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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35本書以及閱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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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35本書以及閱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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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二○一七年獲頒德台友誼獎章
二○一九年獲頒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二○二三年獲頒德國歌德獎章
 
■他是戲劇人、策展人和哲學家
■「一本書必須像一把斧頭,它能擊破我們心中那片冰封的海」──卡夫卡。
 
作者耿一偉老師,身為一個愛書人,多年來為文學、哲學以及藝術等領域的中文出版著作撰寫導讀,和讀者分享他的閱讀經驗,吟詠回味,不知不覺中,這些導讀便累積成繁華似錦的書評書介著作。本書收錄了作者為以下著作撰寫的導論,就像一個說書人,為讀者們打開閱讀的大門。
《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莎士比亞故事集》《城堡》《牆:沙特短篇小說》《邁向王道》《卡夫卡日記》《我就是夏洛克》《瘟疫》《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雞皮疙瘩》《證詞》《我們人生的最初》《後戲劇劇場》《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超現實主義宣言》《空的空間》《劇場與城市》《激進美術館學》《短暫的永恆》《未來藝術革命手冊》《開放的門》《海鷗》《透明社會》《時間之書》《對面的瘋子》《意猶未盡的黃金時代》《童話治療》《在阿爾卑斯山與尼采相遇》《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愛欲之死》《跟莎士比亞學創作》《編劇的藝術》《千面英雄》《作家之路》《想清楚,寫明白:好的影視、劇場、小說故事必備的七大元素》。
「閱讀是走向心靈泉水的練習」,作者希望讀者也在不斷加速和自動複製的社會當中停下腳步,享受慢讀和細讀的況味。

作者簡介

耿一偉
花蓮人,台大哲學系畢,曾至布拉格音樂學院研習默劇,目前是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並為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與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之前擔任台北藝術節藝術總監(2012-2017),桃園鐵玫瑰藝術節策展人(2018-22)。著有《文化領導力的 80 個關鍵字》、《故事創作Tips―32堂創意課》、《在台北看書》、《羅伯威爾森:光的無限力量》、《喚醒東方歐蘭朵》與《現代默劇小史》,譯有《劍橋劇場研究入門》、《劇場與城市》、《布拉格畫像》、《空的空間》、《給菲莉絲的情書:卡夫卡的文學告白》、《恰佩克的祕密花園》與《哈維爾戲劇選》(合譯)。曾獲倪匡科幻獎首獎,二○一七年獲頒德台友誼獎章,二○一九年獲頒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二○二三年獲頒德國歌德獎章。

名人/編輯推薦


導論 書的導論
 
聽,天使在唱歌
 
我成長的一九八○年代,非常流行聽西洋音樂,當時最熱門的節目,是余光在警廣的廣播。他的節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我都會固定守在收音前,特別是周五晚,那天他會介紹最新的告示牌(Billboard)前二十名的單曲。不過要說最新,其實已是至少兩到三到禮拜前的資訊了。當時沒有網路,得等美國那邊將榜單與音樂寄過來台灣,余光才能在節目中播放。
但我實在沒辦法等那麼久,為了想要知道最新的告示牌排行,我決定把存的錢拿出來買一台短波收音機。那時一台短波收音機要三四千塊,感覺像是現在年輕人去買 iPhone。當年還是冷戰時期,各國都有短波電台,向全世界廣播,宣揚其政治理念,有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或是德國之聲等。這些電台的頻率是一般的 AM/FM 收不到的,唯有透過短波收音機才聽得到。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在這浩瀚的短波海洋中,一定會讓我撈到一個美國電台,節目中會播放范海倫樂團(Van Halen)或是史班杜芭蕾合唱團(Spandau Ballet)的最新單曲。現在回想起來,感覺就像是進入了影集《怪奇物語》(Stranger Things)的世界,但真的,那就是那個年代的普遍氛圍,即便故事是發生在美國。
那天晚上風很大,應該是我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我帶著剛買到的短波收音機,騎著腳踏車,到花蓮市的南濱海邊,將收音機打開,用手指轉著調整頻道的轉鈕,試著辨識出聽得懂的聲音。不久,奇蹟發生了,我真的找到一個夏威夷的電台,名字叫 KYLM 之類的,正在介紹最新美國告示排行榜前四十名。我聽到的第一首歌如天籟般從收音機裡傳出來,那是舞韻合唱團(Eurythmics)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我不知道是因為歌曲太好聽,還是那一刻對我來說就像是天使現身,我這一輩子都無法忘記歌曲一開始的「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la la la la la la... Dara... dada」!
對西洋流行音樂的熱情還造成其他的影響。為了想獲得更多資訊,余光音樂雜誌一創刊,我就開始訂閱,雜誌每一期都附有告示牌單曲百大與專輯兩百大排行。我大學畢業時,曾經去算紫微斗數,老師對我說:「你成長過程中,常常很晚睡,不知道在做什麼。」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我半夜都在研究排行榜上的名單。這些排行不是只有歌曲或專輯名稱,還有製作人、上榜週數以及是否獲得金唱片或白金唱片等資訊。有些專輯雖然沒有進入前二十名,但卻可能停留週數很長,甚至獲得金唱片。我會猜測這是否這意味著這些專輯或歌曲更為耐聽,即使我在廣播節目從來沒聽過。這些名字會引發我的好奇,成為去唱片行狩獵的目標。這個經驗影響了我後來很喜歡收集與研究各種名單,它訓練我對各種蛛絲馬跡的探索,就像是偵探一般。
 
