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研究

王安憶，小說，以及上海

「在我睜開眼睛看這城市的時候，這城市正處在一個交替的時節。一些舊篇章行將結束，另一些新篇章則將起首。」──王安憶

本書以王安憶小說中的城市意蘊為研究重心，並以文化、歷史、社會學等方面的論述作為理論參照，依歷時的維度，意圖通過較為詳細的分析對作家的城市書寫進行多方位的考察。

「我真的難以描述我所居住的城，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雜蕪的個人生活攙和在一起，就這樣，它就幾乎帶有隱私的意味。」──王安憶

上海作為中國最具現代性的城市，其本身的文化典型性決定與其相關的小說作品在中國城市文學譜系中所具有的代表性。王安憶作為上海書寫的集大成者，其小說作品無疑涵蓋了這座城市的主要文化層面。本書希望將作者的小說置放於當代城市文學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觀照，進一步了解這一文學系統的價值與意義。

葛亮。學者，作家。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化與文學、中文創意寫作、比較文學與族裔文化、文學與電影藝術等。 

第一章 緒論　\4

第一節 探討城市文學的意義與城市研究發展脈絡 \5

第二節 中國城市小說的演進與有關上海的文化研究 \10

第三節 王安憶的城市小說簡介 \18

第四節 有關城市文學與王安憶相關小說作品的研究 \23

第五節 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之研究取向 \29

第二章 城市掠影　\32

第一節 庸常之城 \33

第二節 城鄉之間 \51

第三節 城市移民 \79

第三章 城與「他者」　\97

第一節 「尋根」中隱現的缺席歷史 \98

第二節 上海與香港的鏡像之魅 \112

第三節 全球化語境下的「主體」（他者）爭鋒 \136

第四章 海上舊夢　\158

第一節 懷舊的素材？ \159

第二節 日常的殼與歷史的核 \181

第五章 性別之城　\202

第一節 王安憶的女性意識 \203

第二節 城女城男浮世繪 \213

第三節 兩性關係的烏托邦 \232

第六章 結論　\251

第一節 獨特的城市書寫 \252

第二節 王安憶城市小說的貢獻及發展 \259

參考書目 \262

第一節 探討城市文學的意義與城市研究發展脈絡

人類用了5000 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獲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

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指出：「人類所有的偉大文化都是由城市產生的。」城市，究其本原意義，在於實現了根植於鄉村、而又與鄉村分離的社會結構關係乃至文明形式，標明人類進入社會成長期的閾限。作為人類生存的基本形式之一，城市不僅是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政治學上的一個單位，同時成為文化學上的重要考量單位。

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在著作《城市發展史》的開首，言簡意賅地闡明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其豐富的跨文化指涉，亦揭示出城市研究的任重道遠。

城市發展至今，已從刻板的行政區劃單位逐步轉化為多維的人文研究場域。帕克（Robert Park, 1864-1944）在其著述《城市社會學》中指出：「城市，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各種禮俗和傳統構成的整體，是這些禮俗所包含，並隨傳統而流傳的那些統一思想和感情所構成的整體。換言之，城市決非簡單的物質現象，決非簡單的人工構築物。城市已同其居民們的各種重要活動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它是自然的產物，而尤其是人類屬性的產物。」

帕克所言闡明城市精神的區域亞文化屬性。城市的體現與存在從某種意義而言，正取決於市民之間的交流與集體認同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所謂「印刷資本主義」的說法，其意為，印刷術和資本主義相結合催生出的印刷語言與印刷文學，直接擴展了人們的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幅度，在這個幅度之內，雖然大家都素未謀面，但「共同體」的休戚與共感，仍然可以透過「文學」塑造出來。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通過設定一個廣大的讀者群體並吸引這個群體相互認同，有助於創造「想像的共同體」。由此可見，文學甚至具體到小說成為維繫現代城市精神的某種媒介，而同時又直接體現了城市的內涵。

因此，文學為認知城市文化提供了某種可能性，這種作為研究窺口的文學類型，可稱之為「城市文學」。探討城市文學的重要性在此可見一斑，而欲對其進行深入了解，同樣需辯證地從城市研究的淵源入手。

