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煉金術：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民族主義是最偉大的『煉金術士』，
將殖民帝國統治下如同『廢金屬』的各殖民地族群，
重新轉化為如同『黃金』的民族國家。」──安東尼．瑞德

東南亞史研究權威、亞洲版的布勞岱爾
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傑出貢獻獎得主、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繼博客來年度選書《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後又一力作

★★全球唯一中譯本、獨家收錄台灣版新序言★★
★★深度剖析二十世紀東南亞民族認同的多元及獨特性★★

＝＝＝＝＝＝＝＝＝＝

印尼人／馬來人／亞齊人／巴塔克人／卡達山人……政治認同有什麼不一樣？
在一九四五年戰後的東南亞，催生新民族國家是民族主義的使命，
但這裡的民族主義又為何產生許多不被國家綁架的人？

東南亞對華人的仇恨與歧視，為何與民族主義浪潮的興起有關？
身為東南亞「局外人」的華人，正因大多富有、掌握經濟管理權，
導致他們備受敵視，甚至遭到一連串「排華運動」的迫害……

連「想像的共同體」都無法完全解釋，
要了解東南亞民族主義異於歐洲民族主義的特質，
就得先了解什麼是「東南亞獨特認同」！

＝＝＝＝＝＝＝＝＝＝

★要理解現代東南亞國家的多元性，關鍵就在於民族主義！

來自歐洲的民族主義，如何結合東南亞傳統的族裔文化，在二十世紀建立各式各樣的民族國家？承接殖民帝國疆域的大型民族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為何又存在著各種擁有獨特身分認同的其他民族？民族主義煉就的現代東南亞民族認同，到底有什麼獨特性？

對於這個難題，作為東南亞研究權威的安東尼．瑞德在本書中提出了深具原創性的分析。瑞德整合包括「想像的共同體」等各式民族主義理論，結合歷史學及人類學視野的實證研究，進而提出不同於以往研究的獨到觀察──

★東南亞民族認同的獨特性，在於自身歷史傳統與外來殖民帝國結構融合而成的「族裔民族主義」！

在經典著作《東南亞史》一書中，瑞德提出了古代東南亞社會具有語言多樣性、弱國家性、重視貿易等特質，而在本書中，他認為這些古代特質更體現為「厭惡國家」的文化型態：東南亞厭惡官僚體系及法律制度，重視親屬關係與宗教儀式，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在於族裔血緣而非國家權力。

東南亞重視族裔的傳統，沒有因為歐洲殖民統治及現代化而消失，反而隨著殖民帝國建立的統治結構、工業基礎、以及訴求「同質性」的教育系統，最終結合「反殖民帝國」的「國恥恨」激烈情緒，成為建立自我意識與民族認同、推翻殖民統治的動力來源。作者指出，「在政治認同的塑造過程中，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比文獻記載中的更加重要。」

★「族裔民族主義」展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數族群上，進而形成各具特色的自我認同，也就是「不被國家綁架的人」！

本書回顧東南亞從殖民時期到當代的民族主義發展史，並且透過華人、馬來人、亞齊人、巴塔克人與卡達山人等案例，進一步說明。作者最終指出，東南亞自古以來的文化多樣性及重視族裔的歷史傳統，既是推動當地民族認同形成的根本力量，也是不同於歐洲或東亞地區民族主義的根本原因。

其中，華人的「族裔傳統」來自中國本土的文化認同，因此在東南亞始終被稱為「局外人」而與當地格格不入。本書對於東南亞的華人，包括菲律賓華人、馬來半島的峇峇華人、印尼華人身分認同的共通點及歧異性、他們在各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為何東南亞會形成類似歐洲「反猶運動」的排華風氣，都有著獨到而深入的分析。

＝＝＝＝＝＝＝＝＝＝

★透過「族裔民族主義」的理論視野，以下介紹東南亞民族形成的各種具體案例：

這些案例除了馬來人以外，都是東南亞的少數族群。他們都憑藉著自身宗教或文化等歷史久遠的「族裔傳統」，而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發展出高度的身分認同。雖然這些少數族群未能建立如馬來西亞、印尼完全獨立的主權民族國家，但直到今天始終保持著鮮明的民族意識。

▌十六世紀，荷蘭旅行者對東南亞「華人」的印象──

「萬丹的華人住在一個分隔的特區（在城寨之外），特區周遭建有強固的柵欄，還有一條壕溝圍繞。他們住的房屋極為精緻。他們非常精打細算，無論做什麼都為了賺錢，也因此他們看來都很體面……爪哇人在看到一名華人被押赴刑場受死時都歡欣鼓舞，而華人在見到爪哇人被處決時也同樣雀躍不已。」

