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套三卷】

大分流、大革命、大變局
從歐洲到新世界，再到華夏大陸，清教徒締造了現代世界的形成！
清教徒不只信仰虔誠，更富於創新與反抗，更善於組織社區、建立社會，
契約精神、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皆來自於清教徒追求自由的歷史！
不了解清教徒文化，就無法真正了解歷史的變化與文明秩序的核心價值！

★★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
★★深入分析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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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焦點】

◎宗教改革運動孕育的基督新教精神與清教徒文化，
如何催生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奠定現代文明的秩序基礎？

◎歷經啟蒙運動，追求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的歐陸國家，
為何會在近代發生一系列大革命，最終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

◎近代中國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次推動「西化」改革，
為何總是以失敗收場，最終淪為無神論的共產專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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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書分為三卷，以宏觀的視野描繪了英美、歐陸及東亞（中國及日本）三地，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五百年歷史變化。

這些歷史變化包括了：宗教改革之後，日內瓦、荷蘭等小國的獨立，與英國與美國「清教徒秩序」的建立；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大陸，歷經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大革命的百年動亂，如何引發世界大戰，並最終催生了極權主義的災難；還有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西力入侵，與相應而生的社會轉型。

本書雖分為獨立的三卷，但以一個相同的主題使三卷得以連貫為完整的長篇史詩，即――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追求自由的保守主義思想，如何影響歷史走向，最終推動了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現代世界秩序的基礎。

■近代世界的歷史「大分流」，始於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而非地理大發現！

近代世界歷史的開端，應該從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談起，而非哥倫布發現美洲新世界的「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起源於馬丁‧路德批判舊教會的腐敗，之後陸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基督教派別，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便是以喀爾文為首的歸正宗（Reformed church）。

喀爾文思想從十六世紀開始傳播至西歐各地，他在英格蘭地區的追隨者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在蘇格蘭地區的追隨者，則建立了「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直至十七世紀，在歐陸各地及北美大陸，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種由清教徒與長老會信眾所組建的社區共同體，他們的「觀念秩序」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開啟了歷史邁向現代化進程的序幕。

■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推動歷史進步、社會轉型、邁向現代世界的關鍵！

觀念秩序（Ethos）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使用的政治學概念，意指一個社區、國家的信仰傳統與公共精神，也就是一般常民所依循的社會倫理規範，而非高深的哲學思想或理論；現代的美國詩人及思想家艾略特（T. S. Eliot）更進一步指出，「人民的觀念秩序，決定了從政者的行為好壞」。

本書是華語世界第一部將清教徒觀念秩序、精神和心靈秩序與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融會貫通的著作；並主張現代民主政治與自由社會運作的基礎，均源自於清教徒樸素的觀念秩序，及衍生的各種哲學思想與政治觀念，包括了權力制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等重要的概念。

最早提出這些觀念的思想家或學者，都是清教徒或是與清教徒文化關係密切的英國或蘇格蘭人。因此可以說，清教徒文化是西方社會轉型、發展為現代社會的重要關鍵。

■國族興亡，才能有效地掌握文明秩序的核心價值，反思歷史興衰

本書從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出發，全面分析英美清教徒傳統的核心價值，並以此批判歐陸與中國現代化失敗經驗。作者認為，唯有透過清教徒的精神及文化，才能掌握西方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所建構的世界秩序，進而有效地理解近代國家興衰的脈絡，反思自身社會的不足與局限。

作者認為，清教徒的歷史對於歷經白色恐怖及黨外運動的臺灣社會而言，更有著特殊的歷史情感與意義。「大光」一詞出自聖經，象徵了世人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絕望中祈求希望的時刻。相信本書能帶給臺灣及使用華語的讀者，一個有別於傳統史觀的全新歷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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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卷簡介

《清教秩序五百年》（大光：第一卷）　

真正的歷史大分流，始於宗教改革運動――
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文明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更是今天世界秩序的基礎。