城市出現，其濫觴可追溯至西方希臘城邦共同體與古中國春秋時期的城邑。然而，有關城市的學說在數世紀前有所記載的多是一鱗半爪。在《政治學》一書中，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3-322 B.C.）曾就人類生活發展的角度指出城邦形成的必然性，以及其與軍事聯盟的本質不同。亞氏的貢獻在於，其在批駁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的基礎上，初步地指出了城市雛形的特性之一—異質性。「組成一個城邦的分子必須是品類相異的人們，各盡所能和所得，通工易事，互相補差，這才能使全邦的人過渡到較高級的生活。」這一觀念對後世學者的研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在中國，管仲（723-645 B.C.）在《管子》中曾提出：「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國，百五十里，萬乘之國五百里。」這是世界上較早提出的城市地域分佈結構理論的學說，其體系並不十分完善，但是其規範性已相當鮮明。

學界有明確意向對城市進行系統化研究，是在十九世紀末期。1887-1921 年間，西方學者相繼出版了有關城市方面的研究著作。早期研究城市的社會學學者中，首先應提及斐迪南．騰尼斯（Ferdinand Tonnies, 1855-1936），其名著《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 1887）將城市與鄉村從結構意義上進行了理論分離，騰尼斯的二分法，提出一種分析城市社會結構的理論與理想類型。這種理論和理想類型提出一些概念上的架構，並道出了社會變遷的方向，即禮俗社會由於人口的增長與集中，逐漸向法理社會轉型

與騰尼斯同時期的齊美爾（Simmel, 1858-1918），則為城市微觀研究的開創者，其論文〈都市與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1903）的獨到之處在於，其就都市社會對個人心理的影響有較為系統性的論述。這些論述對於後期的都市決定論者理論（urban determination）的形成有着決定意義。

相對而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作的研究則更為具象，偏重經驗性與歷史性。韋伯的理想是建構一種普遍的社會模式，而這種模式的建構必須依託於對不同時期與地區的城市作詳盡的考察。為此，韋伯在考察歐洲與中東城市的同時，結合對印度與中國社會與都市進行了具體的研究與比較，提出「完全城市社區」的理念，並成文〈都市〉（“The City”）。而韋伯的另一著作《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則基於西方市民社會價值觀，對中國傳統城市的市民階層進行了分析，具有相當大的理論借鑒意義。城市研究的另一重要階段，是1915-1983 年間美國城市社會學的興起，其早期代表人物帕克、伯吉斯（W. Burgess）和麥肯茲（D. Mackenie）曾合著的《城市》一書，為美國城市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的研究重點放在城市結構中人口與地域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帕克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城市研究中心。這批學者率先看到並體驗到城市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將芝加哥整體作為研究對象，既研究了社會問題，又提出了學科研究的學派思想。這就是二十世紀初美國社會學界崛起的「芝加哥學派」。這一學派從城市尤其是芝加哥這一大城市出發，透過一個龐大而又複雜都市系統來研究其動態發展過程。

晚近的北美城市研究理論，較有影響力的包括六十年代甘斯（Gans）及路易斯（Lewis）的「人口組成學派」（compositional theory）或「非人文區位學派」（non-ecological theory）、七十年代費雪爾（Fischer）的「副文化或圈內文化論」（sub-cultural theory），上述理論對早期芝加哥學派的都市決定論（urban determination）進行了相當程度的修正。與費雪爾齊名的另有加拿大的韋爾曼（Wellman）與麥克遜（Michaelson），其創立的社區存繼論（community saved）與實體環境論（physical environment）代表了近二十年來北美都市社會學發展與研究的走向。

同時期，歐洲、澳洲、日本、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在城市學研究上均有長足發展，限於篇幅不作贅述。而當代中國的研究學界，在新型都市的興起的語境之中，借鏡於上述理論成果的同時，也開展了着眼於中西文化比較及以實證與建構相結合的城市研究。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張鴻雁教授（1954-）的《侵入與接替—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新論》，陳立旭教授（1963-）的《都市文化與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