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邊界制定：制度、權力與網絡（簡體書）

本書借鑒人類學家弗雷德裡克·巴斯主張的族群邊界研究視角，對族群邊界制定進行了比較分析，闡述了族群邊界如何以及為何有時與不平等和排斥、與政治顯著性和公共辯論、與持久忠誠和強烈認同相關。作者提倡從更廣泛且包容的族群性的定義出發，注入了布迪厄式社會學以得出更為動態的分析，主張更系統地分清族群和非族群過程以避免包羅萬象的“族群視角”的詮釋方法，並強調比較分析需要充分考慮世界各地族群現象的差異。作者在探討傳統的社會學族群性方法和各種邊界制定工具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比較框架來解釋不同族群邊界的產生和轉變，指出制度、權力等級和政治網絡這三個社會領域的特徵決定了族群邊界制定行動者將采取的策略。

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和政治哲學教授。曾任教於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普林斯頓大學等。

·本書突破了常識觀念和常識論斷，借鑒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弗雷德裡克·巴斯（Frederick Barth）、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重要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理論，建立了對族群邊界制定過程的比較的、長期的、動態的系統分析。

·華康德（Loïc Wacquant）稱讚此書為“近20年來讀過的社科類書籍中最精彩的之一。它將奠定威默在分析社會學中的重要學術地位”。

·本書曾獲2013年美國社會學協會文化社會學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最佳圖書獎優秀獎（Honorable Mention）。

致謝

在本書完成之際，我謹向幫助塑造和完善本書論點的朋友和同事致以真誠的謝意。在此，我想對其中的一些表示衷心的感謝。第二章曾在大眾汽車基金會在德累斯頓和柏林組織的兩個研討會上，在哥廷根大學“不斷變化的邊界和新興的認同”會議上，在牛津大學移民、政策和社會中心的座談會上，以及在瑞士日內瓦社會工作研究生院和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宣讀過。特別感謝理乍得·阿爾巴（Richard Alba）、雷納·鮑布克（Rainer Bauböck）、霍米·巴巴（Homi Bhaba）、張倩儀（Sin Yi Cheung）、漢·因茲格（Han Entzinger）、哈特穆特·埃塞爾（Hartmut Esser）、戴維·蓋爾納（David Gellner）、拉爾夫·格裡洛（Ralph Grillo）、拉斐拉·赫特拉格（Raphaela Hettlage）、弗蘭克·卡爾特（Frank Kalter）、馬蒂亞斯·柯尼希（Matthias König）、弗蘭克—奧拉夫·拉德克（Frank-Olaf Radtke）、卡林·希滕海姆（Karin Schittenhelm）、迪米特麗娜·斯賓塞（Dimitrina Spencer）、田部昭夫（Akio Tanabe）、竹澤靖子（Yasuko Takezawa）、史蒂文·韋爾托韋茨（Steven Vertovec）、蘇珊·維森多夫（Susanne Wessendorf）和莎拉·辛格·威默（Sarah Zingg Wimmer）富有洞察力的評論和批評。感謝克勞迪奧·波茲曼（Claudio Bolzmann）、威廉·克魯爾（Wilhelm Krull）、卡林·希滕海姆（Karin Schittenhelm）、史蒂夫·韋爾托韋茨、馬蒂亞斯·柯尼希、克勞迪婭·迪爾（Claudia Diehl）和竹澤靖子邀請我參加上述會議。我的（前）系同事羅杰斯·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阿德裡安·法弗爾（Adrian Favell）和羅杰·沃爾丁格（Roger Waldinger）提供了慷慨的建議和批評，但願我已經能夠對這些建議和批評加以更充分地考慮。韋斯·希爾斯（Wes Hiers）非常友好地仔細編輯了最終版本，該文曾以英文發表在《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2009年第27卷第3期第244—270頁上，並以較短的德語版本發表於《科隆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雜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2008年第48卷第57—80頁上。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不同版本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奧斯納布呂克大學（University of Osnabrück）移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耶魯大學比較研究中心、倫敦經濟學院的族群性研究協會、布裡斯托爾大學族群性與公民權研究中心，都柏林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政治科學和國際關係系，以及哥廷根大學社會學系宣讀過。對於有益的評論和具有挑戰性的批評，我想感謝克勞斯·巴德（Klaus Bade）、邁克爾·博姆斯（Michael Bommes）、約翰·布魯伊利（John Breuilly）、羅杰斯·布魯貝克、瑪麗安·卡多根（Marian Cadogan）、哈特穆特·埃塞爾、馬泰奧·富米加利（Matteo Fumigalli）、喬恩·福克斯（Jon Fox）、納茲戈爾·甘德努什（Nazgol Ghandnoosh）、菲利普·戈爾斯基（Philip Gorski）、埃裡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約翰·哈欽森（John Hutchinson）、韋斯利·希爾斯、馬蒂亞斯·柯尼希、西尼莎·馬萊斯維克（Sinisa Malesevic）、塔裡克·莫杜德（Tariq Modood）、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阿比加爾·薩吉（Abigail Saguy）、彼得·斯塔馬托夫（Peter Stamatov）、保羅·斯塔塔姆（Paul Statham）、阿特·斯廷奇科姆（Art Stinchcombe）、伊萬·塞萊尼（Ivan Szelenyi）、埃迪·特爾斯（Eddie Telles）、詹妮弗·托德（Jennifer Todd）、莎拉·辛格·威默和林恩·扎克（Lynne Zucker）。