書架上的最初
 
千禧年後,我從布拉格回來。當時我從捷克寄回了三十幾箱的書與資料。捷克國家小,許多書都不太容易再版,去舊書店尋寶,成了我每個禮拜的固定行程。其中有一家藝術二手書店是後來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培養出對超現實主義的興趣。後來當出版社邀請我為《超現實主義宣言》寫導讀的時候,我已經在這個題目上浸淫了很久,閱讀過許多相關資料。在本書的〈詩歌、愛情與革命的子彈火力全開〉一文中,我就略為提到這段時光。
這本書收錄了我近二十年來為各種書籍寫的導論或導讀,最早的一篇是二○○四年為《童話治療》寫的〈女性的分析之道〉。通常,一篇導論的書寫,要花一個半月到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前提是我要對這個題目有興趣,我會願意將所有閒暇時間都拿來準備這篇文章。首先,當然是先將全書讀過至少兩遍,讓文本得以進入身體。我會開始跑圖書館,去借各種相關的資料回來查閱。大量進食的閱讀過程中,有些想法或句子會在睡前胡思亂想時,像泡泡一樣浮上意識表面。我會將它們記下來,但不會太快或太早就去構思整體架構,而是讓這些內容在我的無意識醞釀,直到不同想法之間,開始浮現相關連結,我就知道這篇文章快要成熟,可以準備動手寫了。
二○○四年出版了一本書叫《逛書架》,裡面介紹了十多位愛書人的書架,我是其中一位。當年我還默默無名,在景美租房子,捷克寄回來的書加上自己平日買的書,堆滿了我小小的房間,那時買不起木質書架,只能去師大路的便宜百貨店,買正方形的鐵製網格,組成臨時書架。但是這些網格的承重不足,往往被書壓到凹陷。《逛書架》就有照片,捕捉了這樣的慘狀。不過,書中沒有記錄到的更悲慘的,是每隔三、四個月,這些臨時書架會因為過重而造成中間的卡榫滑動鬆弛,最後書架會瞬間整個垮下來,讓我欲哭無淚。要重新把書上架是非常累的事。我的書架沒有什麼系統,它們就像是一片野生草原裡的羊群,而我是牧羊人,羊群會亂跑,牧羊人只是憑野性的思維,去記住每隻羊。我對每一本書放在哪個區域會有身體的記憶,但不見得馬上找得到要找的那一本,卻會在找書的過程,發現很久沒有看到的另一本書。書架垮的時候,這種情形會呈現指數成長,上架的過程會變得很慢,每一本我都要重新再翻閱一下,因為好久沒看到這隻羊,得摸它一下。
當然,我不是什麼都會寫,我有興趣寫的導論,還需要一個另一個前提,是我對這位作者或題材已具有一定的知識背景。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我對他的小說不熟,但要寫的導論,是關於他的劇本《我們人生的最初》,這就讓我有一定的把握,去接受書寫導論的挑戰。我比較喜歡吸收第一手的資料給我的靈感,特別是作者在出版這本書的同期與前後期的作品,往往能給出更多解讀的線索。寫書是這樣,作者不見得是寫完一本才寫另外一本,有時可能好幾個計畫會同時醞釀,有時先寫好的作品,也不見得會先出版。所以我偏好先去了解這部著作當年出版的狀況,再根據對版本的理解去做去詮釋的定位。像〈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離開地面一寸,重啟面對他者的力量〉、〈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當下的開放〉等好幾篇文章,我在文章一開頭,都是先釐清當年出版的狀況,而不是直接切進內容詮釋。
我在網路上查到一些評論與訪談,都提到《我們人生的最初》與他另外一本書《家譜》的關係。我覺得這是個線索,在台大找到這部小說的英文本。兩本書交叉閱讀的結果,最後得出自己對這部劇本的解讀。我希望我的導讀不光只是一種知識性的詮釋或是單純介紹,也是奠基在我個人創作與人生經驗上。大學畢業當完兵後的一九九○年代中期,我有一段時間在花蓮的有線電視台工作,有很多直播節目都是在晚上九點才開始,有時我會擔任導播,有時則擔任主持人的工作,我甚至自己主持一個叫《書蟲俱樂部》的節目。下午的時候,通常記者們會外出採訪,我若沒有跟拍,就躲在咖啡廳看書。我不太會拿這個社會的標準來定義自己,但我有自己想做的事,只是我不在意這些事情在別人眼光看來是如何。反正我覺得,這是我的人生,我又沒犯法,也沒管你們的生活該如何過,請別來管我。
 
