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續篇

苦難和損失都值得珍惜
珍惜的方法就是——
記住它！

台灣版獨家收錄：〈他不是政治家，是詩人——柳亞子的故事〉

上個世紀40年代，國共兩黨發生激烈衝突。社會上層人士出於愛國熱誠，也為調節兩黨衝突，結成了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要走國共兩黨以外的中間道路。然而，這些1949年後留在中國的進步派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滿心以為未來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卻邁著歡快的步伐，一齊走進了地獄。

章詒和側寫了父親章伯鈞的老友——沈雁冰、沈鈞儒、葉恭綽、洪深、左舜生、柳亞子等人的際遇與故事，以及中國頭號影星趙丹在文革遭受的摧殘與迫害。聽秋風不悲，看冬雪不嘆，許多原本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到筆下才發現它們都關乎世道人心。透過章詒和細膩的筆觸、獨特的視角與溫厚的學養，將這些人的命運與風骨刻畫出來，也折射出一個時代的風光雲影。

父母離世後，往日的生活情景在腦海裡，如波濤一般洶湧而來，日復一日，無法阻止。待安靜下來，我想該拿起筆寫點什麼了。
寫什麼呢？想來想去，決定寫父輩的故事，哪怕是點滴瑣事。這樣，就有了二○○四年出版的《往事並不如煙》，書內寫了史良、羅隆基、儲安平、張伯駒、聶紺弩、康同璧等六人。沒想到這本講老故事的「往事」在受到讀者歡迎的同時，遭到官方查禁。好在東方不亮西方亮，何況還有「網」。壓制催生動力，接著，我又寫了翦伯贊、千家駒、李文宜等人。於是，有了二○○九年出版的《這樣事和誰細講》。
不是我能寫，是章伯鈞朋友多！在這本「往事」續篇裡，我又寫了沈雁冰、沈鈞儒、左舜生、葉恭綽、洪深、柳亞子等人。他們有愛有恨，有為有守，隨個人的稟性而異，但都是父親相交幾十年的老友。趙丹例外，是因偶然機會看到他在「文革」中的全部交代材料。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兩黨發生激烈衝突。社會上層人士出於愛國熱誠，也為調節兩黨衝突，結成了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要走國共兩黨以外的中間道路。其實他們也在分化。比如，沈鈞儒徹底向「左」轉；左舜生則頑強地堅持中間立場，退出民盟，定居香港。而從北洋活到紅色政權的葉恭綽則保持著文人底色，死前唯一的請求是希望自己能葬在孫中山的墓旁。
一九四九年後，這些人被統稱為「民主人士」，不是封了官，就是打了下去，或者先封官再打下去。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次黨內會議上亮出底牌，說：對於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需要「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方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給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裡，而在我們手裡。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乾淨的還要剝。」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滿心以為未來的道路通向天堂，大家邁著歡快的步伐，一齊走進了地獄。希望而來，絕望而去，原來人家許諾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原本就不存在。
多少年過去，我們在亂世中感受自我，擁有了足夠的苦難和足夠的損失。苦難和損失都值得珍惜，珍惜的方法就是記住它！父輩在激流中默然逝去，無聲無息。而後代又當如何？我不會再為理想做事，只想用後半生寫前半生，用平常的語言敘述不平常的往事。
聽秋風不悲，看冬雪不嘆。原本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到筆下才發現它們都關乎世道人心。當然，還有一些易於感覺而難於說明的，那就只好讓它隨風而去。
鵝黃嫩葉，入夏便老。我老了，所幸還能寫兩行字，讀幾頁書。