》》本書觀點：
善於經商的東南亞華人，由於強烈的「中國文化」身分意識，數百年來始終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或建立國家，而在二十世紀的大眾民主時代，屢屢成為當地民族情緒的仇恨目標，因而引發多次「排華運動」。

▌一九四五年，英國殖民者對馬來人的調查報告──

「馬來人極度厭惡被冠上『馬來亞』這個名稱。所謂『馬來』指的不僅僅是傳統的馬來蘇丹，甚或是蘇丹的支持者，而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族裔類型。因此每一個以馬來語為日常用語的穆斯林，無論是否為米南佳保古國後裔，或自稱為其後裔，都是馬來人。」

》》本書觀點：
「馬來」原是外來者觀點的名稱，而非馬來半島當地人的自我意識。但在英國統治時期的殖民者「誤讀」之下，最終形成以族裔根源、血緣世系及語言為基礎的「種族」觀念，是今天「馬來認同」的建立基礎。

▌一九四五年，亞齊反抗軍的戰爭宣言──

「我們全民中的每個成員，都已經團結在偉大領導人蘇卡諾麾下，等候指示待命行動。我們堅信這是一場稱為『聖戰』的神聖鬥爭。也因此，同胞們，要相信，這是已故提安古．迪提洛與其他民族英雄領導的亞齊鬥爭之延續。」

》》本書觀點：
居住於蘇門答臘島西部沿海的亞齊人，曾建立強盛的伊斯蘭商業王國，數百年來堅決抵抗荷蘭殖民者的統治，二戰後雖被納入新生的印尼，但由於自身歷史悠久的國家記憶與抵抗傳統，促使亞齊人追求獨立自主，屢屢與印尼爆發內戰衝突。

▌十六世紀，葡萄牙歷史學家的調查紀錄──

「古代的蘇門答臘有兩種人，『摩洛斯』與『金提亞斯』；後者是異教徒土著，前者是為了貿易而來的外國人穆斯林，他們的勢力迅速擴張，不到一百五十年已經開始自立為王。至於那些異教徒土著在離開蘇門答臘海岸地區後躲進內陸高山，一直到今天。其中生活於面向麻六甲高地的部落名為『巴塔克』。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野蠻、最好戰的人，而且他們吃人肉。」

》》本書觀點：
散居於蘇門答臘島內陸高地的巴塔克人，原是獨立的各種原始部落，但隨著近代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文明教化」，在二十世紀初重新「發明」完整的巴塔克族裔認同，是巴塔克人在今天印尼仍能以「多層認同」鞏固自我身分的歷史基礎。

▌一九五三年，北婆羅洲《沙巴時報》的社論──

「我之所以這樣說，既為了響應卡達山人日漸增強的民族自豪感，也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希望擁有自己的名號，不要一個未經他們同意、由外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標籤……我覺得，如果卡達山人真想建立一種全民一體的認同，就應該加強共同語言聯繫，而加強這種聯繫的最佳之道，莫過於想辦法解決語言標準化的問題。」

》》本書觀點：
居住於婆羅洲北部的卡達山人，是沿海居民與內陸高地部落的結合，這二種族群的文化傳統原本大不相同，卻透過近代殖民統治的工具──推動單一語言的教育系統，意外結合並建立起一致的族裔傳統與自我認同。

東安尼‧瑞德(Anthiny Reid)

1980年代曾經主持召集劍橋東南亞經濟史。1999年前往UCLA協助創辦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得到福岡亞洲文化獎的學術研究大獎，又蒙王賡武邀請而至新加坡協助成立亞洲研究中心。2010年得到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

著有《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八旗出版）、《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人民的鮮血：北蘇門答臘的革命與傳統統治的終結》（The Blood of the People: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印度尼西亞邊境：亞齊人和蘇門答臘的其他歷史》（An Indonesian Frontier: Acehnese and other histories of Sumatra）等書。

譯者　林瑞 筆名。資深媒體人、專業譯者，譯作多達數十本書。

《帝國煉金術》是一部真正的大師之作。本書從東南亞的歷史出發，剖析作為現代國家基礎的「意識型態的同質化」，如何將多樣化的傳統身分，轉化為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作為東南亞研究領域最權威的歷史學家之一，瑞德深入追溯殖民時期到現代的東南亞，不同地區的政治身分認同之演化，同時也具備了理論的精確性和細節的豐富性。本書為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及族裔身分認同研究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雅克．貝特朗（Jacques Bertrand），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

