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三版)

一代國學大師、史學權威──錢穆
經典著作全新改版

本書乃錢穆先生以當時新學術門類探討中國學術傳統之作
詳述中西學術思想史之異同
引導我們從中國學術舊傳統出發
進而迎合時代新潮流

中國重和合會通，西方重分別獨立，一切人生及學術，無不皆然。遠自《漢書‧藝文志》，下及清代《四庫全書》，讀其目錄，中國學術舊傳統大體可知。近代國人一慕西化，大學分院分系，乃及社會學人論學，門類風格，煥然一新。即如宗教、科學、哲學諸名稱，皆譯自西方，為中國所本無。既無此名詞，亦無此觀念，又何能成此學術？今國人乃以新觀念評舊學術，遂見其無一而當。
本書即就近代國人所承認之學術新門類及其新觀念，還就舊傳統，指出其本屬相通及互有得失處。既具體條舉諸例，並諸條加以詳細發揮。使讀此書者，一則可以明瞭中西雙方學術思想史之本有相異處，再則可以由學術舊傳統，迎合時代新潮流，而創開一新學術之門戶，以待後人之繼續邁進。

【本書特色】
1.錢穆先生以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等十二種新門類，闡述中西新舊學術思想之異同。
2.面對西學東漸的趨勢，錢穆先生認為今日之西學與中國學術，有可會通之處，希冀能藉由本書喚起國人對中國學術之重視。

錢穆（1895～1990年）

錢穆作品精萃序
錢穆先生身處中國近代的動盪時局，於西風東漸之際，毅然承擔起宣揚中華文化的重任，冀望喚醒民族之靈魂。他以史為軸，廣涉群經子學，開闢以史入經的嶄新思路，其學術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展現出中華傳統文化的輝煌與不朽，並撐起了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的一方天地，成就斐然。
三民書局與先生以書結緣，不遺餘力地保存先生珍貴的學術思想，希冀能為傳揚先生著作，以及承續傳統文化略盡綿薄。
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迄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多年間，三民書局總共出版了錢穆先生長達六十餘年（一九二三～一九八九）之經典著作—三十九種四十冊。茲序列書目及本局初版日期如下：
中國文化叢談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中國史學名著 （一九七三年二月）
文化與教育 （一九七六年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一九七六年六月）
國史新論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一九七六年八月）
中國歷史精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一九七七年二月）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一九七七年五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一九七七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一九七八年一月）
黃帝 （一九七八年四月）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一九七八年七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一九七九年七月）
歷史與文化論叢 （一九七九年八月）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一九八○年三月）
湖上閒思錄 （一九八○年九月）
人生十論 （一九八二年七月）
古史地理論叢 （一九八二年七月）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一九八三年一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中國文學論叢 （一九八三年十月）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秦漢史 （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華文化十二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莊子纂箋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朱子學提綱 （一九八六年一月）
先秦諸子繫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
孔子傳 （一九八七年七月）
晚學盲言（上）（下）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一九八八年一月）
論語新解 （一九八八年四月）
中國史學發微 （一九八九年三月）
新亞遺鐸 （一九八九年九月）
民族與文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一九九○年一月）
莊老通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二○二二年，三民書局將先生上述作品全數改版完成，搭配極具整體感，質樸素雅、簡潔大方的書封設計，期能以全新面貌，帶領讀者認識國學大家的學術風範、思想精髓。
謹以此篇略記出版錢穆先生作品緣由與梗概，是為序。

