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盞永不止息的明燈：百年僑教的耕耘足跡

臺灣的外交政策與僑務推行息息相關，在積極強化華語文學習及文化傳承的教育中，建構「臺灣主體性」與國際接軌以及提高臺灣能見度是今日僑教的重要目標。
百年來，中華民國僑教以面向海洋及全球化作為思考模式，從早期到當地協助興建學校、設計教材、進行實體課程，到如今發展為視訊、社群平台、線上課程來教育輔導及服務海外僑民。僑教政策之核心工作基本上分為兩大主軸：海外僑校教育與在臺僑生教育，都是以推動「華文教育」及「推動華文教育宣揚華人文化促進族群融合」為主要方針。
本書介紹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的發展沿革與推動僑教的重要政策、工作。僑委會順應時代形勢，以「愛僑、護僑、利僑」為準則，在國內，一方面積極與各華語文系所及產業界合作，強化海外教師培訓、教材編纂；另一方面積極鼓勵海外僑教體系，增進與主流社會合作，無形中蓄積臺灣華語文整體對外發展之能量與影響力。世華會倡導中華語文研究，積極推動華語文教育發展，著重華語人才的培育，並推行「華語文能力測驗」，編輯華語文教學研究叢書及鄉土民俗教材讀本，促進世界華文學術的交流與研究，為臺灣與國際開啟一扇互動之窗。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興華文化交流發展基金會希望把所有僑教經驗順利完整的傳承，期盼能鑑記僑教發展的全球軌跡。

董鵬程（1930-2019）
華語文教育界最資深、最熱忱、最具有影響力的推手。自1963年投入華僑文教工作，五十多年來主辦及參加海內外華語文學術研討會數十場，發表論文數十篇，首創華語文教學與研究學術期刊及華文教師研習班培訓海外專業華文教師，推動了全球華語文研究風氣及搭建兩岸學術交流的平臺。曾任職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研究員兼祕書長。

任弘
1957年出生於臺灣高雄大寮，成長於軍人眷村。祖籍河南省盧氏縣。淡江大學歷史系學士（198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1985）。長期服務於黨政機關，從事海外工作。黨務方面，曾任國民黨海外工作會副主任，先後派駐過美國加州聖荷西、芝加哥。政府方面，曾任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主任、僑務委員會政務副委員長（2008-2013）。早年曾在淡江大學、致理技術學院、師範大學兼課。離開公職後在中原大學客座一年（2014）。2015-2021年在福建廈門華僑大學擔任特聘教授。致力於海外華人歷史、華文教育發展史、中國書法史和漢字文化的研究。

周靜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華文世界》編輯、2016年臺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教育部華語口語表達考試評分委員、逢甲大學語言中心資深教師、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訓班講師、國立臺灣美術館資深導覽（1990-2018）。專長為華語教學、華語閲讀與寫作、第二語習得與教學、華語口語與表達、文學與電影教學及跨文化教學。

【百年僑教的回顧與前瞻──出版僑教叢書序言】

華文教育是華人移民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一個特殊的族裔語言文化教育體系，華文教育的發展過程也是華人社會一個具有廣泛文化意義的歷史進程。因此，研究華文教育是深入認識華人歷史文化的重要途徑。

華人在海外辦學的歷史很早，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是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印尼巴城（巴達維亞，今之雅加達）的明誠書院，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但它與國內的私塾無異。

真正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華文教育體系，是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華僑社會已融入西方教育理念，在一些規模較大的華埠建立了新式學堂，開啟了華文教育的新時代。這些學堂和私塾有明顯的不同，除了傳統的儒學，加入了大量的地理、物理、生物等科學新知，甚至有英語課程。可以日本橫濱的大同學校（一八九八年）、印尼中華會館學堂（一九○一年）、馬來西亞檳城的中華學堂（一九○四年）為代表。我們一般稱的華僑學校，都是現代華文教育的產物。一九○五年清廷廢科舉、興學堂、派留學生，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已然落後華僑學校的發展。

清王朝的最後十年（一九○一年－一九一一年）是現代華僑學校發展的第一波熱潮。東南亞的馬來亞有十餘所，而荷屬東印度各地中華學堂則發展到六十五所；北美的三藩市（大埠）、沙加緬度（二埠）、紐約、芝加哥、波特蘭、西雅圖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維多利亞等地先後興建了大清僑民學堂；菲律賓、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緬甸等國也出現了一批以「中華」冠名的新式學堂。這些華僑學堂大都是在各地華僑會館（或單一族群僑團）的主持下創辦的，是一種有組織的自覺興學。學堂在民國成立後，大都改稱為學校，教學內容上，雖然也注重傳統倫理道德和尊孔思想，但更注重培養子弟適應社會生活所需的各種技能。各地中華學校開設的課程有國文、經濟、歷史、地理、修身、體操等科目，遠遠超出了傳統學塾的教學範圍。

