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臺灣

當一群深具野心、勇於跨海工作的人，撞上僵固的法律與移工制度；
這就是在「另一面」的臺灣，正不斷發生的事。

※本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臺灣書寫專案」補助

王美玉｜監察委員
王錦華｜《鏡週刊》人物組副總編輯
阮文雄神父｜越南移工及配偶辦公室主任
何榮幸｜《報導者》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
吳靜如｜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
唐福睿｜作家、《八尺門的辯護人》導演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頻道總監
蔡崇隆｜《九槍》紀錄片導演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
顧玉玲｜作家、社運工作者

共同推薦（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序）

☆★收錄2019臺灣新聞攝影大賽系列照片第一名作品：屍骨還鄉路
☆★深入田野，看見來臺移工的真實血肉與人生

他們是底層勞動市場的人力，從農漁、營建、傳統3K產業到科技業，臺灣經濟成長的實績有許多來自他們的血汗與付出。
他們為一個個家庭承擔長照與看護之責，若沒有他們作為補充人力，已是高齡化社會的臺灣將有許多地方難以運作。
當他們出現在公眾視野時，時常顯得扁平、晦暗，連結的意象往往也與剝削、勞動傷害甚或死亡有關……然而，真實的他們，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其實，選擇跨海工作就是面對未知，這些願意來臺工作的異鄉人，正是一群勇於擺脫既定生活、充滿冒險性格的人。當他們碰撞上充滿歧視的移工制度與僵固法律，有些不幸遭致碾壓，但也有許多人展現了高度能動性，在制度所不及之處，以各自的方法與想像，和臺灣這塊土地產生連結，建構起屬於他們自身的連帶、社群與地下社會。
從二〇一六到二〇二三年，從臺灣到越南，獨立記者簡永達持續跨國追蹤臺灣移工議題，除了描繪鮮活的移工故事、他們在工作中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外，也深入制度面，討論職災補償機制與移工寶寶所觸及的人權議題。此外，本書更從國際政經結構出發，討論族裔經濟的興起、跨國遷移的仲介角色、國際搶工的趨勢以及國際品牌對於供應鏈勞權的關注，如何影響臺灣移工的處境，是近年來理解臺灣移工與勞動現場全面且重要的調查報導。

【自序】從一廣開始的故事

對我來說，這本書裡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一廣發生的。
二〇一六年，我為了寫報導在這棟大樓住過兩個月。這麼說固然有誇張的成分，因為這本書所蒐集的故事，前後跨度長達七年，採訪地點更涵蓋臺灣與越南多座城市。但某個程度上我是認真的，這裡是我認識移工的地方，也是讓我開始去思索跨國遷移與人權保障的所在。
當我開始寫作本書時，經常想起在一廣那段日子。度過剛開始艱難的適應期後，我交到一些知心的移工朋友，並在週間會固定收到他們的假日邀約。
一天下午，越南移工阿峰約我到二樓的茶水攤喝東西。他帶來一位女孩，皮膚很白、很害羞，眼神總低頭盯著玻璃杯上凝結的水珠，偶爾抬頭偷看一下阿峰。我揶揄阿峰，「哇，你女朋友這麼漂亮啊。」阿峰漲紅了臉，用手肘推我一下，「不是女朋友啦，今天第一次見面，在臉書上認識的。」我才意會到，原來他找我當WINGMAN。
這僅是假日的一幕。我會在週日中午來到十二樓的酒吧，表演樂團是群印尼移工，他們詞曲創作的內容多是描寫對故鄉女友的思念，來自菲律賓的比爾獨占一張桌子，並給自己點了杯啤酒，經過的女孩常會偷偷瞥上幾眼，欽慕他胸前結實的肌肉。當我與比爾和其他朋友會合後，他們偷偷將我夾帶進六樓的菲律賓舞廳，因為門外的告示牌寫著：「謝絕臺灣朋友入內。」晚餐時間，我趕往工業區的泰工宿舍烤肉，搭乘手扶梯途經二樓，越南移工阿彬跟朋友仍坐在茶水攤打量路過的女孩，並忙不迭地跟我打招呼。一樓轉角處的越南阿新，在騎樓張開摺疊桌，準備在回宿舍前跟妻子吃個兩菜一湯的簡單晚餐。