特別感謝米歇爾·拉蒙（Michèle Lamont），她邀請我參加在哈佛舉行的會議，這為撰寫這兩章提供了最初的動力，並在各個階段繼續支持這個研究項目。第四章的部分內容發表在《族群和種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8年第31卷第6期第1025—1055頁上，而第五章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8年第113卷第4期第970—1022頁上，它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協會的理論獎，以及美國社會學協會（ASA）文化社會學領域的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最佳論文獎的榮譽獎。

第五章的研究得到了是基於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在其第39期國家研究計劃（NAP）框架內的資助，並得到以及人口、移民和環境基金會（蘇黎世）的共同資助。已故的托馬斯·施韋澤（Thomas Schweizer）幫助開發了網絡研究的研究設計。邁克爾·博姆斯和哈特穆特·埃塞爾對這一章早期的德國版本發表了評論。這一章是基於發表在《族群和種族研究》2004年第27卷第1期第1—36頁上，以及《社會學雜志》（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2002年第31卷第1期第4—26頁上的一篇文章，它獲得了蒂森（Thyssen）社會科學最佳論文獎。

第六章是與現任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助理教授凱文·劉易斯（Kevin Lewis）合著的。我非常感謝凱文引進並精通我們在本章中利用的相當先進的方法論工具。該論點的早期版本曾在2008年在佛羅裡達州聖皮特海灘舉行的國際陽光地帶社會網絡會議和瑞士納沙特爾（Neuchâtel）大學社會過程分析會議上提出。我們感謝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馬爾科·岡薩雷斯（Marco Gonzalez）和杰森·考夫曼（Jason Kaufman），我們與他們合作收集了本章中分析的數據集。我們也感謝切裡·明頓（Cheri Minton）在數據處理方面的幫助，感謝莫妮卡·索尼（Monica Soni）和瑪麗亞·梅（Maria May）的研究幫助，感謝布萊恩·明（Brian Min）製作了圖6.2。感謝彼得·馬斯登（Peter Marsden）、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金耶爾·奧蘇吉（Chinyere Osuji）和杰克·凱茨（Jack Katz）對這篇文章的早期草稿的評論。感謝羅杰斯·布魯貝克、詹姆斯·奧馬利（James O'Malley）和丹·施拉格（Dan Schrage）提供的鼓勵和建議。我們特別感謝史蒂夫·古德羅（Steve Goodreau）和戴夫·亨特（Dave Hunter），我們依賴他們廣泛的方法論反饋，在製作計算機statnet程序時，他們慷慨地考慮了我們的關切和需求。在幫助我們找到最合適的方式來聚集學生的品位方面，鮑勃·漢內曼（Bob Hanneman）和馬克·紐曼（Mark Newman）同樣給予了支持；卡特·巴茨（Carter Butts）建議我們使用替代性的基於置換的方法（permutation-based methods）來確認我們的發現。該章已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2010年第116卷第2期上，並獲得了美國社會學協會數學社會學領域的最佳論文獎。

第七章是基於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的研究生托馬斯·索爾（Thomas Soehl）合著的手稿改編的。我感謝尤瓦爾·範斯坦（Yuval Feinstein），他在項目的早期階段擔任研究助理。對於批評和有益的建議，我們感謝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定量社會學研討會，在伯爾尼大學、密歇根大學、牛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伯克利大學、洛桑大學和哈佛大學的社會學系，在倫敦大學學院舉行的關於移民問題的會議，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系的高級定量方法研討會，以及加拿大成功社會項目的會議上的諸位與會者。羅伯特·馬爾（Robert Mare）、克裡斯蒂安·喬普克（Christian Joppke）、筒井清輝（Kiyoteru Tsutsui）、陳達文（Tak Wing Chan）、米格爾·森滕托（Miguel Centento）、西貝爾·福克斯（Cybelle Fox）、克裡斯蒂安·杜斯曼（Christian Dustman）、米歇爾·拉蒙特和蓋伊·埃爾切羅斯（Guy Elcheroth）邀請我到上述場所。蔡力（Li Cai）給出了方法論建議，馬蒂亞斯·柯尼希、埃裡克·施內德漢（Erik Schneiderhan）、珍妮弗·埃爾裡克（Jennifer Elrick）、凱倫·法萊（Karen Phalet）、艾琳·布洛姆拉德（Irene Bloemraad）、希瑟·哈夫曼（Heather Haveman）和尤金·塔塔科夫斯基（Eugene Tartakovsky）對這一章的草稿版本發表了廣泛的評論。

