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全注

兩千餘年來，凡吾國識字之人，幾無人不讀《詩經》，其在文學上之價值，固不待言……故治文史之學者，必當熟讀。──屈萬里教授

《詩經》，是中國人心目中地位極高的「五經」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包含民國紀元前2500年到3000年左右，四、五百年間的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以及祭神的頌辭。
《詩經》一共311篇，有目無辭者6篇若不計，則為305篇。〈國風〉160篇，二〈雅〉105篇，三〈頌〉40篇，每篇都以「註解」與「說明」的行文體例，將各篇的文字與主題做最簡約的解釋。
自漢至今，研讀《詩經》的學者無可避免地都得面對《詩序》存在的事實，本書尊重《序》說，但絕非無條件地支持；於反《序》派學者的某些高見，當然也不吝惜給予掌聲。
本書雖力求簡約，但本著「詩無達詁」之故，各條注釋未必只取一說，各篇主題因顧及《詩經》本具經學與文學雙重性質與價值，而採取先據詩尋義，後列詩序之說，再做整體說明的方式，希望能讓讀者明白。

黃忠慎
1955年生於台灣省南投縣，1984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

現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

研究領域
《詩經》學、《尚書》學、四書學、經學史等

著作
《尚書洪範研究》、《宋代之詩經學》、《南宋三家詩經學》、《惠周惕詩說析評》、《概論文學》、《儒學長短論》、《文教長短論》、《文教與書評》、《詩經簡釋》、《詩經選注》、《古今文海騎鯨客──蘇雪林教授》、《四書引論》、《朱子詩經學新探》、《嚴粲詩緝新探》、《詩經全注》等

獲獎紀錄
國科會優良研究獎（1994年）、彰化師大文學院優良著作獎（2004年）。

國科會研究計畫案
「朱子詩經學新探」（89年度）
「清代中葉《毛詩》學三大家解經之岐異──以對舊注的依違為考察基點」（91年度）
「王夫之《詩經》學新探──以經學的詮釋角度為考察之中心」（92年度）
「嚴粲《詩緝》新探──以文學批評、經學、理學的角度為考察中心」（93年度）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運用詮釋學觀點作全新考察」（94年度）
「宋代新舊兩派說《詩》的特質與困境──以王質《詩總聞》與范處義《詩補傳》為考察線索」（95年度）
「從呂祖謙到戴溪──《呂氏家塾讀詩記》與《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比較研究」（96年度）
「南宋理學派別下的解《詩》歧異──以輔廣《詩童子問》與楊簡《慈湖詩傳》為考察線索」（97年度）

凡例
緒論

【國風】（共一百六十篇）
周南（十一篇）
召南（十四篇）
邶風（十九篇）
鄘風（十篇）
衛風（十篇）
王風（十篇）
鄭風（二十一篇）
齊風（十一篇）
魏風（七篇）
唐風（十二篇）
秦風（十篇）
陳風（十篇）
檜風（四篇）
曹風（四篇）
豳風（七篇）

【小雅】（共七十四篇，另有六篇有目無辭）
鹿鳴之什（十篇，另有三篇有目無辭）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另有三篇有目無辭）
鴻鴈之什（十篇）
節南山之什（十篇）
谷風之什（十篇）
甫田之什（十篇）
魚藻之什（十四篇）
【大雅】（共三十一篇）
文王之什（十篇）
生民之什（十篇）
蕩之什（十一篇）
【周頌】（共三十一篇）
清廟之什（十篇）
臣工之什（十篇）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
【魯頌】（共四篇）
【商頌】（共五篇）

緒　論
一、《詩經》的產生時代
《詩經》，是中國人心目中地位極高的「五經」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包含著民國紀元前二五○○年到三○○○年左右那四、五百年間（西曆紀元前一一○○年至六○○年之間，也就是中國西周初年至東周中葉）的民間歌謠（多數在〈國風〉中）、士大夫作品（多數在二〈雅〉裡），以及祭神的頌辭（〈頌〉詩多數屬這樣的性質）；它蘊藏著豐富的語言學、民俗學、文化學和社會史、政治史的資料；在群經中，《詩經》的研究者雖不及《易經》之多，但讀者應該是最多的。
《詩經》的時代，就文辭上看，以〈周頌〉為最早：多數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裡也有幾篇像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如〈文王〉等篇），而大部分則完成於西周中葉以後至西周初亡之間。〈小雅〉以西周中葉以後的詩為多，有少數顯然已是東周初年所作。〈國風〉中較早的約莫作於西周晚葉，較遲的已到了春秋中葉以後，一般認為〈陳風‧株林〉為全《詩》最晚之作（另說：〈曹風‧下泉〉才是三百篇中最晚之作）。〈魯頌〉四篇一律作於魯僖公之時；〈商頌〉最晚的也作於此時（宋襄公時代）。也就是說，《詩經》中最早的作品，距離今天已經有三千年，最晚的作品距離現在也至少有兩千五百年了。

