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第118輯（簡體書）

如何促進公共利益
讓·梯若爾（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文將討論如何促進公共利益，自然地，這需要從公共利益的定義開始：我們需要知道公共利益是什麼，以及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然後，我將繼續討論如何實現公共利益的問題：是通過市場和合同、規制還是民間社會？由此還會涉及社會責任的概念、ESG（環境、社會與治理）標準和隨之而來的困難。
公共利益
第一個問題：公共利益是什麼？在許多情況下，經濟主體（消費者、公司、政府和國家）的利益與社會普遍利益背道而馳。例如，作為消費者，我們可能產生了太多污染、駕駛速度太快、拒絕接種疫苗或者服用過量的抗生素。金融機構為增加短期利潤，可能承擔太多的風險，從而危及員工的工作崗位、投資者的儲蓄，還可能危及公共財政（如果用納稅人的錢救助銀行）。公司可能濫用壟斷地位，可能對自己的產品進行虛假宣傳。政府可能過度舉債，對不平等過度容忍，因放鬆審慎監管而造成金融危機，或者剝奪公民的自由。政府可能遵從“本國至上”的口號，把國家利益置於整個世界的利益之上：我們在全球變暖、貿易戰、財政競爭和軍事擴張的例子中都看到了此類情形。
所有這些例子的共同特徵是什麼？那就是個體利益高於普遍利益。經濟學對公共利益的理想是將參與者的利益與普遍利益結合起來，為此有兩個工具。第一個工具是說服：我們可以鼓勵公民實施善行，鼓勵公司承擔社會責任。這種“基於社會規範的干預措施”試圖提升對自利後果的認識。但是，通過說服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全球變暖問題的討論已經開展了近30年（自1992年裡約熱內盧峰會以來），然而目前在對抗氣候變化方面仍幾乎沒有什麼進展。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依然被大量使用，而我們現在已沒有退路。因此，我們不僅僅要說服，還需要激勵，從而使我們的普遍利益與個體利益達成一致。
那麼，什麼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可以通過一個思想實驗來定義。在過去幾百年裡，哲學家對這類實驗有過大量討論，並稱之為“無知之幕”。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思想實驗。想象一下，你還沒有出生，而且不知道自己會是男性還是女性、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是出生在富裕家庭還是貧窮家庭、是法國人還是中國人。你也不知道自己會得到什麼樣的教育、會遺傳到什麼樣的基因、是否會患上癌症等。此時，問你自己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在不知道自己將在社會中處於什麼位置的情況下，我想要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給出公共利益的定義。現在，為了做這個思想實驗，你必須略做思考，因為我們都處於社會中的某個位置上，我們不再處於無知之幕背後，而以不同的化身來想象自己是非常困難的。
這裡要提示大家：通過以上過程設計出來的世界不應該是虛幻之地，因為激勵在其中關係重大。不論我們是政府官員、研究人員、失業者還是企業家，我們都面臨著自己的激勵，而且關心自身的利益：我們的收入、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社會形象等。我們願意做出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只要這不會與我們的自身利益過分衝突。我們要維護自身利益，所以就需要激勵。還記得蘇聯和“新人類”的神話嗎？蘇聯倡導的新人類會無私地致力於公共利益。當然這一嘗試失敗了，因為該體系的設計者忘記了激勵，最終導致了經濟、環境、文化與公民自由等各方面的巨大失敗。
我們還可以從無知之幕的概念中收獲其他許多啟示。例如，經濟效率。之所以需要經濟效率，是因為我們都想要幸福安康，而且我們想要為良好的全民教育和全民醫療體系等公共品提供資金。因此，我們需要一個以效率為導向的法律框架。我們也需要打擊濫用支配地位的大公司，需要監管銀行以保護存款人，等等。
我們還需要一系列的保險機制。在無知之幕背後，我們可能出生在一個貧窮或者富裕家庭，但不論是哪一種家庭，我們都應該能接受同樣的教育，社會應當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平等是公共利益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很不幸，這在幾乎每個國家都是缺乏的。我們想要全民醫療保險，因為我們可能天生身體好或者不好。我們需要糾正其他不平等，如性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此外我們還需要更廣泛的保護以防止生活中的不幸。
最後，我們需要社會規制，以促進寬容。因為在無知之幕背後，人們不知道自己會信奉哪個宗教（或者不信教），會接受哪種政治觀點。同樣，我們想要人們不會因種族、性取向等受到歧視。
