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及權威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
生動地描繪拿破崙悲劇英雄的一生
本書與與電影《拿破崙》同步上市

拿破崙．波拿巴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鮮少有人可及。雖然他僅掌權十五年，但他對後世的衝擊卻持續至今，在他身後延燒近兩百年之久。他的影響力從未退。人們喜愛閱讀他和他那壯觀的崛起，就如同在羅馬與中古世紀，人們閱讀亞歷山大一樣。雄心壯志者大都將拿破崙視為典範，他的故事更在兩百年後搬上大銀幕。
《紐約時報》暢銷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在本書中生動地描繪拿破崙的一。這本傳記充滿智慧且氣勢磅薄，保羅．約翰遜講述的故事特別引人入勝：拿破崙驚人的數字和計算天賦及對大砲的掌握；大膽而咄咄逼人的將領風格及簡單的作戰策略；對帝國宣傳的完全控制及文化展示的成功；作為國際政治家的失敗，因為歐洲越來越討厭他；他的元帥和部長、妻子、情婦、個人風格和工作方法；拿破崙法典；英國的封鎖和大陸體系；西班牙和俄羅斯的錯誤。逃離厄爾巴島，導致滑鐵盧的事件及戰鬥……。
拿破崙抓住法國大革命這個意外，將自己推進到最高的權力當中。於是，大革命的恐怖過程導致無可避免的專制政治，而拿破崙正是其受益者。一旦坐上權力的寶座，他就不懈地追求更高的權力，將其統治擴張到幾乎涵蓋整個歐洲。在拿破崙對權力的追求之中，保羅．約翰遜看到一個不受忠誠或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者，一位才華橫溢的機會主義者和宣傳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其暴力遺產正是二十世紀極權政治的典範。拿破崙戲劇性地證明了一個人有能力在歷史中實現自己的意志。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1928-2023）
1928年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2023年1月逝世於倫敦。英國大眾歷史學家，寫過無數暢銷的歷史書。他先後受教於耶穌會史東尼赫斯特學院與牛津大學。1950年代為政論雜誌《新政治家》撰稿而聲譽鵲起，進而成為該雜誌主編。1980年代開始為大西洋兩岸的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如《旁觀者》、《每日郵報》、《每日電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富比士》等。出版超過四十餘部著作，以大眾歷史與人物傳記為主，如《基督教史》、《美國人民史》、《猶太人史》、《現代世界史》、《文藝復興》、《拿破崙》、《伊莉莎白一世》、《邱吉爾》、《華盛頓》、《所謂的知識份子》、《創作大師的不傳之祕》等。


李怡芳
臺大外文系畢業。英國愛丁堡藝術學院碩士。寫過幾本旅遊書，與家人在愛爾蘭定居過數年。為不少部得獎國片如《最遙遠的距離》、《流浪神狗人》、《山豬溫泉》翻譯過英文字幕。熱愛天翻地覆的電影拍攝工作，如近期參與的台灣電影《愛琳娜》。也喜歡靜靜地在書桌前，滑入文字的世界。

蕭育和　專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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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貓大王通信｜影評人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謝金魚｜歷史作家、「故事」網站共同創辦人

（依姓氏筆劃排列）

「保羅．約翰遜是一位頂尖的歷史學家。他的判斷力備受肯定，他研究的歷史範圍很廣，他說故事很清晰，而且文筆優雅。」
──《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

「備受敬重的英國歷史學家的選擇……保羅．約翰遜寫了關於拿破崙的著作……事實證明，這是明智之舉：約翰遜的敘述簡潔、批判性強，並對拿破崙的傳奇深表懷疑。」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立論清晰，對（拿破崙）個人的細節和精心挑選的內容，讓本書生動活潑。本書為這段非凡的職業生涯提供基石，有些人試圖將其更廣泛地置於現代史。」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這是一部瑰寶，全面、簡短且充滿激情。」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約翰遜提供了極好的概述……他為拿破崙的職業生涯提供簡潔的評價，對其神秘的性格也有精準的理解。」
──《書單》（Booklist）雜誌

「新穎、可讀性高、具挑釁性……充滿智慧。」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簡潔而生動的傳記……非常具有可讀性和娛樂性。」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約翰遜對拿破崙的尖銳觀點令人信服，而且非常值得深思。」
──《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迷人且具教育性。」
──《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半月刊

謎一般的命運之人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一個偉人會降生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凡人，第二次是作為天才。」
──維克多．雨果