二、《詩經》之名稱
今天我們所讀的《詩經》，書名原先只叫做《詩》，或者《詩》三百（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和《易》、《書》、《禮》、《春秋》一樣，都沒有「經」的尊號。
「經」，這個名詞，大約起於戰國晚年。禮記有《經解》一篇，所稱述的是《詩》、《書》、
《樂》、《易》、《禮》、《春秋》六種經典；《莊子‧天運》也把這六種書籍稱為「六經」。《禮記‧經解》和《莊子‧天運》的完成時期尚無定論，多數人認為前者應該是西漢初年的作品，但徐復觀先生則肯定是出於戰國晚期荀子門人之手，是「六經」完成的首次宣告。後者作於戰國晚年，學者的看法較趨一致（但據羅根澤先生考證，則是作於西漢初年）。總之，戰國中葉以前，應該還沒有「經」這個名詞。
可以注意的是，《莊子‧天下》說別墨：「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呂氏春秋‧察微》說：「《孝經》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數語見今本《孝經‧諸侯》。〈天下〉之著成在戰國晚年，《呂氏春秋》完成於秦八年。根據這兩段記載，可知子家之書如《墨子》，傳記之書如《孝經》，在戰國晚年或秦初年，都已有了「經」的尊號。
因此，正如屈萬里《詩經釋義》所言，像高文典冊的《詩》、《書》、《易》......等，它們之被稱作經，按理不應該在《墨經》和《孝經》之後。而且《荀子‧勸學》有「學惡乎始，惡乎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的話（這裡所謂經，就是《詩》、《書》、《易》等書），這應該可以證明戰國晚年的人已經把《詩》、《書》、《易》等書稱作經了。
《詩經》雖然自戰國晚年已經被視為經書，但就後世所謂「十三經」而言，除了《孝經》之外，其初都沒有把「經」字加在書名之下而稱之為《易經》、《詩經》......的。屈萬里先生《詩經釋義》說：「《漢書‧藝文志》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等類的話，但那經字，應該連著下文讀，不應該接連著上文的書名。《晉書‧束皙傳》，記汲郡發冢的事，有『《易經》二篇』、『卦下《易經》一篇』等語，但那決不是竹書上原題的名字，而是後人給他的稱呼。杜預作《左傳集解‧後序》，說到這件事時，也只說《周易》，並沒用《易經》這個名詞。那麼，《易經》、『卦下《易經》』的名字，可能是唐人修《晉書》時所用的稱謂；即使這稱謂係根據舊的史料，也可知把『經』字連在書名之下的事實，不會早到西晉以前.﹝按：「汲郡魏王冢出竹書」之事件發生於晉太康二年（二八一）；杜預（二二二─二八四），西晉人﹞。」屈先生可能沒有注意到《史記‧儒林列傳》有「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缺不傳」、《漢書‧儒林傳》有「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毋傳」之語，且《漢書‧藝文志》也提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這樣的話，所以他才會說唐人修《晉書》所用的《易經》之稱謂「也只是見於文辭的敘述裡，卻並沒有把經字連在書名之下而作為書的籤題。用作書的籤題，以我所知，似乎以宋人廖剛的《詩經講義》為最早，他這部書，約成於南宋初年。到了元代，這種風氣漸盛；明代以後，《詩經》、《書經》、《易經》......等，幾乎成了定名」，但依《史記》、《漢書》所述，於理漢代學者應該已經直呼《詩經》、《易經》之名了，是以，筆者的看法是，今天我們所讀的《詩經》，先秦時代多稱《詩》，戰國晚期的人已認為《詩》為寶貴的經書，漢朝人就稱之為《詩經》了。

