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全方位解剖（下冊）

【作者序】
導言 毛澤東主導完成了中國社會的逆向轉型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西文明碰撞，暴露了中國社會的落後與國家結構的原始。
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的雙重轉型。中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發展起來。在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後，歐洲從封建等級社會進化為資本主義階級社會。各階級選出代表，在國會中為本階級爭利益，制定的法案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兼顧了各階級的利益。社會不公當然存在，但權力和財富是分開的，統治者難以動用公權力掠奪社會財富。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法律上，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中國社會發展卻一直停留在中古。前文已經指出，論社會結構，中國傳統社會根本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社會的統治者是高踞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官僚集團。它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維持統治，具有無限瘋長擴散、瘋狂掠奪社會財富的天然傾向。它的産生、存在和壯大，與社會經濟基礎毫不相干，並不由後者決定，也不隨它改變。
這種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財富按權力分配，成了權力的內容。它與土匪山寨一樣，都奉行林副統帥的教導：“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它是一種等級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無論是皇帝對群臣，是官僚對下屬，還是官府對草民，都擁有無限的“合法傷害權”。而無論是哪個等級的社會成員，即使是官僚也罷，對上一等級都只能逆來順受，絕對服從，毫無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不可能靠法律保護自己。
近代歐洲在國家結構上也與清朝不同。拿破崙戰爭催生了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形成。所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私有制產物，政府不過是“資方代理人”，其對外職責就是捍衛全民的權益，最起碼得為全民守住“家業”（領土資源等）。而所謂“對外主權”則是“權利”觀念的衍生物，由“人生而平等”衍生出了“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平等觀。為了捍衛國家利益，維護國家主權，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部以及由國防部統一指揮的國防軍。
然而清朝卻不是這種國家，無論朝野都只有“天下”的模糊觀念，沒有現代的國家意識。這個“天下”是以天朝為文明中心與權勢中心，包括“內地”與“外邦”的邊界模糊的世界。內地就是“華夏”，而外邦則是“四夷”。夏夷之間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無平等可言，不存在外交。滿朝文武自然也就毫無西式的“主權”、“領土”、“領海”、“國家利益”等一系列民族國家的柱石觀念。在朝廷眼中，“外邦蠻夷”位於種族、權力與文明等級的最低端，彼此之間不存在對等談判，更不存在條約關係。朝廷因而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但是為了避免用兵，天朝一般對番邦採取“羈縻”政策，亦即奉行《周禮》的教導：“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只要蠻子們承認天朝的主子名分，則天朝恥於與之爭利，可以慷慨賞賜金錢土地，這就叫“恩威並施”，以期蠻子們“畏威懷德”，達到“四夷賓服”的太平境界。
朝廷對本國草民百姓的態度，與對“外邦蠻夷”並無二致，唯一區別只在於內亂作為“腹心之患”，比邊患這種“肘腋之患”更可能動搖政權。因此，天朝與西式民族國家的立國基礎完全不一樣。天朝是內向鎮壓型政權，亦即李慎之先生說的“以小民為敵國”。朝廷把子民當成假想敵，關心的是如何“維穩”，確保百姓乖乖完糧納稅，俯首帖耳聽任宰割，不敢造反。所以，除非遇到大規模外敵入侵，常備軍實際上只是內向的保安隊，一般由督撫節制，並沒有由中央統一指揮的國防部與參謀總部。
