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VS農民：廣西大饑荒

「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重寫？」


本書聚焦於中國廣西，在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甚至延及1980年代初的時間範圍，並且聯繫全國在此時期的形勢與事態，考察了此時期諸多重大的歷史現象，包括統購統銷、集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高浮誇、瞞產私分、反瞞產私分、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乃至農村經濟改革等，圍繞著廣西大饑荒前因後果及其具體表現與深遠影響的研究主軸，形成「參照系：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廣西大饑荒導因」、「反瞞產運動：廣西大饑荒催化劑」、「反瞞產運動始末：以百色為例」、「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以百色為例」、「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廣西『瞞產私分』的意義及影響」、「集體化時期的廣西糾合事件」等篇章，各章互有關聯卻也各具不同研究議題的論述，對廣西大饑荒進行較為多元而全面的探討。

王力堅
原籍廣西博白縣，國籍新加坡。1955年生。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學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逾十年，現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暨歷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元智大學中語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廣西大學訪問教授。出版過專書十三種，發表過學術論文逾百篇。

凡 例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文革記憶與研究動機
第二節 歷史脈絡與歷史縱深
第三節 學術立場與原始資料
第二章 參照系：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
第一節 「唯意志論」催發大躍進
第二節 「大好形勢」下的大饑荒
第三節 雪上加霜的非理性操作
第四節 「無意」抑或「有意」
第三章 廣西大饑荒導因
第一節 統購統銷與「廣西事件」
第二節 集體化與「南寧會議」
第三節 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交織效應
第四節 反瞞產運動加劇大饑荒
第四章 反瞞產運動：廣西大饑荒催化劑
第一節 浮誇風氣下的「糧食大豐收」
第二節 超前成立人民公社
第三節 糧食供給制與酬勞工資制
第四節 三種現象的統合作用及其後果
第五章 反瞞產運動始末：以百色為例
第一節 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概述
第二節 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比較
第三節 百色地區兩次反瞞產運動後果
第六章 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以百色為例
第一節 被當局主導、支配與操控的「群眾性」
第二節 反瞞產運動之群眾性形式
第三節 「國家VS 農民」：反瞞產運動之實質
第七章 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
第一節 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第二節 政府應對大饑荒的措施
第三節 大饑荒中農民的自救方式
第四節 從「瞞產私分」到「包產到戶」與「分田到戶」
第八章 廣西「瞞產私分」的意義及影響
第一節 瞞產私分與鄉村傳統私有意識
第二節 瞞產私分私有意志的意義
第三節 瞞產私分的深遠影響
第九章 集體化時期的廣西糾合事件
第一節 廣西糾合事件的發展變化
第二節 廣西糾合集團的活動類型
第三節 「反革命」：糾合事件性質辨
第十章 結 論
後 記
主要參考書目