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欣然接納了我提交給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原稿，詹姆斯·賈斯珀（James Jasper）仔細編輯了最終版本，並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我感謝他們兩位。特別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羅格斯·布魯貝克、馬蒂亞斯·柯尼希、米歇爾·拉蒙特、史蒂夫·韋爾托韋茨和華康德（Loïc Wacquant），在過去的十年裡，我有幸與他們進行了持續的對話，他們以許多不同的方式鼓勵並在思想上滋養了這個研究項目。這本書是獻給所有那些沒有融入或以其他方式模糊了既有歸屬邊界，並因此給一個不可分割的人類的古老觀念帶來新希望的人。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邁向族群邊界制定的比較分析

族群性、種族和民族性的整合觀點

章節概覽

第二章 赫爾德的遺產

如何不思考族群性

如何思考族群性：群體形成範式

機制和因素：邁向解釋性的說明

去族群化的研究設計

第三章 策略與方法

推進比較邊界制定議程

現有的類型學

第一部分：邊界制定模式

擴張

收縮

價值重估

地位移動：邊界跨越與重新定位

模糊

第二部分：邊界制定方法

話語與符號

歧視

政治動員

強制與暴力

總結與展望

第四章 衝突與共識

對比較理論的挑戰

制度、權力和網絡

為邊界而斗爭

邊界特徵與動力

概要和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五章 分類斗爭

研究設計

巴塞爾、伯爾尼和蘇黎世的社會人口變化

局內人和局外人：老牌居民的視角

差異與轉變：移民及其子女的視角

網絡中的社會邊界

結論與展望

第六章 網絡邊界

引言

聯繫形成的原則：一個理論框架

數據集

剖析種族同質性

跨越種族：網絡結構的綜合模型

結論

第七章 文化與封閉

族群性與價值觀的四種研究路徑

第一章 導論

邁向族群邊界制定的比較分析

過去關於族群性（ethnicity）的辯論大多是在二分法的框架中展開的。“原生主義者”（primordialists）指出，族群共同體的成員身份是與生俱來的，因而代表著社會世界的一個給定特徵；而“工具主義者”（instrumentalists）則認為，個人在他們認為合適的不同身份認同之間進行選擇。“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s）斷言，族群文化和族群認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保持穩定；而“情境主義者”（situationalists）則表明，個人如何依據情境的變化邏輯來認同不同的族群類別。“永存主義者”（perennialists）堅稱，族群性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最穩定的社會組織原則之一，許多族群共同體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之久；與之相對，“現代主義者”（modernists）則將族群性的突顯歸因於過去兩三百年以來民族國家的崛起。有些學者認為族群性是一種具有強烈心理根源的“群體認同”，而與之對立的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族群差異主要是由個人或集體行動者不斷變化的“利益”所驅使。

20世紀80年代，一些學者試圖調和這些立場，並達成理論的綜合（McKay 1982；Bentley 1987；Keyes 1981；G. M. Scott 1990；Nagata 1981）。但到90年代末，建構主義、工具主義和情境主義相較於本質主義、原生主義和永存主義分別占據了優勢，不過，本質主義、原生主義和永存主義這些相反的立場今天仍在被表達，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複雜（請參見Roosens 1994；Hirschfeld 1996；Gil-White 1999, 2001；Darden 2012），但它們不再主導著主流話語。當今文獻中對族群性之“建構性”“競爭性”和“偶然性”特徵的常規引用以及同樣常規的對原生主義的無謂批判，都證明了建構主義的主導地位（最近的研究，請參見Brubaker 2009）。

根據這一建構主義共識，研究者應當研究認知的類別或差異的話語，而不是族群（ethnic groups）；概述一個族群共同體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後來是如何解體的，而不是描述它是如何沿著歷史的道路前行的；研究對文化差異的不同主張，而不是觀察一個族群文化的日常運作。今天很少有學者敢於主張族群文化和族群認同的給定性（givenness）、跨情景穩定性（transsituational stability）和深植性（deep-rooted）特徵，盡管這些觀念在美國大學的族群研究系中以及在碰巧偶然涉及族群現象的經濟學或哲學的非專業研究人員中仍然很普遍。

本書概述了這一建構主義共識的主要內容，並對其假設和成就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然而，與此同時，本書試圖通過為如下問題提供更精確的比較分析來超越這一共識，即如何以及為何族群性在某些社會和環境中重要，而在其他社會和環境中卻不重要；以及為何它有時與不平等和排斥、與政治顯著性和公共辯論、與持久忠誠和強烈認同相關，而在其他情況下，族群性、種族和民族性（nationhood）並未構造（structure）資源分配，很少引發政治熱情，並且只代表著個人認同的次要方面。到目前為止，建構主義者的學術研究在對族群差異所發揮的這些不同作用的比較性闡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