辛亥革命後的十五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七年），雖然國內政治不安，但華僑社會仍充滿了迎接新時代的熱忱，展開第二波興學的熱潮。華僑學校逐漸普及於僑胞聚集的各個地區，包括城市和鄉村。北京的北洋政府也協助僑社興學，這段時期部分地區僑社組成了僑教組織，有系統的籌募經費、改善僑校的基礎設施，協調共同的課程等，是華文教育系統化發展時期。

民國十六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期間（一九二七年－一九四○年），是第三波興學的熱潮，也是華僑學校僑教化的重要時期。這段時間，僑社普設華僑小學，更重要的是華僑中學日漸增多，僑教組織更加制度化。南京國民政府非常重視僑務，加強對華僑教育的管理。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大學院特設「華僑教育委員會」專門管理華僑教育事宜，制定《華僑學校立案條例》、《華僑小學暫行條例》、《華僑補習學校暫行條例》、《駐外華僑勸學員章程》、《華僑視學員章程》等法令，進一步規範了華僑教育的管理。次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在國立暨南大學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南洋華僑教育會議，通過了《華僑教育會議宣言》和二十五項決議案，各地僑校的管理者在會議中交流了華僑教育經驗，針對華僑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意見。教育部成立了「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作為辦理華僑教育的諮詢機構，負責擬定改進華僑教育方案、調查華僑教育情況、計畫華僑教育經費及其它有關事項。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秋，僑務委員會成立，下設僑民教育處，主管華僑教育的調查、立案、監督、指導等工作。在教育部和僑務委員會的聯合指導，以及各地僑教組織配合的共同努力下，華僑教育日趨完善，成為獨步全球的「僑民教育體系」。

華僑教育在母國政府的輔導下發展成僑民教育體系，有幾個重要規範：一、華僑學校使用國內統一的教材；二、課程標準化；三、國語教學的普及；四、校長從母國派任。從文化意義上而言，強化了海外華人的「華人性」（Chineseness），具體而言是：促成了各地華僑社會的橫向聯繫與一體化，提升了華人認同祖國的民族主義。伴隨著日本侵華日亟，也為動員華僑抗日打下了基礎。但也引發了一些負面效應，使得僑居地政府的警惕和不安，除了頒佈各種法令限制華僑學校教學以外，或開設學校，吸引華僑子弟入學；或以津貼華僑學校控制辦學方向，同化、分化雙管齊下。也為戰後居住國獨立後全面限制華教的政策埋下了伏筆。

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東南亞的華僑學校一度停擺了三年多（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五年），許多僑校被日本軍隊刻意佔用和破壞。日本戰敗投降，退出東南亞各國，中國國際地位提升，華僑社會展開了大規模的復校運動，並籌辦新學校。戰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一九六五年）是華僑教育的第四波熱潮，也是最高峰時期。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國際冷戰，東南亞各國獨立，中國內戰以至分裂，僑社也分裂。一九六五年之後東南亞的僑民教育盛極而衰，只有馬來亞華社在馬來西亞獨立後因華人人口比例較高，幾位華教領袖如林連玉、沈慕羽等人的努力下，爭取華族的族裔語言受教權，保存了華校的體系，為了避免族群衝突，刻意自稱華族教育，不再以僑教自居。

在東南亞排華四起，華僑經濟和華僑教育遭受全面打擊之時，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亂，視僑胞為外國人，把海外關係界定為「反動的政治關係」，僑務全面停頓，僑胞陷入內外交侵的困境。在這個艱困時期，在臺灣的僑務委員會仍努力協助尚存的華校，與大量招收華僑回國升學配合下，為「僑教」保留了出路。也因為戰後的國共內戰，東南亞還發展出兩個特殊的華教體系：一是泰北孤軍子弟的華僑學校，二是緬北臘戌地區的果文學校。此外，北美地區開放移民，大量從臺灣去的留學生為其子弟創造出一種週末上課的中文學校模式，可謂東邊關了一扇門，西邊打開另扇窗。馬來西亞、泰北、緬北的華校，北美的中文學校，僑生回國升學，為一九六○年代之後的華文教育保存了命脈。