本書非常具有啟發性。《帝國煉金術》精確整合了前殖民到殖民時期、包含半島及島嶼地區的廣闊東南亞世界之歷史經驗，為當地深具多樣性的獨特性的政治身分提供了全新的理解視角。本書是兼具原創性及知識廣度的典範之作，我相信每位讀者在閱讀之後，對東南亞的理解都能因為瑞德的貢獻而更加視野開闊。
──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與比較歷史教授與「瓦倫堡」講座教授

安東尼．瑞德的《帝國煉金術》為「帝國的廢金屬如何轉變為民族的黃金」這個難題，提出了深具新意的權威解答。東南亞地區的種族多樣性令人眼花繚亂，因此要理解現代東南亞國家及民族邊界的形成，是一件困難的事。在本書中，瑞德透過畢生對東南亞歷史及身分認同演化的深入研究，結合他深刻的理論脈絡、全面的綜合能力，進一步地整合東南亞複雜的種族關係及多面向的歷史發展，最終呈現了一個引人入勝且發人深省的故事，精彩地講述了東南亞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解決之道。
──羅伯特．艾爾森（Robert Elson），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昆士蘭大學教授

台灣版作者新序
第一章∣民族主義與亞洲
‧亞洲民族主義類型
‧重疊的時間進程
‧後民族主義──歐洲與全球因素
‧源遠流長的諸國家──東北亞
‧對國家的厭惡──東南亞
‧個案研究──來自一個厭惡國家的島國

第二章∣了解東南亞民族主義
‧關鍵性認同標誌
‧國家與族裔的殖民構築

第三章∣身為東南亞「局外人」的華人
‧東南亞的「華人」概念
‧東南亞文獻中的「支那」
‧東南亞的歐洲人與作為「他者」的華人
‧殖民時期的華人僑民認同
‧混合語認同與都市印刷文化
‧海外華人族裔主義
‧東南亞獨立後作為「局外人」的華人
‧蘇哈托與「外來的圈內人」
‧兩次五月暴動
‧民主與差異

第四章∣馬來與它的後裔──一個鬆散類型代表的多種意義
‧馬來的起源
‧十五世紀漫長的混合認同
‧作為僑民的馬來
‧英國人對「馬來」的表述
‧「英屬馬來亞」對「馬來的土地」
‧作為種族的「馬來」
‧作為族裔民族主義的馬來民族
‧表現在革命國家主義的「馬來意識」──印尼民族
‧作為意識形態的「馬來」

第五章∣亞齊人──王朝的記憶
‧亞齊蘇丹的抵抗
‧國際關係
‧一八七三到一九四五年的抵抗主題
‧印尼境內的亞齊
‧亞齊的獨特命運──達烏德．比尤魯與哈桑．提洛
‧民主化與衝突

第六章∣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從無國家之人到印尼僑民
‧高地歷史
‧歷史紀錄裡的「巴塔克」
‧十八世紀的漫長「孤立」
‧十九世紀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
‧族譜與認同
‧一九四○年代與「印尼」的勝利
‧新秩序繁榮與巴塔克移民
‧移民認同
‧民主政治與多層認同

第七章∣馬來西亞族裔的遲遲成形：卡達山人或杜順人
‧沙巴民族
‧卡達山人的故事
‧卡達山族裔主義
‧布米普特拉的挑戰
‧卡達山的復甦
‧杜順的挑戰
‧失去州執政權的因應

第八章∣帝國煉金術下的革命幻夢
‧革命後的印尼與聯邦馬來西亞
‧帝國疆界
‧更廣的團結

謝辭
附錄
‧地圖
‧照片
‧圖表
‧縮寫表
注釋
參考資料

〈對「國家」的厭惡──東南亞〉
如果說，在全球經驗中，東北亞是強大國家歷久不衰的一個極端，那麼大部分東南亞差不多就是另一個極端。特別是東南亞的高地與島嶼，從未發展出有官僚體系、有法律制度的國家，而且對鄰近那些獲得外力支持的國家嫌惡不已。巴塔克，蘇門答臘的米南佳保（Minangkabau）與帕瑟瑪（Pasemah），菲律賓的他加祿（Tagalog）與米沙鄢（Visayans），緬甸北部的撣邦（Shan），以及許多住在寮國與北越境內與他們一樣說泰語的土著，大體上都沒有複雜的文明，沒有書寫體系，讓他們聚居在一起的因素是親屬關係與宗教儀式，而不是國家權力。誠如紀爾茲（Geertz）所說，即使在殖民時代前已經高度複雜的爪哇（Java）與峇里（Bali）政體，他們似乎「對『政治是什麼』抱持著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