細讀的力量
 
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借到一本高全之寫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高全之對王禎和的解讀,並非先立足在特定的文學理論,而是根據他對王禎和作品的細讀所進行的詮釋。這讓我感覺非常到位,解讀的主要證據都出自王禎和的文本。後來做劇場之後,我發現有些導演在做劇本分析時,會與演員一起面對面對於文本進行長期的討論與分析,而不是去運用二手的閱讀資料。在〈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我們人生的最初》〉這篇文章一開頭,我提到俄國劇場導演多金(Lev Dodin),他對劇本分析的技巧,對我有很大影響。多金的想法是,一位劇作家在寫台詞時,為何選擇這句話而不用另一句話,一定有他的用意,只要我們願意挖掘,願意讓台詞穿透我們,我們就可以在文本的某處找到支持這個想法的證據。
在〈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一文的結尾,我提及愛爾蘭文學批評家丹尼斯‧多納霍(Denis Donoghue)對細讀(close reading)的支持。我會引用這段文字,而不引用別的,一樣是透露了我對文本細讀的偏愛。這倒不是說我反對文學理論,只是我不喜歡理論先行,覺得那樣會限縮我對新事物的觀察,只找尋對自己有利的解釋。畢竟,書寫導讀的樂趣,在於這是一種學習的成長。你在寫導論的過程中,必須讓自己成為作者,把作者吞到你的肚子裡,有點像卡通《進擊的巨人》,你要吃掉怪獸,才會成為怪獸。丹尼斯‧多納霍說:「閱讀文學的樂趣是喚起一個人的想像,這是走出自我邁向他人生活、邁向其他生活形式、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邁入他人生活的想像過程,其實跟方法演技很像,只是讀者是在他的腦中演戲。寫導論對我來說,有時你得要扮演作者,你得要帶著同情的理解,試著用他的角度說話,雖然這最終也是一種你的詮釋。一篇導讀當然也可以有評論的部分,但是若要區分導讀與評論的差異之處,是導讀要負責帶領讀者進入書的世界,評論是看出作者自己沒有看到或說出來的東西。寫導讀的人可以有的風格,但最終,你要服務大家進入這本書。所以有時候,一些比較難的著作,我會試圖用比較大眾化的開頭,像為《牆:沙特短篇小說》寫的〈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在文章一開始,我就藉著電影《蝙蝠俠:開戰時刻》的一個片段,來作為對存在主義的解釋。
前陣子我在某本書上看到一句話:「哲學就是奪回時間。」這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確,哲學不是只在探討時間的學問,而是協助我們區分什麼是重要與不重要的智慧。人生有限,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但這些事卻不見得是重要的事,重點是,你打混過去的一天,這一天的時間是永遠拿不回來的。《時間之書》就是在談論各種不同狀態的時間,以及時間對我們的影響。我在書寫這篇導論時,關注到一個現象,作者薩弗蘭斯基在試圖協助我們釐清時間概念的同時,卻引入另一個概念──事件。我在〈時間、事件與逍遙〉一文寫道:「事件與時間一樣,是一個奧祕,彼此之間有密切關聯。薩弗蘭斯基在《時間之書》中,經常提到『事件』,每一章都會出現好幾次,但他並沒有特別給予定義或說明。」接著我舉出書中提到的事件有關的幾個句子,然後試圖解釋薩弗蘭斯基在使用事件這個字時,他可能是在指什麼,雖然作者從來沒有直接解釋。
這種從文本中找到空隙,發現矛盾,然後試圖挖掘這個不能被直接定義的線索,把它當作是解釋整部作品的問題意識(而不是去批判它),可以在〈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一九一三:現代史的麥加芬〉、〈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當代藝文機構的任務〉等幾篇文章中,找到我對這個書寫策略的運用。
知名芬蘭邏輯學家與維根斯坦專家辛提卡(Jaakko Hintikka)說,維根斯坦有拼寫困難症,所以他在寫作時,第一段往往是重中之重,他會集中所有力量,試圖在一開始就表達清楚。韓炳哲是韓國人,後來讀研究所才去德國讀哲學。既然是外國人,書寫表達勢必無法如母語一般流暢,寫得精確比較重要。就德國人角度,一個外國人也像是得了拼寫困難症。維根斯坦的例子,給我在詮釋韓炳哲的著作時,有了一個新啟發,我甚至去比對兩本著作的第一段,果然發現有可以接續的部分。
 
