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

人類輕視天塹地障，便是地理復仇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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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地緣政治觀察家卡普蘭
出入東西穿梭古今 剖析國際地緣宏觀力作
 
專文導讀
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

專業推薦
任天豪／政大人文中心兼任副研究員
杜念中／獨立研究者
袁 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
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閻紀宇／《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我們愈是關注時事，個人及其選擇就更重要；
　我們愈是觀察數百年的歷史演進，就愈發發現地理的重要。

國際觀察家卡普蘭為我們展開一張版塊分據、勢力縱橫的國際關係輿圖。他不懈地遊走於世界四方，落實行萬里路的實地踏查精神，結合其淵博精深的地緣理論基礎，提出對全球政治、社會、勢力角逐的精闢分析。本書旨在重申「地理因素」於國際局勢中的核心位置——天然環境極為重要，卻常遭忽視。作者由近現代各大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思想家的發現、理論及視野為起點，一路追探地理思維的轉捩衍變，更以生動筆法及第一手經歷，帶領讀者前進世界各處角力地帶的熱區，逐一檢視各大文明國家的氣候、地緣、鄰界、實體生活風景。他直接面對紛爭，妙析全球區域危機及轉機，以過往為師，盱衡當下乃至未來處境，更行遍歐洲、俄國、中國、印度、土耳其、中東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半島、美洲大陸等地，預見下一輪國際勢力衝突迴圈或共生和解的可能景象。他亦強調了台灣的關鍵戰略地位，以及做為「不沉航母」的樞紐力量。
 
本書最終揭櫫一項永遠無法撼動的事實：要掌握全球的未來，必得從地理、自然條件、國界劃定等實際面來衡量審視，再次向地球村主義者證明，地理界線乃是不可逾越的環境決定因子，塑造人類政治、軍事、經濟、貿易、文化的命定處境。

各界佳評

卡普蘭總是能言人所不能言，著作等身，早已奠定其當代最偉大地緣政治作家地位，本書只是再次確認這項事實。
─《國家書卷評論》

作者提出了一個全球式的新視角，如百科全書般豐富。
─《紐約客》

作者筆下的地理和歷史觀，可以讓我們更輕易地了解，什麼叫做「好的」地緣政治論述。
─ 任天豪／政大人文中心兼任副研究員

卡普蘭像是位苦行僧，帶著當代和古代的地圖，以及早已退流行的歷史書籍，在世界各地勘查。全書引經據典，但他不賣弄，觀念與現實交錯穿插對比，每每發人之未發，令人驚豔，引人入勝。
─ 杜念中／獨立研究者

新的「大航海」史觀，是不是棄絕了歐亞大陸，卻未贏來夢境中自由的海洋？恢復「地理意識」是台灣當務之急，本書必讀。
─ 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二〇二一
地
理，襲來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曾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票選全球百大思想家，私人全球情報分析機構「策略預測公司」（Stratfor）首席分析師。曾任教於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曾服務於美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二○○八年起為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

過去三十年間，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觀點經常引發相關政治、媒體與學術界討論。
他曾實地採訪中東、兩伊戰爭、巴爾幹半島、前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等戰略要地與新聞前線，著作豐繁，在臺出版作品包括《地中海的冬天》（Mediterranean Winter）、《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西進的帝國（Earning the Rockies）、《歐洲暗影》（In Europe's Shadow）等。

麥田出版相關著作：《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Asia's Cauldron :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


林添貴
國立臺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譯作達百本，包括《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裕仁天皇》、《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李潔明回憶錄》、《轉向》、《南海》、《南中國海》、《2049百年馬拉松》、《美國世紀的終結？》與《棉花帝國》等。

