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傳（上下冊不分售）

ISBN13：9789888676224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作者：解璽璋
出版日：2020/09/01
裝訂／頁數：平裝／911頁
規格：24.1cm*17cm*4.5cm (高/寬/厚)
版次：初
關鍵字：梁啟超傳（上下冊不分售）、梁啟超、上下、分售、分傳、香港中華書局、解璽璋、中文書、社會人文、傳記、中國人物傳記、現代人物、香港出版品、歷史地理、人物傳記、精選套書、人文史哲、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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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梁啟超的一生經歷為縱軸，以梁啟超與康有為、袁世凱、嚴復、孫中山、楊度、宋教仁、蔣百里、胡適、徐志摩等人的交往為橫軸，以點帶面、以人帶史，以寬廣的視野和宏大的格局講述了晚清民初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同時也以梁啟超為中心再現了時代大變局中一代知識分子的擔當、求索和彷徨。

作者簡介

解璽璋，作者

1953年出生於北京市。1983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70年參加工作，曾任《北京晚報》、《北京日報》副刊、專刊編輯、主編，同心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北京作家協會，200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業餘從事文藝批評，涉獵電影、電視劇、戲劇、文學、圖書多個領域，著有《喧囂與寂寞》、《說影》、《五味書》、《一個人的閱讀史》等。近年熱衷於人物傳記寫作，尤於近現代人物多有心得，己出《梁啟超傳》、《君主立憲之殤》、《張恨水傳》、《抉擇：鼎革之際的歷史與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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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個人的傳記幾乎寫成一部中國近代史，只有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可能。因為梁啟超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打通了中國近代史各類關鍵性人物關係，包括政治層面、思想層面、文化層面、國內層面、國外層面的關係。——劉再復

序

三十年前，大約是1980年前後，我讀了北京出版社的一部《梁啟超傳》。那時新書很少，能見到這麼一部傳記，真是高興，因此立即就買下閱讀。可是讀了之後，我非常難過，甚至憤怒。梁啟超，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啟蒙家，中國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槓桿式的偉大改革家，竟被傳記作者說得一無是處，以致被描述成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人物。這部傳記只是一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前三十年，「革命神聖」的思潮壓倒一切，激進主義覆蓋學術界，梁啟超自然也成了「歷史罪人」，受盡冤屈，受盡淩辱，受盡貶抑，受盡「革命大批判」。自從有了1980年的閱讀經驗之後，我再也不讀其他新出的《梁啟超傳》了。因為我害怕會再次產生閱讀的恐懼，只願意獨自沉浸在《飲冰室文集》裏。尤其是在國外，我的閱讀研究一直處於沉浸狀態。我常說唯有在沉浸狀態中，才能和偉大的靈魂相逢。同樣，因為沉浸於《飲冰室文集》中，所以我也一再和梁啟超的偉大靈魂相逢。所謂相逢，便是請教、對話、商討、質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來愈覺得梁啟超了不起，愈來愈覺得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中國現代社會的開山巨匠。

因有了三十年前的「恐懼」，此次閱讀解璽璋的新著《梁啟超傳》，仍然「心有餘悸」。沒想到，一打開目錄，就被他新的構架與寫法所吸引。此書除了前三章（修訂版增補第四章「梁啟超與諸兄弟」）講述梁啟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的歷史性人物的關係為章節。「梁啟超與康有為」、「梁啟超與黃遵憲」、「梁啟超與譚嗣同」、「梁啟超與孫中山」、「梁啟超與章太炎」、「梁啟超與袁世凱」以及梁啟超與汪康年、唐才常、楊度、蔡鍔、蔣百里、丁文江、胡適、徐志摩等等，如此構築傳記，便是以「人」為中心，相應地，便是歷史以「人」為主軸。這種傳記構思與傳記框架，與《史記》那種以「世家」、「列傳」為歷史之核的寫法相似，但多了一個貫穿始末的主角中軸，從而主客兼宜，脈絡清晰，既有歷史性，又有文學性。翻過目錄，進入文本，才知道此書竟達一千頁（最初校樣─編者註）。面對這樣的長篇，我又生了畏懼，可是，一讀進去，卻放不下了。沒想到，解璽璋對中國近代史如此了若指掌，對梁啟超如此深知深敬，更沒想到的是，他的筆法竟與梁啟超極為相似，可稱為「梁文體」。梁氏文體是中國古代文言文向中國現代白話文過渡的文體創造，可謂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驅。「梁文體」的產生，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文化變革。這種文體衝破故作「古奧」的學問姿態，既衝破桐城派，也衝破章太炎、吳汝綸，力求明白暢達，再加上他自己於說理中摻入情感，「筆端常帶情感」，便形成一種深入淺出、痛快淋漓、勢如破竹的文風，從而震撼了整個中國。解璽璋的千頁大書，因為有「梁文體」支撐，又有梁氏那種把義理和考證相結合的方法配合，便贏得古今兩種語言韻味兼有。於是，愈讀愈放不下，不知不覺，三天三夜過去，竟把全書讀完。此次雖讀得雙眼昏花，卻也讀得心花怒放，一掃我三十年來的鬱悶。謝謝你，璽璋兄，雖然我從未見過你，之前也從未讀過你的文字，但此次拜讀，卻一閱傾心，覺得「你屬於我熱愛的那個世界」。那個世界是真實的，是深邃的，是有膽有識的。那個世界所展示的梁啟超也是真實的，而且是豐富的、偉大的。

