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的清貧（簡體書）

阿甘本關於生活與規則之關係的啟示錄
刷新對於清貧、使用和所有權的認知

阿甘本在本書中試圖通過研究修道院制度的典型案例，來考察一種與形式緊密相關的生活，重新構建“形式—生命”（forma-di-vita）這一重要概念。作者首先面對的是規則和生活的關係問題。這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所指向的，是在教會史上長期占核心地位的儀式，“禮儀與規則”便成為本書第二部分的主題。而以聖方濟各為代表人物的12—13世紀的宗教運動，則對中世紀以來的教會傳統提出新的挑戰；方濟各派不再從教義和教規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層面上來界定他們的經驗。由此，對“至高的清貧”和“使用”概念的重新發現與探討，構成本書的精彩終章，也開啟了新的論題。本書由意大利語資深譯者邱捷從意大利文原著譯出，並做了必要的注釋。

喬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

意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家，曾先後任教於意大利維羅拉大學、巴黎國際哲學學院等歐美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阿甘本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哲學、語言學、文獻學、詩學和中世紀文化，之後的研究擴展至政治學、美學、宗教等多個領域，出版有大量著作，如《潛能》《詩節：西方文化中的詞語與幽靈》《語言和死亡》《散文的理念》《開放：人與動物》《未來的共同體》等，以及以“牲人”（homo sacer）為主題的系列作品（《牲人》《例外狀態》《至高的清貧》《主業》）。

◎ 譯者簡介
邱捷

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在熱那亞大學人文學院研修意大利現代文學和藝術史。通曉英文、意文、德文。近年來致力於中歐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工作，包括中文經典著作的意大利文翻譯與宣傳。主編並翻譯《陌生人馬可：意大利與中國的古今絲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

如何構想一種形式—生命，一種永遠不會淪為佔有的對身體和世界的使用？如何才能把生命當作一種永遠沒有所有權而只是共同使用的東西？
規則，如果完全混同於生活，那麼，什麼是規則？ 生活如果無法區別於規則，那麼，什麼是人的生活？
這就是從帕科繆到聖方濟各的西方修道主義令人著迷卻已絕跡的現象，而阿甘本的這本書正是通過對它熱忱的重新解讀，嘗試回答上面的問題。如果說這本書在計時與規則、苦行技巧與禮拜儀式等細節中重塑了修道士的生活，阿甘本的論點則重在說明，修道主義的真正創新並不是混淆生活與規則，而是發現了一個新維度，在這個維度中，也許是第一次，那樣的“生活”自主地肯定了自己，“絕對清貧”與“使用”的主張已經向“法律”發起了挑戰。
當西方歷史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紛紛式微，是“至高的清貧”的“形式—生命”，連同物的使用，揭開了新篇章。
◎ 推薦語
阿甘本展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在西方傳統的角落發現持久的意義，同時公正地對待它們的歷史性。
——布萊恩•漢密爾頓，《現代神學》

阿甘本知道文學、語言和任何深度理解所需的細微差別。這本書不是為修道院和修士精神或神學滋養而寫的，它是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而寫的，關注當前規則的消耗性以及規則對生活的影響。
——尤金•亨塞爾，《美國本篤會評論》

《至高的清貧》提供了一個富有成效的視角，通過它來審視現代性、其前身及其在全球重新想像的未來。對人類學家來說，特別突出的是這本書對實踐理論的關注，以及關於生命不完全由資本和制度的邏輯所定義的重要理論。
——Kerry Chance，《人類學•南部非洲》

阿甘本的這部作品是一本發人深省、文筆嚴謹的著作。對於修道院制度方面的學者來說，《至高的清貧》以富有成效的新視角呈現舊文本；對於哲學和其他學科的學者來說，它將提出新的方法和工具，並可以運用到不同的研究領域。
——約書亞•坎貝爾，《中世紀君主研究雜誌》

就像阿甘本的許多作品一樣，《至高的清貧》將歷史、哲學和文學論述與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相結合。阿甘本的書通過並置、類比和理論想像的行為激發了人們的洞察力。
——布萊恩•布裡特，《宗教雜誌》