自從馬丁路德反抗天主教會的絕對權威、開啟了宗教改革的大門以來，西方陸續誕生了數位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如約翰‧喀爾文、約翰‧諾克斯、約拿單‧愛德華茲；通過他們的新思想，歷經中世紀千年以上的西方基督教傳統得以煥然一新，他們的追隨者陸續在西歐及北美建立了新的城邦共同體或國家，包括了日內瓦（瑞士）、尼德蘭（荷蘭共和國）、英國與北美殖民地。

今天的現代世界，便是奠基於以英美為首的清教徒國家之上。本卷主要分析上述四個歐美清教徒國家的歷史文化，並分析這些國家興盛繁榮的根本原因，均源於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所形成的國族性格與社會規範。

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包含了三種要素：
（1）注重歷史傳統，講究權力制衡的保守思想，推動了三權分立、政教分立的憲政國家政體，具體展現在日內瓦、荷蘭的城邦共和制、英國及美國的憲政體制。
（2）重視勞動及天職的觀念，發展出榮耀上帝的資本主義倫理。
（3）神聖的契約觀念，確立人權與財產權的法律規範，奠定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

因此，可以說清教徒基於宗教文化所形成的各種社會與政治規範，不僅推動了自身的社會轉型、民強國富，更推動了西方乃至於世界歷史的「現代化」發展。

【本書焦點】
◎宗教改革與新教思想家的歷史重要性？
◎誕生於宗教改革後的清教徒美德與衍生的保守主義思想內涵為何？
◎日內瓦（瑞士）及尼德蘭（荷蘭）共和國的興起，為何能代表清教徒的反抗精神？
◎英國「光榮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如何在追求自由的同時，維持社會傳統的連續性？
◎英美清教徒重視契約與個人權利的觀念，如何建立現代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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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歧路》（大光：第二卷）

極權主義的真正起源，來自於大革命的狂熱――
背離宗教改革，走上歷史歧路的歐陸，最終陷入政治極權與精神解構的危機。

在十六世紀後半葉開始，歐洲大陸在「反宗教改革」的趨勢下，與英美清教徒社會走上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雖有啟蒙運動追求思想解放的理想，但也陷入了傳統基督教價值觀解構的精神危機中，尤其在法國大革命以後，革命與戰亂持續爆發，社會無法長期地保持穩定及秩序，最終在二十世紀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為什麼歐洲近代史的發展，與英美清教徒文化的差別如此巨大？

本卷主要梳理五種歐洲國家，及相關地區（中南美洲、日本）的近代歷史發展模式，並深入討論他們的興衰原因。

這五種模式包括了：
（1）拉丁路徑，由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為社會主流宗教，並在二十世紀淪為專制獨裁國家的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以及作為西、葡殖民地的中南美諸國。
（2）法國路徑，基於法國大革命的世俗主義、啟蒙主義、理性主義原則，所成立的法蘭西革命政權與拿破崙主義，是二十世紀所有極權國家的典範。
（3）德國路徑，雖然遵循新教路德宗，但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的影響下，最終於二十世紀走上極權主義的道路；
（4）俄羅斯路徑，試圖脫離傳統東正教威權社會，最終爆發俄國大革命，信奉馬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奪權成功，使俄國淪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
（5）日本路徑，雖於明治維新後迅速「脫亞入歐」成功，但最終陷入狂熱的軍國主義。

本書認為，這些地區或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均流於形式，而缺乏清教徒精神對心靈內在秩序的追求，容易被極端思想腐蝕，且最終都歷經了獨裁專制的悲慘命運。

【本書焦點】
◎宗教改革後，歐洲大陸何以走上與英美新教國家截然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
◎啟蒙運動如何在解放思想的同時，造成精神解構、社會崩解的危機，最終引發了法國大革命？
◎以法、德為主的歐陸模式「現代化」，與英美模式的主要差異是什麼？
◎日本何以能在短時間內快速的「脫亞入歐」、轉型成功？
◎極權主義政體（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為什麼會出現於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大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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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轉型兩百年》（大光：第三卷）

