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鏡：中國建築陶藝(第22輯)（簡體書）

第一章 陶藝——中國建筑藝術的分支

7 研究範圍及目的

第二章 唐朝之前的中國建筑陶藝

第三章 制造及安裝陶藝建筑部件的技藝

第四章 中國的建筑陶藝中心

第五章 各類建筑運用陶藝的案例

28 大門

30 碑樓

31 牌樓

35 裝飾部分

39 影壁

43 浮雕

46 琉璃牌樓

47 印度風格

50 屋頂裝飾和脊獸

58 寶塔

第六章 唐朝以後的中國建筑陶藝

第七章 附圖

後記

伯施曼中國建筑考察研究及其意義

與現代學術意義上的諸多學科一樣，對中國傳統建筑的研究，離不開近代“西學東漸”的背景。國人第一部《中國建筑史》的作者樂嘉藻曾述及：“民國以來，往來京津，始知世界研究建筑，亦可成為一門學問。”正是在文化交互之中，學者們才發覺“中國有幾千年之建筑，而無建筑之學”。近代中國建筑學誕生伊始，便深處在“東洋”“西洋”的學術“對話”與“對抗”之中。

19世紀下半葉，西方人研究中國建筑出現了突破的可能。首先，在世界格局中，中國門戶逐漸被打開，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可以直接進入中國，獲得對中國建筑的直接經驗；其次，自1839年攝影技術誕生以來，越來越多逼真的中國建筑圖像傳到歐洲，成為學者們可資參考的材料；最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漢學逐漸走出傳教士漢學的藩籬，開始向專業漢學，或者說學院派漢學邁進。有關中國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專業研究群體和著作，伴隨著殖民統治和擴張在華勢力的需要，慢慢開始興盛於歐洲的大學和圖書館。歐洲漢籍藏書和中國典籍西譯在這一時期得到大大擴充。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建筑逐漸被納入世界建筑史和中國藝術史的寫作框架之中，西方也出現了一批具有一定專業背景（建筑學、藝術史、漢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者。德國建筑師、漢學家、中國藝術史研究者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到中國建筑的考察和研究中，成為第一位全面系統考察和研究中國建筑的西方學者。

三次中國之行：中國建筑的考察與記錄

伯施曼1873年生於昔日東普魯士的梅美爾（Memel），1891年高中畢業後到夏洛騰堡工學院學習建筑工程，1896年進入普魯士政府機構擔任建筑與建筑工程事務的官員。1902年經印度來到中國，活動範圍主要在北京、天津和青島，1904年任期結束回國。在此次駐留期間，“中國建筑的結構和形式特征，在藝術性上的盡善盡美，以及與經驗感知的縱深融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萌發了“有計劃去研究中國建筑的念頭”。在西山休假期間，他“還對北京西山碧云寺的許多建筑部件進行了測繪”。

在傳教士兼東方學家達爾曼（P.Joseph Dahlmann S.J，1861—1930）和政治家巴赫曼（Karl Bachem，1858—1945）等人的奔走支持下，伯施曼獲得德國政府資助，1906年赴中國進行為期三年的建筑考察，其使命是考查中國建筑及其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伯施曼將考察範圍限定在“古老中國的十八行省”，足跡遍及“十四省”。其全部考察路線，包括往返歐亞的路線，都進行了精心設計：

此行途經巴黎、倫敦和美國，在那裡的博物館欣賞中國藝術珍寶。接著路過了作為東方文化支系的日本，幾周下來，采擷了一些零散即逝的東方印象。最終在十二月抵達我的目的地—北京。時至1909年，我完成了在中國的考察工作，經由絲綢之路，重返闊別整整三年之久的德國。

在中國建筑考察路線主要“循著那些古代交通要道，不斷地深入到人口稠密，幾乎是最富庶地區的中國人的生活中”。

之所以如此，是出於我研究中國的主旨：理解中國文化何以呈現為今天所見的整體性，以及她蘊含的內在精神力量。因此，需要去探究重要文化遺跡中那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聚焦精神文化生活和經濟生活的核心地區，就像在我們的文化領域中通常進行的研究一樣。