為了適應戰後的政局變化，華僑身份的改變，母語教學為主的僑校體系逐漸轉化為族裔語言教學的華教體系，華校逐漸轉型為開設華語課程的私立（民辦）學校，以華語為教學語言的全日制華校走人歷史。華教體系多元化發展，半日制、混合制、週末制、補習班等紛紛出現，華文教育的三教問題也因此變得複雜。難能可貴也令人欽佩的是，僑社之中仍然有為保持族裔語言文化而努力不懈的華教奮鬥者。

一九八○年代大陸新移民遍佈全球，華僑社會有了結構性的轉變。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和全球化的發展，華語熱甚囂塵上，兩岸政府積極投入資源，在高等教育中成立專業，培養華語教學人才。不論是大陸發展的「漢語國際教育」，或臺灣推動的「對外華語教學」，都發現發展了百年的華文教育是中文國際化最重要的基礎。

華文教育是隨著華人移民發展的，一九九○年代以後華文學校的模式和華文教育的內容，是以週末制中文學校為主流。二十一世紀華文教育的發展，則取決於華人新移民與居住國的主流教育體系互動下，將採取什麼樣的家庭語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為主。大陸和臺灣也都可以發揮影響力，大陸的整體國力將影響華語的國際地位、其對外關係會影響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臺灣的僑生升學制度（包括海青班）、海外臺灣學校的經營，也會為華文教育的永續經營提供寶貴的經驗。近年東南亞的華語成人補習班、三語學校和（有華語部的）國際學校發展；美國華人經營的課後班（after school），主流學校從二○○六年快速增加的沉浸式中文學校，是幾個重要的新趨勢。他們透露的訊息是：華文教育國際化、在地化勢所必然；華語的工具性增加，文化性淡出。

興華文教基金會在董鵬程先生主持時，就計畫出版系列研究華文教育的書籍，可惜壯志未酬。新董事會為完成其心願，邀集多位長期從事僑教的學者參與撰寫各地僑校的發展，期能保存華文教育的歷史，彰顯華人在海外傳承中華文化的偉大情懷。並鼓勵對華文教育深入研究，對華文教育的未來能有所啟發。

僑教向為僑務的核心工作，本人從臺北市政府到僑委會服務的期間，就全力投入第二處的僑教工作，足跡踏遍海外僑區，也推動包括緬甸、泰北的師培專案，臺商子弟教育即臺北學校的籌建，全球華文網路教育中心的建構，為九○年代僑教數位化鋪設人才培育、學術研究及電腦軟硬體設備的基礎工程，期間本人廣泛接觸第一線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僑教領袖和僑校教師，深感僑教工程的重要和所有投注心力的參與者的偉大，這也是後來有機會回會擔任委員長後，特別延攬華語文專家擔任副委員長以及在最短時間內編印《學華語向前走》這套教材，希望為僑教奠定更紮穩基礎的努力。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是希望把所有僑教經驗都能順利完整的傳承，也期盼能鑑記僑教發展的全球軌跡。本人也要藉此套叢書的出版，向所有僑教前輩先進致敬，也要鼓勵更多的年輕新生社群一棒接一棒的努力下去，永續發展興華大業。本套叢書的出版要感謝基金會所有董事監事的全力支持，任弘兄和良民兄的協助，以及熱心人士的贊助，期望我們可以共同維護、傳承僑教的火苗。

──興華文化教育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陳士魁

▍百年僑教的回顧與前瞻──出版僑教叢書序言／陳士魁

▍自序

▍第一章　華人移民社會與文化概述
【第一節】19世紀以來華人移民分期
【第二節】海外華人的多元定義
【第三節】華人社會與文化
【第四節】華人社會中的商紳階層與華商網絡
【第五節】海外華文報刊介紹
【第六節】小結

▍第二章　華僑政策與華僑教育體系的建立
【第一節】現代華文教育的興起
【第二節】清政府對僑教的扶持
【第三節】民國初年的僑教發展
【第四節】南京國民政府對僑教重視與輔導
【第五節】小結

▍第三章　戰後華文教育盛衰起伏不一
【第一節】二戰後東南亞華人的處境
【第二節】戰後東南亞各國獨立與排華
【第三節】戰後華人社會的轉變
【第四節】美國中文學校興起
【第五節】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對華文教育解禁
【第六節】小結

▍第四章　僑務委員會與海外僑教
【第一節】僑務委員會為歷史性的部會
【第二節】僑務委會（簡稱僑委會）歷時性記
【第三節】生根要落地，活水源頭來
【第四節】中華民國僑教面臨海外僑教變動的挑戰
【第五節】變動環境中僑教工作的推動與時俱進
【第六節】小結

▍第五章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耕耘不輟
【第一節】世華會　僑教推手　華教搖籃
【第二節】學術期刊並蒂花開
【第三節】華語人才培育卓然有成
【第四節】舉辦多屆研討會
【第五節】研發「華語文能力測驗」
【第六節】重要政策建言
【第七節】傳承世華會精神及今後展望
【第八節】小結
【附錄】