不被看見的地下社會

這是不被臺灣人看見的移工地下社會。數十萬人支撐起鋼鐵機械業，也撐起營造建設、自動機具業，以及家中長輩的生活起居，但我們總對他們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貧窮落後。可我在一廣認識的移工們複雜多樣、生活豐富多彩，我覺得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是種錯誤。當我開始動筆寫一廣，他們的模樣在我腦中活靈活現，我寫了第一篇報導〈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我很幸運，那篇報導刊登後受到讀者歡迎，並為我贏得出版社的合作意向。當時，我陸續被邀請去講座分享，最緊張的一場是回到臺中，因為我很擔心報導中的人物或臺中人會感到被冒犯。講座進行很順利，結束前，主持人問我：臺灣人要怎麼幫移工更融入本地社會？
我當時重述了美國鍍金時代的移民神話。認為只要臺灣人同樣放開心胸，而移工們勤奮工作、謹慎節儉，並抓住機會，他們就能在這塊機遇之地翻身。聽眾中有人應和點頭。前排有位年輕女子手舉得老高，起立發言：「如果你連移民跟移工都搞不清楚，我想這篇報導也算不上什麼深度報導。」那天其他慧黠的提問，我差不多都忘了，但時至今日，我仍記得當時那股羞愧難當的感受。
不過，回頭看看，我永遠感謝那名給我當頭棒喝的女士，她提點了我移工故事裡政經結構的重要性。我後來一邊報導，一邊從歷史資料與學術論文惡補遷移研究。身處臺灣，常有種排斥外籍移工的聲音，認為他們從四方八方湧來，搶走本地人的工作。事實上，臺灣和其他亞洲地主國都設計了嚴格的遷移管道，大抵從「篩選」與「排除」兩方面著手。

