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亞細亞：濱下武志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

為何不是陸地的歷史，而是海洋的歷史？
為何不是國族與國別史，而是區域和網絡的歷史？
了解濱下武志的主張和研究成果，看見東亞史的樣貌如何改換一新

二戰後，東亞近代史研究由兩大典範主宰。一是以哈佛費正清為首的「衝擊─回應」模型，認為東亞在西方強力叩門下被迫以「西化」回應，以此解釋日本的明治維新、清朝的自強運動以及各地建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二是馬克思主義史觀，認為中國是長期穩定的封建社會，直到鴉片戰爭後才被資本主義歐洲挾帝國主義強迫轉型。
自1970年代中期，濱下武志便以新銳學者之姿挑戰既有的詮釋。他指出在兩大學術主流之下，亞洲只是歐洲視角的折射，失去了主體性，歷史書寫因此失之片面。他主張歷史研究必須立足亞洲的內部邏輯，並且不應受限於現代的國界，而要看見海域如何串起跨界的交換網絡，從中發掘歷史的原動力。
他揭露的歷史新樣貌包括：
→在傳統視角下無足輕重的琉球，其實是連結東亞、東南亞、東北亞海域的關鍵，是人、物、資金和信息必經的樞紐。濱下梳理琉球方面留下的史料《歷代寶案》，對「朝貢」的內涵和意義提出新詮釋，建立了學術界的指標理論。
→近代東亞各國雖然提出「主權」、「民族」和「獨立」等「現代」口號，但是在這些詞彙底下，仍然可見朝貢秩序形塑出的華夷思維。正視並釐清華夷思維在東亞的延續性和影響力，才能恰當的理解推動史事的深層動力，例如明治維新的施政以及「脫亞入歐」的主張。

濱下武志

日本知名漢學家，中國經濟史專家。曾任教於一橋大學經濟學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龍谷大學、靜岡縣立大學等校，並先後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所、康乃爾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臺灣大學、成功大學等校訪問與執教。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獎，2017年獲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Arts & Sciences）院士，2019年獲頒世界中國學貢獻獎。
代表著作包括：《中国近代経済史硏究：淸末海関財政と開港場市場圈》、《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華僑‧華人と中華網：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構造と展開》等。

譯者簡介
主編
吳密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譯者（依姓氏筆畫排列）
李侑儒
（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國家海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許佩賢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郭婷玉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陳姃湲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陳進盛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東京大學研究、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肄業

黃紹恆
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鍾淑敏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導讀】主體視角與地域‧網絡‧海的歷史（吳密察）（節錄）

這本文集的編輯出版，緣起是濱下武志教授在臺灣的幾個學生想要在老師七十七歲的時候為他祝壽，但又很忙，無暇另寫文章出版一本祝壽論文集，於是想到不如挑選老師的一些文章翻譯成中文，匯集出版，也趁此機會向國內的學術界介紹濱下先生的學術見解。

但是要在濱下先生浩瀚的學術領域、數量龐大的研究著作中挑選哪些文章出來翻譯出版呢？這就成為了頭痛的問題。後來我們決定從濱下先生上個世紀九○年代（這也比較接近我們跟著老師學習的年代）參與企畫、編輯的三套影響深遠的叢書中找出文章來翻譯，於是就匯集成了這本《海的亞細亞》文集了……

濱下武志，生於一九四三年，一九七二年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一九七四年東京大學碩士課程畢業，一九七六年參與香港大學Frank H. H. King 教授的香港銀行研究計畫，一九七八年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了退學。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擔任一橋大學經濟學部教職，一九八二年轉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他最早投入的研究是清末的中國經濟史，尤其是銀行、金融、財政史。

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年，他連續出版了兩部研究成果：⑴《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清末海関財政と開港場市場圏》（汲古書院，一九八九））以下簡稱《海關市場》）、⑵《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以下簡稱《國際契機》）。