卡夫卡的慰藉
 
前面提到,本書所集結的文章都還是為專書寫的導讀或導讀,可是文中的相關題材或觀點,可能我早已醞釀許久。千禧年後,有一段時間,我開始在構思寫一本關於鬼魂現象學的書。這本書不是在談論鬼的存在,而是在分析各種無所不在關於鬼的文化現象。這裡面有主觀的情形,比如罵人:「你這個死鬼!」,到各種鬼的卡通或電影,或是對鬼故事中對鬼描述在歷史上的變遷等。雖然這本書最後並沒有寫出來,可是當出版社來邀請我為「雞皮疙瘩系列」寫導讀時,之前的思索就派上用場。讀者可以在〈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這篇文章發現,我並不是用文學的角度在分析作品,而是把鬼當作是對日常生活不滿的一種補償性想像,並說明閱讀鬼故事對青少年的正面意義。
導讀不是你想寫就寫,是得有別人邀請,你才有機會。我被邀請寫最多導讀的,應該是關於卡夫卡。我算了一下,我為卡夫卡相關出版寫的導讀,至少有十本。但在編輯這本書時,考慮到比例的平衡,只挑了其中三篇。我對卡夫卡的喜愛,源自卡夫卡在我年輕時救了我一命。在卡夫卡的小說、日記與書信中,我總能閱讀到對自己存在狀態的精確形容,從而得到心靈的慰藉。高中開始,我與父親關係非常不好,他對我最喜愛的兩件事,聽音樂與閱讀課外讀物,都抱持反對。兩次大衝突,剛好一次是他發現我買了一台錄音機,他質問我這是誰買的,我很緊張地回答:「是向同學借的……」,他馬上很兇地說:「那帶我去找你同學。」然後回房去穿衣服準備出門,我就在這短短幾分鐘,爬牆出門,逃跑了。後續當然很慘烈。
我從小是外婆帶大,並沒有與父親住在一起,不過花蓮很小,他的診所騎摩托車十分鐘內可以到外婆家。有時他也會繞過來看我一下。高一的時候,有一天可能是周末的下午,他突然來找我,打開房門,發現我正在讀一本小說,他質問我為何要讀這些書,我說我功課都做完了,為什麼不能讀。我父親非常生氣,覺得我居然會反駁他,就把書搶過來,摔到地上,說:「不許你讀課外書,你只能讀學校的課本,你要把心完全放在學業上。」後來又發生他發現我交女朋友的事,大概覺得這個兒子不受控,必須嚴加管制,就叫我搬回去跟他住(但其實也只是晚上回去他那邊睡),也才會發生後來他發現我有錄音機的事。
從對卡夫卡的閱讀找到慰藉的經驗,使我在為《生命是一場尋求慰藉的旅程》寫導讀時,留意到書中不論是哲人藝術家或政治家,主要都是透過書寫與閱讀來治療靈魂的傷痛。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透過閱讀,我們可以進入他人內在的心靈。書寫是本書大部分主角在尋找慰藉時……都是藉由撰寫書信、詩歌、散文、小說、論文或是對話錄等方式,來面對與命運的和解。這也解釋了,為何作者對歐洲慰藉傳統的深度探索,最終還是以結合哲學與敘事的寫作模式來進行,而非利用圖像或音樂。」這些敘事文學或哲學的書寫,是透過長期的傷痛,所沉澱轉化出來的文字。書寫的過程是緩慢的,意味著讀者也必須透過緩慢的閱讀,才能貼近文字背後的精髓。閱讀是慢速,當我們閱讀的時候,世界會退到身後,整個人會沉浸在書的世界中,遊戲或看影片也會有這樣的效果。不過閱讀文字時,讀者必須運用大量的想像力,來補充字裡行間的空白。
 