中國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引入：
但近代中國錯失宗教改革，現代化屢遭挫折，最終淪落為無神論的共產極權國家。

本卷主要處理中國近代史與西方近代化諸模式之關係，企圖回溯中國歷史的根源，分析所謂「中華文化」的問題，並且明確指出清教徒觀念秩序和英美政治傳統是西方文明之精髓，應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以及政治上邁向自由民主的最終出路。

今天所謂「中華文化」，肇始於二千餘年前的秦漢之際，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建立的皇帝獨裁制度，並由漢王朝承接，開啟了天下一統的「秦漢秩序」，成為中國歷史的真正開端。「秦漢秩序」主要由五個要素組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鹽鐵國營的國家經濟，小農為主體的農業文化，與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模式。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為農業內陸文明，人民普遍缺乏冒險性格與精神自主性。

歐洲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包括利瑪竇、馬禮遜等許多傳教士來到中國，成為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既帶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與理性文化，也試圖理解中國文化的本質。他們雖然成功傳播許多新知如數學、天文學，以及實用的科學技術，也推動廢除纏足與抽鴉片等社會陋習，但受限於文化差異，始終無法真正促使舊中國轉型為真正的現代化社會。

直到十九世紀，近代中國於鴉片戰爭後，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勢力軍事及經濟上的威脅下，先後以四波政治、經濟、文化運動應對現代化之挑戰，分別是：物質層面，追求船堅炮利的「自強運動」；政治層面，追求君主立憲的「維新運動」與自由共和的辛亥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層面，追求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五四」運動，但這些改革都遭到挫敗。

最終，在蘇聯與馬列共產主義的執導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北伐顛覆正統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文化最終還是回歸「秦漢秩序」，結合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成為極權主義的專制國家。

【本書焦點】
◎為什麼「秦漢秩序」會成為中國歷史二千年來的主流觀念秩序？
◎「秦漢秩序」的大一統體制，如何塑造中國社會及政治文化？
◎近代以來，許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如何影響中國文化？
◎近代中國經歷了數次「現代化」的政治及社會轉型，為何總以失敗收場？
◎馬列共產主義與「秦漢秩序」的大一統文化，如何形塑現代共產專制的中國？

余杰

1973年生於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余杰集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倡導者於一身，著作六十餘種，涵蓋當代政治、古典文學、近代思想史、民國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基督教公共神學、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等多個領域。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奬」等獎項。

著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用常識治國》等書。

《清教秩序五百年》（大光：第一卷）

・自序∣在歷史的轉捩點寫歷史
・第一章∣近代天幕上的燦爛群星
耶穌誕生在東方，基督信仰卻照亮西方／馬丁‧路德：這是我的立場／約翰‧喀爾文：鬱金香永不凋謝／約翰‧諾克斯：蘇格蘭的勇武派牧師／約拿單‧愛德華茲：新英格蘭精神的燃燈者
・第二章∣日內瓦：黑暗過後是光明
日內瓦：如此小，如此美／喀爾文主義的城市特性：富裕可以榮神益人／喀爾文主義的共和特性：民主制與貴族制的結合／喀爾文主義的普世特性：清教徒走向世界
・第三章∣尼德蘭：堅持不懈，自由無畏
海上馬車伕：尼德蘭的歷史、地理與民情／尼德蘭的獨立戰爭：上帝所造之人，不做國王的奴隸／尼德蘭的宗教改革：我的勇氣來自於我的信仰／尼德蘭「黃金時代」的光與影
・第四章∣英國：從蠻荒孤島走向世界帝國
不列顛從蔚藍色的海洋中崛起／國王要離婚的自由，清教徒要信仰的自由／英國清教徒的思想巨人：在這個偉大民族心中播下美善的種子／上帝將首先向祂的英吉利子民們現身：大英帝國與英語民族／英國從來不屬於歐洲，英國屬於大西洋
・第五章∣美國：如鷹展翅上騰
從「五月花號」到「小小共和國」／建造「山巔之城」：《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約翰‧亞當斯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兩位被遺忘的國父／喬治‧凱南、拉塞爾‧柯克與薩繆爾‧杭亭頓：美國文明的捍衛者／羅納德‧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美國秩序的存亡絕續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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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歧路】（大光：第二卷）