三、《詩經》之內容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單元，也有人以為分成〈國風〉、〈小雅〉、〈大
雅〉、〈頌〉四個部分，篇數一共是三百零五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假使連這六亡詩也算進來，總計是三百十一篇。〈國風〉分十五國，或者說十五個單元，那就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所收的詩，如同屈萬里先生所言，多半是經過潤色之後的民間歌謠（按：詳屈萬里〈論國風非民間歌謠的本來面目〉一文）。
風的意義，據《詩序》的解釋是「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以風為風化、風教、諷喻、諷刺之意，
後人多不認為這是風的本義。宋儒鄭樵《通志‧序》：「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言簡意賅，其觀點容易為學者所接受。朱子《詩集傳‧序》：「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卷一：「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簡單來說，〈國風〉之「風」，就是風土、風謠之風，從這些民間歌謠裡，我們可以看到各地的風土人情，了解民間的呼聲。進一步言之，〈國風〉諸詩，論其內容多為經過文人潤色過後的民間歌謠，另有一些作品則直接出自上層社會士大夫之手（朱東潤〈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以為〈風〉詩多為統治階級之作品，其說恐非是），而其所採用之音樂，則為各國流行的土樂土調。
雅的意義，《詩序》解為「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有不少作品的內涵確實符合此一說法，〈小雅〉如〈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也是，不過，今人多不願接受此一解釋。朱子《詩集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這個解釋兼顧到了詩的音樂性。屈萬里先生：「雅和夏古音相近，往往通用。《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把這兩段話對照來看，可知雅就是夏。《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篇〉『帝謂文王，......』六句，謂之〈大夏〉，更是顯明的證據。夏，是文化較高的黃河流域一帶之地；各國的國風，既然是各國流行的土樂樂調；準照此義來說，雅，應該是流行中原一帶而為王朝所崇尚的正聲。如果拿現在的戲劇來比，正如蹦蹦戲、河南墜子、山東大鼓等之與平劇一樣。」（按：所引《荀子‧榮辱篇》「君子安雅」句，王引之：「雅讀為夏，夏謂中國也。」）此說，今之接受者極多。我們可以再補充一點，雅者，俗之反，〈雅〉詩的作者幾乎都是貴族文人，在創作者的階層上，這是與〈國風〉有明顯的不同的。
〈雅〉詩又有〈小雅〉、〈大雅〉之分，朱子《詩集傳》說：以今考之：正小雅，宴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朱子之言，合乎情理。同樣是雅詩，因為用途不同，音節有異，於是就有〈小雅〉、〈大雅〉之分（宴饗之場合，氣氛力求融洽；會朝之場合，當然非嚴肅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大小二〈雅〉雖以士大夫之作為多，但〈小雅〉中也有一些類似風謠的勞人思婦之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這些作品之所以不放入〈國風〉，而被列在〈雅〉中，是因為在配樂時，被重新配上了雅樂；而這樣的詩歌即便是搭配上了中夏雅正之音，受限於內容，當然也依舊不能進入〈大雅〉之中。
頌的意義，《詩序》如此解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朱子《詩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依此，借助歌舞的形式儀容來頌美先人的盛德，將其成功之事告訴神明，所成詩篇就是頌了。鄭玄《周禮‧注》：「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這種說法，比較適合用在〈魯〉、〈商〉兩〈頌〉之上。阮元〈釋頌〉：頌即容字也。......〈風〉、〈雅〉但絃歌笙間，賓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為舞容，惟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為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
依此，〈頌〉乃以其成功（按：就三〈頌〉內容綜合觀之，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包含先人與當今執政者之盛德與成功）告祭於神明兼而祈福之樂歌，其特色在於祭祀時候的歌而兼舞。以頌為容，是歌而兼舞之義，其說今人多半相信。〈頌〉，包括了〈周頌〉、〈魯頌〉、〈商頌〉三個單元，基本上它們應該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
的樂歌，但〈魯頌〉四篇，用意在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這些詩被列在〈頌〉裡的原因，說者不一，茲不深論。
以上所述，係由〈風〉、〈雅〉、〈頌〉三大體裁之性質來立論，王靜芝先生《詩經通釋》則將詩篇吟 之內容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民間歌謠，包括戀歌、結婚之歌、感傷之歌、和樂之歌、祝賀之歌、悼歌、讚美之歌、農歌、諷刺之歌、勞人思婦之歌等。其二是貴族與廟堂之樂歌，包括宴樂之歌、頌禱之歌、祀宗廟之歌、祀神之歌、田獵之歌、頌美之歌、述先王功績聖德之歌、祀戰事之歌與諷刺之歌等；說亦可參（按：其中有不少類型的作品，如感傷之歌、讚美之歌、諷刺之歌……等，其實既見於民間歌謠，亦見於貴族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