從中國這樣大一統的國家角度看來，這些似乎沒有國家的南方蠻邦「夫夷狄禽獸，本無人倫」。十九世紀，在當時已經真正成為英語民族國家的英國，史塔福．拉法爾（Stamford Raffles）也有同感。他寫道，在明古魯遇上的蘇門答臘社會「盡是數不勝數的小部落，沒有普遍意義上的政府……那些人民就像天上的鳥一樣，整天在住處遊蕩」。

這種現象，正如同拉法爾所說，究竟應該歸結於演化結果，還是為了調適特定環境而作出的選擇？在進一步探討以前，我們必須先考慮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蒐集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李伯曼認為這是一個演化而成的案例，他的資料顯示，東南亞大陸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在一三四○年左右，東南亞大陸至少還有二十三個獨立政治實體，到一八二四年只剩下緬甸、暹邏與越南三個。他指出，東南亞的案例與法國一步步邁向主權集中的案例極其類似，而且就像東南亞的案例一樣，法國也在十八世紀出現一次大崩潰。李伯曼告訴我們，不只是越南，緬甸也「經常倡導多數族裔與語言……以加強對王權的心理認同」。他認為，儘管東南亞國家的主權演變方式由上而下，而且階級異常森嚴，但與同時間出現在歐洲的國家民族主義演變方式有許多類似之處。「雖說少了對民眾主權的堅持，但特別是在緬甸與越南，不斷演變的政治認同，無論在一七八九年之前與之後，與同期出現在歐洲的政治認同演變都有不容否認的類同之處」。

李伯曼有關緬甸的論點令人信服，足可以將緬甸完全排除在下述作者（大多是印尼專家）所作的「東南亞」概論之外。以環境角度來說，位於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中部流域盆地的東南亞乾旱區，雖說也常下雨，但雨水並非終年不斷，也因此擁有大片非常適合持續灌溉的稻田。由於在乾季，利用伊洛瓦底江行船與跨越盆地發動軍事行動並不困難，這裡自然而然成為建立一個強盛國家的理想地區。相形之下，遍布李伯曼所謂「不斷流動的、小規模的泰人政治實體」的廣大地區，從環境角度而言幾乎像是星羅棋布的島嶼一樣，同樣對官僚國家有著相當的抵抗力。

大部分東南亞地區，因其潮濕熱帶氣候，並不適合稠密農耕人口與中央管控官僚政體的發展。在終年多雨的地區（如東南亞中部地區，包括整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大部，西爪哇與婆羅洲）雨林茂密，難以砍伐焚燒開闢稻田，而且瘧疾猖獗。也因此，最早期的農耕人口出現在有明顯乾季的地區──在一至四月為乾季的東南亞大陸北部與中部，以及五至九月為乾季的東爪哇與爪哇以東的島嶼。基於水力控制與躲避瘧疾的理由，高地出現農墾的時間一般而言比海岸地區早。不過這些高地人口聚居在特定可以灌溉的河谷，彼此之間重山阻隔，不通往來。就算在這類地區，道路交通也很困難，在林木稠密、處處沼澤的沿海，陸上交通根本辦不到。比較大型的政體之所以能夠維繫，靠的是沿著同一個河道灌溉體系來回的水路運輸，而非憑藉陸上道路與軍隊征伐。

儘管有這些環境障礙，至少從第七世紀起，東南亞已經有王國出現。不過這些王國之所以能將王權伸張到王宮以外，靠的是印度或中國思想提供的理念基礎，以及國際貿易帶來的財富與技術。本土色彩較濃厚的東南亞政體，靠的似乎是超自然而不是法統，是宗教儀式而不是軍事支配。這些統治者往往借助印度宇宙論，提升自己的超自然法力。從羅馬、波斯與漢朝的時代開始，其他區域構築國家靠的是法統、官僚與軍工產業，但在東南亞，擁有相當文藝傳統的精緻文化──例如爪哇、峇里、巴塔克、米南佳保、武吉士（Bugis）、以及遠離港口／首都的泰人社群──之所以能凝聚，靠的是另外一些因素。

近年來，東南亞歷史學者一直很關心這「另外一些因素」是什麼。套用東尼．戴伊（Tony Day）的話，「在早期以及在現代，它看來像是一種官僚制度，但根據韋伯的定義，它又不算是。」或許掀起這股東南亞歷史研究風潮的，是紀爾茲在一九八○年根據十九世紀峇里的文獻而寫成的《王國》（Negara）。他在這本書裡提出「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範例：

在這個劇場，王公貴族是主辦人，祭師擔任導演，而農民是配角、舞台工作人員與觀眾……在這裡，朝廷禮節是朝政的動力；繁複的禮節儀式不是用來支撐國家的，事實上，就算是已經奄奄一息的國家，都是為了建立這種繁複禮儀而準備的裝置。權力是用來服務慶典儀式的，不是用儀式服務權力。