閱讀是對抗加速社會
 
為了寫您正在讀這篇導論,我照例去圖書館借了一堆談閱讀的書,其中一本名《我們在閱讀時看到了什麼》為最為有趣。曼德森(Peter Mendelsund)運用了現象學的方式,剖析當人們在閱讀時,意識到底同時發生了麼事,他強調:「閱讀感覺起向來如同意識本身,閱讀就像是意義:不完整,模糊不清,是一種共同創作。」閱讀需要讀者一起出力,而你沒辦法對出力加速,否則就會很快耗盡能量。閱讀的共同創作是一種享受,如同學習是一種享受,享受這個想像力出力的過程。
韓炳哲在他的《透明社會》中,將世界變得透明化的傾向歸因於我們處在一個加速的社會。社會可以加速,科技可以加速,可是我們的身體與意識不能加速。身體的加速,就是面對老化,意識的加速讓人進入瘋狂的狀態。有些事情加速或許不錯,更便捷的交通,更迅速的服務,更快速的網路,可是幸福本身是無法加速,身體體驗的加速是危險的(比如毒品的效果)。不可諱言,加速社會的進程不是我們個人能夠逆轉,我們手邊的各種數位產品,催促著我們的意識不斷在接受我們不需要的資訊。這說明了,在慢速閱讀被加速資訊所取代的同時,我們無意識地發展出一種補償機制,那就是音樂。音樂創造出另一種類似閱讀的空白效果,讓我們以另外一種方式運作我們的想像力。所以我們隨時帶著耳機,比過往更無時不刻在聽著音樂。若沒有音樂打開另一扇窗,我們的大腦將不堪負荷。
真正的閱讀只能是慢速,我們的身體在享受這個閱讀的過程。《小王子》有一個章節,是他碰到一個在賣緩解口渴藥丸的商人,商人宣稱這個藥丸可以節省時間。小王子問商人,那節省下來時間要做什麼呢?商人回答:「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小王子說,如果他有時間可以自由支配,他用會這些時間「不慌不忙地走向一口泉水。」閱讀就是走向心靈泉水的練習。
在為《千面英雄》寫導論時,我發現作者坎伯曾有五年的時間沒有工作,專心讀書,這讓我相當有共鳴。當我從台大土木系轉到台大哲學系,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可以擁有全然自由的閱讀時間,讀什麼書都可以(反正什麼事物背後都可以有一套哲學)。這種強大的閱讀飢渴,自然就造就了我多樣性的閱讀清單。大學時候,我住在台大正門對面的巷子裡,一九八○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加上解嚴,各種思潮出版如潮湧般一波接著一波,小小的居住自然就堆滿了許多書。當房間開始放不下書,當時的解決之道,是如果圖書館可以借得到的,就先上圖書館借。以前圖書查閱沒有電腦,得去翻一張一張的索引卡,或是直接去架上找。這種慢速找書的結果,反而造就了我對書的記憶是建立在身體經驗,而非陳述性記憶。
網路搜尋所運用到的事實記憶並非萬能,它代表你得用語句的方式,把你想要查的東西打出來。可是很多記憶可能是觸覺、嗅覺或身體技能(比如騎腳踏車),無法以語言描述。不論是手機或是電腦,都是去脈絡化的陳述性記憶,意思是你看什麼東西,來開鏡頭來觀察,你都是在使用同一台電腦或手機螢幕在看東西。即使在看不同的書籍內容,你用的電腦或手機並沒有改變,你的觸覺經驗並沒有改變,一樣的螢幕,一樣用手指。可是你閱讀繪本,聖經或是小說時,每本書握手上的方式與感受都不一樣,這個結合身體記憶的閱讀,反而催生更具整體性的記憶,更難被遺忘。
 
逛圖書館的好處
 
常跑圖書館有三個好處,第一個是對書的記憶更持久且有效。比如一年前你曾在某個架上翻閱到一本書,即使你已不記得書名,但你依舊知道書大概放在那個位置,身體知道許多大腦不知道的事。可是你一年前查閱的網站,你可能永遠找不到,除非你知道關鍵字。就算你把這些網站連結放進我的最愛,寫上標題,一年後你再看這份清單時,這些檔案名稱對你也很陌生,你得打開好幾個之後,才能找到你要找的原始內容。加速意味著得拋棄一些東西,就像登月火箭加速升空的過程一般。科技可以使材料加速,讓植物的熟成更快,但我們的身體,還停留在三萬年前狩獵採集社會時的身體,這是無法加速,無法被拋棄的事實。科技的加速是一種假象,讓我們誤以為我們的大腦與身體運作也在加速,但其實並沒有。
逛圖書館的第二個好處,是會出現德國藝術史家瓦爾堡(Aby Warburg)所謂的好鄰居法則(The law of the good neighbor),你最需要的書,往往不是原本書架上你要找的那本,而是放在這本書隔壁或附近的另外一本。好鄰居原則並不是延伸閱讀,不是根據大數據或你的偏好。好鄰居原則是建立在這個世界最終是被不確定所統治,我們必須放棄對世界掌控的加速邏輯。意外是好事,意外必然會發生,接受意外,反而會打開人生很多可能性。科技不可能解決這些意外,因為科技發展本身就是建立在科學對意外的發現與接受。雖然這不是我在這篇導論可以回答的問題,但我推薦大家可以試著去找德國社會學家哈爾特穆特‧羅莎(Hartmut Rosa)的《不受掌控》(Unverfügbarkeit),這本書對當代社會為何必須學習接受意外的不可掌控,有簡單而清晰的說明。
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名字在薩弗蘭斯基《時間之書》這本書的註腳。讀大學時候,我發現有時註腳比內文更有趣,可以學到更多東西。於是逐漸養成一個習慣,有時看書時,如果書讀不完,我就先看註腳。註腳也是一種阻礙閱讀加速的機制,可是註腳是令人駐足的風景,別有洞天。
對我來說,圖書館借書的最後一個好處,是自己買的書有時會晾在書架一直沒讀,但圖書館有還期,要還書前總是會先閱讀一下。借書的結果,反而會讀到比較多的書。這背後的心理機制,可能是覺得自己買的書反正跑不掉,有時間再讀即可。但是花了時間跑一趟圖書館搬書回家,沒有讀一點好像很可惜。即使如此,我買書的樂趣一樣沒減少,更何況,有許多書圖書館不見得有。有網路之後,買外文書變得更容易,但是我在買書之前,會先查看看我可以借書的大學圖書館是否有收藏,以免重複購買。在準備寫這篇導論時,我在亞馬遜買的新書,是哈爾特穆特‧羅莎的《共鳴:論世界關係的社會學》(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在靈光消逝年代找回通感
 