中國大饑荒，雖然是伴隨大躍進而生，宛若橫空出世，平地風雲，但就災荒史的意義而言，斷不能無視其歷史之脈絡，忽視其歷史之縱深。
中國自古歷代災荒頻仍，史不絕書，近現代以來尤甚。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於饑饉的文化反應》（Tears from Iron, Cultural Responese to Fam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和何炳棣（Ho Ping-ti）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不約而同地討論：清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五年（1879）肆虐中國北方山西、河南、山東、直隸、陜西五省的「丁戊奇荒」，導致受影響地區1億零800萬人口中，就有900萬到1,300萬人因飢餓、疾病或暴力而喪生。原本繁榮的山西省，在饑荒前的1,500萬到1,700萬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不是死於飢餓與疾病，就是逃亡；直到1950年代才恢復到清光緒三年（1877）前的人口。由此可見區域災荒的歷史縱深意義。
歸屬區域荒政史範疇的廣西大饑荒研究，亦應對廣西區域災荒歷史加以適當的縱深探究。
近代以來，廣西也有不少災害發生，而且往往是多種自然災害交叉降臨。如「有明一代，由於氣候的振動，加之其它因素的影響，華南地區的自然災害尤為嚴重」，廣西不少地區也頻頻遭受旱災、澇災、風災、冷凍、地震、饑荒、瘟疫和生物災害，導致大規模的財物損失與人員傷亡。明景泰七年（1456），桂林的瘟疫就造成2萬多人死亡；萬曆十四年（1586），廣西梧州大水，郁林（玉林）、博白等縣許多地方「廬舍、田禾盡被淹沒」。
又如清道光三十年（1850），龍州大水，損失甚重；全州、靈山均逢秋旱，「蝗害稼，秋，饑饉，民鮮食」，「秋旱，禾苗盡枯」；平南則為「饑，道路餓殍相藉」；三江慘遭「大瘟疫，死人甚多」。災害之後，產生大量飢民、流民，造成民不聊生。在一定程度上說，水旱災荒也正是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爆發的一個直接原因。
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由於長年戰亂、災荒、人口膨脹等原因，大量流民湧入廣西，聚居於桂東南的貴縣、桂平、平南三縣。隨後，桂東南三縣成為17至20世紀初災荒發生的高頻區，以致呈現「饑荒嚴重，出現人相食慘象」，「糧貴餓死人，道殍相望」，「飢者割臨死者腿肉而食，慘聲不忍聞」，「蕨根、白撫採食殆盡，餓死、病死數千人，迫於飢餓不能存活而賣妻及子女者不可勝數」之類的悲慘景象。
抗戰期間的1942年，廣西先是水災，受災16個縣，災民達百萬人；接著是旱災，12月21日，省府向中央呈報災情稱：全省旱荒49縣，「災情慘重，百年僅有」；博白縣亦是「先水災，後旱災，晚造作物損失過半；次年春，全縣飢民達 25 萬多人」。抗戰浩劫後，社會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急需休養生息的廣西卻又連年發生水、旱、風、蟲、疫災，「出現空前未有的特大饑荒」，「無室不破，有室皆空，荒涼遍地，雞犬絕跡，不見粒米，食物毫無」；「災情之重，災區之廣，震驚全國」。據廣西省政府社會處及中國善後救濟總署廣西分署的報告：1946年廣西受災面積遍及全省三分之二的縣分，災民共340萬人，佔全省1,400萬人的24.3%。其中興安、全縣、靈川的災情極為嚴重，全縣光復後有29萬餘人，災民達8.46 萬餘人，因飢餓死亡的有8,600 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10.17%；靈川縣人口11.63萬餘人，災民8.50 萬人，因飢餓死亡2,300餘人，佔災民總人數的2.70%；興安縣沿公路一帶的鄉村平均每村死亡人數佔三分之一，以飢餓死亡者佔多數。省會桂林市也是饑荒嚴重，「餓殍載道，街頭及近郊有死骸無主收埋」。
近來舊書再版的吳景超（1901〜1968）著《吳景超日記：劫後災黎》，紀錄作者1946年巡查抗戰浩劫後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五省的災情。所記廣西災情為：「敵人搜刮糧食，屠宰耕牛，破壞塘堰，無一不作」；隨之而來的，「乃是一連串的水災、蟲災和旱災」；而且疫癘（霍亂與天花）流行，糧荒蔓延，百姓只能以野生植物充飢。1945年6月河池縣九墟鄉公所呈文所記可見一斑：
穀米已被敵寇搬食糟蹋殆盡，牛隻被擄，田地丟荒，無物變賣，以購耕牛。加以無米為炊，筋骨無力，難以勞作。告貸無門，採野菜以充飢，大人猶可，小兒難支，號寒啼飢，為父母者，仰天長歎，坐以待斃而已。
吳景超所記災情，距本書所記史事，不過十來年。儘管吳景超所謂「劫後」，與 1958年起遭遇的浩劫，起因不同，但實在很難想像前者對於後者沒有影響：前者留下來的，不是一般農村的常態，而是浩劫餘生的飢民，是「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的流離人口，是缺耕牛、少肥料、水利灌溉設施破壞殆盡、村鎮片瓦無存的廢墟。
事實上，劫後災害延續多年，直至1949年中共建政後，廣西仍然是水、旱、風、蟲等災迭次紛至，可謂無年不災。僅1950年春嚴重的水旱災害，及天花、牛瘟、霜凍等災，就致使廣西全省103個縣市中的90個縣市，5,206個鄉村的340餘萬畝田地遭受嚴重不同的損害，其中收成僅三成以下就達160餘萬畝，共損失主要糧食1億4,300餘萬斤，房屋3萬餘間，耕牛2萬餘頭，以及不可計數的財產。約230餘萬人成為災民，重災民約達110萬人。中共新政權在徵糧等工作中的偏差作為，激化了與民眾的關係，加上敵對勢力的策動，以「反徵糧」、「反北方佬」、「搶糧」為號召的武裝暴動在廣西各地此起彼落。自二月底桂東北的恭城暴動始，至七、八月間達到最高峰，其中較嚴重者如桂東南的玉林專區，僅玉林、陸川、博白三縣，便有中共幹部及農民積極分子500餘人被殺害，搶去公糧300餘萬斤。天災人禍，交混為虐。
就在這麼一片「劫後」廢墟上，短短幾年後，中共當局卻要掀起改天換地的大躍進，發射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建立「共產主義天堂」，不啻癡人說夢，只能使廣西人民再次淪為「災黎」。
只不過，前述廣西荒政史上的災荒浩劫多為兵荒馬亂年代的「寇災與天災的混合產物」，天災因素更顯著，大多為「災之與荒，本相聯而不可分，有災則必有荒，荒由災致⋯⋯此兩者遂構成循環不已之因果關係」。
本書所著眼的大饑荒則基本上是發生在承平時期的人禍，尤其是呈現出大躍進與大饑荒接踵而至且幾乎重疊發生的詭異現象；集中體現為「饑」由「荒」致的單向因果關係─極度的糧荒釀成致命的饑饉，社會生產與人民性命受到空前的摧殘。
儘管如此，在廣西大饑荒的歷史現象探究中，仍可以從饑饉死亡的慘景、災民搶糧的風氣、凋零衰敗的鄉村、以及國際救援的對比等，一窺廣西荒政史上歷史脈絡的承續，乃至於歷史縱深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