一九八九年的《海關市場》是一部巨著（俗稱的「磚頭書」），濱下先生自謂：「本書整體所追求的是，將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當成一個時代，提示內外同時代人之觀點、論點、紀錄的全體樣貌」……一九九○年出版的《國際契機》，是在此之前大約十五年間，濱下先生所發表之部分研究論文的集結……當他將以前發表過的這些文章匯集起來，並在書前、書後做了一些提點之後，我們終於得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十餘年的蘊蓄，已經確立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依我淺見，往後他所展開的龐大學問體系，已經在此時大致成形了……

【濱下武志】對於近代史認識的反省，包含好幾個重點，除了反省原來的以「發展階段」、時間序列變化為主要關切的具有線性發展的、目的論式的，甚至變革的史觀之外，更重要的是，提示應該以空間性的「地域」理解，來取代時間性的「發展階段」，來作為重新建構近代史像的新方向。他並且強調必須重視「歷史持續的側面」、「歷史繼承的事態」。也就是說，他不但要掌握歷史的變化，也要探索在變動的表層底下那些相對穩定的系統與結構基礎……

以上的認識，不但反對「西洋衝擊」，而且建設性地提出一個更基本的視野，將原來理解的「中國（亞洲）為了面對來自西洋的衝擊，而做出回應」，完全翻轉成為：「亞洲本來就有自己的系統，西洋人是介入了這個原來就已經存在的系統，甚至依附著這個系統」。也就是完全翻轉了原來認識架構的主、客體位置。這是濱下先生歷史認識的基本觀點，貫穿了他的所有論述，我們編輯此文集時，首先想到他參與企畫的叢書《從亞洲思考》，就是將這種視角翻轉付諸集體研究行動的早期成果之一……

從上面的介紹來看，或許會讓人誤解濱下先生只是個強調觀念的思想史研究者，或者是個史論家。但是這是極大的誤會！其實，濱下先生是個強調應該深入理解歷史現象實務運作的研究者。例如，他在《國際契機》的第二章討論近代亞洲的銀流通、第三章討論近代銀價的漲跌與貿易結構的變化，都是在討論實際的匯兌、流通，甚至集資（合股）。他不但從數量龐大、內容廣袤的海關資料當中，看到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實況，而且還從實際的田野調查深入地了解商人（尤其是華商）如何靈活地利用時間差、分段多層次地匯兌等方法，形成強韌的競爭、獲利能力……

這次我們匯集在臺灣編輯出版的濱下先生文集《海的亞細亞》，如前所述，取材自一九九○年代他參與企畫的三套極具個性的世界史叢書：《從亞洲思考》、《地域的世界史》、《海的亞細亞》。我們將濱下先生在這三套叢書所撰寫的導論、序章，以及單篇的研究論文翻為中文。濱下先生更因為本書將在臺灣出版，而特別為這本論文集寫了終章：〈從臺灣來思考東亞史──陳荊和教授（一九一七─九五）的華僑史研究回顧〉。另外，我們也特別選譯了濱下先生為一九九九年《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20　アジアの「近代」（亞洲的「近代」）》所寫的導論，譯為本書序章。如上所述，一九七○年代的《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可說是日本「戰後歷史學」巔峰時期的集大成，經過大約三十年後，世界的情勢、歷史學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相較兩次《岩波講座　世界歷史》應該會是很有意義的事。

最後，應該稍微放輕鬆，來說說我們的老師濱下武志教授這個人。

首先，我們對於濱下老師的印象，就是他似乎永遠都在工作，甚至懷疑他是否有時間睡覺。他總是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在世界各地演講、開會。我們同學碰面總是相互探詢：濱下老師現在在哪裡？在日本國內嗎？我們上課的那幾年，網路還沒普及，他經常搭清晨六點抵達成田的回國班機回來東大上十點的課。我在倫敦碰到他，他來英國開會一天接著就要飛往美國，雙手各帶著一隻手錶，一隻錶是日本時間，另一隻是當地時間。我曾問他：你什麼時候寫文章？他回答我：在機場的候機室。然後自我解嘲地說：有人說我是airport professor！