・自序：歐羅巴，歐羅巴，何時猛回頭？
・第一章∣拉丁路徑：一個教宗，一個世界
梵蒂岡：將靈魂賣給魔鬼，用什麼贖回來？／義大利：是綿羊，還是獅子？／西班牙：找到金山，失去帝國／葡萄牙：從歐洲的船頭到民主化的末班車／中南美洲：在「伊比利亞遺產」的重壓之下
・第二章∣法國路徑：革命的斷頭台為誰而設？
法國是怎樣錯過宗教改革的？／地獄之門就在天堂之路的隔壁／陽光，還是閃電：法國革命與英美革命之差異／現代法國何以成為禍害世界的左派思想之發源地？
・第三章∣德國路徑：黑森林裡的迷失者
兩個路德：「上帝的路德」和「德意志的路德」／「踢正步的歌德」：浪漫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前戲／國家近代化了，個人沒有近代化／納粹德國：如此唯美、如此理直氣壯的邪惡／「在我的結束時是我的開始」：他們從德語世界流亡美國
・第四章∣俄羅斯路徑：夢想烏托邦，跌落古拉格
莫斯科是「第三羅馬」嗎？／雙頭鷹的困惑：向東，還是向西？／十月革命：馬克思未曾料到的勝利／蘇聯是「邪惡國家」，更是未完成的「普世帝國」／為什麼俄羅斯仍然不是「西方國家」？
・第五章∣日本路徑：從「脫亞入歐」到「脫亞入美」
未完成的明治維新／「神國」日本的櫻花與菊花／「大正民主」夭折，「昭和專制」登場／向敵人鞠躬，向敵人學習
・參考書目

【華夏轉型兩百年》（大光：第三卷）

・自序：中土何時出三峽？
・第一章∣秦漢秩序，天下一統
法家：「法術之士」的國家恐怖主義／儒家：華麗黃袍上的虱子／佛道奧援，自願為奴／皇帝：奉天承運，一人獨裁／大一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朝貢體系」與「劣質殖民」
・第二章∣現代化的敗局
「鴉片戰爭」：「亡天下」的開端／洋務運動：師夷長技而不能制夷／維新變法：一鍋咽不下的夾生飯／辛亥革命：一場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革命／「五四」運動：沒有自由和人權，民主和科學是空中樓閣
・第三章∣為何總是選錯老師和教材？
以日為師，事半功倍？／以德為師，後來居上？／以法為師，殺人有理？／以俄為師，認賊作父？／不知上帝，何論英美？
・第四章∣當麥種遇到磐石：基督教與反基督教的角力
新教來華：磐石啊，磐石啊，什麼時候可以裂開呢？／基督教改變中國的努力及其頓挫／近代三次反基督教的高潮／民國毀於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三個假基督徒之手／無法告別的偶像崇拜：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第五章∣現代轉型，道阻且長
現代之惑與文明之困／華語觀念市場上的競爭與整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督信仰的復興／中國建立清教徒觀念秩序之前瞻
・參考書目

【試閱】
〈為什麼大革命發生在法國而非英國？〉
法國大革命是法國的王公貴族、天主教會及啟蒙主義者聯手打造的歐洲歷史上空前的暴政。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中，法國貴族草菅人命、凶殘暴虐，讓人毛骨悚然。統治階層認為他們的體制穩如泰山，殊不知整個法國如同即將噴發的火山，啟蒙主義為人們砸爛舊制度壯了膽――既然可以不信上帝，又怎麼會尊重國王和教會？

