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知與不知：探索科學、歷史、人類心智的知識邊界

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嗎？我們又如何知道我們知道？

三大領域。12種思想難題。
跨越知識邊界的可能性！

▶ 人類如何累積知識
▶ 以及三大關鍵知識領域
近百年知識快速發展，發現並學習了大量關於宇宙、過往歷史和人類自身的知識，而人類探問的工具和技術也大幅進步中，儘管如此，卻發現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例如現有科學只能解釋宇宙中5%的奧祕；有數以千計的遺址尚待發掘，史前史仍不斷改寫中；而心智和大腦的新興神經科學才在起步。
然而，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置身的地球，甚至整個宇宙夠瞭解嗎？我們對於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部分理得出頭緒嗎？
在《我們的知與不知：探索科學、歷史、人類心智的知識邊界》一書中，作者格雷林指出，人類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只有在跨出知識邊界、取得一點進展時回頭看，才會發現過往的不知與無知。面對「知道越多，就越會發現自己的無知」這種知識悖論，作者提出關於知識積累的關鍵問題：我們究竟知道什麼，又是如何知道的？此外，我們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嗎？什麼樣的難題阻礙了我們知道更多？
作者在書中分別以涵蓋人類「知識」的三大領域――關於空間的知識（物理學、宇宙學）、時間的知識（人類史、考古學），以及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回答上述問題，帶領讀者瞭解人類知識累積與擴張的歷程，目前的知識版圖以及邊界何在，以及邊界以外的未知領域位在何處。


▶ 12種思想難題
作者提出人類探問知識常見的12個知識難題，包括：

針孔難題：我們是透過一個受限範圍內的針孔觀測宇宙的。
比喻難題：人們引用隱喻來建立的思考模型，有可能會誤導我們。
準則難題：使用「簡單」、「最適性」甚至「優雅」等外在準則認可一個理論是否正當
托勒密難題：理論就算不正確，某方面可能依然有效？我們要如何避免被實用性誤導。
燈光難題：人們在路燈下找鑰匙，因為黑暗處什麼也看不到。我們往能探問的地方去提問，是因為到不了別的地方。
讀入難題：我們詮釋資料時往往局限於所處的時代和其經驗。
……此外，還有地圖難題、真實難題、槌子難題、好事者難題、巴門尼德（Parmenides）難題、解脫難題。

本書討論的探問之三大領域，都受到上述知識難題所阻礙，若想擴展知識的邊界就需要辨識並面對各種知識難題。
至於這三大知識領域受到哪幾個難題的影響及其影響程度多寡則各有不同。比如宇宙物理學受限於針孔難題，必須面對目前實驗儀器的精細度和發展，可能跟不上理論假說的窘境，並回答「我們看見的世界是完整且真實的嗎？」的問題。歷史學則有讀入難題，有「歷史是否能客觀陳述？」的困境。而認知科學面臨的是「大腦即心智？」的問題，涉及了比喻難題和測不準難題（自己的眼睛如何看到自己）等等。

▶ 誠實面對探問的本質、限制、倫理和責任
▶ 有助於再朝知識的邊界跨出一步
本書也對人類探問的本質、探問的限制、探問的原則和倫理，以及對於探問的責任，做了深刻的探討。
透過知識累積的過程，在如今關於知識和真相的爭論更甚以往、偽科學充斥喧囂的情況下，作者也再次回到探問本質的是什麼及其限制，並訴諸探問者的倫理及責任感。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根據研究主題的不同，技術和方法論也可能不同，但探問的倫理卻是共通的，因此必須要誠實面對各種類型的探問都會遇到的難題，以及進行各領域之間的對話會通，拿掉門戶之見，辨別真偽，知識的邊界才有可能不斷地推衍前進。

本書旨在幫助讀者認識知識宏觀的面貌，並反思我們已將知識進展到哪裡、何以進展至如今地步、知識為何重要，以及該克服何種思想難題，藉以擴展它的邊界，更往未知的疆域深入探索。

格雷林教授是英國作家與哲學家，身兼新人文學院院院長與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編外人員。格雷林已經編寫超過三十本哲學、科學與心智領域的書籍，也長年在《衛報》和《泰晤士報》的專欄中發表文章，並曾於2014年擔任英國布克獎的主席。