常說歷史是公平的。但要實現歷史的公平並不那麼簡單，至少需要時間。梁啟超逝世至今已八十多年，生前他經受過追捕、通緝、痛斥、謾駡，死後又經受過譴責、嘲諷、貶抑、批判。但是近二三十年來，隨著改革之風重新吹遍中華大地和「暴力崇拜」之風逐漸減退，梁啟超的名字又重新放出芳香。國內評述梁啟超的文章又如「風起雲湧」，歷史終於還給梁啟超一點公道。2010年我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愛怨交織的往事》，表達了對胡繩的緬懷之情，同時也表示，我將用「吾愛吾師但更愛真理」的態度與他商榷。他的中國近代史名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發行量數百萬冊，影響巨大。我多次細讀此書，受益匪淺，尤其是胡繩那種嚴謹而流暢的文字表述更是讓我仰慕。可惜，全書的框架卻有一個致命的根本性缺陷，這就是把中國近代史寫成「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單軌暴力革命史，丟失了「建構現代文明」這一重大線索，即無視洋務運動、改良運動、立憲運動的歷史，變成一部片面殘缺的單軌近代史。從解璽璋的《梁啟超傳》，我們可以看到，建構現代文明的歷史包括工藝器械建構、社會制度建構、思想文化建構等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的建構，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作了巨大貢獻，第二層面和第三層面，梁啟超則功高蓋世。他不僅研究、考察、介紹了世界各國的社會制度，而且直接參與了中國從專制走向共和的制度變革，其歷史作用有目共睹；除了在制度變革中充當急先鋒之外，他在思想文化的變革中，更是發揮了第一啟蒙家的作用。至少可以說，他的啟蒙廣度（包括啟蒙內容的廣度和社會影響的廣度）無人可比。嚴復的《天演論》固然敲響了啟蒙的第一鐘聲，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後，他的其他文章，影響力就遠不如梁啟超；何況他不像梁啟超那樣始終在歷史前沿激流勇進，始終站立於大時代的啟蒙中心。解璽璋的《梁啟超傳》，其價值在於它不僅展示了梁啟超個人的歷史，而且展示了中國近代「現代文明建構」的歷史，補救了胡繩近代史的缺陷。我們從解著中可以看到中國近代新制度、新文化的建構是多麼艱難、多麼曲折，其中的鬥爭是多麼壯烈，又是多麼殘酷。這是中國近代史重大的、不可忽略、不可抹殺的一脈。解著不是近代歷史事件編年史，而是以梁啟超為中軸的歷史人物活動史（其實也包含著歷史事件）。人是歷史的載體，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才是活的歷史，也才是最真實的歷史。過去常說「歷史必然性」，其實，歷史充滿偶然。其所以偶然，就是因為歷史是人創造的，它不是機械運動，而是人的能動運作。解著摒棄章回體的編年寫法，而以人物及其交往糾葛為縱橫骨架，這就把歷史的偶然更真實地展示出來。展示中，不僅有豐富翔實的史料、有冷靜公正的史識、有對歷史人物「理解同情」的史德，而且還有佈滿全書敍述中的「歷史肌理」，即歷史血肉和歷史的悲喜歌哭。

