國上古史》，在美國芝加哥郊區的飢餓岩石州立公園所開會議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籌備會議已是學術史上珍貴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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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評
《劍橋中國上古史》於1999年出版以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它至少可以反映二十年前西方漢學界中國上古史的Z高學術水平。最近幾年來我在中國做了多場同題演講，簡單地說明《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輯背景和讀者的反應。每一次做這個演講，聽眾都很興奮，鼓勵我再想辦法做更深入的介紹。這本書就是一份答卷。

——夏含夷

我懷疑那種關於早期記述可靠性的信念，可能長時間或永遠得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證實。文本被看成是文物而不是歷史權威，將永遠有利於更有說服力、更持久的歷史重建。

——史嘉柏

“證史學家”在中國考古學中從來沒有成為主流。以考古資料修正文獻記錄，其前提必然是面對而不是“忽略或迴避文獻與考古證據的衝突”，而且先要獨立分析考古資料。

——唐際根

序言

夏含夷

《劍橋中國古代史》於1999年出版以後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中國學術界也不例外。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李學勤先生立刻買了中文翻譯版權，組織了一批年輕學者翻譯。不幸的是，這個翻譯團隊的譯文並不盡如人意。之後，李先生不斷地尋找其他翻譯者，以期能讓中國讀者讀到此書，可是一直到現在都未能成功。因為我是《劍橋中國古代史》的合編之一，中國友人經常問我是不是有其他辦法可以將此書的內容介紹給中國讀者。為了滿足這些要求，我最近幾年以來在中國國內各個大學和研究所做了多場同題演講，簡單地說明了書的編輯背景和讀者的反應。每一次作這個演講，聽眾都很興奮，鼓勵我再想辦法作更深入的介紹。這本書就是一份答卷。

我本人完全無法將整本書翻譯成中文，而且也沒有這個必要。從書正式出版到現在已經過了近20年。這20年以來，中國考古學非常活躍，年年都有驚天動地的新發現。這些發現已經引起了西方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也產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艱辛的翻譯工作應該針對這些新的研究成果展開。然而，這並不是說舊的研究成果不值得記住。《劍橋中國古代史》雖然沒有辦法預測這20年以來的新發現，可是也不是完全過時的作品。它至少可以反映20年前西方漢學界中國古代史的最高學術水平。除此之外，該書的很多作者當時是中年學者，現在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界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因此這本書仍然有相當的影響。讀者要明白現在西方漢學的狀況，《劍橋中國古代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讀者如果無法閱讀原文，至少應該稍微知道這本書的編輯背景和讀者反應。

為了滿足這個要求，本書包括三類內容。第一是我自己為了這本書專門寫的兩篇論文，一篇針對《劍橋中國古代史》的編輯背景，一篇針對其讀者反應。除此之外，本書還包括我自己以前寫的三篇不同的論作。第一篇是我和魯惟一合寫的《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由我自己翻譯；這個《序言》對書的編輯背景也作了介紹，但是更多的篇幅用在解釋西方漢學的一些基本原則上（因此，這篇翻譯於2007年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的時候，刊物的編者就將它題作《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第二篇是《劍橋中國古代史》中我自己寫的那章，即《西周歷史》，由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淑一翻譯。這個翻譯已經發表在拙作《海外夷堅志》這本論文集裡面；之所以收入本書，是為了讓中國讀者至少閱讀到一章《劍橋中國古代史》。這一章當然不能代表全書的內容或觀點，但是據我所知，這是唯一翻成中文的篇章，因此只好以它為例。第三篇是我於2014年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國學院作“饒宗頤演講”的講稿，討論中國史學方法論的時候以《劍橋中國古代史》為基礎，與此書的其他內容不無關係。除了我自己寫的論作以外，此書還包括了不少讀者的反應，一篇來自西方學術界，其餘來自中國學術界。西方學術界的反應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文系教授、文學院院長史嘉柏（David Schaberg）的長篇書評，由他的學生、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張瀚墨翻譯的。另外還有史嘉柏於2005年在華東師範大學作演講時自己作的中文講稿，與書評有密切關係。史嘉柏雖然不是唯一給《劍橋中國古代史》寫書評的西方學者，可是他的評論最深入，批評也最尖銳，很好地代表西方學術界的挑戰精神。中國方面，有一篇《劍橋中國古代史》的綜合性的書評，此外還有三篇專門評論書裡某一篇章。這些書評因為原來就是用中文寫的，所以現在就按照原文刊出；作者都很客氣地授權。從這些書評和評論中，中國讀者大概會窺見中國學術界和西方學術界的某些不同。

本書如果能夠讓中國讀者多了解一點西方漢學界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狀況，我自己編輯此書的願望就達成了。如果能夠引起年輕學者閱讀《劍橋中國古代史》原文的興趣，那就更好了，我很期待他們的反應。如果能夠促使他們之中某一位或某幾位給《劍橋中國古代史》作完整的翻譯，那將是意外之喜，遠遠超出我自己的作用和我自己的期望值，對中國學術界也是一個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