譯者簡介
政治大學新聞系、台南藝術大學紀錄所畢業。曾任《台灣立報》國際版版主及編譯。喜愛怪獸及幻想作品，目前同時從事翻譯及怪獸小說寫作。譯有《世界觀：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五十億年的孤寂》、《地球之後》、《數字公民：如何打造你的識數世界觀，輕鬆成為現代公民！》等書。

「如果英國有一個知識份子的典範，那很肯定是A．C．格雷林。」
——《泰晤士報》（The Times）

「要瞭解世界，除了要理解已知的知識，也要認識未知的知識。沒有人能夠像格雷林那樣，將知識的故事細說得如此生動又成功。」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再啟蒙的年代》（Enlightenment Now）作者

「這是一本對於人類知識非常全面的權威性紀載，卓越不凡卻相當易讀。格雷林在這本書中展露野心，做出了少數人才能達成的創舉。讀者能在字裡行間中感受到他對於知識的掌握是如此廣泛又透徹，無不為之驚艷。我尤其是被格雷林在現代科學領域中，最新興又正確的描述所打動。這本書太棒了！」
——勞倫斯．M．克勞斯（Lawrence M. Krauss），《無物的宇宙：為什麼有無物》（A Universe from Nothing）作者

「格雷林引人數勝的新書將會以最新的研究資訊，帶你深入人類三大知識領域：基礎物理學、人類史和腦科學。閱讀這本書就像聆聽激情高昂的曲子，歌頌著人類史上偉大的發明與創舉。」
——Adam Zeman, author of A Portrait of the Brain


推薦序

從如何知與為何不知的觀點看
王一奇（中正大學哲學系所教授、台灣哲學學會理事）

本書的主題是與知識相關的哲學探討，所討論的議題在哲學中被歸類為知識論（epistemology）領域，而有趣的是這本書的內容與一般知識論書籍相當不同，所以讓我們從這本書的不同之處談起。

一般來說，知識論的書籍多少會包含一些重要的核心知識論議題，例如，無可避免地討論對於知識的懷疑論（knowledge skepticism），其中以笛卡爾的懷疑論又是最著名的，主要討論人們是否真的擁有任何知識；當代英美哲學中的知識論常常討論所謂的葛梯爾問題（Gettier problem），探討哲學家葛梯爾（Edmund Gettier）對於將知識等同於合理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所提出的反駁，以及各種相關論辯和發展；當然，勢必得討論的也包含各種族繁不及被載的關於 「知識為何？」（what is knowledge?）的理論，並不厭其煩地進行各種論證的攻防。多年來我對這些議題進行研究與教學，而這些議題也相當有意思，但這本書中幾乎都沒有對這些議題真正的進行實質的探討，頂多稍微提到。

在一般的知識論的書中，通常不會對任何特定的知識領域進行深入的敘述或說明，常常是用幾個簡單的知識例子，例如知道我有兩隻手，而更多的卻是想像的例子，例如知道我不是被科學家操控意識經驗的一顆人造腦，來進行非常複雜的哲學討論，所以實際上眾多的人類知識，在知識論中只是可有可無的配角，而哲學論述才是主角，但這本書卻非如此。相對地，這本書中對於三個大領域的知識，包含科學領域（關於世界）、歷史領域（關於過去）、以及腦與認知領域（關於心智），進行了非常大篇幅的整理以及討論，彷彿這些實際的人類知識才是本書的主角，哲學反倒成了配角。

然而，以上以為哲學在本書中擔任配角的初步印象，需進行一些修正。本書的作者對三大領域知識整理進行整理及分析時，其實並非只是對那些知識做了描述性的整理，而是利用作者所謂為知識建構的 「12個難題」 對那些知識進行了知識論的哲學分析。作者所提的難題，在哲學文獻中都有一些相應的理論性探究，與哲學中對於知識相關的懷疑論、方法論等議題直接連結，但作者以不落俗套的方式，把那些相關的難題形塑成一般讀者也能掌握的思考概念，相當令人欣賞。對讀者來說，作者所整理的這些難題，以及用這些難題來對知識進行分析及思考，對於知識探索是相當實用的思考方式，我相信這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可以得到的重大收穫之一，所以建議讀者不妨將其納入個人的思考工具箱內，可時時拿來應用。

另外，從我個人專業的觀點看來，作者在本書中對於現有三大領域知識的統整分析，包含了人類知識發展的重要歷史面向，而這個歷史面向恰恰反應了哲學的重要內涵：「知識發展的歷史，恰好是各個學科知識脫離哲學領域創新知識的過程。」 當人們認為哲學缺乏實用性（這也是當前的普遍觀點）之際，本書作者所整理的知識歷史發展，也代表了所謂 「有用的知識」 在哲學中被創造而後脫離的過程，讀者可在閱讀本書時嘗試驗證這個觀點是否成立。