把一個人的傳記幾乎寫成一部中國近代史，只有通過梁啟超的傳記才可能。因為梁啟超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打通了中國近代史各類關鍵性人物關係，包括政治層面、思想層面、文化層面、國內層面、國外層面的關係。在各層各類能夠呈現歷史風貌的重要人物關係網絡中，他是獨一無二的起承轉合、承上啟下，而且舉足輕重的人物。這除了得益於他先進的思想和巨大的多方面的才華之外，還得益於他本身的兩大特點：（1）他是一個既擁有巨大書面文字語言又擁有巨大行為語言的雙重存在，他既創造了巨大的「知」的體系，又創造了巨大的「行」的體系。因此，他既與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人物關係密切，又與政治界、軍事界、外交界、教育界、財政界的人物關係密切。也就是說，創造中國近代史的各類創造主體都與他相關。（2）他除了擁有罕見的知行兼備的能力，還擁有一種無人可比的極為「謙和」的性格魅力。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三個突出的推動歷史前進又極為「謙和」的人物，這就是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他們成就巨大，但從不稱霸，「但開風氣不為師」。梁啟超大事有決斷，小事有謙讓，能與各類人物坦誠交往又不喪失原則。這種性格魅力使他能夠與袁世凱這種人相克相生，從而構成近代史變化萬千又有主線的極為精彩的活生生的一頁。如果寫「康有為傳」，就很難選擇以傳主及人物關係為基本構架的寫法。因為康有為雖然比梁啟超更有原創性（思想理念上），也更有深度，但他專斷、固執、主觀，名聲很大又霸氣十足，遠離「謙和」作風（謙和包容是中國最缺少的文化性格與文化情懷），所以朋友很少，人際交往缺乏廣度，更沒有如梁啟超與黃遵憲、譚嗣同等交往中所蘊含的如歌如泣的詩意。解璽璋正是敏銳地發現梁啟超的特殊地位與特殊性格，所以才選擇「主客融合為一」的寫法，並獲得雖只寫人物卻覆蓋大面積近代史的效果。毫無疑問，這種構思與寫法是成功的。

通過梁啟超傳的寫作而把握中國近代史的骨架與筋脈，這在海外的中國史研究中，也曾有人感悟到，值得一提的是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在1953年完成的重要著作（有人甚至認為是天才著作）的題目就叫做《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其內容也是通過對梁啟超傳的寫作與生發勾勒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風貌。儘管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49歲在河上蕩舟時不幸落水身亡），但他留下的這一著作卻一直是海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繞不過的重要史學里程碑。他在書中留下一句著名的評價梁啟超的話：「如果一個人擁有能打開他所在囚籠的鑰匙，那麼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籠之中。」確乎如此，梁啟超早已衝破專制囚籠，並遨遊於思想自由的普世天空與大地中。梁氏的思想體系，充滿自由點，少有固定點。有人因此而攻擊他「善變」，其實，他的所謂「善變」，恰恰是與時俱進，恰恰是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不斷地破「我執」、破「他執」、破固定點，不斷地向真理靠近。他那麼敬重自己的老師康有為，但是，當康有為與張勳勾結一起妄圖復辟帝制時，他能不改變一下「忠於老師」的角色嗎？袁世凱「借助共和」而和平終結帝制時，他與袁世凱妥協合作；袁世凱「埋葬共和」復辟帝制時，他則反戈一擊，給袁氏以致命打擊。這種變遷，在近代風雲變幻多端的時代裏，不正是唯國家利益為重，對個人面子不予計較的偉大人格表現嗎？梁啟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對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這是變，而究其深層，始終不變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他的愛國之心，他的救國激情，他的把中國從專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強、引向自由的努力。列文森在其著作中認為，梁啟超在理念上認同西方的價值取向，而在情感上則認同中國的傳統人文系統。這一論斷可以涵蓋梁啟超的早期與中期，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發生，他的生命進入後期即「踱進研究室」之後，他則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也完全認同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價值理念。這並不奇怪，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歷史巨人，其人生是非常豐富複雜的，很難用「激進」、「保守」、「革命」、「反動」這些本質化的概念來描述和判斷。解著的好處恰恰在於它遠離本質化即簡單化，而把力氣用於對史實的考證與描述，在對待近代史人物的評價中，客觀真實地敍述歷史人物為中國的進步做了哪些實事。這樣的史書，不僅還以歷史公平，而且也比較可靠。見到有此可讀而可靠的書，能「不亦樂乎」？所以便在讀後寫了上述心得，以見證解璽璋兄的立傳之功德。

劉再復

2012年3月15日

美國馬裡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