前　言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厘清修道主義的典型案例，嘗試構建一種“形式—生命”，這種“生命”與它的“形式”是如此休戚相關，以至於兩者密不可分。正因為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研究工作首先面對的就是規則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它定義了修道士們為了實現理想即共同的生命形式所依賴的機制。嚴格繁複的戒律和苦行技巧，回廊、計時學、孤獨中的誘惑、合唱禮、同修兄弟的勸誡或上司的嚴懲酷罰，為了從罪惡與塵世中獲得救贖，修道院用它們構成自己“有規律的生活”；而我們要探究的，並非或並不僅僅是這些，我們首先必須弄明白的，是由此而生成在“規則”和“生活”兩個術語之間的辯證法。事實上，對立統一的關係如此緊密又盤根錯節地生長在兩者之間，以至於有時候它在現代學者的眼中融化為一種完美的同一性：“生活即規則”（vita vel regula），這是《教父規則》（Regola dei Padri）緒論中的說法；又比如，方濟會在他們的《無戳規則》中說：“這就是小兄弟會修士的規則和生命……”（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 minorum...）在這裡，人們不必糾結連詞“即”（vel）與“和”（et）是否造成了語義上的含糊不清，倒是可以把修道院視為力場，看著它被兩股相逆又相交纏的力量貫穿，而在這對力量的相互張力作用中，某種聞所未聞的新生事物，一種“形式—生命”，固執地靠近了它的實現，卻又以同樣的固執而落空。修道主義所創新的，既不是生活與規範的混淆，也不是事實與權利關係的新蛻變，而是對某種生命境界的識別，它不曾被人思考，在今天它或許令人不可想像，然而，它就是“生活即規則”（vita vel regula）、“規則和生命”（regula et vita）、“生活的方式”（forma vivendi）、“生命的格式”（format vitae）等詞組為了它的命名而絞盡腦汁的東西。在這些詞組的表達中，為了成為導向第三含義的信號，“規則”和“生活”喪失了它們原本為人們所熟悉的意義，而那第三含義，恰恰是有待我們揭曉的謎底。
可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有一樣東西似乎阻礙了第三含義的浮現，也阻礙了大家對它的理解，這個障礙並不在於堅持了什麼環節，比如誓願、宣告等現代人心目中具備司法意義的部署，而是教會史上的一種絕對核心現象——聖餐禮儀，它對現代人來說是隱晦難懂的。至於修道士面對的巨大誘惑，不是15世紀的繪畫慣於表達在半裸女性形象中的東西，也不是在畫中糾纏隱修聖人安東尼的奇形怪狀的妖魔；那是一種渴望，渴望將自己的生活打造成禮拜儀式的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不可間斷。於是，這項最初提出通過分析修道制度來定義“形式—生命”的研究，不得不為一份無法預見的、至少表面誤導和不相干的功課而努力，它是一種針對禮儀職務的考古，相關的研究成果彙集成單本書另行出版，題為《上帝的工作：禮儀職責考古學》（Opus Dei. Archeologia dell’ufficio）。
這種範式，既是本體論的又是實踐的，它交織了存在與行動、神性與人性，也是教會在它的歷史進程中從未停止塑造和表達的，從早期沒有太多確切規定的《使徒憲章》（Costituzioni apostoliche），到13世紀的紀堯姆•杜蘭德精心構思下的《禮儀原理論》（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到1947年措辭嚴謹的教皇通諭《上帝的調解人》（Mediator Dei）。然而，只有對這種範式完成初步的定義，我們才有可能實際地理解“形式—生命”所涉及的咫尺而又遙遠的經驗。
對於修道士的生活方式，如果只能從刻苦比對禮儀範式中獲取理解，那麼，研究工作中的關鍵實驗就不能不投入對12、13世紀的宗教運動的分析中，而方濟各主義正是這些運動走向登峰造極的代表。宗教運動的主要實踐不再停留在教義和法律的層面，而是走進了生活本身，從這個角度看，宗教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代表修道制度已經來到決定性的歷史節點，修道主義的長、短、勝、負，都在這一刻達到了張力的極限。
為此，本書將針對方濟各和方濟各派理論家們有關“清貧”以及“使用”的啟示作出詮釋，並且以此作為行文的收尾。關於詮釋，一類是早期的傳說和大量的聖徒文學，經它們粉飾出來的，不是過於人性的瘋子、傻子的面具，就是非人性的新基督的面具，它們共同掩蓋了“清貧”以及“使用”的理論；另一類則如《聖經》或法律文本的注釋，關注事實而非事實附帶或包含的理論意義，它們將方濟會的信息局限在法律史和教會史的學科範疇。無論在哪一類詮釋中，至今尚未觸及的東西或許才是方濟會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如同無法拖延的任務，西方世界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過頭來與它對峙：如何思考一種“形式—生命”，一種完全脫離了法律掌控的人類生活，一種永遠不會成為佔有的對身體和世界的使用。也就是說：想一想生命，它永遠不是所有權的受讓，而是一種共同的使用。
至於這樣的任務，需要詳細製作一套“使用”的理論，它缺失於西方哲學體系，連最基本的原理都不存在，而從這一理論出發，還需要對那個“操作”和“政府”的本體進行批判，這樣的本體，在各種偽裝之下，還在繼續決定著人類的命運。這份功課，就讓我們留給《牲人》的最後一卷去展開吧。

前 言
Ⅰ　規則與生活
§1.規則的誕生
§2.規則與法律
§3.逃離與構建
交集
Ⅱ　禮儀與規則
§1.生活的規則
§2.口述與書寫
§3.作為禮儀文本的規則
交集
Ⅲ　形式—生命
§1.發現生命
§2.放棄法律
§3.至高的清貧與使用
交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