序言　邊界

了解現在，並就未來提問，最好的地方就是在當地盡可能慢慢旅行。

第一排的圓頂山陵出現在地平線上，從伊拉克北部的沙漠緩緩向天空攀升，最後成了一萬英尺高的峻嶺，覆滿著橡樹。我的庫德族司機回頭望望那片廣袤的餡餅皮般的平原，鄙夷地罵了一聲：「阿拉伯斯坦。」然後，他向前望著群山，喃喃而言：「庫德斯坦。」臉色也隨即開朗起來。這是一九八六年，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令人窒息的統治如日中天之時，可是我們一深入到監獄似的河谷和險惡的坑穴時，無所不在的海珊告示牌肖像突然消失了。伊拉克士兵也不見蹤影。取代他們的是戴著頭巾、穿著鬆垮長褲和腹帶、披著子彈帶的庫德族軍事部隊（peshmergas）。根據政治地圖，我們根本沒有離開伊拉克。但是群山已宣告海珊的統治到此止步──要以最極端的措施才能克服此一限制。
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期，海珊痛恨這些山巒數十年、數百年來賦予庫德人的自由，他發動對伊拉克庫德斯坦全面攻擊──這就是惡名昭彰的「安法戰役」（Al-Anfal campaign）──殺害約十萬名平民。群山明顯擋不了海珊的大軍，但它們卻是這齣悲劇大戲的背景。由於庫德斯坦有高山屏蔽，它現在才能在相當程度上脫離伊拉克國家管控。
高山乃是一股保守勢力，經常保護在它內部的本土文化，對抗困擾平地的強勁現代化意識形態，即使它們提供馬克思主義游擊隊和毒梟集團當避難所。耶魯大學人類學家詹姆斯．史考特（James C. Scott）寫道：「山地人經常被認為是落跑者、逃犯、孤獨的社群，在過去兩千年逃躲國家在流域地區推動的項目之壓迫。」尼古萊．西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的史達林主義政府其實就在平地凌虐老百姓。我在一九八○年代幾度訪問喀爾巴阡山地區（Carpathians），很少看到集體化的跡象。號稱中歐後門的這些山區，舉目所及大多是木屋和天然石屋，少見水泥和廢鐵等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愛用的物材。
環繞羅馬尼亞的喀爾巴阡山脈，其實同庫德斯坦的大山一樣都是邊界。從西邊、暨無趣又宏偉的空曠匈牙利草原生物聚落──其特色是煤黑色的土壤和檸檬綠的草原──進入喀爾巴阡山脈，我開始離開前奧匈帝國的歐洲世界，逐漸進入經濟上較貧困的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地。西奧塞古的東方專制主義，遠比匈牙利隨興拼湊的大雜燴共產主義更加高壓，就是因為得助於喀爾巴阡山脈的屏障。
不過，喀爾巴阡山脈並不是無法穿透。數百年來，貿易商穿梭往來、生意鼎盛，他們帶來的商品和高度文化，使得極度類似中歐的風味能夠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魯士（Ruse）等城市生根。但是大山的確構成無法否認的漸變，它一路往東迤邐而去，最後止於阿拉伯沙漠和卡拉庫姆沙漠（Kara Kum）。
一九九九年，我從裏海西岸的亞塞拜然（Azerbaijan）首都巴庫（Baku）坐上夜間航船，前往東岸的土庫曼柯拉斯諾佛狄斯克（Krasnovodsk），西元三世紀薩珊王朝波斯人（Sassanid Persians）稱之為突厥斯坦（Turkestan）的起點。一覺醒來，迎面而來的是貧瘠、陰暗的海岸線：泛白的小屋依傍著崖岸，呈現著死亡的顏色。所有的旅客奉令在華氏一百多度的高溫下，於一座破舊大門前排成一行，只有一名警察負責檢查護照。稍後我們進入一間空空蕩蕩、熱得令人發昏的破棚屋，另一名警察發現我的Pepto-Bismol胃藥，就栽贓我走私毒品。他拿走我的閃光燈，把一點五伏特的電池倒在泥土地上。他的表情和外頭的景色一樣枯燥、肅殺。破棚屋再過去的城鎮不見樹蔭、也毫無物質文明的跡象。我突然間懷念起巴庫，它那十二世紀的波斯城牆和夢幻宮殿是由第一代石油大亨興建，有飾帶和筧嘴等裝飾，儘管有喀爾巴阡山脈、黑海和高加索高地的風味，西方的風格並未完全褪去。愈往東走，歐洲在我眼前逐漸蒸發，裏海的天然疆界顯示出最後一階段，迎來了卡拉庫姆沙漠。
當然，地理沒有顯現出土庫曼的前景黯淡。而是透露出尋找歷史模式的智慧：一個遭到安息人（Parthians）、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羅斯人、蘇聯人以及一大堆突厥人部落不斷侵襲的蒼茫大地。文明在此幾乎不見蹤跡，因為沒有哪個文明有機會在這裡深耕，這也有助於說明我對本地的第一印象。