▍第六章　華文教育的國際化思維
【第一節】僑委會為槓桿支點，撐起臺灣與僑界
【第二節】未來人才培養的觀念
【第三節】中華民國僑教運用優勢轉型提升
【第四節】小結

▍參考文獻

▍第一章　華人移民社會與文化概述

華人移民海外歷史久遠，本文中所稱之海外華人，基本上是明清以來的中國移民。明清時期海上貿易發達，有海上絲綢之路之稱。從東北亞到東南亞貿易網路中的重要據點，開始有少量「住蕃」的華人。至17世紀前期，東亞各絲綢之路、貿易港及其周邊地區，已形成大小不一的中國移民聚居區，主要集中在菲律賓的馬尼拉、日本的長崎、爪哇的巴城、蘇魯馬益（泗水）、萬丹，馬來半島的北大年、麻六甲、吉蘭丹，暹羅的大城及北緬甸的八莫等地。數量多者數萬，少者也在千人以上。迨清代鴉片戰爭後二三十年（1850-1880）大量輸出華工，成為華人移民的主力，加上因涉及叛亂事件（太平天國、小刀會等）逃亡海外，或依親方式出洋，華人移民數量之大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
至19世紀末，以從事勞力為主的華人與明清以來的商貿網路結合，發展出一些小零售商人，部分更發展成擁有農場（種植園）或礦場的大商人，甚多華人移民較多的地區，形成了大大小小華人聚居的唐人街（Chinatown，又稱華埠，或稱中華街）。也在此時期，華人社會開始創建新式的學堂，現代華文教育於焉展開。故本文對華人移民的概述，以19世紀中葉清晚期以後的海外移民為主軸。
依據移民的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清代華人出洋是標準的推力大於拉力，當時中國的海外移民大都屬於生存性移民，或說是一種被動性移民，這與當時國內社會經濟的變遷和動盪的政治環境有關。特別是人口的長期快速增長，對清代社會的整體變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沿海的福建、廣東兩省，人口的長期快速增長遠超過土地資源的負載力，整個社會生活水準已瀕於溫飽線之下。隨著生存資源的嚴重匱乏，很多貧苦農民被迫離開家園。為謀求生路，尋求生活所需和生存空間，大批喪失土地的農民不得不穿州過縣或飄洋過海，紛紛向外遷徙。

【第一節】19世紀以來華人移民分期

19世紀中葉，殖民主義發展至最高峰，擴大原物料生產（蔗糖、棉花、煙草）、發展海外市場，北美開採金礦與修築鐵路工程都需要大量人力，卻處於廢奴主義運動之後，勞力極度缺乏。然在此時，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沿海農村過剩的人口，成為國際勞力缺口的來源。有大量華人以契約勞工的身分被送往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非和俄羅斯等國家。其中有很多是被騙或不懂契約法律效力的無知農民，這些契約華工，大都淪為形同奴隸的「苦力」（coolie）。當然，並非所有華人移民都是勞工，明清以來因海上貿易興盛，早已建立一些貿易網路，華人所經營的產業，在主要城市中已成為商業據點，移民之中也有因地緣關係去依親的，但華工是清晚期以來華人移民的主要來源。
從19世紀中葉以來，移民潮因時代背景的不同，可分中國國內情勢、華僑華人所在家鄉情況及目標國的局勢，包括該國的移民策略等等，下一章節將分析華人移民的不同時期。