他不是政治家，是詩人——柳亞子的故事

柳亞子，本名慰高，號安如，亞廬。生於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江蘇吳江縣黎里古鎮人。幼年得力於母教，十二歲讀完杜甫全集，讀完了，也會作詩了。十四歲在上海報紙發表作品，那時多是「豔體」，十六歲已讀遍自家書房藏書。十七歲受梁啟超《新民叢報》的影響，詩風大變；同時，隨章太炎、蔡元培、鄒容等交遊。二十歲參加同盟會（先是光復會）。可以說，從十二歲到四十一歲，從清末秀才到孫中山臨時大總統祕書，柳亞子的日子過得平順。單說那江蘇吳江的「賜福堂」前後六進大院，一百零一個房間。他的生活平順，但內心從來沒有平靜過，始終抱有一顆憂國傷時的心，而且情感激揚，毫無遮飾，一派真性情。有人說，這與他的人格氣質相關。
柳亞子有著長鬚飄散、風神雋逸的儀容，很多人見到他，就聯想到古代詩人。他給人的另一個印象是口吃，開口講話，無論長短，都讓人替他著急。這個毛病並非天生，據他說是跟舅父學來的。舅父口吃，還挺嚴重。每次舅父看望柳亞子的父親，一進大門就喊他父親名字的第一個字。柳老太爺的房子一共三進。舅父邊走邊喊，一直走到第三進，才把他父親姓名中的第二個叫了出來。柳亞子那時是個頑皮的孩子，覺得有趣，就模仿起來。學著，學著，自己也口吃了，怎麼改，也改不掉。說話不行了，但文思卻格外地敏捷，寫字潦草，信筆揮灑，且快得有如衝鋒。他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對他信中的一些字實在辨認不出，還請周恩來幫忙。結果周公看了半天，也沒認出來。難怪郭沫若這樣評價柳亞子的書法：「行楷有魏晉人風味，草書則脫盡町畦，這也是獨創一格的草書，不僅前無古人，亦恐後無來者。」
父親總說，柳亞子不是政治家，是詩人，儘管他在「民革」和「民盟」都有頭銜。「民革」成立之初，大家還推舉柳亞子為祕書長。他本人的積極性也很高，寫了不少親筆信，聘請一些知名民主人士為「高等顧問」。在國共內戰時期，許多民主人士都落腳在香港，大家彼此熟悉、往來頻繁，柳亞子寫了許多詩送朋友，如喬冠華、龔澎月夜來訪，他以詩相贈；沈鈞儒和薩空了惠顧，他各贈一律；渡海訪郭鼎堂、沈雁冰兩兄，即有詩作；以及贈周新民，贈鍾敬文，贈楊之華，贈葉聖陶，贈鄧穎超，贈田漢，贈彭澤民，贈朱蘊山，贈章伯鈞……總之，柳亞子肚子裡全是詩，出口成章。興致來了，一下子能寫好幾首，有人請他寫詩，用筆蘸墨的工夫，詩句就有了。