東西方這些基本觀念歧異，在海禁初開時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在被列強痛打了足足一個甲子後，清廷終於承認了自家的落後，為救亡圖存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雖然當時的人沒有意識到，而且官修歷史至今張冠李戴，無視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資產階級的事實，將晚清新政稱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但在實質上，它是迫於外來壓力啟動的以西方制度為模式的兩大社會改造工程，亦即把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把中古天朝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
在社會改革上，清廷立法獎掖工商業，為民間資產階級的誕生與成長主動創造條件。朝廷更預備實行憲政，試行三權分立。資政院與地方咨議局的成立，賦予了士紳在科舉仕途之外的合法參政權，擴大了士紳主持地方事務的權力。官府享有的無限權力開始受到紳權的制約與抗衡，而模仿西方進行的司法改革則終將剝奪官府對百姓的“合法傷害權”。這一系列重大改革，啟動了中國從官僚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進化。
清廷更進行了一系列軍制與官制改革，興辦西式軍校，建立了一支模仿西方軍隊編制與訓練的國防軍，成立了陸軍部、海軍部和軍諮府（相當於參謀總部），培養出了一批熟悉國際法與外交慣例的外交官，廢除了祖傳的六部，代之以西式政府部門。針對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朝廷還進行了“改土歸流”，將對周邊朝貢地區的宗主權提升為主權。到清室傾覆時，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
辛亥革命後的繼發內戰在一定程度上逆轉了上述良性演變。在內政上，國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紳”，削弱了紳權，提升了官權，強化了官僚社會的特點。在外交上，國家分裂與內戰極大地弱化甚至取消了中央政府的對內主權，使得中國喪失了國防能力，最終誘發了日本侵華戰爭。
但這些只是客觀效應，並不是主觀認識上的倒退。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保留了西式政治觀，都制定了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防止官府任意侵害百姓的憲法，司法仍然獨立在行政之外。在外交上，儘管國家分裂與內戰嚴重破壞了國防，朝野仍然保持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北洋政府甚至在國力極度羸弱之際，做出了“弱國有外交”的輝煌業績。
毛澤東當國後卻無情剷除了一切民間社會，實行了公民原子化，剝奪了百姓的一切基本權利，使得革命鍛造出來的新官僚集團成了毫無制約的巨無霸，百姓喪失了生產資料與自由，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徹底淪為官府的奴隸。
在外交上，毛澤東不但自己毫無主權與國家利益等觀念，而且以暴力取締這些觀念，向天朝全面回歸，先是甘當斯大林的兒皇帝，在斯大林死後又野心勃勃地想當“天下共主”，一手將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為了打破孤立，他再度實行“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不但效法明朝皇帝以金錢招募“朝貢使”，更向周邊國家大量贈送領土，成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主動賣國賊”。這一系列倒行逆施，斷送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取得的觀念與制度重建的一切進步，使得國家與社會發生了空前大倒退。
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囿於自家陳腐殘缺的知識結構與直線思維方式，出於反智主義的強烈偏執，以空前強大的權力實行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蠢動，重創了國民經濟，在和平時代引出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這些空前絕後的白癡行為，使得毛澤東成了當之無愧的史上第一白癡皇帝。
因此，如果用簡明易記的話語來總結毛澤東作為國務家的業績，那就是：“外交內政，一賣二白。”

外交篇

第一章 “一邊倒”

一、錯失千載良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迎來了一個無論內政外交都大有可為的黃金時機。
首先，一直在困擾中國的內戰終於停息了。國家自辛亥以來首次重獲統一，中央政府擁有空前強大的對內主權（亦即控制軍隊、地方政府以及百姓的權力）。這變化極大地加強了中央政府的對外立場──它再不會像民國政府那樣，因為陷入內戰而無法有效抵禦外敵了。
其次，中共消滅了國內一切反對派，使得外人再無機會利用鷸蚌相持從中漁利，而這正是中國的北方惡鄰反復玩弄的把戲，每次都讓中國的國家利益蒙受了慘痛損失。