最後我來呼應一下本書標題。作者從本書一開始，就強調「當我們的知識越多，無知也就越多」的這個悖論情境。我在此不對作者的這個宣稱作出評論，反而想要交待給讀者一個任務，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時，仔細看看作者是否對這個悖論情境做出實質而有力的支持？這些支持性論述的恰當性如何？當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心中想念著這些疑問，必定能增加對本書的理解，以及閱讀的樂趣。

導讀

沒有地圖的旅行家
劉仲敬（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諸夏文化傳播協會特約研究員）

《我們的知與不知》不是通常意義的科普作品，例如伽莫夫《從一到無窮大》或布羅諾夫斯基《人的上升》之類。後者要依託一個完善的知識體系，只是以具備小品文價值的風格寫成，距離原始材料和直接經驗，比不需要體現文學價值的普通論文更遠，像一幅交通地圖、水文地圖或軍事地圖，是各種細節彙集以後，再根據特定目的和針對特定讀者，以刪繁就簡、提綱挈領的方式重新繪製的。所有知識點的可信度大致相等，文學風格也基本統一。本書雖然沒有凸顯作者誇張的ego，實際上也是佩皮斯、伯頓爵士和華萊士筆記本的同類，如果仍要沿用地圖的比喻，那就是卡蒂埃、路易斯和克拉克之流探險隊員的手繪草圖，更接近歷史學家喜歡的原始材料，例如參加拿破崙戰爭的烏克蘭騎兵日記之類，在知識生產體系中位於論文以前，而非論文以後的綜合階段。各部分知識點受制於作者個人的參照系，可靠性參差不齊。地圖上的聖羅倫斯河或密西西比河有一部分是作者親眼看到的，另一部分是根據眾多可靠觀察者和不可靠觀察者提供的二、三手材料，例如印第安各部落和其他探險家的口述繪製的，還有一部分僅僅體現了作者或當時社會的想像、猜測或希望，例如密西西比河如果流入太平洋，開闢一條通向印度的直接航道該有多好，所以並不適合知識基礎尚不全面的低幼讀者，對具備同業經驗的知識生產者倒是比清理了原始材料的尋常論文更可貴。前者可能真會指望取道聖羅倫斯河上游，打開古老傳說中的西北航道，或是接受作者轉述的黃河和亞美尼亞大屠殺故事，引起科普誤人的傳統慨歎。後者才能夠理解知識生產的經驗和技術比知識生產的成果更難掌握，也更加寶貴，撇開可有可無的冗餘資訊，增益觸類旁通的思維能力。

這本書為啟發性而非知識性的著作，嚴格說來應該屬於哲學類。只是現代人對哲學範圍的理解比蘇格拉底時代要狹窄得多，使得這樣的定位略嫌彆扭而已。作者心目中的針孔問題、比喻問題、地圖問題、讀入問題、巴門尼德問題，其實都可以在柏拉圖哲學當中找到原型；準則問題、真實問題和槌子問題涉及詹姆斯哲學的興趣點；托勒密問題、燈光問題、好事者問題和解脫問題，則屬於貝克萊-休謨哲學的腦力操。當然，知識生產伴生的形而上思辨跟哲學本身並不是一回事。世界、歷史和認知體現的內在結構符合柏拉圖、休謨和康德的命題，但從經驗上看只是知識生產的自然演化和收斂所致。知識生產者認知世界和人類的極致莫過於建立模型，也就是製圖員將探險家參差不齊、真偽難辨的紀錄整合為特定地圖。建模能力越強，建模體驗就越接近物自體和實踐理性的命題。神經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的進展神奇地注解了康德的先驗主義，不亞於量子力學之於貝克萊的唯心主義。知識生產者越接近事物的核心，就會越覺得知識本身與其說是一些內容，不如說是一種規範並塑造所有內容的框架，像物自體和時空結構一樣渾然一體、不可名狀而自我體現，強行劃分客觀和主觀都是有欠商榷的武斷之舉。