一八○六年，甫完成《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黑格爾，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了拿破崙，他稱這位在兩年前靠著戰功稱帝的帝王為「世界的精神」。當黑格爾看著這樣一個「個體」，騎在馬上專注於一件事情，在這個世界掀起波瀾，他心中泛起一種奇妙的感受。對黑格爾來說，拿破崙有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他多次提及這種感受，其中包括後來知名的「歷史終結」段落。
黑格爾不是彼時唯一一個定睛拿破崙的人，後世為拿破崙所折服者大有人在。拿破崙在他與他身後時代所配享的魅力，與他在世界史中彷彿流星般的存在，形成強烈的對比：二十五歲的拿破崙還只是個基層小軍官，十年後他會登基成為皇帝；在拿破崙稱帝的十年後，波旁王朝即宣布復辟。拿破崙的人生與他所處的時代都彷彿加速般，在短暫的人間時日中成就難以想像的偉業與效應，歐洲列強在他敗走後齊心以神聖同盟，以遏阻他所代表的精神及他的帝國對歐洲的衝擊。
黑格爾感受之複雜，來自他眼中的拿破崙是個處於時代交會的人物。這不單單指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對歐洲世界的衝擊，而且是拿破崙在他那短暫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品格，兼具了古典時代的英雄氣質，而其質地卻是新生資產階級世界的「凡人」底色。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曾經指出，在民主天命取代貴族王權支配世界的新時代裡，人們對於歷史因果的論述也隨之改變，貴族時代的歷史敘事主調是「特定個體的意志與情緒」，而在民主時代，則傾向從「最微不足道的特定事件」中尋找「宏大的普遍因果」。
拿破崙時代那交會的精神氣質很難如此截然切割。人們普遍接受，拿破崙的崛起象徵著「現代」的降臨，十九世紀美國最受歡迎、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愛默生，曾經盛讚拿破崙是白手起家的典範。就像後來的資產階級經典形象那般，拿破崙務實、工作勤奮、性格粗鄙且舉止魯莽，而正是這個靈魂中全無高雅、婚姻軼事全無舊時代貴族家庭蹤影的拿破崙，成就了一個凡人仰望的非凡。拿破崙的崛起，意味著從此世界歷史舞台的主角即將易主。
令黑格爾動容的也是拿破崙的「凡人」底色，他反覆以「個體」來稱呼拿破崙，意味著其存在同樣也是民主天命下的芸芸眾生，而非舊世界王朝血脈的延續。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凡人，憑藉著驚人的意志，改變了人生與他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其又如何與群氓時代的精神氣質迥異，以至於尼采堅稱「拿破崙像是通往另一條路的最後一個路標」，拿破崙在尼采眼中是一個不甘於眾生碌碌平等的貴族美德形象，是一個「最孤立而過時」的人。
愛默生筆下的拿破崙是資產階級時代的先行者，而在尼采眼中卻是生不逢其時的英雄，兩種形象既互相衝突，又完美地鎔鑄在拿破崙身上。拿破崙的形象也是大革命精神遺產的縮影。大革命原本就是一個既相信「沒有偉人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同時又堅信只有某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魄，才足以創造革命新世界的唯意志論。正因為拿破崙的精神氣質與形象如此耀眼又難解，因此在史學家列斐伏爾（Georges Lefebvre）經典巨著《拿破崙》（Napoléon, 1935）裡，幾乎不見拿破崙這個「個體」，或許是一種沒有拿破崙的「拿破崙時代」。
然而，約翰遜（Paul Johnson）這本短小的《拿破崙》從不吝於評論拿破崙個體，在接受拿破崙象徵時代交會精神氣質的同時，它賦予拿破崙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反英雄」形象。約翰遜一開頭就將拿破崙定調為「機會主義者」，其善用後革命的時代機運為自己謀奪至高的權力。不若黑格爾、愛默生乃至於尼采，拿破崙所揭露的「現代」，事實上是一個更為殘酷與晦暗的未來：領袖崇拜、秘密警察，甚至是極權主義；拿破崙所提示的「現代」，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的勝利或群氓的時代，而是對暴力的迷信。約翰遜引用拉馬丁的說法，拿破崙留下的是一個「對軍事力量的膜拜滲入了國家精神，取代了真正自由的宗教」信仰，拿破崙將信任「託付在刺刀與槍砲上。最後，武力是他唯一懂得的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拿破崙敗北後的命運也是他的暴力迷信所致，「武力最終也對他做了充滿敵意的宣判」。
軍事才能是拿破崙日後備受推崇的主因，雖然這點很少在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評價中體現。奠定拿破崙專政地位的義大利戰事，在克勞塞維茲（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1780-1831）看來，無疑違背了「戰略學中的幾何法則」，但卻是觸及了「戰爭靈魂」的出色行動。拿破崙所發動的戰爭，在約翰遜看來是兩次慘烈世界大戰的前奏，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Vom Kriege, 1832）中相當程度上也持此說：

彼時所採取的手段沒有明顯的限制，其限制被淹沒在政府及其臣民的能量與熱情中。由於戰爭手段及其後果的多樣，再加上強大的激情，戰爭中的能量被無限提升。戰爭行動的目的是敵人的垮台，而只要敵人還沒有失勢，戰爭就不會停歇。

