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岳南講述的是上個世紀大批知識分子冒著抗戰的炮火由中原遷往西南之地，爾後再回歸中原的故事，再現國難當頭大師的風骨典範。整部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的大部分大師級人物，如蔡元培、王國維、梁啟超、梅貽琦、陳寅恪、錢鍾書等。本書三部曲對這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做了細緻的探查與披露，對各種因緣際會和埋藏於歷史深處的人事糾葛、愛恨情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釋解，讀來令人心胸豁然開朗的同時，又不勝唏噓，扼腕浩歎。

《南渡北歸‧離別》（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是《南渡北歸》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識分子，在回歸久違的故土家園之後，因內戰爆發和各自的政治歧見，不得不忍痛離別，遙天相望，以及在海峽兩岸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政治氛圍中所遭遇的命運劇變。除述及遷往臺灣的朱家驊、胡適、梅貽琦、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石璋如、蔣夢麟、葉公超等幾位大師級人物，著重描述了留在大陸的梁思成、梁思永、林徽因、陳寅恪、吳金鼎、曾昭掄、曾昭燏、陳夢家、穆旦、向達、葉企孫、饒毓泰、吳宓、錢鍾書等知識分子群體，不同的政治追求與愛恨情仇。令讀者感知歷史真相並扼腕浩歎的同時，也生發出「在史中求史識」的衝動，並從中吸取一些歷史的教訓。