外在結構對於移工的影響

在民族國家界線愈趨嚴格的今日，如果不是地主國同意，移工不太可能會跨國遷移。每個移工都有自己的遷徙動機，但在個人動機之前，是地主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地緣政治所打通的遷移管道，如臺灣主要僅從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四國輸入移工。為了揀選到最有價值的勞動力，雇主再透過仲介設下一連串選工標準，包括身高、體重、性別、婚姻，女性會被另外要求做懷孕測試，確保他們來臺後都是有價值的勞動力。
將移工引進到臺灣後，政府處心積慮地排除移工成為移民。例如從法律上將外國人與藍領移工區隔開來，移工即使居留再久都不能歸化成移民，工作上也不能更換雇主或工作地點。再將移工的簽證綁定雇主，只要移工稍加反抗、或勞動力受損，老闆隨時都能將他們解僱、驅離出境，再換一個新人。
為了保持移工的低流動性，雇主夥同仲介，實施宵禁、扣留移工的護照，並強制他們儲蓄「逃跑保險」，移工只有在完成三年合約後才能領回。臺灣政府對此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它們得到的回報是，資本與工作會被留在本地，而不是移往中國。
這些外在結構對移工會有什麼影響？ 影響的層面非常廣。移工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意做的危險工作，從勞動部的統計來看，移工在臺遭遇職業災害而失去工作能力的比例是臺籍勞工的三倍，在二〇〇八至二〇一八年間，移工在臺死亡的人數高達一千五百四十位。但外籍移工不大可能抱怨惡劣的工作條件或遭雇主虐待，理由是他們出國前，都繳納了一筆鉅額的仲介費用，留在臺灣的日子必須與母國的債務與迅速累積的複利奮鬥。而且，臺灣政府限制移工轉換雇主，等於剝奪了工人靠離職來跟雇主討價還價以提升自身福利的能力。
另外，因為雇主僱用移工考慮的是成本，所以不會有時間給移工完整培訓，給他們住的宿舍也不會太好，許多是光禿禿的鐵皮工寮。這種鐵皮宿舍也是最容易引起火災的建築物，住在裡面的移工或鄰近的消防員都知道，一旦火勢蔓延起來會有多快。自二〇一七年桃園矽卡移工宿舍發生的大火，往後三年已有近二十名移工葬身火窟，十餘名消防員因搶救殉職。
與雇主同住的看護工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她們沒有一天休假，得小心翼翼地揣摩雇主情緒，有些還有強迫勞動、身體虐待、甚至被性侵的情況。除了應付糟糕的工作條件，正值黃金生育期的女性移工還可能出於意外或自主選擇，在異鄉懷孕。儘管臺灣後來修改法律，允許懷孕的移工留下，但實際上她們往往只能選擇墮胎或被迫解約離境。
然而，把這一切形諸報導刊登後，事情並沒有解決，大家漸漸不再感到驚訝或憤怒，更難激起行動。二〇一九年，我在一場講座講述移工遭遇職災或意外懷孕的故事，一位對此有研究的社會學家聽完後說：「跟我二十年前研究的情況差不多。」
從國家管制的層面來看，確實如他所言。移工政策仍維持勞動商品化的本質，將移工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權利」分開處理，他們被認可的只有經濟功能，社會權利受限。過去二十年，移工法規大致從二方面修正。一是延長移工在臺年限，以降低雇主重新訓練的成本，從一九九八年最長可居留三年，二〇一二年延長至十二年、看護工經評點後可展延至十四年。二是擴大雇主資格、增加移工配額，製造業引進移工採3K五級制，依所屬產業將可聘移工的比例從一〇％到三五％分成五個等級，若設廠在自由貿易區內可提高至四〇％。二〇一三年後，工廠雇主可以用外加就業安定費增加移工配額，而政府對新增投資案、鼓勵臺商回臺另外給予外勞增額，聘用家庭看護的資格也被不斷放寬。（待續）

【自序】 從一廣開始的故事
1 地下社會
1.1 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1.2 透明的小孩──在臺無國籍移工寶寶與異鄉生養難題
1.3 移工政策三十年，從禁絕到依賴
【專欄】人權轉向的關鍵──高捷泰勞抗爭

2 危險之島
2.1 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工之死
2.2 夾層裡的六條人命──蘆竹大火暴露移工安全漏洞
2.3 從臺灣到越南，傷心的屍骨還鄉路
【圖輯】屍骨還鄉路
2.4 異鄉送行者──以佛法撫慰人心的越南法師

3 異鄉家人
3.1 那些在臺灣奮力一搏的移工男孩們
3.2 我在臺灣學抗爭──一堂在臺移工的公民課
3.3 卻在他鄉築淨土──印尼移工淨灘團的故事
3.4 假日裡的國王──菲籍移工選美中的隱蔽世界
【圖輯】假日裡的國王與皇后
4 人權大浪
4.1 簽本票的陷阱──誰讓菲律賓移工背負失控債務？
4.2 當日本變移工首選──預示臺灣缺工危機的越南勞務街
4.3 人力仲介還是人口販子？──取消「三年出國一日」後的仲介亂象
4.4 重組中的移工招募──臺灣與越南招工網絡的雙邊變化
4.5 打擊血汗供應鏈──零付費制度對臺廠與仲介的衝擊