然後，我們都知道：濱下老師雖然極端忙碌，但是只要任何人開口，他總是「有求必應」。小到寫推薦信（在日本，這可是指導教授的「日常」！），大到邀他寫稿、出國演講。他總是會排出時間來滿足你的要求。但我們也不得不體諒他是如此的忙碌，以致於每次的截稿總是等到最後一刻，讓人焦慮不堪（我看過他晚上半夜抵達台北，隔天一大早開會上台做第一場主題演講之前，還一面與趨前請教的學生談話，一面做演講PPT）。他說日本的出版社編輯都已經很習慣他了。或許因為如此，他的文章與主張總經常要由別人代勞幫他編輯成書（尤其是英文書），因為他沒時間。

我們這些老學生也一定會懷念老師那個「書滿為患」的研究室。那個僅能容老師側身而入、一個助理擺一臺小電腦工作的研究室。我們跟老師見面談事時，就是老師一腳（或一手）頂住研究室的門，使它半開著，我們站在走廊上跟老師談個兩、三分鐘。不過，我們都會感受到老師跟我們學生（其實，對任何人似乎也都一樣）講話都是「慢調子」，使用敬語。他雖然那麼忙碌，卻總是顯得那麼從容，工作、走路、說話不急不徐（或許應該說有一些徐），甚至還經常會有很溫暖的微笑！……

感謝此次發意做這件有意義的事，並且辛苦投入翻譯工作的同學、朋友。他們是李侑儒、許佩賢、陳姃湲、郭婷玉、鍾淑敏、黃紹恆、陳進盛（依翻譯文章排列先後），還有大家出版的編輯同仁。大家辛苦了！

 

