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產業的改變
從工業社會邁向資訊社會，經濟產業因科技產生巨大動盪，現代的知識經濟讓人們因掌控資訊而更有能力，鬆動了傳統的權威層級。

‧社會發生質變
犯罪率提高、生育率、離婚率與家庭結構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著科技的進歩而逐漸鬆散，進而對他人的不信任，個人主義凌駕於社會意識，這個時代正發生巨大的斷裂，進而造成社會結構的震盪。

‧過度個人主義的陷阱
個人主義發揮在市場與實驗室能帶來創新與成長，蔓延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幾乎使所有權威產生動搖，也侵蝕了家庭、社區與國家的凝聚力，技術的改變造成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市場的「創造性毀滅」。

‧大斷裂到大重建
福山援引各類數據與社會學等資料，也借用經濟學到生物學等跨領域理論模型進行分析。同時福山也指出，在舊秩序瓦解之際，新的社會其實已儼然形成──這便是人類與他人産生聯繫的生物本質，人類會依據環境變化創造新的聯繫方式。而大斷裂之後的大重建時期，人們會自然而然的形成新的社會與道德價值，因為只有根據人類物質進步的現實進行社會調適，才能建立健全的社會秩序。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員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幕僚副主任，亦曾出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委員。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Our Posthuman Future）、《強國論》（State Building）、《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及《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等書。

［譯者］
張美惠

台大外文系畢，輔大翻譯研究所肄業。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譯詩組佳作，譯有《德國短篇小說精選》、《資訊焦慮》、《真實的謊言》、《EQ》、《美之為物》、《國家公園之父：蠻荒的謬爾》、《這就是男人》、《用心去活》、《父母離婚後：孩子走過的內心路》、《愛上M型男人》、《重建》等，現從事專職翻譯。

PART　1　大斷裂
第一章　按牌理出牌　
第二章　犯罪、家庭、信任：問題探究　
第三章　原因探討：傳統論點　
第四章　原因探討：人口、經濟與文化　
第五章　婦女的特殊角色　
第六章　大斷裂的影響　
第七章　大斷裂無法避免嗎？　

PART　2　道德系譜學
第八章　規範的生成　
第九章　人性與社會秩序　
第十章　合作的起源　
第十一章　自我組織　
第十二章　科技、網絡與社會成本　
第十三章　自發秩序的限制與層級的必要　
第十四章　七十六洞之外　

