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第2版)（簡體書）

文藝復興在人類文化史上一直保有不朽的地位。這一時期的杰出之士，從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到但丁和蒙田，無不創作出了驚才絕艷的作品。這一“文化奇跡”究竟如何興起，又如何走向消亡？在本書中，文化史名家彼得·伯克憑借其淵博的學識和優美的文筆，對文藝復興做了精彩介紹。他有力地挑戰了布克哈特等人的傳統觀點，即文藝復興主要發生在義大利，是自覺發生的，並且與所謂“黑暗中世紀”截然斷裂。相反，他強調了中世紀傳統的“延續”，強調了古典形式和價值對義大利及歐洲其他地區新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創造性適應過程。

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年出生，英國知名歷史學家，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現為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伊曼紐爾學院研究員。主要研究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尤以文藝復興研究見稱。他的著述頗豐，代表作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和社會》《歷史學與社會理論》《製造路易十四》《什麼是文化史》等。
張宏，山東滕州人，四川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學士，重慶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2017—2018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古典系訪問學者，現任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英語教學及西方古典學。主編及參編英語教材多部，如《希臘文明初探》（英文）。

（1）大家小書，新文化史名家彼得·伯克講述14—17世紀的文藝復興簡史，已有10多個語言版本。

（2）博采近年學界成果，有力挑戰布克哈特等人傳統觀點，伯克將文藝復興視作一場運動，而非一個孤立突發的歷史事件，或開啟現代性的歷史轉折時期。

（3）囊括多種文化和藝術分支，如建築、繪畫、雕塑、詩歌、思想等，全景勾勒文藝復興運動的起源、傳播與分裂。

（4）以長時段為考察背景，指出文藝復興不只是復興古典與自我革新，還強調其與中世紀的延續性。

（5）突破以義大利為中心的單向影響敘事路徑，同樣關注歐洲其他地區對義大利文化的消化、吸收、改造和拒斥。

（6）再版採用新譯本，行文流暢典雅。書末推薦書目精選百余種重要著作，方便讀者進階閱讀。

荷蘭歷史學家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寫道：“一聽到‘文藝復興’這個詞，迷戀昔日之美的夢想家，眼前便一片流光溢彩。”［11］更準確地說，在他（或她）的心目中，閃現著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維納斯的誕生》（Birth of Venus）、米開朗琪羅的《大衛》（David）、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蒙娜麗莎》（Mona Lisa）、伊拉斯謨（Erasmus）、盧瓦爾（Loire）城堡、《仙後》（The Faerie Queene），所有這些匯聚為一幅承載著創意與文化的黃金時代畫卷。

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大寫字母“R”開頭——的這般形象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葉的法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他對此持擁護態度）、批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和建築家A. W. 普金（A. W. Pugin）（他們二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和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這兩位的看法較為模棱兩可），而最重要的是瑞士學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5］。在其名作《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裡，布克哈特以兩大概念給這段時期定下基調：“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現代性”（modernity）。“在中世紀時，”布克哈特認為，“人類意識……還籠罩在共同的紗幕之下，半夢半醒……人對自我的意識，僅限於種族、民族、宗派、家族或社團中的一員——只是借助某些一般性的範疇，來進行自我歸類。”然而，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這一紗幕便率先消融了……人成了精神上的個體，並自我確認如此”［1：第2部分］。文藝復興意味著現代性。布克哈特在書中宣稱，義大利是“現代歐洲眾子中的長子”。而14世紀詩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英語裡稱作“Petrarch”）是“首批的真正現代人之一”。藝術與思想的偉大復興始於義大利，隨後這些新觀念與新藝術形式傳播到了歐洲的其他地區。

文藝復興這一觀念是一種神話（myth）。當然，“神話”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術語，我特意用在這裡，涉及兩種不同的含義。當談及種種“神話”時，專業歷史學家通常是指他們明確發現有錯或至少有誤導性的表述。以布克哈特對文藝復興的描述為例，歷史學家反對的是布氏將文藝復興時期與中世紀、義大利與歐洲其他國家置於戲劇性的對照。他們認為，這些對照有所夸大，忽視了中世紀時期的諸多創新之舉、傳統觀念存續到16世紀甚至更晚的事實，以及義大利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尼德蘭）繪畫與音樂的興趣。

“神話”的第二種含義偏文學性［14］。一個神話是一個富含象徵意味的故事，講述一些更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更陰暗，或更高貴），是一個有寓意的故事，尤其是一個講述過去的故事，為現在某些事物的存在提供解釋或合理性證明。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也屬於這一意義上的神話。他所講故事中的人物，不論是英雄般的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和米開朗琪羅，還是反派似的博爾吉亞家族（the Borgias），都頗具傳奇色彩。此種類型的故事，一方面為現代世界提供解釋，而另一方面又為其提供了辯護。它是一種富含象徵意味的故事，因為它以覺醒和重生的暗喻來描述文化的變遷。這些暗喻不是單純的裝飾，而是布克哈特用以解讀文藝復興的根本要素。

這些暗喻在布克哈特的時代並不新鮮。自14世紀中葉以來，越來越多的義大利及其他地區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開始使用復興（renewal）意象來記述他們生活在一個新時代的感受，在經歷了他們所謂的“黑暗時代”（dark ages）之後而重新步入光明（re-emergence）的時代，一個再生（regeneration）、革新（renovation）、回歸（restoration）、懷古（recall）、重生（rebirth）或再度覺醒（reawakening）的時代［12：第1章］。

在他們的時代，這些暗喻也並不新鮮。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在《牧歌》（Eclogue）第四篇中描繪了一幅回歸黃金時代的生動圖景，重生概念也在《約翰福音》（Gospel of St. John）中有清晰的表述：“人只有在水與聖靈之中重生，方能進入上帝之疆。”在我們關注的1300—1600年這段時期使用此類暗喻，若說有什麼獨特之處，那就是它們被用於學術或藝術運動中，而非政治或宗教運動中。比如，在15世紀30年代，萊奧納爾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曾這樣描述彼特拉克，一個“如此優雅和天才的人，以至於他可以辨認出那早已遺失的古樸典雅的風尚，並令其重返光明”。伊拉斯謨對教宗利奧十世（Leo X）說，由於知識與虔誠的復蘇，“我們的時代……有希望成為一個黃金時代”；而喬爾喬·瓦薩裡（Giorgio Vasari）則圍繞藝術復興（a renewal of the arts）這一概念，把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師有條不紊地安排進他的《藝苑名人傳》（Lives of the Artists），並劃分為三大階段，以喬托（Giotto）時代為起點，以達·芬奇、拉斐爾，特別是瓦薩裡自己的老師米開朗琪羅為峰頂［20］。

和所有的自我形象一樣，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和藝術家的自我形象既有啟發性又有誤導性。如同子輩抗拒父輩一代，這些文藝復興人也屢屢抨擊“中世紀”，但他們從這個時代繼承的東西，遠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要多。一旦他們高估了自己與那剛過去的中世紀之間的距離，他們也就低估了自己與更遙遠過去之間的距離。那更遙遠的過去，恰恰是他們推崇備至的古典時代。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描述的自我重生是一個神話，是一種關於過去的誤導性表述，是一場夢，是願望的滿足，是那關於永世輪回的遠古神話的重演（re-enactment）或再現（re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