作者簡介

岳南
1962年生，山東諸城人，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曾擔任國立清華大學駐校作家。代表作《南渡北歸》三部曲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作品曾獲《亞洲週刊》2011年全球華文十大好書非虛構類冠軍。著有《大學與大師：1910至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上冊）、《大學與大師：1930至1960，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下冊）、《曠世絕響》、《南渡北歸：南渡‧第一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南渡北歸：北歸‧第二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南渡北歸：離別‧第三部（全新校對增訂、珍貴史料圖片版）》（以上皆為時報文化出版）等。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浮海說三千弟子
一、歸骨於田橫之島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臺灣大學校長。時臺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仰慕傅的聲名，請其寫幾個字留念。尚以齊魯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揮毫寫下了「歸骨於田橫之島」短幅相贈。
眾人見之，頓生悽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抵臺後的傅斯年仍兼任隨遷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但主要精力則投入臺大的光復改革之中。
臺灣大學的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之後，從清政府手中割占臺灣並於一九二八年創建的一所綜合性大學。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臺灣回歸中國。國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赴臺接管該校，並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羅任校長。
此時的臺大經濟拮据，舉步維艱，剛上任的羅宗洛大有亂桿子撲頭—痛中帶暈之感，於是很快掛冠回滬，專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長去了。此後國民政府又相繼委派中央大學教授陸志鴻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員莊長恭出任臺大校長，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長官的冷漠和校內種種困難而辭職。當傅斯年執掌臺大時，已是抗戰勝利之後第四任校長，而這個時候正是國民黨大撤退，臺灣大動盪、大混亂、大失控時期。學校內部房舍狹小，經費奇缺，校務混亂，學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萬從大陸撤退的國民黨政府軍政人員及家眷蜂擁而至，要求入學就讀者驟然增加。原在「臺北帝大」時代只有幾百人的校舍，根本無法容納狂潮一樣洶湧而來的學生，一旦權要顯貴人物的子女親屬有入學者稍不如願，高官大員們便憑藉手中權力橫生枝節，給學校當局製造麻煩甚至災難。傅斯年接手後仍是這種令人激憤和無奈的局面。
在「臺北帝大」時代，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讀，學校不設宿舍。傅斯年執掌臺大後，本著「絕不讓任何學生因經濟拮据而喪失他的學業」的辦學宗旨，不論學生出身貧富，一律按招考標準予以錄取，從而使貧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學就讀的機會。經此嬗變，出身貧窮且遠離家鄉的學生不斷增多，臺大的師資力量更顯得異常缺乏。儘管在撤離大陸時，朱家驊、傅斯年對這一問題有前瞻性考慮和準備，無奈被「搶救」到臺灣的學人實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剛伯、錢思亮、毛子水、鄭通和、余又蓀、臺靜農、姚從吾、王國華、方東美、夏德義、李宗侗、英千里、楊樹人、潘貫、薩孟武、杜聰明、彭九生、陳振鐸等三十幾人，顯然無法填補大多數學科一流座椅的空缺。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部分人員與數學所幾位菁英遷往臺灣，才算把臺大各院系勉強充實起來。如史語所抵臺的李濟、董作賓、凌純聲、芮逸夫、石璋如、勞榦、高去尋、屈萬里，連同晚一輩的陳槃、王叔岷、嚴耕望、周法高等年輕學者，皆應聘到該校兼課。因了這些條件，臺大的師資力量才有所改觀。
當然，此時的傅斯年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拉攏大陸學人赴臺。據留在北大的鄧廣銘說：傅氏做了臺灣大學校長，「此後便經常以朱家驊的名義給北大鄭天挺先生打電報，號召北大教授到臺灣大學去任教，有時也指名道姓，說要某某人去。記得點過張政烺先生的名，也點過我的名。當時鄭先生問我去不去，我說，『要論和傅先生的師生關係，我應該響應他的號召，到臺灣去。不過，傅先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所以跟他去。我與蔣介石沒有什麼關係，不願跟他到那孤島上去。』我還和別人開玩笑說，『如今國民黨的軍隊是不戰、不和、不守，我的態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沒有做過蔣介石的官，和國民黨沒任何關係，用不著為他們盡節殉死。我和共產黨沒仇恨，我在大學教書，人民政府是否讓我繼續教下去，當然還很難說，但這並不是一個投降不投降的問題。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國民黨走，決意留在北京大學」。
鄧是北大歷史系學生，與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既是同班同學又是好友，
深得傅的賞識。鄧畢業後受傅的邀請赴昆明和李莊出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間一直
受傅的提攜。兩年後，鄧廣銘離開李莊，受傅斯年之薦任復旦大學副教授，抗戰勝利後隨傅
到北大出任校長室不掛名的祕書，直到胡適接掌北大仍任此職。再後來轉入北大史學系任副
教授、教授，並一度出任過歷史系主任，算是與北大瓜葛較深的一人。
鄧氏所說，是一九四九年初期事，直到一九五○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鬆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鄭天挺、羅常培、向達、湯用彤、馮友蘭、饒毓泰、葉企孫、曾昭掄、錢三強、周一良、沈從文，特別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轉往嶺南大學的陳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請，只是受邀者出於多方面考慮未做回應，仍留在大陸「靜觀待變」，或躺在床上打著自己的算盤，做著「走進新生活」的美夢。據當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後來成為哲學家的任繼愈在談到鄭天挺去留問題的一個片段中說：「鄭先生接受我們黨的指示精神，堅守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絕大多數教授在黨的影響下沒有南逃。當時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雖說不上對共產黨有多少了解，但對國民黨幾十年來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毫無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辦公室，正遇上有位清華大學教授和他通電話，問他走不走。鄭先生用安詳穩定的口氣，慢條斯理地說：『不—走。』胡適在南京天天盼北平來的飛機，離開北平最後一架飛機，胡親自去飛機場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歷史系的教授毛子水。這個人與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虛，倉皇逃走了。鄭先生把北京大學的物資、檔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舊北大從此結束，新北大從此開始。」
任氏所言鄭天挺答覆清華教授「不走」二字應是事實，就鄭當時的地位和條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機」，但他還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複雜，但最後留下來當是鄭天挺的本意。至於說到胡適接機與毛子水出逃外加一個特務頭子戴笠等人事糾葛，似是一部反諜電影故事，可惜與事實相去甚遠。當時欲南飛的人員多多，只要回顧一下「中鼎」號軍艦向臺灣運送故宮與史語所等機構的國寶時，各色人等爭相登船並令百感交集的海軍司令桂永清淚水漣漣一幕即可推知，更從梅貽琦出走以及與學院派教授有明顯區別的戲劇理論家、梅蘭芳好友齊如山的出走，可見當時的緊迫慌亂情形。
就在海峽兩岸紛亂動盪的特定歷史階段，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明爭暗鬥和黑幕，據說當時傅斯年很想邀請哲學名家朱光潛到臺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生怕朱到臺後，對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脅，從中作梗，把邀請信息暗中壓下，祕而不宣，直到大陸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後來的說法他沒有去臺之意，但就當時的情形，縱然想抽身啟程已無能為力矣。
當時拒絕傅氏敦請赴臺而堅持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除大部分堅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小部分轉赴偏遠的嶺南、廣西和長白山等一帶大學任教。逯欽立算是這類學人的一個代表。
一九四六年晚秋，李莊姑娘羅筱蕖隨夫君逯欽立攜懷中的幼子，在親友的淚光裡作別故鄉，輾轉來到了南京，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人一道在廢墟上再造家園，構築未來的輝煌夢想。一九四八年年底，當國民黨軍潰敗，江山撼搖，傅斯年來回奔波，竭力動員史語所同人遷臺之時，作為新生代學者隊伍精銳的逯欽立自是在被動員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羅夫婦卻猶豫不決，個中原因除了對國民黨沒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遠離故土，再加上當時夫婦二人已有三個孩子，且與逯的母親在一起生活，怕到臺灣這座孤島之後生活無以為計，當時盛傳到臺灣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來。正在這時，羅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黨員羅叔諧自家鄉發來的書信，謂「盼了那麼多年的解放，臨解放又要離開大陸，你們都不是國民黨員，不要隨他們去殉葬」云云，勸其留下。逯羅夫婦認為此說有理，決心不去臺灣，此舉令傅斯年大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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