導讀：主體視角與地域‧網絡‧海的歷史（吳密察）
序章：亞細亞的「近代」

第一部：從亞洲思考
第一章：從亞洲思考
第二章：東亞所見之華夷秩序

第二部：海的亞細亞
第三章：由海洋亞洲所開啟的世界
第四章：朝向由「海洋」出發的亞洲論
第五章：從東方探究的海洋亞洲史──朝貢與倭寇

第三部：地域的世界史
第六章：歷史研究與地域研究──歷史展現的地域空間
第七章：地政論──從統治史所見的地域與海域
第八章：通貨的區域性與金融市場的多重性

終章：從臺灣來思考東亞史──陳荊和教授（一九一七-九五）的華僑史研究回顧

（節選自序章）
既往史觀的所謂「亞洲的近代」，只不過是從歐洲這面鏡子所映射出來的「亞洲」和「近代」。亦即，受到所謂「西洋的衝擊」，亞洲的歷史動因來自歐洲；亞洲只不過是歐洲的被動者，是相應於歐洲而存在的。同時，亞洲的近代也只是追求歐洲近代模式的亞洲，失去了作為歷史主動者的地位。
至於為何非得如此描繪亞洲的近代史圖像呢？這當然可以歸納出幾個理由。
首先，亞洲的近代被書寫成一段為了抵抗或模仿歐洲的帝國式與「殖民主義」式侵略，追求民族獨立與形成國家的歷史。這點，其實也和歐洲的近代相同。
第二個理由則與上述第一點密切相關。既然亞洲近代史是因為對抗歐洲而形成的，那麼在歐洲勢力進入之前的亞洲就未必擁有自己的理論或體制，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就更有必要描寫因歐洲而「覺醒」的亞洲。
第三個理由是將近代歐洲視為最高價值，並以此為基準來比較亞洲，使得啟蒙亞洲就成為亞洲知識分子的一大課題了。這也是重視歐洲近代的一個原因。
因此，亞洲的歷史可以說是被過度貶低，並被書寫為應該藉由近代歐洲來加以改革的對象。
那麼，今後又該如何重新反思亞洲呢？
首當其衝的第一項課題，應該是梳理出亞洲歷史的內在結構與發展理路。由於以往一般將歐洲的近代理解為世界史上普遍的近代，因而也在分析亞洲時援用近代歐洲為典範。為此，若要考察亞洲的近代，則有必要同時嘗試將歐洲的近代放回歐洲區域史的脈絡中，重新給予定位。
第二點則是探討近代亞洲與前近代亞洲之間的關係與連續性。固然有學者立基於「古典時代」（classical antiquity）而宣稱「亞洲就是亞洲」，但亞洲向來是以一種與歐洲相對照的形式被分析，抑或是直接使用亞洲的歷史用語及專有名詞來進行書寫的。因此，有必要將近代視為亞洲自身歷史連續性發展而形成的產物，再進一步開啟研究。
第三點，用來分析亞洲的方法，也必須要是一種能夠同時對歐洲提出問題的方法。這是因為目前在近代亞洲的論述中，主動者乃是歐洲，亞洲總是扮演被動的角色。期待在探討近代亞洲時，能有一種將亞洲視為主體，而歐洲只是參與者的整體構圖……
無論是戰後日本史、乃至於亞洲各國和舊殖民地所進行的歷史研究及建設新國家的運動，都對日本產生巨大影響。因此，誠如下文所述，近代史的樣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從以前以外交史研究為中心的「當代史」，轉化為一段與現代緊密相連，且名為「近代」的時期，又以政治運動及其中活動主體形成的歷史為研究中心。
這些研究大概來自某些觀點。例如，經過所謂「西洋衝擊」之後，亞洲在與歐美列強及日本之間的關係中，遭受到哪些侵略或壓抑；抑或是，在亞洲各國內部的人民與地主、資產階級間之關係中，民族主義如何形成，而被壓迫的社會階級又如何獲得自己的權力等等。換言之，這些研究考察的是所謂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運動，同時也和各國的國族認同直接相關。
這類作為政治運動的亞洲近代史研究，大致可以導向一個廣泛而共通的結論，即認為反殖民地革命與新國家的成立，正是近代史和近現代史發展的終點。就算只擷取近代史的部分來看，也常被理解為是邁向上述結論的一個階段，即便歷經各種曲折，基本上仍是朝著固定的方向前進。一九三〇年代何幹之等人的社會史研究，在「社會史論戰」中成功推展有關社會階層和階級鬥爭的研究。 這類以近代史研究為中心的史學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在戰後亞洲頗具特色的史觀，結合了十九世紀以降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斯主義史學或唯物史觀史學。