翻閱內部與外界史料，確實可以找到有關爪哇、峇里、馬魯古（Maluku）與占城（Champa）這些好戰王國，以及吳哥（Angkor）與異教徒造廟人的紀錄。公元一五○○年以前的王國的有關史料，主要來自中文紀錄與土著銘文，而這兩個來源似乎都同意東南亞有一些長命的「王國」。但透過考古學、人類學研究，以及學者對這些紀錄的反覆審視後發現，這些「王國」大多數是由許多中心組成的親屬與儀式網路，或許它們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們能用完全不帶官僚色彩的手段動員大批男女。至於那些銘文與之後的王室紀事，「在代表性上雖說高度中央化，在體制上卻分散得極廣」。

如果說紀爾茲找到了在「劇場國家」儀式中取代官僚的社會黏著劑，珍．卓卡德（Jane Drakard）就在文字的迷人魅力中找到了這種黏著劑。大體上，盧克．納提高（Luc Nagtegal）在解釋殖民前的爪哇時，漢克．蕭特．諾哈特（Henk Schulte Nordholt）在解釋峇里時，都將它們視為不穩定的、相互競爭的親屬與儀式網路。莫利．黎克里夫（Merle Ricklefs）與瑪格麗特．韋納（Margaret Wiener）分別視爪哇與峇里為魔法與儀式體系，其目的在於編織或至少是強調其連貫性與統一性。

雖說以上這些著述的討論範圍絕大多數不出印尼，東尼．戴伊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南亞，作了一次大膽的綜論。他的《液態之鐵》（Fluid Iron）將有關權力管理與社會作成的各種理論分類為四個主題：親屬關係；知識，特別是關於現世與宇宙論的知識；官僚制度與恐怖。近年來針對前兩個主題的有關論述已經不少，但官僚主題還需要更多解釋，因為戴伊認為，「相對於韋伯字典有關國家的定義，即使是最專制、最獨裁的東南亞國家，也與無政府狀態所差無幾。」不過「官僚政體」之爭在殖民與後殖民政體的有關著述中仍然激烈。戴伊認為，前三個類型提供的權力管理與社會作成工具還不夠完整，還少了「恐怖」──也就是透過超自然手段或較為殘酷的日常手段任意打擊敵人的能力。

來自歐洲與中國的外來勢力，為東南亞帶來不同的概念。在過去，較古老的印度理念只是一味強調儀式與宗教，強化了東南亞王權的超自然面向，而中國在公元第一千紀對越南的統治，卻為越南帶來足夠的官僚階層，使得在十一世紀獨立的越人國家與它的東南亞鄰邦大不相同。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人在抵達東南亞之初只在港口地區活動，關心的只是賺錢，而不是控制當地人民，看起來與比他們先來一步的那些印度商販沒有兩樣，不過西班牙人（一五七一年起在馬尼拉）與荷蘭人（一六一九年起在巴達維亞）也帶來一種相當不同的官僚作法，不斷建立書面紀錄，建立、執行法理主張（legal claims），還不斷替換官員以避免王位交替時出現危機。西班牙人還以亞洲僅見的方式，帶來一種強有力的反宗教改革意識形態，不到百年，就為從馬尼拉起、直到處於無國家狀態的低地菲律賓廣袤地區，鋪上一層伊比利天主教（Iberian Catholicism）與官僚統治的色彩。

僅僅三個世紀後，在一八八○到一九一○年間，東南亞其他的二十世紀邊界都被荷蘭、英國與法國三個殖民帝國用現代主權與官僚理念填滿了。所有東南亞人這時都已經知道現代國家的主張與功能；貴族階級的武裝與奴隸被剝除；每個人都得聽命於一套來自遙遠他鄉的國家法律體系。少部分東南亞人，或以王朝驕傲為名（如緬甸人、越南人、亞齊人、峇里人），或以萌芽中的族裔民族主義為名（如越南人、亞齊人、巴塔克人、爪哇人），或以「國恥恨」式伊斯蘭教信仰為名（如陶蘇格人〔Tausug〕、馬京達瑙人〔Magindanao〕、亞齊人），反抗這種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秩序。不過大多數東南亞人迅速適應了外在世界為他們帶來的這些現代化機遇。這些新國家相當成功，而且總的來說，它們因為新興的受教育階級而被視為是「現代」的，不過對大多數東南亞人來說，它們仍然太古怪、太遙遠──而事實上，新國家原本就是要建立這種差異。

（節錄自：第一章〈民族主義與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