〈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是為《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寫的導論,我在文章一開始就點出,班雅明從波特萊爾得到靈感,推崇「通感」(correspondances),那是「一種能感應到雜多細節背後有相互連結的能力」。我相信班雅明本身具有的通感,是他的大量閱讀與流亡經驗交會震盪產生的結果。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談到的靈光消逝,其實是一種去脈絡化的現象,剝除掉作品被接受時的原初時空特殊性。就閱讀來說,每本書的不同觸感體驗,造成閱讀當下特殊感受的脈絡,在電子複製閱讀的時代,這個身體參與的靈光,變得均質與輕薄化。
 
均質所代表的普遍化,是特殊性所具有的意外,變得不再重要。如果我們想獲得由通感產生的從細節觀察到萬物連結的能力,就像透過收音機找到想聽的頻道,唯有訓練自己的閱讀能力,才能達到那種短波般敏感。你讀得越多,你看到的事物就越多。經驗會深化閱讀的體驗,而閱讀則能打開體驗的層次。保羅克利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是班雅明創作靈感的來源,他可以從這一幅畫看到世界歷史的運作模式。但天使不會隨便出現,除非你願意用心傾聽。
 
最後請容我再為大家點播一首舞韻合唱團的「There Must Be an Angel (Playing with My Heart)」。
 
 
附誌
 
我必須先感謝本書的編輯林宏濤先生,為這些文章找到一個編輯的架構,他同時也是本書其中兩篇導讀文章的原書譯者(《時間之書》、《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林宏濤是我台大哲學系的學長,之前向我邀了好幾本書的導讀與推薦序,直到為了為編輯這本書,兩人才真有機會碰面相遇。另外還有梁燕樵,她是《卡夫卡日記》的編輯(導讀也收錄在此書),她最早向我提出將文章集結出版的構想,督促我把資料整理出來,我非常感謝她。也所有向我邀稿的企畫、編輯、行銷與譯者們致上最高謝意,包括了Baboo、丘光、江灝、何宜珍、李亞男、李宛蓁、余筱嵐、林婕伃、吳宣慧、吳嘉瑄、周佩蓉、韋孟岑、尉遲秀、陳玳妮、莊佩瑤、張貝雯、張晁銘、楊毓馨、劉俊甫、劉憶韶、劉純瑀、駱漢琦、黎家齊、潘乃慧、賴芊曄、蕭秀琴、鴻鴻。

目次


目次
000 導論書的導論

第一部 文學
001 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002 想像力、心靈劇場與全球化──談《莎士比亞故事集》為什麼重要
003 召喚自我測量的文學城堡
004 何時不再逃避自由,做自己?
005 不做民粹的戰利品──《人民之王》的啟示
006 成為卡夫卡的親人與朋友
007 《我就是夏洛克》紙上演後座談
008 文學作為一道反抗災難的陽光
009 不再讓你孤單──慰藉的力量
010 結局只是另一場驚嚇的開始
011 想像力的證詞──班維爾、卡夫卡與納博科夫
012 當劇場白光驅走人生昏暗──評《我們人生的最初》
 
第二部 藝術
013 預知當代劇場紀事
014 遺稿中的遺稿──卡夫卡的圖像書法
015 詩歌、愛情與革命的子彈火力全開
016 《空的空間》之前與之後
017 當代城市的展演力量
018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當代藝文機構的任務
019 劇場是一本由觀眾參與書寫行動的書
020 作為藝術/政治事件的華格納
021 當下的開放
022 《海鷗》飛翔的理由,最初與最後
 