然而，這些研究卻忽略了以下兩項重要問題的討論。
第一，政治運動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在反外國、反封建的視點下進行，然而在此之前已持續數百年的清朝政治體制，其制度、組織的問題卻未被當成重要的研究課題。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在定位和評價政治運動時，忽略了運動的展開與政治制度或政治組織有何種關係，只停留在一連串事件史的層次。
第二，可以說整個近現代被收斂朝單一方向前進，而欠缺基於同時代認識之同時代史、同時代認識之觀點而討論歷史的角度。針對近現代問題，雖陸續出現各式各樣的歷史論述、歷史觀和歷史認識，但迄今的近現代史圖像卻只限於在民族主義與國家形成這個極為特定的方向來討論歷史認識。雖然各國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已對制度史、跨區域關係史及廣域地域史等進行了各種討論，但近現代史研究並未十分注意……
連結中國華南與東南亞的交通路線，在亞洲境內各地之間的貿易活動中至為重要，其中又可再細分為下列三條主要路徑：
（1）東側路線
這是以泉州或福州為起點，連結琉球、臺灣、蘇祿群島的路線。它除了吸收明清與東亞朝貢國之間的貿易之外，自十六、十七世紀以降，也同時轉口了蘇祿與西班牙（馬尼拉）之間的白銀貿易，以及在臺灣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另一方面，這條路線又從福州進一步北上，連接華北的大豆、豆餅貿易，媒介中國東部沿岸的南北交易。
（2）中央路線
這是以廣州為起點，由沿岸航線連結東南亞各地的路線。這條路線集結中國與暹羅（Siam）、滿剌加（Mallaca）、蘇門答剌（Sumatra）等東南亞主要朝貢國之間的貿易。這條路線主要的交易商品為米、海產、香料，與廣東、廣西、湖南等華南一帶的糧食生產密切相關。尤其從東南亞輸入的米、砂糖，可說與華南的米、砂糖生產具有互補關係。
進一步說，歐洲各國介入亞洲境內貿易的路線，也就是這條以廣州為起點的中央路線。而且在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朝貢貿易品清單中，可見確實存在歐洲各國輸往東南亞的本國製品。
（3）西南陸路
相較於前兩條路線以貿易港為起點，且以海洋貿易為中心，這條路線則以中國西南地區的雲南省昆明為起點，連接老撾（Laos）、越南、緬甸（Burma）。
這條通商路線由以漢族或回族（在民族上接近漢族的穆斯林群體）為中心的中國商人、華僑商人和其他商人承接，將出生地和移居地之間的貿易活動緊密連結起來，對他們來說並不困難。
然而，中國朝廷為了壟斷這些貿易利益，而採取海禁政策進行以朝貢貿易為中心的貿易活動，限縮私人貿易。另一方面，則讓商人團體包攬此項貿易的管理，以確保一定的經濟收入。乾隆年間，這些商人集團被整合成為外洋行（廣東十三行）、本港行、福潮行三個特許商人集團，三者分別獨占以廣州為據點的歐洲貿易、漳州或汕頭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以及福建與潮州之間和福建與華北之間的沿海貿易……
東南亞的貿易原理
接下來，試著從東南亞的角度來考察上述的貿易關係。東南亞世界的貿易網絡，由下列幾項原理支撐著。這些原理，與其說是支撐著貿易網絡內部的「連結」，更像是總體上定向貿易網絡的內容。換言之，就是維持貿易網絡持續運作的原理性內容。　
涵括東南亞的原理有多種，除了一般常見的基於家族或擬似家族的結合原理之網絡，可以有下列五種結合：
（1）地域原理（朝貢原理）
（2）宗教原理
（3）都市原理（貿易都市原理）
（4）網絡原理
（5）海洋圈原理
其中，地域原理，作為一種包含大範圍的域圈，有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係。中國以其壓倒性的經濟力為背景，含括周邊地區，在交易上給予優厚的回禮，而發揮了安定區域秩序的作用。此區域包括東亞和東南亞，內部依循朝貢制度所規定的儀式程序，由中國冊封朝貢國的國王，朝貢國則事以臣下之禮。藉由建立這種擬制型態的統治-被統治關係，讓區域全體的安全保障得以維繫。當然，其背景有經濟關係，也可以在經濟層面來理解朝貢的基本特徵。