1922年8月，蘇俄駐華全權代表越飛來華，與北洋政府談判恢復邦交問題。吳佩孚要求蘇俄從外蒙古撤軍，並將東北的中東鐵路交回中國，都被越飛拒絕。越飛堅持沙俄在中東鐵路上的權益應由蘇俄繼承，也被吳佩孚斷然拒絕。談判因此破裂。越飛便跑到上海去，找到吳佩孚的對頭孫中山，與他在1923年1月26日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孫中山在宣言中同意，“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只能維持現況”，“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
孫文的表態，逼得北洋政府不得不作出讓步。1924年5月3日，中國政府代表顧維鈞與蘇俄代表加拉罕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方雖公開表示“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卻只表示從外蒙撤軍的問題“在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另行商定”。在中東鐵路問題上，中方不得不承認“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只換來“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
1945年中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期間，中國政府再次遭到更惡劣更陰毒的訛詐。蘇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租借旅順港，建立蘇聯海軍基地；將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該港有優勢的權利；中蘇合辦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以及外蒙獨立。對這些帝國主義要求，尤其是對放棄外蒙，國府礙難同意，與之力爭，談判遷延不決。美國核爆日本後，蘇聯不待中方同意便出兵滿洲。8月10日，斯大林為逼迫中方屈服，竟然露骨地威脅談判代表宋子文：“中國最好快些達成協議，不然的話中國共產黨將要進入滿洲。”
此前在蘇聯操縱下，新疆爆發了所謂“三區革命”的武裝叛亂，叛亂分子武裝割據北疆，成立了偽“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如果中國不割讓外蒙，則有喪失新疆的危險。而且，此時蘇軍已進入滿洲，斯大林若把華北共軍放進去，大量武裝共軍，則東北也要淪共。於是蔣介石只好“忍痛犧牲，而換得東北與新疆以及全國之統一，乃決心准外蒙戰後投票解決其獨立問題，而與俄協商東北、新疆與中共問題為交換條件”，與蘇聯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接受了上述蘇方一系列要求。
中國人民浴血苦戰八年，才贏得了戰勝國乃至“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使得西方強國紛紛廢除了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租界以及其他喪失的利權，如今卻被迫全盤接受蘇方的帝國主義要求，蒙受了遠遠超過一戰結束時蒙受的奇恥大辱，簽訂了喪權辱國、出賣大片領土的不平等條約。由此可見，強鄰窺伺在側，同室操戈會給國家帶來什麼慘重損失。
但隨著內戰終於結束，再也沒有了可讓外人坐收漁利的內部紛爭，“新”中國政府獲得了前任從未有過的巨大的客觀優勢。當年北洋政府被無日無休的內戰解除了國防能力的情況下，還做出了一系列驕人的外交成就（諸如以“修約”方式廢除了一些不平等條約；在一戰後獲得德國巨額賠款；在“華盛頓會議”上收回了喪失給日本的山東利權，等等）。如今“新”中國政府的外交業績應該遠遠超過他們才是。
最後一個有利於中國外交的客觀形勢變化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後帝國主義時代。超強大的美國擔任了世界警察，弱國遭受強國侵略的危險已經基本消除，中國已經不再面臨外敵入侵的危險。更重要的是，中共建政時，冷戰已經開始發生，東西方開始分裂為兩個陣營。這些變化，使得中國處在一個特別有利的戰略位置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的外交空間。實際上，張治中在1949 年4月間就已經指點過毛澤東了：
“在亞洲，中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的世界是美蘇兩雄爭長，中國在中間舉足輕重，是兩雄爭取的對象，中國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佔優勢。我們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視它。”
他的建議是，既親蘇，也親美，對美蘇實行等距離外交，那樣必將使得中國成為美蘇兩國爭相拉攏的對象，獲得兩國的大量援助。
看到這一點並不需要什麼過人的政治智慧。南斯拉夫的鐵托就是這麼做的。他公開標榜“不結盟”，成了不結盟運動的領袖，雖然惹得斯大林龍顏大怒，但在斯大林死後仍然換來美蘇兩國競相援助。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也玩過這一手，不但接受了大量外援，而且混得左右逢源，風生水起，成了70 年代唯一受中、美、蘇歡迎的國家元首，其國際影響遠遠超過了本國實力。就連越南人與朝鮮人也曾利用中蘇衝突，巧妙地讓自己成了搶手貨，刺激中蘇競相收買拉攏之，把金錢像雨點一樣灑在他們的國土上。