PART3　大重建
第十五章　資本主義將耗盡社會資本嗎？　
第十六章　重建之路：過去、現在與未來　
附錄　

書摘/試閱

工業時代以後
過去半個世紀裡，美國與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漸漸步入所謂的「資訊社會」、「資訊時代」或「後工業化時代」。未來學家托弗勒（Alvin Toffler）稱之為「第三波」（the“Third Wave”），將其重要性提升至與人類歷史上前兩個波段相提並論。集體狩獵時代到農業社會為第一波，農業進入工業時代為第二波。
這一改變可以從很多層面來看。在經濟上，服務業逐漸取代製造業成為財富的來源，資訊社會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在鋼鐵廠或汽車廠工業，而是在銀行、軟體公司、餐廳、大學、社會服務機構等。蘊含在人腦及有智慧的機器內的資訊與智識，日益顯得重要；勞心的工作逐漸取代勞力的工作。進步的科技使資訊得以低成本輕鬆跨國流通，促成全球化生產的趨勢。電視、收音機、傳真機、電子郵件等快捷通訊更打破了長久形成的文化藩籬。
現代人最珍視的兩樣東西―自由與平等，都因資訊經濟而更豐富。選擇的自由幾乎可以爆增來形容，不論是有線電視頻道、低成本購物點、網際網路上的朋友都給人無數的選擇。各種傳統層級逐漸不符需求而紛紛瓦解，那些龐大僵化的官僚體系不能再以各種規定或威脅的方式控制一切，因為現代的知識經濟讓人們因掌控資訊而更有能力。在企業界，IBM與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逐漸被更輕薄短小的競爭者追趕過去，而政治界，蘇聯與東德也因無能再控制更有知識的人民而瓦解。
論者幾乎無不禮讚資訊社會的來臨，吉爾德（George Gilder）、金瑞契（Newt Gingrich）、高爾（Al Gore）、托弗勒與海蒂（Alvin and Heidi Toffler）、尼哥拉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等人雖是政治立場互異，卻一致認為這項改變有利經濟繁榮。有利民主自由，總之對社會整體是好的。資訊社會當然有很多優點，但結果毫無例外都是正面的嗎？
談到資訊時代，人們立刻聯想到一九九○年代出現的網際網路，事實上，告別工業時代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九三○、一九四○年前美國製造業重鎮產業開始空洞化（deindustrialization），其他工業國家也逐步走出以製造業為重心的經濟；然而，這段期間（大概是一九六○年代中到一九九○年代初），多數工業化國家也出現社會情勢嚴重惡化的問題。犯罪與社會脫序行為攀升，導致富國的貧民區幾乎不適人居。親屬的社會連繫功能在過去兩百年逐漸降低，但在二十世紀後半更是急速遞減。日本與多數歐洲國家的生育率降到極低，若不增加移民，到下世紀人口將呈負成長，結婚與生育的人愈來愈少、離婚率大幅提高、非婚生子愈來愈普遍（美國每三個孩子就有一個，北歐更高達半數）。最後，人們對機構的信賴與信心也是一九四○年來逐步走低。一九五○年代歐美大多數人對政府與人們有信心，到一九九○年代初卻只剩極少數的人。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也產生改變，雖無證據顯示人際連繫減少，但連繫的方式顯然變得較短暫、脆弱且範圍較小。
這樣巨大的改變幾乎同時發生在許多同類型的國家，與二十世紀中期工業時代的情形相近似，我們姑且統稱之為社會價值的大斷裂，這正是本書第一部探討的主題。多種社會指標會同時快速上揚是很少見的，即使發生的原因無法確定，不同指標之間是否有關還是很值得探究。保守派人士如潘乃德（William J. Bennett）常被譏諷老是談道德衰微，但事實確是如此：社會秩序的崩解不是對舊時代虛偽價值觀的懷舊、記憶美化或無知，而是具體表現在犯罪、單親孩子、教育品質下降、信賴度降低等各類統計數字上。
上述社會問題的出現恰與經濟上步入資訊時代的時間重疊，這是純屬巧合嗎？本書的觀點認為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資訊經濟雖帶來很多好處，對人類社會與道德卻也造成一定的傷害。剖析兩者的關係包括科技、經濟與文化層面。現代工作逐漸以勞心取代勞力，促使無數婦女走入職場，連帶動搖了傳統家庭觀。醫學的進步促成避孕藥的發明與壽命的延長，卻也降低了生殖與家庭的重要。個人主義發揮在市場與實驗室能帶來創新與成長，蔓延到社會規範的領域幾乎使所有權威產生動搖，也侵蝕了家庭、社區與國家的凝聚力。當然實際問題比這裡所說的要更為複雜，各國的情形也不盡相同。基本上，技術的改變造成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謂市場的「創造性毀滅」，我認為在社會關係上也有同樣的影響。
然而情況也不盡是悲觀的：社會秩序破壞後通常都能再生，從各種跡象來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我們樂觀的理由很簡單：人類天生是社會性的動物，能夠憑本能創造道德規範凝聚整個社會。人類天生也是理性的，能創造不同的方式自發地彼此合作。宗教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再生，但不是如保守派所認為的，是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或如左派所說的，強大的政府是社會秩序的要素？我想也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並不是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所有人都彼此為敵」，而是以道德規範建構秩序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這項觀點可以從生命科學的許多發現得到印證，而且證據廣泛遍及各個領域―神經生理學、行為基因學、進化生物學、人類行為學，以及從生物學觀點解讀的心理學與人類學。當代最重要的一項學術發展就是研究社會秩序的起源，這裡所說的不是政治或宗教從上而下的層級（hierarchical）權威，而是分散的個人自我組織的結果。本書第二部將暫時放下大斷裂引起的社會問題，先探討較普遍性的觀念，包括社會秩序的起源與隨著環境改變的演化軌跡。
一般多認為社會秩序必來自中央化、理性的官僚階級，這個觀念的形成與工業時代的歷史背景有關。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觀察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認為，理性的官僚是現代生活的根本精神。但我們知道在資訊社會裡，政府或企業都不再完全倚賴官僚規定來管理；反而透過權力的下放，倚賴那些表面被管理的人去自我組織。這種自我組織必須建立在內化的行為規範，也就是說，二十一世紀將是講求非正式規範的時代。資訊社會的來臨或許造成社會規範的瓦解，但沒有了社會規範，現代的高科技社會也無法往前走，由此便產生創造規範的強烈動力。
本書第三部將透過回顧與前瞻來追尋社會秩序的起源。過去一直有人認為社會的道德秩序有長期走下坡的趨勢，尤其是保守派人士。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認為，以理性取代傳統與宗教啟蒙運動是問題的根源，柏克的現代門徒則認為，現實的人本主義是現代社會問題的元兇。近半世紀以來社會道德的敗壞確是不爭的事實，但保守派人士常忽略了社會秩序不只會走下坡，在長期的循環裡也有往上走的時候，例如十九世紀的英、美。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英、美兩國的社會風氣明顯變壞，幾乎所有大都市犯罪率都提高，家庭破裂、非婚生子比率增加、人際關係疏離、每人酒精消耗量大增（尤其是美國，一八三○年的消耗量約為今天的三倍）。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上述社會指標幾乎一一轉正：犯罪率下降、家庭結構日趨穩定、戒酒的人愈來愈多、人們從許多新興的志願組織找到社會歸屬感。
今天類似的徵兆告訴我們大斷裂（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已開始退潮。在美國與其他治安敗壞的國家，犯罪率已大幅下降。離婚率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遞減，非婚生子比率（至少在美國）也能維持不再增加。人們對大機構的信賴感正逐漸恢復，公民社會似乎也在蓬勃發展。根據一些非正式的證據顯示，較保守的社會規範有捲土重來之勢，出現於七○年代的極端個人主義則不再受歡迎。若說上述社會問題都已遠去，現在尚言之過早。但若是認定人類社會無法因應資訊時代的科技與經濟變化，則又太過悲觀。