第三部 思想
023 離開地面一寸,重啟面對他者的力量
024 時間、事件與逍遙
025 學習與自己的瘋狂相處,是為了逃離他人的漩渦
026 一九一三:現代史的麥加芬
027 女性的分析之道
028 Übermensch對抗UberEats:一部哲學歌劇
029 遊蕩在一座名為班雅明的迷宮城市
030 哲學、愛欲與地獄──評韓炳哲《愛欲之死》
 
第四部 故事寫作
031 讓愛電影與文學的人皆大歡喜──人人都要跟莎翁學說故事
032 寫故事的前提
033 編劇的《千面英雄》
034 邁向作家之路
035 不要再自我感覺良好──故事產業的七宗罪

書摘/試閱

001
一把刺破冰封內心的文學小刀


如果讀者先迅速翻閱一下《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注1),會發現編者收錄的格言或短篇,有不少是落在一九一七年──因為在這一年九月,卡夫卡確認染上肺結核,這也促使他在年底決定解除剛在七月與第二次與菲莉絲(Felice Bauer, 1887-1960)婚約。在短暫時間內經歷如此大的人生變故,使得卡夫卡開始致力於具有箴言風格的短篇寫作,並記錄在所謂的八開筆記本上頭。
八開筆記本是卡夫卡好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1884-1968)在卡夫卡遺物中發現的八本藍色封面的創作札記,寫作時間大概是始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五月。若讀者有機會去布拉格旅遊,通常會去城堡的黃金巷參觀卡夫卡小屋。其實卡夫卡並不是住在此地,這是妹妹奧特拉(Ottilie "Ottla" Kafka, 1892-1943)為了讓他可以專心寫作而租的工作室。卡夫卡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起,開始在下班後獨自到這小屋寫作,約待到八、九點後才返回住所,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底──黃金巷小屋開啟了八開筆記本的寫作。
八開筆記本中比較著名的幾個短篇,都收錄在他生前出版的《鄉村醫生》(1919)這本短篇小說集裡,包括〈鄉村醫生〉、〈給科學院的報告〉、〈兄弟謀殺〉與〈在法的門前〉等。所以讀者會發現,編者所挑選的段落大多是出自八開筆記本,另外則挑自一些書信與日記,反而沒有選如《蛻變》、《審判》或《城堡》中的句子。最主要的理由,也是在這些片斷的私人寫作中,卡夫卡展現了他特有的寫作風格與私人情感。
即使大家都對《蛻變》等卡夫卡小說耳熟能詳,但卡夫卡的短篇往往跟長篇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短篇中會有很多小動物出現,而在像《美國》(又稱《失蹤者》)、《審判》與《城堡》這些長篇小說中,則更多是低著頭的人物。尤其本書取材還有他與菲莉絲、米蓮娜(Milena Jesenská, 1896-1944)等人的情書,這些情書寫作通常會讓一位男性在女性面前刻意去塑造另一種形象,而有別於日記與小說中的自我剖析。
卡夫卡曾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記裡提到:「隱喻是使我對文學感到絕望的原因。」法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則認為,卡夫卡的寫作技巧是一種影射。影射跟隱喻不一樣,隱喻是把新的意義加在舊的對象上,那是一種固定關係──我說你像玫瑰般嬌豔,玫瑰的形象附著在你之上。但卡夫卡的格言寫作有一種矛盾性,打開了各種解讀的有效性。羅蘭‧巴特說:「影射是一種純粹的意指技巧,它實際上使整個世界都參與進來。」影射是一種論斷,影射指引你去發現新的事實。當卡夫卡寫下「惡是善的星空」時,他並不是在隱喻,因為隱喻是建立在相似性上,但我們無法在此發現相似性,反而是他做了一個新的論斷,這個論斷需要我們去發現,而且句子本身往往充滿矛盾性,讓我們感到既新鮮又困惑,比如說「宗教跟人一樣都會迷失自己」。
這種充滿矛盾的寫作風格是卡夫卡的文學特色。法國卡夫卡專家瑪爾特・羅貝爾(Marthe Robert)認為卡夫卡是透過一種「是的,但是……」的寫作模式,來調節他的文學與世界的關係。卡夫卡說:「相信會有進步,不代表相信進步真的發生過。所以這是不能相信的。」我把這句話詳解如下:你可以相信會有進步這件事,但是進步不一定真的就會存在,所以這種相信不值得去認真對待。但我的解釋缺少了玩味的空間,將影射的曖昧空間給破除了,解消了讀者用自己經驗去打開這句格言的可能性。