說到柳亞子與詩，就必須提到南社。說到南社，話就長了——
一九○五年的盛夏，孫中山的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後的幾年隨即發起一系列的反清武裝起義。儘管皆以失敗告終，但「恢復中華、創立民國」的社會浪潮已不可遏制。也就在這個時刻，二十三歲的柳亞子與陳去病、高旭，三個同盟會會員一起創辦了南社。這個創作詩文的文人社團自從成立，就與同盟會聯繫密切。隨著黃興、于右任、宋教仁、陳英士、邵力子、廖仲愷、楊杏佛等同盟會骨幹分子的加入，南社宗旨於無形之中貫徹了同盟會的主張。南社成立於一九○九年舊曆十月初一，參加者十七人，另有來賓二人。令人沒想到的是，在十年之內社員擴充至千餘以上，眾多分社遍布大江南北，成為一個龐大的文藝團體。南社社員的詩、文、辭錄，共編印了厚厚的二十二集。它以文字為工具，做「轉移社會風氣，革新文學內容」的工作，寫就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光彩的一頁。
南社的人才眾多，作家林立。其中最突出、最優秀的當屬蘇曼殊。他人品清正，詩品清高，在柳亞子的朋友圈裡，蘇曼殊是絕對第一位。他只活了三十五個年頭，身世還帶著某種神祕色彩，但蘇曼殊絕非如一般人所想像，只是一個超脫塵世的詩僧。他有著熱烈的民族情懷和先進的社會思想，早年留學日本時，就從事實際的革命運動，回國後不斷發表激烈的言論。對他極為推崇的柳亞子用十餘年的時間對其身世作細緻的考查。《蘇曼殊全集》是經他之手，才有了定型本。「全集」出版後，柳亞子即投入到對其隱晦身世的探究。一個機會他獲得了蘇氏家屬的地址，他信心大增，開始積極主動地與蘇曼殊的眾多親戚和同學通信，向他們提出問題，追蹤事實，挖掘材料，經過一番辛苦，終於推翻了蘇曼殊為完全日本血統之說，其身世之謎終獲澄清。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九的十年間，凡是與蘇曼殊相關的，無論報紙、期刊、書本、信函，無論長短、性質及體裁，柳亞子一概錄入，文本後面也多有他撰寫的按語，且注明稿源或出處。他是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編寫《蘇曼殊全集》的，那時日本人占據上海，所以柳亞子都是自己執筆謄寫文稿，多達兩千五百頁，約五十萬字，實在是令人欽佩。
柳亞子的公子柳無忌（也是蘇曼殊的研究家）這樣寫道：「柳蘇的文章，非特光芒萬丈，而且他們的友誼，亦將昭垂青史。」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國近現代還有誰與誰的友誼能超過他們？
柳亞子情感激昂，脾氣暴躁，為了三言兩語，能當場吵起來。假如遇到不順眼的事，更是會拍案而起。不管你地位有多顯赫，他覺得不對，就當面反駁或痛斥。過了一會兒，感到自己的過分或有過失，便立即走到對方跟前道歉和認錯，也不管人家是否接受。事後，柳亞子常為自己的衝動情緒而苦惱。無論是口頭上、還是文字上，他總能公開承認自己是矛盾的。有些人覺得他的脾氣太壞，是個狂人。但更多的人則非常尊敬他。也正是這種倔強的個性，孕育出奇偉的人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南京珍珠橋發生流血事件：北平、天津、上海、廣州、濟南等地學生代表及當地學生三萬餘名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隊伍在珍珠橋中央日報社附近曾遭到軍方鎮壓，死三十餘人，傷百餘人，被捕百餘人。消息傳出，各地學生紛紛舉行示威活動。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四日，宋慶齡、何香凝因反對蔣介石對進步青年迫害，分別在上海《申報》發表對時局的看法 ，宋慶齡那篇題為〈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宣言，影響巨大。柳亞子讀後，寫信給朋友（姜長林）說：「整個的國民黨弄得只剩下兩個女人。中山有靈，真要痛哭了。」
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柳亞子常搞些文藝青年聚集，被稱為「文藝茶話會」，由徐仲年（吳稚暉外孫）、孫福熙、華林操持。多在南京路新亞酒店的茶室舉辦，每人一盅茶和幾碟點心，各自付錢。大家的談話內容柳亞子致陳去病信札，寄梅堂收藏。分散，屬於漫談，到會的人除了個別比較熟識，大多彼此不知底細。但年輕人的興致都很高，特別是能同柳亞子這樣的前輩詩人在一起。柳亞子的興致也極高，每次都到場，對每個人都點頭微笑。當然他的交往不止文藝青年，在他交往中還有魯迅。魯迅是在一九二八年，由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峰介紹認識的，他們飲宴於功德林。這一年的十月五日，郁達夫夫婦邀請魯迅、柳亞子等人暢飲在聚豐園，一週後（十月十二日）魯迅為柳亞子書條幅〈自嘲〉，即聞名於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七律。
一九三三年三月，何香凝的公子廖承志從事中共地下工作被捕，急得何香凝心臟病發作，服藥後睡下。這時柳亞子急匆匆趕來告訴她，當局準備把廖承志押赴南京。二人當機立斷，一同乘車至江灣吳鐵城的警備司令部。下了車，何香凝站在大門口，即大聲喊道：「罵蔣介石要算我罵的最多，為什麼不抓我卻把我兒子關起來？我要坐牢，你們把我關起來吧！」對這一段的生活，柳亞子在〈八年回憶〉中曾這樣寫道：「從七七事件擴大而為八一三事件，從局部抗戰擴大而為全面抗戰，中國的局面是明朗化了，而我的心境還是黯淡陰沉，沒有在抗戰初期替國家民族盡過一點流血流汗的責任。這一件事情，現在想起來，我還是很覺得非常的難過呢。」他還寫道：「經過西安事變和救國會七君子被捕的事件，心上冷冷熱熱，總覺得自己沒有投身大時代，只做了一個旁觀者。」
到了上海淪陷的時候，很多朋友都走了，柳亞子很難過。他說：「許多人要走，也有許多人勸我走。但我一身是病，四海無家，走到哪兒去呢？廖夫人（何香凝）和仙霏（其女廖夢醒）都預備去香港，勸我同去，不過我覺得經濟毫無辦法，難道到香港去做外國告花子不成？於是只好毅然謝絕了她們的好意，而孤單地留下來。她們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走的，我因為不便到船碼頭去送行，前一天我和佩宜（即柳夫人）同到她們寄寓的地方，握手告別，仙霏忽然失聲痛哭起來，廖夫人也熱淚盈眶，我們只好掉頭不顧而去。還到家裡，當然又是一夜不能入夢了。」後來，他把這一段難熬的日子，叫「活埋生活」。
柳亞子是在一九四○年年底到達香港的，後全家移居九龍柯士甸道一○七號二樓，柳亞子把這個寓所命名為「羿樓」，借古代神話「后羿射日」的典故，以表自己抗日的決心。他在九龍既見到何香凝、彭澤民、許地山、葉恭綽等老友，又結識了范長江、夏衍、胡風、胡喬木、楊剛、袁水拍等新朋，心情自然不錯。那時，各黨各派也都以香港為海外據點開展活動，其中一項重要活動內容就是辦報，辦期刊雜誌。范長江辦《華商報》，胡仲持任總編輯，廖沫沙任總經理；梁漱溟主持《光明報》，俞頌華任總編輯，薩空了任總經理；茅盾主持《筆談》；鄒韜奮辦《大眾生活》；端木蕻良主持《時代文學》。有趣的是他們都瞄準了柳亞子，紛紛登門約稿，新作舊詩皆可，一時間「羿樓」熱鬧得很。
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適逢孫中山誕辰。他家的客人不斷，茅盾、夏衍、胡喬木、胡繩、于伶都去登門拜訪。柳亞子特別高興，當即寫詩——

