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一部歐洲觀念史（簡體書）

今天，承認觀念對我們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至關重要。它涵蓋了各種不同的要求，如作為合作共同體的平等成員之間的相互尊重，對他人的差異性和獨特性的承認，對文化少數群體的關照等。

在這本他的最新著作中，當今國際著名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旗幟性人物霍耐特梳理了法國、英國和德國這三種強大的歐洲思想傳統，在人際交往的意義和內容理解上存在著的深刻差異。在法國背景中（盧梭、薩特、阿爾都塞），為獲得社會地位或社會安全感的努力，使個體擔心失去自我；在英國背景中（休謨、斯密、密爾），對社會認可的需要，使個體能夠對自己進行道德上的約束；而在德國背景中（康得、費希特、黑格爾），進入一種相互承認的關係，則為個體的絕對自由和自我決定提供了可能。

令人驚訝的是，這三種對承認觀念的不同理解，到現在都仍然沒有失去影響力。它們在今天是相輔相成還是相互妨礙，本書在解答的同時也為闡明我們當前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認識作出了貢獻。

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德國著名社會理論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旗幟性人物，曾任柏林自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法蘭克福大學哲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代表作有《為承認而鬥爭》《權力的批判》《承認：一部歐洲觀念史》等。霍耐特創造性地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社會理論的傳統，以社會哲學為研究重點，致力於將社會政治分析與哲學探索相結合。2016年6月，霍耐特教授被授予都柏林大學最高榮譽“尤利西斯獎章”，以表彰他對社會哲學和批判理論的貢獻。

前言

此項研究要感謝劍橋政治思想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邀請，我受邀於2017年5月在劍橋大學承擔每隔兩年舉辦一次的約翰·羅伯特·西利講座（John Robert Seeley Lectures）。我必須承認，我對這項聘任深感惶恐，因為劍橋政治思想中心長久以來都是一個政治觀念史（politischen Ideengeschichte）的熔爐，因此，我決定謹慎以待：我的講演應當圍繞這樣一個主題，它固然具有鮮明的觀念史特徵，同時又是我可自詡已然略具權威的領域。因此我有意在政治觀念史的領域中作一番探險，同時又處理我所熟悉的哲學材料，由此我就有了主意，該如何安排我的西利講座以及後續的研究：對於我們的政治自我理解的一系列關鍵範疇而言，所謂概念史中的劍橋學派以及德國傳統究竟有哪些功績。也就是說，我想要沿著一段複雜且充滿衝突的歷史對這些範疇進行重構，以便闡釋民主的主導概念的歷史來源。我接下來會以謙遜的方式處理承認概念，這一概念在這段歷史中達到了統一的意義。因此，在此書的五個章節中，我將追溯我們今天所自我理解的觀念的觀念史之根，即一種主體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通過一種對於尊重或承認的相互依賴達成的，它被打上了所涉及的他者或她者的烙印。

我為自己設定的這一任務有多麼困難，通過以下情況便能看出：今天，承認這一觀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喚起了迥異的聯想。有時，我們在個人對他者的承認的依賴中看到的是一切現代的、平等的道德的源泉；有時則只看到了一種將個體引向一條正確軌道的社會手段，這條軌道上的行為是有利於社會的關係的；而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中，我們在這同一種依賴中又看到了一種個體關於本己的（eigene）、“本真的（authentische）”人格的致命自欺的根源，於是承認就被理解為是對“真正的”個體性的危害。如之後將指出的那樣，這種差異與承認概念在各個民族的語言文化中的語義學特徵有關。在法文中，人們用reconnaissance表達“承認”，在英文中用recognition表達；而我們在德文中的說法則有明顯的不同：我們不說Wieder-，而說An-erkennung。另一種差異則來自聯想的鏈條，在對概念那各具文化上的特殊性的使用進程中，這種聯想的鏈條悄悄溜進了這一概念在當地的意義核心之中：對一個人的承認究竟是針對他的社會名望，還是指某種與公眾威望無關的東西、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更深的層次——這最終會對概念的理論性使用產生一種巨大的區別。在對“承認”這一表達的用法中，以下一點也具有重大意義；它究竟是在思想的層面與一種道德的行為相聯繫，也即，它指的是對於其他人的尊重的一種形式；抑或它更多地是與一種認識論的進程相聯繫，也即，是指我們對於客觀事實的認識的一種結果。這一表達的語義內容上的一切差異、它在每個地區的關聯中產生的各不相同的聯想的鏈條——若我們想要重構承認理念的現代歷史，上述這些問題必定會扮演重要角色。

但在開始這一任務之前，我首先想感謝一些人，由於他們可敬的邀請，我才會產生進行這樣一種觀念史研究的想法。首先我要真誠地感謝約翰·羅伯森（John Robertson），他邀請我擔任劍橋政治思想中心的主任，並主持2017年劍橋西利講座；他不僅對我盛情款待、使我非常享受逗留於他的大學的時光，而且還通過他那敏銳的、基於對歐洲啟蒙的深刻認識的追問，幫助我完善關於承認觀念的智性發展的觀點；對於約翰·杜恩（John Dunn）、克里斯托夫·梅克施多洛斯（Christopher Meckstroth）和邁克爾·索農謝（Michael Sonenscher）也是如此，他們的評論和批評使我不致於作出過於草率和考慮不周的結論；我也要在此衷心感謝他們。邁克爾·南斯（Michael Nance）為我的研究第4章關於德國觀念論中的承認思想的內容提供了重要的靈感和提示，他作為洪堡學者（Humboldt-Fellow）在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哲學所度過了兩個學期；我也要衷心感謝他的幫助。我還想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伊麗莎白·福里登－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和舒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的愛娃·吉爾默（Eva Gilmer），她們是我的演講順利整理成專著出版的主要推動者，她們都通過溫和的壓力和友好的提醒，敦促我比較準時地交付手稿。我尤其要感謝愛娃·吉爾默，她一貫是幾乎帶著愛意審閱我的手稿，並一如既往地以巨大的細緻和嚴謹完成了這一工作。

前言 _i
第1章 觀念史 vs 概念史：方法論的初步考慮 _1
第2章 從盧梭到薩特：承認與自我喪失 _15
第3章 從休謨到密爾：承認與自我控制 _17
第4章 從康得到黑格爾：承認與自我規定 _121
第5章 觀念史比較中的承認：一個體系式的結論的嘗試 _169
人名索引 _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