政府是市場失靈的修復者。但是，倘若政府也失靈了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將我們引向了社會責任的概念。
社會責任
為討論社會責任，我們從“股東價值怪象”開始。世界上大多數公司都是由股東負責經營（在公司陷入困境並且被債權人控制時，可能由債權人負責經營）。總體而言，擁有公司的是投資人；他們占據董事席位，負責挑選CEO（首席執行官）等。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公司，如非營利企業和個人企業等。但總體而言，主要的公司形式是股東擁有的公司。
讓投資者控制公司的理由是投資者希望獲得投資回報：如果不確定是否會在投資上獲得令自己滿意的回報，他們就不會投資。而獲得回報的一個方法是保持對管理層的控制。但與此同時，利益相關者，即與公司有利益關係的其他人（員工、供應商和客戶、工廠所在的社區、產生污染時的受害者等）也會受到公司決策的影響，也就是受到經濟學家所說的“決策外部性”的影響。
這裡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由股東擁有的公司？米爾頓·弗裡德曼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評論，“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Friedman，1970）。但這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應對外部性。實際上則存在兩種可能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源於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各方（公司和利益相關者）應當訂立合同，將利益相關者與管理決策隔離開來。例如，員工和債權人可以獲得名義上的固定索取權。員工獲得固定工資以及解雇時的遣散費。對於債權人而言，通常是指固定債權，以及某些抵押物或者企業破產時的優先償付排序。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另一種方法是，在他們對公司不滿意時，有退出選項。例如對員工而言，可能采取通用培訓和靈活勞動力市場的形式，使他們更容易尋找其他工作。
但合同能實現的只有這麼多。合同是非常不完備的。還存在集體行動問題。例如，全世界有70億人在影響氣候變化。我們不可能都參與訂立合同。同樣，諸如競爭政策、食品安全、隱私等大多數公共政策也是如此；我們需要采取一些集體行動。而且，科斯的邏輯還存在其他失效的情況。例如，有人可能想建立一個令人討厭的實體，以便通過討價還價獲得租金（我可能計劃在你家附近開一個夜店，強迫你給我錢，以免除夜店的噪聲污染）。通過訂立合同保護利益相關者免受決策負外部性影響的方法確實被廣泛使用，但它也表現出了嚴重的不足。
在合同失靈後，可能需要政府的介入。自亞當·斯密以來，這個願景在西方已經存在了至少兩個半世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駕馭著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並且實現有效率的結果。與此同時，政府需要做兩件事：第一件是糾正市場失靈，例如當存在污染（外部性的一種形式）時，可以通過碳稅這樣的環境稅來糾正。另外還存在“內部性”的情形，即人們的行為並不支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他們可能會過度使用藥品；或者沒有足夠的儲蓄，因為他們缺乏耐心或衝動。另一種市場失靈是信息不對稱。這是我們需要消費者保護和投資者保護等措施的原因。此外，不平等也是一種類型的市場失靈：在無知之幕背後，市場沒有理由提供均等的機會，或者提供收入和財富的適當分配。這是庇古（Pigou，1920）研究的領域。其重點是，僅靠合同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規制。
作為個人（員工、消費者或投資者）或者作為公司，為什麼我們會有社會責任？在某種意義上，那是因為存在雙重失靈，即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政府可能因為多種原因而失靈：可能是由於被遊說者和其他利益集團俘獲，可能是統治者追求個人權力，可能是政府迎合對經濟運行持有偏見和誤解的選民或國民，可能是由於司法轄區的屬地限制等（例如，可能在你自己的國家沒有童工或者強迫勞動，但另一個國家有此類現象）。最後，人們無法通過規制來約束生活的所有方面；對於非常輕微的行為不端和人際關係處理，社會規範經常可以更好地代替規制發揮作用。