大地向上隆起，前一刻看來像是一整塊大砂石，一下子就裂解為灰色、卡其色的河床和岩縫迷宮。陽光從不同角度照射下來，在山頂上留下一道紅色或赭色影線。一陣涼爽的空氣穿進巴士──這是我在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白夏瓦（Peshawar）的熱浪後第一道清新的山之味道。開伯爾隘口（Khyber Pass）本身並不壯觀。最高峰還不到七千英尺，而且它也不陡峭。縱使如此，一九八七年某一天，我以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穿過一個峭壁四立、峽谷蜿蜒的封閉火山低地，從印度次大陸青綠蔥鬱的熱帶平地，進到中亞清冷、光禿禿的荒野；從黑色土壤、鮮明衣飾和油膩、辛辣食物的世界，進到沙土飛揚、粗糙羊毛和羊肉的國度。
但是就像喀爾巴阡山脈，它的隘口已經被貿易商穿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的地理給我們不同的啟示：根據哈佛教授蘇嘉塔．波士（Sugata Bose）的說法，英國人原先稱為「西北邊疆」的地區「在歷史上根本不是邊疆」，而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蘭」連結體的「核心」，是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為何形成有機整體、而地理上又分為兩個國家的原因。
還有一些邊界則是人工造成：
我曾經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八一年兩度跨過柏林圍牆，進入東柏林。十二英尺高的水泥屏幕，穿越西德這邊貧窮的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移民的街坊，以及東德那邊空曠無人、仍留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傷痕的地區。你幾乎在西邊任何地方都可以上前撫摸圍牆，遊客也在牆上胡亂塗鴉；東邊則布滿地雷區和守衛塔台。
當時城市裡出現這樣一塊監獄地帶，雖然相當超現實，但是除了道德上質疑之外，一般人似乎也見怪不怪，因為那個時代最大的假設就是冷戰永無休日。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成長於冷戰時期、卻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記憶，柏林圍牆再怎樣殘忍和專制，看起來就像一座山脈那樣亙久屹立。一直要到一九八九年初那幾個月，我替某家雜誌到波昂（Bonn）採訪，全然湊巧，參考了一些有關德國的書籍和地圖，真相才開始浮現。這些書籍和地圖述說著下列故事：
按照歷史學者戈洛．曼恩（Golo Mann）的說法，居於北海、波羅的海和阿爾卑斯山之中心的德國人，一直是股被關在「大監獄」裡的活潑力量，渴望突圍而出。但是，北邊與南邊已被海洋與高山阻隔，向外拓展只能向東或向西，因為兩者都沒有地理障礙。曼恩點評一八六○年代至一九六○年代動盪時期，寫道：「德國百年來的特色就是它欠缺形式、不可靠。」這段時期的大事就是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擴張和兩次世界大戰。但是不論德國歷史上的領土規模和地圖上的形狀如何，同樣的故事一直都可以套用。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於西元八○○年創立的第一帝國（First Reich）的確是面積遼闊，其版圖一度涵蓋奧地利及一部分瑞士、法國、比利時、尼德蘭、波蘭、義大利和南斯拉夫。歐洲似乎注定要由現今與德國相彷彿的國家統治。後來出現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推動宗教革命（Reformation），使西方基督教分裂，因而引爆「三十年戰爭」（譯按：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其主要戰場即今日的德國。中歐因此一片焦土。我愈是研讀──十八世紀的普魯士和哈布斯堡奧地利的雙元主義、十九世紀初日耳曼各邦之間的關稅同盟，以及俾斯麥於十九世紀末以普魯士為基礎的統一──我就愈發覺得柏林圍牆只是此一領土持續改變過程之某一階段。