社會資本
即使我們都同意，人類社會基本上需要某些限制與規範，接下來馬上面臨的問題是：「應該採用誰的規範？」
美國二十世紀末建立的富裕、自由、多元的社會裡，「文化」一詞總是與選擇聯想在一起。也就是說，文化是藝術家、作家及其他有創意的人根據內在的聲音創造出來的。至於比較不具創意的人，文化則是他們選擇去消費的東西，不管是藝術、美食或娛樂。美食常被視為文化的一種代表（雖然只是很表層的意義），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美食。能夠在中國菜、義大利菜、希臘菜、泰國菜、墨西哥菜裡自由選擇，這就是多元文化的意義。當然，多元文化還包括更嚴重的內容，就像伍迪．艾倫在電影中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末期，開始從佛教、訖里什那教派、天主教、猶太教中瘋狂尋找一種心靈的慰藉。
我們更學會了在做文化選擇時絕不評斷高下。在道德層級裡，寬容是最高的美德，依據自己的道德或文化標準評斷他人則是萬惡之最。品味是沒有道理的，就像每個人喜好的食物不一樣，不同的道德規範根本無高下之分。這種互相尊重的觀念似乎已經是社會的共識，不僅是主張多元文化的左派人士大力宣揚，即便是將所有人類行為都化約為追求個人「偏好」的右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同樣支持。
為了避免文化相對論的問題，本書的重點不是放在大型普遍的文化規範，而是足以構成社會資本的小型規範。「社會資本」可定義為促使團體成員合作的共通非正式價值或規範。當團體成員預期其他成員的行為都是誠實可靠的，自然就能彼此信賴，而信賴是使任何團體或組織運作順暢的潤滑劑。
擁有相同的價值觀與規範並不必然就能產生社會資本，因為這個價值觀可能是錯的。例如義大利南方確實存在強烈的社會規範，但這裡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社會資本、人與人之間最缺乏互信的地方。社會學家甘柏塔（Diego Gambetta）說過一個故事：

一個退休的黑社會老大回憶年幼時他的父親（黑手黨員）要他爬到牆上跳下來，承諾會將他接住。起先他不肯跳，經不起父親一再催促，最後還是跳了下去―結果摔了個鼻青臉腫。他的父親藉此教導他一個道理：永遠不要相信別人，包括你的父母。