由於政府也會失靈，所以我們需要一些社會責任。由此我將介紹關於企業社會責任（CSR）的三種觀點，這些是我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蘭·貝納布（Roland Bénabou）合作的研究成果。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我稱之為雙贏，通過把事情做好來把企業做好（doing well by doing good）。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你或許會覺得好笑，因為你在想：誰會瘋狂到在做壞事的同時還想賠錢呢？這聽起來很奇怪，對吧？但我對雙贏論點有著更好的解讀。該解讀與短期盈利能力和長期盈利能力有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一些銀行承擔了過度風險，以犧牲長期盈利能力為代價增加短期回報；在將公司的短期利益凌駕於長期利益之上的同時，它們也在危害儲蓄者和納稅人的福利（由於隨之而來的政府救助），以及員工的工作崗位。類似地，一家公司可能對其損益表和資產負債表做虛假披露，因為管理人員想兌現短期獎勵，想出名，或者單純地想要保住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行動既違背了公司的長期利益，也違背了廣泛的社會利益。
以這個觀點看，企業社會責任等同於實現跨期利潤最大化的長期視角。而且如上所言，這裡與公共利益是相關的，因為這樣做既保護了像員工或環境這樣的第三方，也保護了股東。言下之意是，作為投資者我們應該干預，迫使公司和管理人員采取長遠的眼光。這樣做正是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特別是經濟學家主張的長期利潤最大化，而非短期利潤最大化。
第二種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是我所說的“委托慈善”事業。企業成為公民價值觀表達的渠道。例如，作為消費者，對來自公平貿易的咖啡（在貧窮國家生產咖啡的工人會獲得比市場水平略高一點的工資），我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作為投資者，如果我投資一家乾淨的或者講道德的公司，我願意獲得略低一些的回報。許多勞動者在為非政府組織工作時，願意少拿一些工資。這樣的公司實際上在代表消費者做慈善事業，並將額外成本轉嫁到價格上。星巴克購買來自公平貿易的咖啡，但是，它出售的咖啡將收取更高的價格，這又是追求利潤最大化。
第三種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可行觀點是真正的慈善行動，公司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而耗費資金。當然有人對此表示反對，而且政治光譜的左翼和右翼都有反對意見。政治光譜右翼的米爾頓·弗裡德曼就非常反對這種做法。他認為，管理人員應該花費自己的錢做慈善事業，而沒有權利花不屬於自己的錢，他們當然可以做慈善，但只能自掏腰包。位於政治光譜左側的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則認為，受補貼的慈善事業和公共政策是政府的特權，而不應該屬於私人公司。
最後，我再談一談與信息有關的三個挑戰。實際上，設計完善的ESG標準是很難的。第一個困難是人們必須沿整個供應鏈收集數據。例如我想知道自己正在采購的這家公司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於是我必須查看整個供應鏈的情況，以計算在產品生產、運輸和銷售過程中的污染量，然後還涉及數據加總的問題。回到星巴克的例子，星巴克購買的是來自公平貿易的咖啡，但與此同時，它做了稅收優化操作（例如在歐洲納稅不多）。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好壞參半的情形呢？對於實現公共利益，哪些才是最重要的？人們應該賦予污染行動和不公平勞工待遇多大的權重？
之後還有複雜的價值評估。我們如何知道某一行為真的對社會有益？以溫室氣體為例，作為投資者，我可以投資一家開展綠色項目的公司。但是，該項目可能總是會啟動：它可能之前已經存在；或者可能得到政府的大量補貼，因而不管怎樣，都將繼續存在。此時如果我投資它，並不會改變任何東西，只會使項目的所有人變得更加富有。
所以，原則上這種項目應該是新增性質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我的資助，它就不會啟動。但這很難知道。我們應該避免不勞而獲，更一般地說，我們需要共同思考什麼是對社會承擔責任。我們應當關心帶來的效果，而不是自己的立場；我們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而不僅僅假裝自己重視環保。
在此，讓我以幾點評論結束本文。我們仍然面臨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的挑戰。當然，我們也有機會，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都是了不起的機會。未來我們會變得富有得多，也健康得多。但與此同時，我們還面臨著新冠疫情之前未解決的所有社會挑戰：全球變暖、勞工前景、多邊主義（這非常重要，如果各國停止合作，我們將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不平等、規制、隱私等。人們經常在問：新冠疫情會成為變革的催化劑，還是放大我們既有缺陷的回音室？可能我們已愈加意識到，世界是脆弱的。近期的氣候會談和其他進展表明，我們依然不能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不論上述問題的答案是什麼，解密的關鍵都是公共利益：如果身處無知之幕背後，我們會希望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