致謝
移工政策與運動年表
注釋

1 第一廣場
──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我現在就算不做工廠，在這裡也能賺錢。」來臺灣才三年的越南移工阿樹，平時在一家製造汽車馬達的工廠工作。到了假日，他是一名年輕的商人，擁有一家開在第一廣場的選物店。靠牆的貨架擺著Nike、New Balance的高仿特別版球鞋，扣掉給店員的工資、店租以及進貨成本，每個月能淨賺四萬，是他做移工掙的兩倍。那天稍晚，阿樹以為我是特別來報導他的商店，於是邀請我共進晚餐。
我們圍坐在越南餐廳靠門口的那張長桌，酒過三巡，他們顯然意猶未盡，逕直往餐廳一堵牆走。快撞上時，他們推開由鏡子偽裝的假門，裡頭是KTV包廂，已經有十多名移工，幾乎都是男人，地板到處都是酒瓶。
房間內粉色壁紙與霓虹燈相互輝映、喇叭傳來震耳欲聾的響聲，而屋外大樓的屋架像墓碑一樣矗立，外牆剝落、窗戶碎裂，塑料地板上蟑螂橫行，像是居民匆促離去後被落下的地方。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眼前這一幕收攏了這些年來我與移工交往的感受：新經濟與凋敝大樓；一群冒險的人撞上僵化的移工制度。
這裡是第一廣場，距離臺中火車站只有五百公尺，臺中人習慣簡稱它「一廣」，裡頭布滿東南亞的商鋪與廉價的服飾，與對街新潮的「宮原眼科」冰淇淋店相比，宛如另一個世界。
在二〇一六年三月的尾聲，我來到這棟大樓，當時我是新聞圈的菜鳥，是被派來這裡寫報導的。我們有兩個人，我，二十九歲；還有搭檔的攝影記者佑恩，三十歲。雖然不算年輕，但當時我們都是新聞業的新人，急著在工作上力求表現。不過，我們對移工議題聞所未聞。
當時我所知的，乃是這棟大樓在過去十幾年演變成外籍移工聚會的地方，並且可能因為接下來將重新改名、招商而出現變化。
在我抵達時，大樓裡臺灣人人跡罕見。如果想進一步瞭解這棟大樓在部分臺灣人心中的認知，可以把「一廣」加「外勞」作為關鍵字去搜索，立刻跳出許多標題寫「外勞喋血」、「治安死角」的新聞。

接納移工流浪心情的一廣

被遺棄的一廣，卻意外接納了移工們流浪的心情。
消失在臺灣人視野的商場，只有在週末特別活躍。每到此時，第一廣場聚集許多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的移工，他們聲調各異的口音摻合尖銳的電子音樂，讓大樓活了過來。
還不到營業時間，鐵捲門半掩，門口已聚集三、五十人，但只有店家跟送菜的小販能從側門提前進入。在一廣擔任保全二十年的老蔣，穿著有些寬大的制服在鐵門前來回走動、維持秩序，一隻手叉著腰，對門口的移工沒好氣地說：「十一點才開門。」
鐵捲門的鉸鍊齒輪久未潤滑，每次老蔣啟動捲門時，都會發出「匡啷、匡啷」的響聲。幾十名移工引頸期盼，等待商場的大門開啟，門後不會有像百貨公司一排站開，以九十度鞠躬姿態，齊聲喊「歡迎光臨」的迎賓隊伍，這裡是老派的商場，店家的人只是靜靜地坐在商鋪裡，翹著二郎腿盯著平板螢幕追劇，直到有客人走近才不情願地抬頭。
大廈騎樓沒有營業時間的限制，狹小的通道透早就擺著一簍簍小茴香、肉荳蔻與香茅葉，還有堆滿一座座小山似的鴨仔蛋。四樓和五樓是旅館，六樓號稱是全臺最大的移工夜店區，開了分屬菲律賓、印尼、越南人的三家夜店，只要花入場費一百五十元，就能待一整天。三樓以下是小而密的商鋪，有超過三百個攤位，樓層的中心地帶都是手機行，其餘圍著東南亞餐廳、超市、理髮店、服飾店、金飾店與貨運行。十足異國情調的街區吸引政府的注意。
二〇一六年，時任臺中市長的林佳龍響應新南向政策，將第一廣場改名為東協廣場。
不過，這項改名沒有影響到這棟大樓真正的消費者——外籍移工，他們仍習慣稱呼這裡叫「一廣」，或是「廣場」（the square）。我自二〇一六年起持續報導移工題材，總能輕鬆地以「一廣」作為話題，與在臺灣其他縣市工作，甚至已返國的移工打開話題，至少在我的經驗裡，還沒聽過移工們稱呼這棟大樓作「東協廣場」。
這裡是全臺東南亞移工密度最高的大樓，超越臺北市中山北路的小菲律賓或桃園後火車站的泰國街。十三層樓總共三萬建坪的面積，顧客混雜著四國的移工，尖峰時段每小時約有五千人走過，如果在發薪日之後的星期日，則有二萬名移工同時湧入。算筆簡單的算數，臺灣目前約有七十二萬名移工，分別乘上廠工與看護的最低工資，是超過一百七十億的現金流，即使八成都寄回家，只留下兩成消費，還有超過三十五億新臺幣在市場流通。根據臺中市經濟發展局估算，即使店家只經營週末假日，只要移工每個月在一廣消費二千元，至少就能為商圈創造一‧六億新臺幣的商機，超過臺灣人整年在韓國東大門的消費。
一個完全由移工撐起的商圈，熱絡的關鍵在於洶湧人潮。
在臺灣的移工群體約七十萬人，臺中市與鄰近的四個縣市將近二十三萬的基底，占三成的移工人數。就算只看臺中市，三十年間移工人數從二萬四千人增加至十萬七千人，成長四倍，是六都中成長最快的。這波成長動能直接反映中部精密機械的產能擴張，從精密園區啟用以來，臺中移工人數每年以平均七%的速度成長，大幅超越桃園四%的平均成長率。
臺中火車站是交通中心，短程客運與長途巴士都在此處交會。
每個週日，中部二十萬的移工大軍從各處往這裡匯集，大多數從西屯區的中部科學園區與神岡的豐洲工業區搭公車和火車前往，遠一些的，像南投的南崗工業區，移工們有熟識的計程車司機接他們往返，車資不跳表而是約定俗成的一趟八百元。熙來攘往的計程車讓火車站前的交通打結，跑車的司機說，週日跑工業區的收入最高可達六千元，而平日在市區瞎轉一天還賺不到一千元。