黑手黨以極嚴格的內部行為準繩著稱，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言九鼎。但這套規範僅適用於路手黨的小圈子，整個西西里社會盛行的規範是「盡可能占別人便宜（自家人除外），否則倒楣的是自己。」有時候甚至連自家人都不太可靠，就像上述故事所說的。這樣的規範當然無助於社會合作，對廉能政府與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更是見諸各種研究。義大利政界貪汙問題嚴重，尤以南方為最，事實上這也是西歐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能創造社會資本的規範必然包括誠實、善盡義務、互惠等德性。這些德性恰與清教徒的很多價值觀重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裡便認為，清教價值觀對西方資本主義發揮了關鍵影響力。
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應該是所謂的「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只有範圍裡的人始能分享誠實互惠等社會規範。家庭顯然在任何社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美國人儘管對自家的青少年子女多有微詞，談到信賴與合作事業還是寧可選擇自家人。這也是為什麼多數事業開頭都是家族事業。
但家庭的凝聚力各國不同，與其他社會凝聚力相比較家庭的重要性也不同。有時候我們會發現，信賴與互惠規範在家庭內外的強弱似乎是呈反比的，內強則外弱，反之亦然。例如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家庭凝聚力很強，但不易信任陌生人，公共領域的誠實與合作程度顯得較低，結果便造成派閥主義與貪汙腐敗。韋伯認為，新教改革最重要的意義不是鼓勵個人重視誠實、互惠、節儉等美德，而是使這些美德首度得以在家庭之外被廣泛實踐。
成功的組織未必都需要社會資本，也可建立在正式的協調機制如契約、階級、憲法、法律體系等。但非正式規範可使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亦即監督、訂約、裁定、執行正式協議等的成本。在某些情況下，社會資本也有助於創新與應變。
當然社會資本的效益絕不限於經濟層面，也是創造健康公民社會的關鍵。所謂公民社會，是指家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組織。自柏林圍牆倒塌後，前共產國家對公民社會產生很大的興趣，一般也認為這是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複雜的社會裡有各式各樣的團體，社會資本使不同的團體得以組織起來護衛自己的利益，以免被強勢的政府忽略。很多學者注意到公民社會與自由民主的密切關係，已故的蓋爾納（Ernest Gellner）甚至認為自由民主是公民社會具體而微的表現。
專家在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總是充滿正面的形容詞，事實上兩者也不盡都是有益的。任何社會活動不論好壞都需協調。柏拉圖的《理想國》敘述蘇格拉底與朋友討論正義的問題。蘇格拉底指出，即使一群搶匪對待彼此也會有正義感，否則就無法合作犯案。黑手黨與三K黨是美國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兩者都具有社會資本，但都對廣大社會有害。再就經濟層面而言，團體協調是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但隨著技術或市場的改變，協調方式往往也必須隨之改變。過去適用的社會連結方式對現在的生產活動可能反而是阻礙，就像一九九○年代很多日本企業的情形。如果我們再繼續上面的經濟學比喻，社會資本也會有老舊的時候，屆時就必須從國家的資本帳上折舊。
雖然社會資本可用在不利社會的方面，而且有老舊的可能，但一般觀念總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好的。事實上，實體資本也不見得都是好的。實體資本不但會過時，還可用以製造槍枝、不良藥物、品味低俗的娛樂等。但社會自有法令約束人們製造出有害社會的東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社會資本的使用不會比實體資本更不堪。
抱持上述觀念的人不在少數。第一個使用「社會資本」一詞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九一六年用以敘述鄉村的學校社區中心，其後有傑柯斯（Jane Jacobs）的經典作品《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文中談到都市中舊式綜合用途的社區有綿密的社會網絡，形成極有助於公共安全的社會資本。一九七○年代則有經濟學家勞瑞（Glenn Loury）及社會學家萊特（Ivan Light）以此分析大都市中心貧窮地區（inner-city）經濟發展的問題。他們認為黑人不像亞裔或其他少數族群在自己的社區裡有很強的信賴與社會連繫，這也是為什麼黑人在中小企業方面的發展很有限。一九八○年代，受到社會學家柯曼（James Coleman）與政治學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影響，「社會資本」一詞再度被廣泛運用，後者的論點在義大利和美國更引起激烈的辯論。
有一個人從未用過社會資本這個名詞，卻可能是闡述這個觀念最清楚的人，那就是法國貴族兼旅行家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裡提到美國與法國一個極大的差異，即美國人展現出豐富的「自發結社」，人們習於為各種或輕鬆或嚴肅的目的形成自願組織。美國式民主與有限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美國人善於為公民或政治目的而連結。人民既有足夠的自我組織能力，政府不須用由上而下的層級形式維持秩序，人民更能從自我管理中學到合作的習慣，並將這樣的習慣帶入公共生活領域。我想托克維爾一定會同意我們的結論：沒有社會資本就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成功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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