舊制度的危機首先應視為君主政體、天主教會和思想觀念的危機，更具體地表現為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威廉．多伊爾（William Doyle）在《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說：「經濟危機將民眾推進政治領域，這是數代人所經歷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這場大革命為什麼在法國發生而沒有在英國發生？英國法學家福蒂斯丘（John Fortescue）認為，這是因為英國有憲制，法國沒有憲制。英國經過宗教改革完成政教分立，拒絕宗教改革的法國是政教合一。在英國憲制之下，國王成了一個「天使般的角色」，這並非說英國國王在人性上比法國和其他國家的國王更善良，而是英國國王不再擁有作惡的能力或權力，英國國王只擁有「負權柄」，即為國民服務的權柄――英國國王不能在宗教和精神層面對民眾指手畫腳，在英國式的「政治且王室的統治」中，國王提供的正義比較得體，人民「按照他們自己希望的那樣獲得正義」。

再次，在英國，國王受到法律制約，如阿奎那所言「王乃是為了王國而設立，而非王國為了王而設立」。反之，在法國，「純粹王室政府」可以儘行「邪惡之事」――比如：法國國王不容忍臣民自己製鹽來吃，除非他們從國王那裡用國王單方面制定的價格買鹽（《鹽鐵輪》之後的中國也是如此）。即便窮人寧可不吃鹽，也不願意花昂貴的價錢向國王買鹽，他馬上被迫以國王的定價，購買他家裡所供養的全體成員按照人頭配額的鹽。

英國平民有《大憲章》保護其基本人權，而法國平民百姓中若誰被指控犯罪，不是像英國人那樣被召喚到普通的法官面前，而是常常在君主的密室或別的私人場所被審訊。一旦被定有罪，就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司法審判，直接被裝進一個口袋，在夜間由憲兵長官的手下人把他投進河裡淹死。

福蒂斯丘進而比較了法國和英國的窮人的生活狀態，「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在法蘭西，是一幅窮困潦倒的畫面，人們生活在苛捐雜稅的壓力下，不能自由享有其所有，隨時遭受國王的侵奪。他們掙扎在土地上，穿着粗麻布，光著腳流浪，吃不上肉。在英格蘭，即便是窮人也擁有烤牛肉和自由，人民享受著勞動成果，吃的是肉食，穿的是羊毛品。

福蒂斯丘引用聖經《申命記》的經文形容說，英國人的生活是上帝「對這塊正義而溫順的土地的賜福」，法國人的生活則是上帝「對暴政的詛咒」。

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更有其思想根源。對法國大革命持肯定態度的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指出：「革命行動發生於精神領域。」也就是說，法國大革命不僅是一場權力和財富的「乾坤大挪移」，更是一場「想像的革命」和「觀念的革命」。主導法國大革命的，不是在會堂中發表長篇大論的革命領袖，也不是在街頭衝鋒陷陣的暴民和殺手，而是並未實際參與其中的人，是法國啟蒙運動的巨人們――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伏爾泰（Voltaire）以及「百科全書派」的學者、哲學家、詩人們。

英國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在為邁斯特的《論法國》一書所寫的導言中，特別引用俄國革命者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赫爾岑認為，一七九二年的人與眾不同，就在於他們同整個舊制度絶裂的徹底性――

他們不僅譴責它所有的罪惡，而且否認它的一切優點。他們不想保留任何東西，他們要把罪惡的舊制度消滅得一乾二淨，以便建立一種全新的、純潔無瑕的制度。他們不想做出任何妥協，他們不想讓自己建立的新國家，對作為地基的廢墟承擔任何舊債。這就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上之城」。

劍橋學派學者波考克（J. G. A. Pocock）指出，英格蘭的「普通法」具有島國特質，它作為一種歷史傳統，也就是「古老憲法」，透過一代代的教育與文化傳承，深入到英國人心靈深處，使他們擁有一種「普通法心靈」，相信「普通法保障個人自由權利，這是英格蘭自古以來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傳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換言之，不論是封建法，教權或君權，都不能凌駕於英格蘭的古老憲法之上。從十七世紀初以降，歷經清教徒戰爭，直到光榮革命結束，將近一百年的政治紛擾，都圍繞著「古老憲法」是不可妥協、不可侵犯、絕對自由的爭論之中。「人生而自由」這句話在英國，不是哲學啟蒙家的理想烏托邦，而是扎扎實實的根植由法律與習俗交織的社會共同體之中。