然而毛澤東偏偏沒有這種智慧。1949 年6月30日，他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向全世界傲然宣告：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在世界史上，大概還是第一位國家元首如此主動地封殺自己的外交空間，毅然決然破釜沉舟，斷了自己的後路。考慮到蘇美雙方的態度，這種倒行逆施就更無法理解了。
儘管毛澤東急於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對他卻一直滿腹狐疑，十分冷淡，幾次託辭拒絕他訪蘇的請求（詳見下）。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度冷淡，連個正式的黨政代表團都沒派來，中共只好把蘇聯民間的作家與藝術家代表團拉到天安門上去充數。
相比之下，雖然美國在內戰中支持國府反對中共代表的蘇聯，但老美從來是拋棄老盟友的行家裡手。共軍過江前，國府南遷廣州，蘇聯大使館也跟著前去“共赴國難”，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留在南京，試探與中共建交。
據黃華披露，當時司徒雷登非常想去北平見中共領導人。1949年6月，他請陳銘樞向中共中央轉達他想見中共領導人的意願。6月24日，陳回信向他轉達毛澤東的口信：“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也請羅隆基傳話，說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中國政府50 億美元，接近印度15 年所得的貸款。但羅於6月下旬到達北京時，得知毛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即將發表，於是沒敢傳話，多年後才把這事告訴周恩來。黃華承認：“從司徒雷登託人向中共傳話說，只要中共不完全親蘇，美國愿向中共提供巨額貸款這一點即可看出，美國政府中一部分人妄想阻止中共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進而影響新中國成為親美政權。”
儘管後來司徒雷登與中共領導接觸的努力因受雙方內部阻撓而未能實現，但美國仍然一直在考慮拋棄國府，接受中共。
1949年11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國府駐聯合國大使顧維鈞明確表態：“臺灣作為一個軍事基地是無法防守的。一般說來，在美國對外政策思想中，考慮大西洋的安全優於考慮太平洋的安全。”
1950 年1月4日，在毛訪問蘇聯期間，美國國務院政策計畫室（PPS）開會，討論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利與弊。
次日，杜魯門發表聲明，宣佈美國決定不介入中國內戰，對臺灣沒有任何企圖，今後繼續向蔣介石提供經濟援助，但不提供軍援或軍事建議，暗示中共盡可放手攻打臺灣。
1950年1月12日，仍然在毛訪問蘇聯期間，艾奇遜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長篇演講，提出了美國在亞洲的“環形防禦帶”，把日本劃作第一線，未將臺灣和南韓包括在內。
1950 年2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McConaughy 在給國務卿的電文中主張美國承認“新”中國。
直至1950年6月9日，迪安•臘斯克還提出，中國的形勢尚不明朗，美國在目前不應當明確表明支持新中國或臺灣政權，但是要繼續同國民黨政權保持外交關係。並認為經聯合國大會簡單多數表決即能解決是否接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
所以，張治中的獻策，的確是符合當時國際情勢的最佳決策。
可惜他不知道，早在1947年年底，毛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內部報告中，將中共定位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1949 年1月底，米高揚祕密訪問西柏坡，毛向他明確宣示了未來的“一邊倒”國策：
“美國打算承認我們，英國也必然緊隨其後。對於這些國家來說，承認我們，就是反對我們、同我們進行貿易必不可少的。這樣承認了有什麼好處呢？這可以打開我們聯絡其他國家和進入聯合國之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取第一條路，也就是說，不忙著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拖著他們，鞏固自己。”所以，放棄當時的國際形勢造就的中國所處的絕佳戰略地位，斷送國家起飛的千載難逢之機，剝奪自家的外交選擇自由與周旋空間，破釜沉舟，斷了自己的後路，把自己捆死在蘇聯人的戰車上，甘當為斯大林衝鋒陷陣的馬前卒，是毛澤東早就積極、主動、自願、自覺作出的決策。
正是這英明決策，最終創造了“我們的敵人遍天下”的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奇跡，留下了“北洋政府弱國有外交，毛共政府強國無外交”的吊詭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