一、1850-1880年──以北美、中南美、非洲為主

清代中期以來，中國人口的激增導致國內產生大量剩餘勞動力，清政府在外國侵略勢力的壓力下被迫允許華工出洋：與此同時，早在19世紀前期，歐美相繼廢除奴隸貿易制度，因而轉向中國尋求替代黑奴的苦力，於是大批華工被誘騙拐賣出洋，當時稱為「賣豬仔」或「豬仔貿易」。
1860-1879年期間，販往北美的苦力華工，主要在礦場淘金和修築鐵路，是一般較為熟悉的部分，其他如南美古巴、秘魯，非洲外島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模里西斯（Mauritius）、留尼旺（Reunion）以及非洲大陸和澳洲（Australia）等地，亦招募了為數不少的華工。中南美洲招募的華工大多在甘蔗園工作，非洲大陸華工則主要在礦場工作。當澳洲墨爾本發現金礦時，就掀起第二波淘金熱。
輸往這些地區的華工，最早有從廈門出海者，後來主要從澳門和香港出海，1850-1875年的25年間，澳門大約販運了50萬華人出洋，獲得巨額暴利，澳門苦力船隻航行的目的地包括秘魯、古巴、三藩市等。前往美國加州和澳大利亞等地淘金、修築鐵路苦力，主要從香港出洋，香港航運業及其輔助行業如修造船業、船隻補給業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苦力貿易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初，移民南洋有增無減，以致更多的輪船加入了移民運輸，使移民航線成為一條經久不衰的遠洋航線。以廣州為中心珠江三角洲附近的江門五邑的農民就成為苦力的主要來源。
非洲外島則以客家人為主。19世紀初期，由於南非建築行業技術工人缺乏，尤其是1806年英國人入侵南非後，急需大量勞動力進行開發，英國殖民者便以各種手段欺騙東南亞、印度或模里西斯等地的華人前往南非。1870年，有一批華人經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來南非。1891年以後，尚有不少來自廣東的華人前往南非，以技藝工匠和小商人居多，1896-1897年，法國把招募的華工（主要是廣西欽州、廉州、防城等地農民）分四批共3,003人運往非洲馬達加斯加修路建橋，從而開始了華人向南非移民的歷史。

二、1880-1920年──歐美排華，轉向東南亞

1880年以後，歐美及屬地開始排華，華工多轉往東南亞發展。東南亞與中國之間自宋以來航運無阻，朝貢貿易與私人貿易均有密切的關係，許多港埠都有華人的據點。當地缺工訊息一起，就有源源不斷的華工前往。根據學者研究，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出國契約華工超過265萬人。1876-1898年的23年間，僅從廈門和汕頭兩地出國往東南亞的華人達285萬人。
此時期的勞力輸出就不限以港澳為出海口的廣東人，以廈門為出海口的閩南人，而是汕頭為出海口的潮汕人和客家人大增，新加坡成為前往東南亞的華工集散中心。到20世紀初，華人已達四五百萬之眾，廣泛分佈於亞洲、美洲、非洲和澳洲，東南亞因與中國鄰近，並早有貿易關係，成為華人移民最多的區域，然而身分不自由的契約華工在海外生活仍感艱難，社會地位依然低下。

三、1920-1950──東南亞仍是主要目的地

一戰（1914-1918）之後中國戰亂不斷，民生艱困。捲入大戰的歐洲交戰國呈現經濟蕭條，生產停頓，但他們大都是東南亞各殖民宗主國，亟需東南亞的物資，尤其是與戰爭相關的橡膠製品、錫、糧食、糖、各類五金製品、小型船舶等的需求激增，因此紛紛加強投資，刺激東南亞華商企業的發展，當經濟處於上升時期，需要大批的廉價勞動力，因而掀起第三波的中國海外移民潮。
閩粵各省的移民再度大量湧入東南亞。1918-1931年，僅從汕頭、香港兩地出境的移民達380萬人。而1922-1939年，從廈門、汕頭、香港出境的中國人達550萬人，大部分前往東南亞。這一波移民潮和前一期的華工結合，華人在東南亞打下了穩定經濟基礎，並在主要城市建立了現代化的僑團和商會組織。當華人的社經地位已經相當穩定，轉而對僑鄉的回饋最多，建醫院、辦學校，修祠堂、蓋僑房大都在這個時期。
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1941年底），東南亞華人至少有700萬。1950年代初，世界華人總數約1,200萬-1,300萬人，90%集中在東南亞。

四、1950以後──技術、投資移民成主流

二戰後，東南亞華僑努力恢復日本佔領後的家園，卻遭逢母國的內戰、國際冷戰、東南亞各國的獨立運動和民族主義、1949年中共建政、1950年的韓戰、美國主導的東南亞反共和圍堵中國大陸，在內外多種環境因素影響所及，中國大陸海外移民大潮為之中斷。
在臺灣方面，1953-1959年為美援影響時期，直至1960年美援終止，海外華文教育取代華僑教育，此時期僑委會在美援經費的支持下，設置僑生獎學金，補助清寒僑生生活費，爭取僑生回臺升學，中華民國遂受到傳統僑團的支持，臺灣的國民政府與僑社多年來始終保持聯繫。
1965年美國移民政策的改變，引發全球性國際移民潮，除勞動力外並且吸引專門人才，放寬移民流入的限制：至1970年代以來，華人移民海外出現另一高峰期，臺灣和香港因有美國的配額，東南亞因排華，也有大量的「再移民」。單就臺灣而言，此時期約有200萬的海外移民。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國際局勢丕變，直至1978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及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後，赴中國大陸探親經商、觀光、投資者遂絡繹於途，過去漢賊不兩立的對立思維已見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