從世界到人類，從人類到人心。所有的知識必然屬於三者之一，觀察者和觀察物件形成首尾相連的整體。全書的結構和作者的創意一樣，都是頗具匠心的，但文字的功底和材料的收集，遠不是無懈可擊的。大多數熱衷於模型和體系的作者都有眼高手低的弱點，通常需要像建築師用極少數承重牆支持整個建築物的重量，同時容納了大量可有可無的內容一樣，依靠少量得心應手的論述，延伸支持許多比較薄弱的論述，在自己親自研究的部分可靠內容之外，拼湊大量明顯來自其他人所作綜述，自己並不瞭解原始材料的內容，同時也會無意識地沾染當代流行的話術，會使其他時代的讀者覺得古怪甚至滑稽。作者雖然懷有人文視野的極大野心，但哲學功底並不甚佳，所以才會多次重複發明輪子，不擅長運用先賢簡潔而優美的現成論證。

歷史其實也是作者的弱項，使他一再依賴陳詞濫調，甚至從最狹隘的實證主義意義上也是完全錯誤的過時綜述，例如中世紀黑暗時代技術退步、天主教會比新教會對新科學更不友善之類的神話，似乎並無閱讀原始材料的能力或時間，也未曾梳理比較晚近和比較具體的研究成果。依據基因考古得出的結論雖然是當代流行的研究，但基礎比作者所依賴的綜述材料提供者所設想的薄弱得多。不超過兩位數，甚至只有個位數的樣本，部分依靠理科技術對文科的霸權主義，以一張白紙好畫圖的方式，在太多的空白區域搭建高樓大廈，其實是一場充滿了潛在陷阱和空中樓閣的危險遊戲。反殖民主義和大屠殺的政治修辭雖然借用了歷史詞彙，其實都是泡沫性質的文宣，並不適合認真對待，更不用說引為證據了。

知識的前線和戰爭的前線一樣，總是充滿了混亂的迷霧。絕大多數科普作品視為最確定的知識，在五十年後的讀者眼中都更像一堆謬誤的材料和武斷的教條。親歷戰爭的前線士兵留下的紀錄，在國民歷史教本的讀者眼中總是比歷史小說還要不近情理和難以置信。探險家描繪的河流和山脈當中，地圖繪製師願意接受的比例也跟希臘神話差不多。當代人心目中越是新銳的科學，越有可能淪為一百年以後眾所周知和臭名昭著的偽科學。如果烏克蘭人和哈薩克的古代基因落到跟19世紀晚期，從上尼羅河和湄公河叢林當中，像蘑菇一樣成群結隊地冒出來的各種族集團一樣，在自稱科學理性客觀公正，其實卻比政治家和時裝設計師更加喜新厭舊和勢利眼的觀念行銷者眼中，淪為蒙昧時代的煉金術和占星術，那是絲毫也不值得驚訝的。然而即使如此，追求整全性認知圖景，而非支離破碎的實用知識小貼士，渴望在龐雜混亂的資訊洪流當中，揭示內在的脈絡和深層的結構，仍然永遠是人性的一部分。這項任務注定是永遠也完成不了的，但儘管如此，或者不如說正因為如此，才有資格自稱在人的教育當中，構成比最可靠和最有用的知識更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的生命和人類的歷程，如果不是一次沒有地圖的旅行或探險，還能是什麼呢？參加尋寶遊戲的兒童，用紅藍鉛筆給自己畫地圖，然後在地圖上添加一些小人，對著自己的地圖添油加醋地編故事。故事有自己的生命，給世界賦予意義。細枝末節的準確性，實在並不重要。今天的讀者像一切時代的讀者一樣，都需要自己的紅藍鉛筆。

推薦 從如何知與為何不知的觀點看 王一奇
導讀 沒有地圖的旅行家 劉仲敬

作者序
致謝
引言

第一部分：科學
1. 科學以前的技術
2. 科學的興起
3. 科學的世界面貌
4. 穿越針孔

第二部分：歷史
1. 歷史的起頭
2. 人類的到來
3. 過往的難題
4. 「讀入」歷史

第三部分：腦與心智
1. 心智與心臟
2. 認知的腦
3. 神經科學和意識
4. 心智與自我

結論：來自奧林帕斯山的視野

附錄一：圖鑑
附錄二：《吉爾伽美什史詩》
附錄三：《漢摩拉比法典》
注釋
參考書目

內文試閱
4.「讀入」歷史

歷史探問所需要的一個警戒，是由地圖難題所引發，這再明顯不過了。一比一萬的地理地圖會被當作「大比例尺」；這可能約略等同於歷史書一年寫成一頁那樣（好比說，一萬小時寫成一頁）。如果不分青紅皂白記錄每件事、每一刻、每個地方，從意外事件與無關緊要的事一路寫到改變文明進程的大事，這種做法所施加的限制，會比完全無用還糟糕：它會使人眼花撩亂；全都是樹而沒有森林。探問的歷史是選擇與組織，是嘗試把事情弄清楚。但如果接受，歷史和過往事件的關係，頂多就等同於地圖和一個實際國家或一片大陸的關係，那又會產生另一個難題：讀入難題。因為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在什麼基礎上進行詮釋的？