宗教原理也是支撐貿易網絡的重要原理。不同的文化圈透過貿易活動接觸，形成相互的經常性聯繫時，採取臣屬關係，即使僅為擬制，也是一種合理的歷史性型態。而雖是朝貢關係，但基於宗教原理確認相互之同一性的方法，也可以成為擴展、維持網絡的原理。東南亞存在著印度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宗教圈錯綜，它們扮演結合跨域貿易網絡，且相互連接彼此的角色。
東南亞的貿易都市網絡，也是形成並支撐交易圈的重要原理。貿易都市位於貿易網絡上的各個節點，對內保證各種商人集團的居住和交易。具體而言，諸如劃定和保護居住區、開設市場、整備交易方法與結帳方式、建設港灣設施、保障航海安全等等，這與都市權力的形成密不可分。對外則藉由各種管道，打造貿易都市的外部網絡。東南亞貿易網絡相關的貿易都市與據點，包括廈門、琉球、臺灣、馬尼拉、巴達維亞、麻六甲、暹羅、緬甸和澳門等地。它們具各自的集散機能，並扮演仲介區域間貿易與廣域貿易的角色。
網絡原理連結貿易港／貿易都市，形成物品、人員與金錢的流動。它不僅是促使多個網絡之間相互結合的手段，也因網絡原理存在於更基底而可以看到物品、人員和金錢的流動。
以下將詳細探討的海洋圈原理，也是支撐貿易網絡的基本原理。海洋圈，可以暫時先將之想成是相同商人集團主要活動範圍的海域。海洋圈中，商人集團或許基於季風貿易，或許基於沿海貿易，而開設定期航路，並沿著航路建設貿易都市、殖民城市，而且整備保護交易為目的之航海安全設施（天妃宮、媽祖廟）。
【從海域所見的近代亞洲】
海洋與國家
在近現代，國家以「領域國家」的型態發揮功能，以國境來區分自身和他者，進而國家將範圍擴展至海洋，因而產生圍繞二百海浬境界、南沙群島的紛爭。在國家作為唯一屬性而且萬事以國家為最優先的時代裡，國家這種排他性的領土保有、國境分割，乃成為交涉、衝突的最重要課題。不過，如果將國家本身當作實際上也不過只是一種地域統治的歷史性型態，而且地域具有多層次且多元的結構和內容的話，現代就應該可以來思考更為多樣化的地域構想。
然而，採取陸地的觀點、以陸地的對比所描繪的海洋，卻不能充分傳達出「海域」的意義。所謂「海域」，乃是以海洋為形塑陸地之條件，海與陸並未被海岸線一刀兩斷地切割或阻隔，而是也將陸地包含在內的空間。
若從海域的觀點來看空間上的亞洲，便會浮現出最能表現亞洲性格之特徵的海域。
歐亞大陸東岸的海域，從北到南持續展開著平緩的S型曲線，勾勒出大陸、半島、島嶼的輪廓，這可以說是亞洲形塑歷史性地緣政治學空間的前提。此外，「海域」所指的，不若「海洋」（ocean）般遼闊，而是指不像「海灣」（bay）、「海峽」（channel）那樣緊鄰的「海」（sea）。
接下來參照圖2，依序從北向南來看亞洲的海域。鄂霍次克海形塑出堪察加半島和西伯利亞俄羅斯，接著南下接日本海、渤海、黃海、東中國海，形塑出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再南下到南中國海後二分：蘇祿海（Sulu Sea）連通班達海（Banda Sea）、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珊瑚海（Coral Sea）及塔斯曼海（Tasman Sea）；另一方面，自爪哇海西進，經馬六甲海峽與孟加拉灣相連。在這些海與海的交錯處，形成了長崎、上海、香港、新加坡等結合形成的貿易都市網絡。
以前講述的亞洲史，大多是以陸地為基礎的國家史，今後更應該以海域之間的連鎖為依據，來探討移動與交流的亞洲史。
海域的成立
東亞、東南亞這種詞彙所指涉的地域，是由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所形成的海域世界，所以從這點可以更合理地瞭解歷史上地域與海域的互動體系。其中發揮作用的海域世界，所指的絕不單純只是平靜無波的廣闊大海。
海域世界是由以下三種要素複合而成。
第一，沿海地域而形成的海與陸，是互動的地域與海域。清朝初期，為了避免以海為根據的鄭成功（一六二四-六二）之反清活動的影響，康熙皇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在位）頒布「遷界令」。這正顯示沿海地區所固有的充滿活力、不穩定的海域世界構成要素。