早在一九三七年,馬克斯・布羅德就曾將八開筆記本的第三冊與第四冊(稱為「G」本與「H」本)中一些片段與格言集結起來,以《對罪惡、苦難、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Leid, 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的名稱,收錄在當時出版的卡夫卡全集第六冊。後來我在大學時買到的張伯權翻譯的《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自華,1987),即了收錄這部箴言錄,但《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最早可推溯到一九七五年新竹的楓城出版社。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書市上已見不到《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這本小書。二○○三年麥田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編選的《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又把《對罪惡、苦難、希望和真正道路的思考》收進來。這大概就是本書出現之前,卡夫卡的箴言錄在台灣的接受狀況。
本書編者彼得‧霍夫勒(Peter Höfle)是當代德國知名卡夫卡專家,也是德國出版界龍頭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編輯。他近年為蘇爾坎普編選了《卡夫卡讀本》(2008)與《給父親的信》評註版(2008)等都大獲好評。各位手上這本書的最大優點,不但是把《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與《卡夫卡三重協奏曲》綜合起來(尤其收錄在後者的〈給父親的信〉),也是一個全面性針對卡夫卡的寫作與人生的精選集。讀者在本書會碰觸到另一個卡夫卡,那個將寫作視為祈禱的卡夫卡,而不是《城堡》或《審判》裡被體制操弄的K。
在二十世紀,卡夫卡的名聲,主要是與存在主義及冷戰氛圍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從個人角度,他的作品論及個人對生命的迷惘與存在感受,如《蛻變》;另一方面從時代精神,他是小說《城堡》與《審判》又精確地描述了冷戰之前共產體制底下的荒謬生活狀態。但我最近關心的,是在冷戰已遠、存在消散在手指滑動螢幕動作當中的二十一世紀,卡夫卡是否能引發新的時代共鳴?而我在本書中發現了新的影射。
「我人生中所有的不幸──我沒有要抱怨,我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一般性的教訓來看──來自於,這麼說吧,信件或寫信的可能性……。」卡夫卡如此強調。這不是有些耳熟能詳嗎?當代人不是就將生活中大多數的時間,都放在寫信上嗎?只是當代人寫信不是用過去的紙本郵件,而是各種電子郵件、社交軟體、即時通訊app。當代人對寫信與回信的熱烈心情,彷彿吸血鬼需要鮮血一般,無時不刻掛念著對方是否回信,這跟卡夫卡等待回信的心情是很像的。最關鍵的,不是信件的內容,而是寫信與收信的動作──當代人隨時上網看信與回信,不是因為有什麼重要事需要溝通,而是這個動作本身就是目的。在同一封信件最後,卡夫卡論道:「寫信其實是:將自己暴露在飢腸轆轆的鬼影前。用字寫下的親吻無法到達它該去的地方,只會被那些鬼影在中途攔截並吃掉。豐富的食物讓這些鬼影不斷的巨幅增加……人類繼信件後,又發明了電報、電話、無線電報。那些鬼影子未來依舊餓不著,但我們卻會逝去。」
如果透過當代電子媒介的書寫,成為主流的寫作模式,那我不得不說,本書所呈現擅長短篇與格言的卡夫卡,其寫作風格正好預示了當代人每天面對的微型自傳寫作。卡夫卡簡直就是我們的化身:「我一從辦公室裡解脫出來,就立刻想去從事我渴望的自傳書寫……此結果連我身旁的每個人都能了解和感受到。」我們在臉書上寫下短短的句子,就像卡夫卡在八開筆記本上所做的一樣──而且卡夫卡也貼圖,只是那是他自己畫的(讀者可參閱商周於二○一四年出版的《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
但我們與卡夫卡的差別,是他一輩子嚴肅對待這種自傳寫作,他所有的人生問題不論是家庭、婚姻或身體,都是他為寫作付出的代價。什麼叫嚴肅寫作?我覺得卡夫卡下面這兩段話做了最好回答。首先是他認為「一本書必須像一把斧頭能擊破我們心中那片冰封的海」,既然一本書是透過一句句文字的寫作累積,那麼格言與短篇寫作對卡夫卡來說,勢必也像打造一把能刺出一個洞的銳利小刀,需要苦心琢磨。
如何琢磨,最後還是得依賴大量閱讀:「魏爾什(Weltsch)帶了些有關歌德的書給我,這些書激起了我一股混亂且無處發揮的澎湃情緒。計畫要寫篇名為《歌德不同凡響的人物》(Goethes entsetzliches Wesen)的文章。」一位偉大作家只能被另一位偉大作家所激勵。
對卡夫卡而言,寫作是一種祈禱,而且是孤獨的祈禱。他不能沒有寫作,更不希望被干擾,彷彿他本身就是寫作的意志。沒有比卡夫卡更純粹的作家了。

注1:《在與世界的對抗中:慢讀卡夫卡》(Lektüre für Minuten. Betrachtungen aus seinem Werk),闕旭玲譯,商周出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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