三民書局
謹識
東大圖書

序
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
晚清之末，中國有兩大學人，一康有為，一章炳麟。其時已西化東漸，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內，未出國門一步。故其學皆承舊傳統。康氏主今文經學，章氏則主古文經學。而世風已變，兩人雖同治經學，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皆欲旁通釋氏以為變。康氏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並自號長素，其意已欲凌駕孔子。其為《大同書》，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大同」一語為號召，但其書內容多採釋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實際政治，謀求變法維新，故其宏揚釋氏者並不顯。章氏以為文排滿下獄，在獄中讀釋氏書，即一意尊釋，而排滿之意則無變。自號太炎，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顯有凌駕顧氏之意。此下著書，皆崇釋抑儒，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如其著《國故論衡》，一切中國舊傳統只以「國故」二字括淨。「論衡」則僅主批評，不加闡申。故曰：「中國有一王充，乃可無恥。」其鄙斥傳統之意，則更昭之矣。惟其書文字艱抝，故其風亦不揚。
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眾，然皆務專門，尠通學。惟黃侃一人，最為章氏門人所敬，則以其猶守通學舊軌。康氏門人少，惟梁啟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氏。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為《國風報》。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其識卓矣。後為《歐洲戰役史論》，敘述當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來源，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如任公，實當為一史學巨擘。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為學，遂亦未臻於大成。
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為《歐遊心影錄》一書。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為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大不同。惜任公為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即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
與梁任公同在北平講學者有王國維靜安。先治西學，提倡《紅樓夢》。新文學運動受其影響甚大。然靜安終以專治國故，名震一世。當時競治殷墟龜甲文，而國維教學者，應先通許氏《說文》為基礎。可謂當矣。惜靜安亦不壽，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適之早年遊學美國，歸而任教於北京大學，時任公、靜安亦同在北平。適之以後生晚學，新歸國，即克與任公、靜安鼎足並峙。抑且其名乃漸超任公、靜安而上之。蓋自道咸以來，內憂外患，紛起迭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群盼西化，能資拯救。任公以舊學加入新思想，雖承其師康氏，而所學實有變。適之則逕依西學來講國故，大體則有採於太炎之《國故論衡》。惟適之不尊釋。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譏評國故，則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獨靜安於時局政事遠離，而曾為宣統師，乃至以留辮投湖自盡。故三人中，適之乃獨為一時想望所歸。而新文化運動乃竟掩脅塵囂，無與抗衡。風氣之變，亦誠有難言者。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適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誰不願踴躍以赴。其門弟子顧頡剛，承康氏「託古改制」義，唱為疑古，著《古史辨》一書，尤不脛而走，馳譽海內外，與適之齊名。同時有馮友蘭芝生，繼適之《中國哲學史》首冊之後，續為《中國哲學史》一書，書中多採任公諸人批駁胡氏意，其書亦與適之書同負盛名。對日抗戰時，余與芝生同在湘之南嶽，以新撰《新理學》手稿示余，囑參加意見。余告以君書批評朱子，不當專限「理氣」一問題，朱子論「心性」，亦當注意。又其論「鬼神」，與西方宗教科學均有關，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並告余，朱子論心性，無甚深意，故不再及。並在西南聯大作講演，謂彼治哲學，乃為神學；余治史學，則為鬼學。專家學者，率置其專學以外於不論，否則必加輕鄙，惟重己學有如此。於是文學、史學、哲學，及考古發掘龜甲文等各項專門之學，一時風起雲湧，實可謂皆自新文化運動啟之。
但適之提倡新文化運動，其意不在提倡專門，凡屬中國舊學，逐一加以批評，無一人一書足資敬佩。亦曾提倡崔東壁，然亦僅撰文半篇，未遑詳闡。適之晚年在臺灣出席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哲學會議，會中請中、日、印三國學人各介紹其本國之哲學。日、印兩國出席人，皆分別介紹。獨適之宣講杜威哲學，於中國方面一字不提。則適之所主持之新文化運動，實為批評中國舊文化，為新文化運動作準備。當時有唱「全盤西化」之說者，而適之僅提倡「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兩項，於宗教則避而不談，又主哲學關門。適之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語。其所假設者，似僅為打倒孔家店，中國舊文化要不得。一意廣泛批評，即其小心求證矣。至「民主」、「科學」兩項，究當作何具體之開創與設施，則初未之及。亦別有人較適之更作大膽假設者，如線裝書扔毛廁、廢止漢字、改為羅馬字拼音等。又如陳獨秀之主張共產主義。適之對此諸端，則並無明白之反對。要之，重在除舊，至於如何布新，則實未深及。
不幸而日本東侵，又繼之毛政權上臺，政府播遷來臺，而一切情勢皆大變。在大陸，已無學術可言。臺灣惟科學、民主兩項仍在提倡。而中國舊文化、舊傳統、舊學術，則已掃地而盡。治學則務為專家，惟求西化。中國古書，僅以新式眼光偶作參考繙閱之用，再不求融通體會，亦無再批評之必要。則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亦可謂已告一段落。
繼此當有一大問題出現。試問此五千年摶成之一中華大民族，此下當何由而維繫於不壞？若謂民族當由國家來維繫，此國家則又從何而建立？若謂此一國家不建立於民族精神，而惟建立於民主自由。所謂民，則僅是一國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無民族精神可言，則試問西方國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問題宜當先究。
又所謂分門別類之專家學，是否當盡棄五千年來民族傳統之一切學問於不顧？如有人謂，非先通康德，即無以知朱子。但朱子之為學途徑與其主要理想，又何嘗從先知康德來？必先西方，乃有中國，全盤西化已成時代之風氣，其他則尚何言。
早於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說之前，已有人主張不通西洋史即無以治中國史。於是「帝王專制」與「封建社會」之兩語，乃成為中國史之主要綱領。又如謂非取法西方文學，即無以建立中國之新文學。於是男女戀愛、武力打鬥，乃為現代中國新文學必所共有之兩項目。以此而言，一切學術，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有西方，無中國，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余曾著《中國學術通義》一書，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今繼前書續撰此編，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比較異同，乃可批評得失。否則惟分新舊，惟分中西，惟中為舊，惟西為新，惟破舊趨新之當務，則竊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
此編姑分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為十二目。其名稱或中國所舊有，或傳譯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窺於舊籍者，以見中西新舊有其異，亦有其同，仍可會通求之。區區之意，則待國人賢達之衡定。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冬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時年八十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