「讀入」是根據研究者局部的假設和興趣來詮釋資料；那是研究者戴著概念和經驗的眼鏡，看著由鏡片所變色並塑造的事物。所以，它是有可能造成扭曲的主要來源。想想那些在社會科學中擁護各種理解（Verstehen）理論，好將社會科學和假定的「自然科學客觀性」區分開來的人，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爭辯。[1] 基本的想法是，在自然科學中，目標是描述和解釋，而在社會科學中，是理解和詮釋。描述時可用的工具（測量和可重複的實驗）有別於理解時可用的工具；在這邊，我們的基本資料來源是研究者的洞察力、理解力和經驗。既然這麼說，就等於接受「讀入」打從一開始就是免不了的。是這樣沒錯嗎？

這句話有無錯誤，恐怕一點也不清楚明白。舉例來說，在回應相對主義者所聲稱的「因為我們被關在自己文化的概念框架中，而無法瞭解過去，或者因此無法瞭解與我們不同文化、說不同語言的人」的時候，很快就可以舉出反例，好比說，我們就有能力同情《伊利亞德》（Iliad）第十八卷阿基里斯對帕特羅克洛斯（Patroclus）的悲傷：「一團悲傷的烏雲籠罩了阿基里斯，他雙手抓起黑土，灑在自己頭上，玷汙了自己俊美的相貌……他張開四肢躺在一片泥塵中……親手抓扯又玷汙著頭髮……接著阿基里斯放聲呻吟，」而他的戰友抓住他的雙手以免他傷害自己。[2] 他難以成眠；晚上時，他來回踱步於亞該亞人船隻停靠的海灘，悲嘆著他深愛的友人。我們可以從跨越時代和跨越文化的文學和歷史中舉出太多愛與悲傷、憤怒與怨恨、飢餓與痛苦、安適與恐懼的例子，我們為此感動，或者會為此感到同情並理解。人類的共通性是巨大而深遠的。似乎有編寫於基因中的能力，能夠辨識並回應微笑和大笑、啜泣，以及痛苦、恐懼和憤怒的表情。畢竟，我們所有人的祖先，就是誕生出行為上現代人的群體。

這不是在否定文化間有著屏障，會讓每個文化都具備一些其他文化成員看不見的面向。在同個文化裡的（好比說）男人和女人、老年世代和年輕世代之間，也可能會有這樣的屏障。在同文化的例子中，如果相信這些屏障打從根本不可踰越，未免也太悲觀了。出於同樣的原因，人們標準的希望，就是希望人類共通性也可以是一座跨文化理解的橋樑。理解類理論（Verstehen-type theory）便是基於這樣的假定。

問題在於，它能夠有多關鍵，或者它得要有多關鍵。接下來的例子說明了，對於所有類型的歷史來說，這是一個多迫切的問題，而在談及歷史最偏僻的地帶時，又格外迫切。

首先，假設一名遙遠未來的考古學家在挖掘我們現在的世界，或許是在某個大災難摧毀了所有圖書館和電腦硬碟之後，所以幾乎沒有或者完全沒有留下書寫記錄，而這名考古學家只剩毀壞都市中心的實體殘跡，能當作我們這時代的證據。她會找到大大小小的建築物，較小的遠比較大的多，所以她會比較重視後者，去推測它們的用途，進而思考它們表達了我們的社會的什麼本質。現在，我們來給她加上各種社會文化背景的身分資格吧。假設她所處的時代是人們每天會花八小時在健身房運動的時代；她和她的同代人都是極致塑身的生物，健身房巨大而資源豐富。又或者，想像一下她處在是高度軍事化的時代，在那時代裡介於青春期和老年期之間的全體人口都待在專門打造的兵營和軍械庫裡，整天大半都投入各式各樣的備戰與訓練。又或者，想像她的時代是一個超宗教時代，每天一大半時間都在奉行各種儀式跟禮拜，整條街上就像今日某些美國城鎮那樣，教堂遍布各地。她會如何詮釋挖掘時發現的這些大建築呢？她會認定它們有什麼用途？它們會是健身房、兵營還是教堂？