柏林圍牆拆除後旋即崩潰的政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都是我因為工作和旅行而十分熟悉的國家。乍看之下，他們似乎都牢不可破、令人望而生畏。他們突然崩解給了我很大的一堂教訓，不僅發覺所有的專制獨裁政府其實十分不穩定，也發覺當下即使看起來十分恆久、強大，其實也是一瞬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在地圖上的位置。因此，在動亂時期，地圖的重要性上升。我們腳底下的政治地基快速移動著，地圖雖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卻是辨識未來可能將會如何的歷史邏輯起點。
南、北韓之間的非軍事區最大的特徵就是武力。二○○六年，我目睹南韓士兵凝神以跆拳道之姿、握緊拳頭，雙目瞪視北韓對手。每一邊都挑選最高大、勇猛的武士擔任對決任務。但是在鐵絲網和地雷陣之中所展現的仇恨，有朝一日或許都將還諸歷史。當你看看二十世紀其他分裂國家──德國、越南、葉門──的狀況時，顯然不論分裂多久，統一的力量終究會以事先未規畫、有時很暴戾的方式快速勝出。非軍事區就和柏林圍牆一樣，是沒有地理邏輯的人為邊界，它就在兩支敵對大軍湊巧駐足休息的地方，把一個同種族的國家一分為二。德國已經再度統一，我們或許預期，或至少應準備好，會出現統一的大韓國。再一次，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會勝利。不符合天然疆界區的人為邊界特別脆弱。
我也曾經從約旦到以色列、從墨西哥到美國，穿越陸地邊界，後來更是多次進出各國邊界。我現在希望踏上另一個旅程──非常不同的旅程──走過歷史和政治學的不同篇章，它們經歷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考驗存活下來，藉由它們強調地理，使我們讀懂地圖，進而有助於我們一窺未來政治的輪廓，不論它是多麼含糊不清。穿越過這麼多邊境，使我特別好奇我曾經出入的這些地方之命運。
三十年來的採訪經驗使我相信，我們全都需要恢復已在噴射機及資訊時代喪失的、對時間和空間的敏感度，當製造輿論的精英在數小時之內穿梭海洋與大陸時，他們可以伶牙俐齒大談《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所謂的「世界是平的」。我卻要介紹讀者認識一群肯定不流行的思想家，他們極力反對「地理不再重要」的觀念。我會在這趟旅程的前半部深度陳述他們的思想，以便將他們的睿智運用在後半部，解釋清楚在歐亞大陸──從歐洲到中國，包括大中東和印度次大陸──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件。找出我們在看待實體現況時已經失落的東西，去發覺我們怎麼失去它們，然後放慢我們旅行、觀察的步伐，藉由已逝學者先賢的豐富睿智去恢復它們──這是這趟旅程的目標。
地理，源自一個希臘字，基本上表示「對大地的描述」，它經常與宿命論（fatalism）有關，因此受到非難：據說，從地理角度思考，會限制人類的選擇。
但是，我只想藉著接觸地形圖和人口研究等工具，對傳統的外交政策分析再添加一層複雜性，從而找出看待世界更深刻、更有力的方式。你不必是個地理決定論者，就能理解地理極為重要。我們愈是關注時事，個人及其選擇就更重要；我們愈是觀察數百年的歷史演進，就愈感到地理的重要。
中東就是很好的事例。
我執筆的這一刻，從摩洛哥到阿富汗這片區域，正陷入中央權威的危機中。專制政體的舊秩序已經不可行，甚至前往穩定民主化的道路也顛簸難行。這場大動亂的第一階段，其特色就是地理敗給了新通訊科技的力量。衛星電視和網路社群網站，已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創造出一個抗議者社群：因此在埃及、葉門和巴林等互不相干地方的民主人士，會被發生在突尼西亞的事件所啟發。所有這些國家的政治情勢，存在著某種共通性。但是革命起動之後，情勢就顯示，各國發展出它自身的論述，而且論述深受它自身深刻的歷史和地理所影響。因此，愈是了解中東任何特定國家的歷史和地理，對於發生在當地的事件就愈不會驚訝。