具體來說，伯施曼1906年冬抵達中國後，以北京為大本營考察了北京及周邊的建筑，如明十三陵、清東陵、熱河夏宮（今承德避暑山莊）。夏末，從清西陵經靈丘前往五臺山，然後經龍泉關到定州，乘火車向南，從開封渡黃河，沿黃河向東。接著去了泰山、曲阜等地。1908年初考察浙江普陀山，然後從寧波經海路回京。5月前往太原，考察了天龍山石窟，然後斜穿山西到潞村，從黃河拐彎處進入陜西，考察西安，登臨華山。南下四川，到首府成都，最西到達雅州府（雅安）。8月底從成都前往峨眉山。之後，乘德國內河小炮艇“祖國”號沿岷江而下，從宜昌進入湖北，從洞庭湖到長沙，在江西短暫停留。1909年初考察南岳衡山，接著去了桂林，沿桂江到西江，進入廣東到廣州，經海路到福州。4月份考察杭州之後再次返京。

回國後，作為德國駐北京公使館建筑事務負責人，伯施曼向相關部門遞交了考察報告和進一步的研究計劃。在1910年6月19日的備忘錄中，他對此行的材料收集情況進行了總結：1.大大小小共計兩千五百張草圖和筆記；2.一千頁的建筑測繪記錄和日記；3.八千張建筑照片；4.兩千張拓片（多為人物或裝飾圖案）；5.數百本城市和寺廟規劃圖的原稿、畫冊、輿圖、書籍等。這些材料成為接下來研究和寫作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他以報告、展覽、紀錄片等形式，向西方世界傳遞他對中國建筑的認知和理解。在西方將搖搖欲墜的晚清帝國視為“停滯的帝國”“衰落的文明”之際，伯施曼在親歷的考察中卻感受到古代文明在中國大地上的延續性、活力和希望，並呼吁西方社會尊重和珍視中國古代文明。

他尤為關切建筑遺產的保護，主張以現代的科學方法對中國建筑進行記錄。他為“硝煙戰火中遭到直接毀壞的建筑”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藝術、對德行的冷漠、無視和輕視”感到痛惜，為“在騷亂面前隱匿的虔誠和沉寂”，以及隨之而來的“藝術創造力的衰退”表示憂心，對“歐洲人那些五花八門極具破壞性的行為”表示憤慨，作為“中國藝術和文化的朋友”充滿了正義的憤怒。然而他深切地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於是激發了這樣一個願望：那些古物，可能會在這樣的災難中逐漸衰亡，但是至少可以為後代子孫留下一些文字和圖像的記載。中國古建文物很快會消亡，我在第一卷（按：《普陀山》）導言中曾表達過這種憂慮，很痛心地被證明了。鑒於這一考慮，對中國古建文物盡快全面地錄入登記勢在必行。至少用當今研究者可能的方法來記錄它們，這樣，我們才能經得起子孫後代的歷史檢驗。

伯施曼回國之後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發，帝制在中國被廢除。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政治事務的重心也逐漸轉回歐洲。1924年伯施曼從政治和軍事事務中退出，進入柏林工業大學擔任中國建筑學方面的教職。由於研究的需要，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伯施曼便籌劃再次前往中國，最終於1933年得以成行。

1933年9月伯施曼抵達香港，開始了歷時十六個月的考察，考察範圍大體可分為：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包括廣州、澳門、肇慶，重點考察了鼎湖山、丹霞山、羅浮山等名山的佛教、道教寺廟；以上海和南京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南京及周邊地區和揚州，長江周邊的大運河河段，以及安徽九華山。當年底，他參觀了天目山、天臺山，以及古城金華、蘭溪、紹興等環杭州灣地區。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形態、景觀規劃，以及涌現的新建筑為伯施曼提供了一些新的素材。在中原地區，他則造訪了大量名勝古跡，如龍門石窟、白馬寺、中岳嵩山的佛教和道教寺廟。在陜西潼關和西安，大量周代、漢代和唐代的陵墓引起了他的興趣。1934年秋，他沿著鐵路線向北去了察哈爾、綏遠、包頭，返程時在山西考察了云岡石窟和北岳恒山。

在省會及中心城市，除考察之外，伯施曼還參加了一些學術交流活動：1933年12月在嶺南大學做了學術報告。1934年應邀參加了上海中國建筑師學會的歡迎宴會。2月在上海的一所德國中學（Kaiser—Wilhelm—Schule）做了題為“轉型時期中國建筑藝術”的演講。同時，他還到北京拜訪了中國營造學社，與梁思成和劉敦楨會面。

完成所有考察計劃後，1935年1月8日伯施曼從香港回到德國。這次他終於實現了遍訪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岳”的夢想，並且為後來的《中國寶塔》第二部分收集了材料。同時，他也親身體驗了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社會，他在中國社會巨大變革之際保留下來的圖像、測繪和文字，都已經成為全世界共同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