英國人有值得保守和發揚的傳統，英國人珍惜且活化其傳統；反之，法國人認為他們的不幸與災難都來自於傳統，要全盤推倒重來。正如伯林所說：「在人類建設的實證主義和樂觀主義時期，人們高傲地宣稱，我們馬上就能運用經濟或社會手段，消除一切弊病，但是到頭來卻歸於無效。」由此，伯林發現了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之間的血脈關係，「馬克思主義中更為嚴酷和狂暴的一面，都可歸因於人類希望認識這些醜惡面的願望」。

托克維爾晚生了半個世紀，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卻親身經歷了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大革命的延續，也是縮小版的大革命。托克維爾總結出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大革命爆發之前，文人在思想上準備好了點燃法國社會這堆乾柴的火柴，這火柴就是啟蒙思想。法蘭西民族疏遠自身的事務，厭倦了它自身的制度，又無力去改革它，同時，它又是所有民族中最具文學色彩，對高度文明最欣喜若狂的民族。這種精神分裂症的情形，解釋了知識分子怎樣成為一種政治權力並最終成為「第一號權力」的。

美國學者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指出，在十八世紀中葉，希望取代國王和教士來統治法國的，是一批相信人的絕對理性精神的文人們，這一特殊事件「最終確定了法國大革命的地位、發端和性質」。這批文人乃至「哲人」相信宗教的社會效用是「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落後於他們對社會的思考」，這源於他們不能在世俗信念基礎上產生一個有機而整體的社會觀念。他們具體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但在一個最普遍的觀念上是一致的：應該用簡單而基本的、從理性與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則來取代統治當代社會的複雜的傳統習慣。所謂十八世紀的法國的政治哲學，就包含在這個唯一的觀念之中。

在法國，看似高尚的文學和哲學居然成為災難的源頭。每種公眾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當國民終於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法國人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酷爱與「法蘭西精神」相關聯。

法國的文學之士走得太遠了――他們用抽象的體系及「簡單而基本的規則」代替一個迅速變動的複合體和古老制度。這種語言風格和模式，日後成了喬治．歐威爾所思考的語言與實際嚴重脫節的「新語」的範本。

政治需要以法律來約束和規範，政治不能由文學來操縱和引導。法國人偏偏迷戀於「政治上的文學精神」。托克維爾本人也具備濃烈的文學精神，他的政治學著作因而擁有史詩般蕩氣迴腸的魅力；不過所幸，他從未讓這種精神壓抑其理智的政治判斷。托克維爾發現，法國人疏遠於自己的公共事務，喪失了經驗，受制於制度，卻無力改變它們，與此同時，法國人又是世界上最具文化修養、最崇尚智慧的民族。能想到這些就很容易理解，作家何以凝成一股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了領導力量。他對法蘭西民族的這種「政治上的文學精神」深懷警惕：

它所追尋的是新奇巧妙的事物，而非真理：喜歡有趣的圖像，勝過實際的目的；欣賞舌燦蓮花的表演，而不顧後果為何；憑藉印象來判斷事物，而非仰賴理性。

這種「政治上的文學精神」精神貽害至今，它是各種形形色色的左派的共同點――左派和不自覺地受到左派思想觀念支配的人們，經常拿美學標準套用於政治及道德判斷。

法國大革命不僅是「文人」的革命，更是「邊緣文人」的革命。法國大革命及法國之後的歷史進程被那些對社會充滿仇恨的「邊緣文人」所把持，他們本已一無所有，熱衷於破壞和毀滅，興高采烈地觀賞火焰和鮮血。此種模式也成為左派革命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蘇俄獨裁者列寧（Vladimir Lenin）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中國獨裁者毛澤東、越南獨裁者胡志明，在階級身分和人格特質上都如此同構，用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都是「打天下的光棍」。

（摘自《歐洲的歧路》，〈第二章＿法國路徑：革命的斷頭台為誰而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