古典時代以前的考古學，人們把大建築物詮釋為神殿或者宮殿。這是因為，介於古典時代和現代初始之間──差不多介於公元六至十六世紀之間──的這段時期裡，興建的建築要不是神殿，不然就是宮殿。如今大建築物都不是這樣用了；它們除了能是大教堂和宮殿外，也會是圖書館、劇院、音樂廳、學校、大學、美術館、醫院、政府辦公室、整區整塊的公寓、兵營、工廠，還有百貨。自從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相隔三個世紀分別興起為一方霸權──基督教於公元三八○年依《薩洛尼卡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伊斯蘭教於公元六五○年前後開始擴散──以來，他們統治的領土上最大的建築幾乎都是大教堂和清真寺，後者還是以前者的拜占庭範例為模範興建的。為了興建和維修這些展現文化主宰力量的建物而從群體吸收的財富與勞動量都非常龐大，但就算在情況如此的那一千年左右裡，人們的日常生活也不只專注於這些建物上。

然而，如果是大約公元前六千年的一個定居地中央的巨大建築物，在考古學家的標準假設中，那要不就是首領的房子，不然就是宗教建築。就標準的假設而言，沒有人會假設那樣的建築是學校，或者收納穀物或武器的中央庫房，或者準備轉大人的青少年所住的宿舍，或者保留給經期婦女或產後婦女待著的地方，或者賓館，或者長老們討論政府事項的集會廳，或者寡婦之家，或者病人的收留所，或者留給製造衣服、飾品、武器或者農具的地方。從洞穴畫到石雕的種種藝術，也一樣幾乎普遍認定有宗教意義。不難理解為何如此──也就是說，詮釋最大建築物用途的唯一可得證據，就是在有資料來源能詮釋最大建築物用途的其他歷史時期內，最大的建築物通常是有什麼用途的。就算在我們自己這時代，也會出於反射地不願讓人能夠單純只為愉悅而創作欣賞藝術作品，也不願承認這兩種行為就算不管其附加價值，本身就已經非常重要（就想想將公共支出花在支持藝術上而爆發的那些爭議吧）。照這樣做出的假設是，一個群體除非它有那種顯然類似於「國王和教宗的時代興建宣告他們身分地位的建築物」的理由，否則不會花工夫去在普通建物之中蓋一個特別大的建築物──這個嘛：這樣假設的基準點在哪？

但仔細想想，這個基準假設連放在古典時期都說不通，放在（舉例來說）古典以前的埃及也不對，它們最大的建築物是墳墓。在邁諾安和邁錫尼的遺址中，最大的結構似乎是宮殿──意味著不只供統治者居住用，因為它們是政府和司法的中心，因此有著多重用途。在希臘，最大的建築物是劇場；在共和國晚期和帝國時期的羅馬，最大的是市民廣場和以及羅馬競技場。相比之下，羅馬的神殿──就算是像古羅馬廣場上的灶神廟（Temple of Vesta）這種重要的神殿──就小了些。

用來將公元前六千年一座定居地裡的大型建築物詮釋為神殿的證據，有因此比手頭上能將它詮釋為（好比說）摔角場的證據更有說服力嗎？只有從我們對後來所知或所認為的事物來讀入，加上我們自己對於「為什麼一個群體會投入資源來在群體中蓋起一個比平常更大的結構」的成見，才會將我們引導到標準詮釋。

要擺脫這些假設確實很難。為什麼人們會開採巨石、加工成形，然後把它們拖行幾百公里到一個（從附隨證據來看）眾多世紀以來都有重要意義的特定地點？巨石陣的情況就是這樣；執行這件事的人們和其它歐洲各地以及近東的人們，從蘇格蘭的最遠端和愛爾蘭西部──歐洲最偏遠的範圍──遍及到斯堪地那維亞和地中海諸島的人們，都共享某種意義重大的概念堅定；而且他們一做就是幾千年──從安那托利亞於公元前十千紀建造的哥貝克力石陣一直到公元前三千紀的巨石陣。現成的結論是，他們做這件事的各種理由，就和促使人們興建大教堂的那些理由類似。動機是某種對他們而言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們投入大量的心力；想必他們期望過巨大且充滿意義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