第二，環海的海域世界是形成沿海之海域的構成要素。在此以海域為中心，於其周邊形成貿易港、貿易都市。這些貿易港，與其說是內陸向海洋的出口，不如說是海域世界相互連結的交叉點。例如，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沿海海域地帶的寧波商人累積財富的方法，與其說是透過與內陸的交易，毋寧說是透過沿海地區之間以及跨海域的貿易。在對長崎的貿易中，寧波商人集團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此處所謂的環海問題，近年因環日本海、環黃海議題的討論，也相當受到關注。
構成海域的第三項要因，則是連結海域與海域而形成的港灣都市。例如琉球的那霸、廣東的廣州和澳門，乃至於十九世紀以降取而代之的香港，都擔負著媒介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促進海域之間的相互連動、多角化且廣域地活化海域世界的任務。至於媒介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之間的港灣都市，則是馬六甲及後來取而代之的新加坡，抑或印尼的亞齊（Aceh）等地。以此「沿海、環海、連海」三者而成立的海域世界，不同於陸地，可以說是一種具多元性、多樣性、包容性、為開放多文化體系的世界。
海域社會的結合──朝貢、交易、移民、海神
那麼，以沿海海域、環海海域、海域連鎖三者而形成的海域世界，又是基於何種理念所組織，又是如何持續經營的呢？接下來，必須探討環繞海域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要素。
首先，如前文所述，鬆散地統合海域世界的歷史性理念，正是以中國為中心且自唐代至清代都持續存在的華夷思想、朝貢關係。這與其說是中國中心主義，更是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也主張「小中華」，以「華夷」作為自他認識之德治的位階秩序所形成的。
所謂「華夷」關係，並不是自己居於中心的「華」和對置於周邊之他者的「夷」之關係。華夷認識裡的「夷」，是在「華」之影響下、應該接受「華」之恩惠的對象，而不是單純地將他者視之為「夷」。因此，「華」維持著不斷將「夷」納入的對外關係，而華夷秩序就成為地緣政治的廣域秩序理念。也就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這種形式來表現地域概念。
華夷關係下實行朝貢-冊封關係。採取的形式是朝貢國定期向北京派出貢使，中國皇帝在朝貢國的國王易代之際派出冊封使承認國王。朝貢關係既是政治關係，同時也是經濟、貿易關係。朝貢使節除了以自行攜來之貢品交換皇帝的回賜品（主要是絲織品）之外，還帶著一群特許商人在北京會同館進行交易。此外，更有十幾倍於此的商人團體，在國境或入港地進行貿易。舉例來說，琉球國朝貢使節在海上行駛的航路，其方向和目標都已固定，因此如果從海域的觀點來看，即可確認琉球在海域框架中的位置。海域基於利用季風，可以說掌握了測量沿海、天文以航海圖為始的點、線。除東亞、東南亞的華商團體之外，印度商人、伊斯蘭商人甚至歐洲商人也都參與朝貢貿易，進而成立了海域之間的連鎖。
因此，海域不僅是朝貢圈，也是貿易圈，更一般地說，也是人口移動的移民圈。日本有許多敘述海之無秩序性、離開陸地後之恐懼漂流譚；實際上漂流民只要能倖存而被發現，還是可以順著朝貢路線，在對方國負擔下被送回本國，所以也是移民、移動的一種型態。而且，九州沿海一帶也時有中國走私貿易船利用這點，故意在海岸附近觸礁造成船隻破損，自稱漂流船，而搶在官員到達前迅速進行交易。
就這樣，將物品、人員的移動組織化的海域，也就是順應自然的一種「社會」。因此，海域並不會試圖去管理自然，反而有各式各樣的海上守護神陸續登場。亞洲海域廣泛可見的海神，為起源於福建省莆田縣湄洲的媽祖。「澳門」（Macau）地名的由來，也來自於祀奉媽祖的廟宇「媽閣」。媽祖雖是宋代初期一位湄洲民女救助遭遇海難者的故事傳說化而成的產物，然而有趣的是，當政治力介入海域統治時，總是賜予媽祖爵位，甚至將其地位提升到天后、天妃，更是皇帝德治重複累積並覆蓋其上的結果。在皇帝之名下，且在作為海神信仰圈的海域中實行的威德統治，維持海域圈的官民利害穩定一致。如此，海域成為一個海域社會，鬆散地統合了人們的生活。在此可看到與陸地不同的貿易圈、移民圈、信仰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