動亂始於突尼西亞，可能只有一部分是意外。一張經典的古代地圖顯示，有許多屯墾區集中在今天突尼西亞所在地，毗鄰著相當空曠的、今天的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突尼西亞向地中海凸出、靠近西西里，不僅在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羅馬人時期是北非的人口中心，在汪達爾人（Vandals）、拜占庭人（Byzantines）、中古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時期一直都是。至於西鄰阿爾及利亞、東接利比亞，都只是含糊的地理描述，突尼西亞是歷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至於利比亞，它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地區，自古以來一直傾向突尼西亞，它東部的席蘭尼加〔Cyrenaica〕地區──即今天的班加西〔Benghazi〕──一向傾向埃及。）
兩千年來，愈靠近迦太基（大約相當於今天的突尼斯）的地方，開發程度愈高。由於突尼西亞的城鎮化始於兩千年前，以游牧主義為基礎的部落認同──中古歷史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說它擾亂了政治穩定──相對而言較薄弱。羅馬大將西庇阿（Scipio）西元前二○二年在突尼斯城外擊敗漢尼拔（Hannibal）之後，挖了一條界溝（fossa regia），界定文明地區的範圍。這條界溝迄今仍與中東危機有關。它仍然很明顯，從突尼西亞西北海岸的塔巴卡（Tabarka）向南走，然後直接向東轉往另一個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思（Sfax）。超過這條線之外的城鎮，很少有羅馬人留駐，而今日仍然較窮、較欠開發，向來失業率也高。二○一○年十二月，一個販賣水果、蔬菜的小販於西迪布濟德城（Sidi Bouzid）自焚抗議，這座小鎮就在西庇阿線外圍。
這不是宿命論。我只是對當前的事件提供地理和歷史的脈絡：阿拉伯民主革命始於歷史上阿拉伯世界最先進的社會──實質位置最靠近埃及──可是又明白地發生在那個國家自古以來即被漠視、低度開發的地區。
認識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深入了解在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不論是埃及，另一個和突尼西亞一樣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或是葉門，阿拉伯半島的民主核心，它力圖統一、卻一直受到山脈地形之困，中央政府威權弱化，凸顯部落組織的重要性，分裂團體猖獗；或是敘利亞，它在地圖上那截頭去尾的地形，潛匿著境內種族、宗派不同而分裂的種種族群。地理證明了突尼西亞和埃及天生比較團結；利比亞、葉門和敘利亞則不然。隨之，據而突尼西亞和埃及需要比較溫和的專制形式把社會凝固在一起，而利比亞和敘利亞則需要比較極端的體制。同時，地理一向使得葉門很難管治。葉門是二十世紀歐洲學者厄尼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羅伯．蒙塔聶（Robert Montagne）所謂的「斷裂」社會（segmentary society），是從中東高山與沙漠地形扯斷出來的結果。搖擺於中央化和無政府之間，這樣的社會用蒙塔聶的話來說，其政府「搾乾了一個區域的生命」，即使「由於它本身脆弱」，它也不能建立持久的體制。在此地，部落強盛、中央政府比較軟弱。要在這樣的地方建構自由秩序，不能忘卻這些現實。

政治動盪積累，世界變得更難管理，問題不斷叢生，美國及其盟國要如何應付，地理至少可以提供思考線索。鑽研舊地圖，請出早年的地理學者和地緣政治思想家，我希望能藉此探究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猶如我在二十世紀末期進出各國邊界那樣加以了解。即使我們能把人造衛星送達外太陽系──甚至財經市場和網路空間可以無垠無際──興都庫什（Hindu Kush）山脈還是極難跨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