入座朋簪笑語嘩，天龍八部禮天花。
捫心歷歷百年史，款客匆匆一盞茶。
各有肺肝期報國，相鄰吳越半無家。
萍蹤難得成高會，明鏡明朝鬢不華。

那一代人交往廣泛，真可謂朋友遍天下。我記得父親每天從早到晚，客人不斷；寫字檯堆滿了信函。父親幾乎無暇回覆，常常讓祕書代勞。柳亞子則不同。不管什麼人，也不管認不認識，只要是寫給他的，一定親自回覆且盡量不耽擱，更不會置之不理。很多事情，只要柳亞子能做就自己做，不去求人。遇到有人求他幫忙，他總是願意相助，只要自己有能力辦到，馬上就辦。有一次，一個陌生青年來訪，求他寫一封謀職的介紹信，他聽了對方敘述目前生活的艱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馬上回到書房寫了給某人的介紹信，又道：「信是寫了，你拿去試試看，有沒有結果，那就不得而知。信裡面還有一點小意思，是幫助你解決目前困難的。」那青年激動得眼淚汪汪，連連鞠躬。
特別讓我感動的是柳亞子對蕭紅的關切。一九四○年初，身患肺病的蕭紅到了香港。因為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和柳亞子的女兒柳無垢是清華同學，兩家人便熟悉起來。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蕭紅病情加劇。端木蕻良雖然著急，但一籌莫展。柳亞子得知，馬上介紹香港名醫李國基、黃大衛二人親自上門看病。肺病，現在算不得什麼，但在當時是不治之症。誰得了它，誰就死定了，這主要是因為沒有特效藥。醫生只好建議蕭紅到瑪麗醫院住院療養，於是，柳亞子又趕忙聯繫這家香港最好的醫院，很快住了進去。這對於舉目無親的蕭紅是多麼地及時啊！那時有一種APT治療法，就是打空氣針，讓肺部充氣，進行氣胸治療。北京的協和醫院也採用這種方法。但蕭紅按這個方法治療後，感到極為不適，要求停止，並和柳亞子商量。柳亞子細想，恐怕只能順從她的意思，隨即停止。這樣一來，對蕭紅的治療就只有睡在陽臺，呼吸新鮮空氣了，這在海外叫「天然療法」。即使是睡在陽臺的天然療法，蕭紅也感到不適，看來只有回家。柳亞子深知：所謂回家，就是等死。蕭紅回到家裡，對柳亞子唯一的方便之處，就是可以隨時探望。而每次探望，都令蕭紅感動。
後來，端木在一篇懷念柳亞子的文章裡，這樣寫道：「在柳先生身上，我們發現師道和友情萃於一身。在一位純真的老者身上，滋潤著熱情的靈苗。柳先生平生飽經憂患，但他總給別人以鼓舞和信心。」
蕭紅病逝，葬於香港。一次，柳亞子與翦伯贊等同去淺水灣，覓蕭紅墓地而不獲，遂悵然有感，寫道——

淺水灣頭吊落紅，
餘生無分更相從。
最憐句好詩成讖，
難忘愁多病轉慵……

柳亞子對自己的評價充滿自信。還是在參加「南社」的時候，就是「一社之長」兼「詩壇盟主」。功底深厚，文思敏捷，或許詩越作越多，自我感覺就越好。抗戰末期，他就講過這樣的話：「辛亥革命總算成功了，但詩界革命是失敗的。」、「國民黨的詩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潤之一枝筆確是開天闢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勞國事，早把勞什子置諸腦後了。這樣，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當仁不讓呢！」這話你聽著覺得過分嗎？我不覺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