學習另一套生活的規則
勞動力一直是製造業最核心的財富來源。如果以人均產值估算，製造業的移工每年貢獻約二千億。在臺中十一萬名移工中，廠工占了八萬人，保守估計，移工一年為臺中貢獻約三百六十億新臺幣。但是，這座城市因經濟增長而提升的城市風景和愜意生活與他們無涉，他們始終是臺灣人眼中的「外勞」，一枚便宜好用的勞動力。
踏入異國工作，移工們必須很快學會另一套規則。和家鄉以親緣維繫的紐帶不同，工廠是通過嚴格的規律運轉，每個進到臺灣的移工，都沒有自己的名字，而變成一個代號，無論是工班的編號或是仲介取的中文名字都沒有差異，他們最終成為大機器裡的一個零件。
上下班要打卡，每天按表操課，六點半起床，七點五十分準時上工，直到下午五點半；早上十點和下午三點各休息十分鐘，中午用餐四十五分鐘，除了休息時間外一律不能聊天。
即使在休息時間，他們彆扭的中文，也成為被開玩笑的對象。工廠裡的移工老鳥，學會以自嘲的方式融入臺灣工人，而新來的移工卻因為聽不懂中文，也不習慣噪音巨大的生產線，甚至不願意開口說話，他們靜默如雕像、將身體封閉成地窖，反而符合了臺灣雇主眼中「溫順」的形象。
只有週日，外在標籤被解除，移工在一廣以同鄉為單位聚集起來，他們不說中文，吃著熟悉的辣椒魚露，形成抵抗外部世界的小群體。
起初，我待在一廣，經常有報導難以為繼的感覺，因為沒有移工願意開口跟我說實話。當問到他們的雇主，多數移工總會敷衍地回我「一切都好」。我蒐集到許多類似的答覆，但心裡很不踏實。剛開始，我是每個週末從臺北搭車到臺中，可每週往返的車資跟旅費太耗時間又太昂貴，而我真的需要打入移工的圈子。（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