戰爭性質的改變是現代世界的一大特徵，正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戰爭從一種促成和約與聯盟、有限控制傷害的政治手段，徹底質變為不惜同歸於盡的全面性摧毀。威尼斯共和國在拿破崙手上的覆滅，其意義遠遠不是強權凌弱，而是歐洲舊時代的文明秩序，在軍事力量及強人意志的面前，其實脆弱不堪。而由拿破崙所開創，並在他身後被反覆精進運用的戰術，都在日後的世界製造了更大規模的傷亡，也徹底瓦解了歐洲的戰爭規範。而在托克維爾的政治著作中，拿破崙一直是個揮之不去的幽靈，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在托克維爾看來是扼殺了歐洲地方自治的民主傳統，在後革命時代，軍人執政則是共和體制的隱憂，托克維爾的這段話可說是對拿破崙一生際遇的總結：

隨著革命所激發的熱忱消失……其政府也變得更加軟弱……而此時，軍隊開始了自體組織，開始變得強大，贏得了聲望；偉大的將領也隨之出現。在整個國家喪失目標與熱情時，軍隊則維持了一貫的目標與熱情。公民與士兵……構成了一個兩方拉扯的世界，一端放開繩索，另一端就會收緊。

在約翰遜的《拿破崙》中，有一個不太顯眼卻畫龍點睛的人物，即是華盛頓。拿破崙與華盛頓的生涯軌跡有諸多相似，然而其精神氣質卻大相逕庭。對比拿破崙的進取，華盛頓是美國建國元勳中最嚴格自我要求「紳士品格」者，約翰遜對兩人的評價，就像後人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不同評價：美國革命是一場珍視古典政治文明遺產的現代革命，而法國革命是向著敗壞的現代一往無前的野蠻革命。將「軍事的勝利轉化成文明進程」的華盛頓，其所嘗試抗衡的是現代對於暴力的崇拜，而將戰爭技術琢磨到連克勞塞維茲都讚嘆不已的拿破崙，卻帶著時代向更殘酷的未來加速前進，一如其結語：

波拿巴主義的巨大罪惡──戰爭與武力的神祇化、全能與集權的國家、以文化造勢活動來神化獨裁者，指揮整個民族去追求個人與意識形態的權力──在二十世紀終於達到了令人可恨的成熟，這將被歷史記錄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時代。

拿破崙及其所謂的暴力信仰，是否需要為二十世紀的血腥殺戮負責？約翰遜給了肯定的答案：即使不是拿破崙本人，至少那些對拿破崙投以英雄崇拜的文人與政治家，也需負起一些責任。這樣的筆法頗超乎想像，即使在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皇皇巨著中，極權主義的因子也追溯不到拿破崙身上，對於拿破崙，約翰遜提出了一個完全有別於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視角，然其說詞之成理，又在於緊扣拿破崙於後世最為人所記的軍事才能上。
萊斯（Simon Leys）在其小說《拿破崙之死》（La Mort de Napoléon, 1986）中，虛構了一個拿破崙安排了替身，然後逃離聖赫勒拿島的故事。潛回法國的拿破崙不僅沒有如他預想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人相信他就是拿破崙本人，而替身的過早離世，讓拿破崙發現他所面對的是他不可能擊敗的對手：人們記憶中的拿破崙。
拿破崙是一個凡人，而其短暫的輝煌又讓他注定成為「神話」，他的名字無疑命名了一個時代，也可能提示了歷史的終結、見證了新世界的道德觀、不合時宜的進取德行，抑或是在往後幾個世紀裡延續直到當代，拿破崙對暴力的執迷。
對於拿破崙的「現代性」，讀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判斷，這也正是拿破崙的魅力所在：作為一個時代的凡人因而得到青睞，而其非凡的成就，讓他不可能以一個凡人的方式被記住。

推薦序　謎一般的命運之人／蕭育和
前言

第一章　科西嘉島的出身
第二章　革命份子、將軍、執政、皇帝壓抑的文化
第三章　戰場上的大師
第四章　脆弱而有缺陷的帝國
第五章　歐洲的墳場
第六章　厄爾巴與滑鐵盧
第七章　長長的道別

註釋
拿破崙和他的時代
中外名詞對照

第三章　戰場上的大師

拿破崙天生適合從軍，他是一流的士兵、將軍、指揮官，也是敵對軍力的致命終結者。他的生涯目標就是要迅速地移動到一個位置上，好跟敵人進行一場大決鬥，殲滅敵軍、攻下首都，並主導和談的條件。如果有選擇的話，他一定都這樣做。他絕對堅守自己的大戰略，而這麼做大致也對他多所裨益。這工作很適合他的個性：勇敢、過動、進取，缺乏等待結果的耐心。的確，缺乏耐心是他很顯著的特質，對他來說有利也有弊。完全了解拿破崙的強項與弱點的威靈頓，就曾經注意到他缺乏打一場防禦戰的耐心。而在一八一三年到一四年的冬天，即使看起來像在打保衛戰，他其實也在尋找機會出擊，好贏得一場決定性的、攻擊性的戰役。
因此，速度是拿破崙方法的基本。他一方面運用速度來確保敵我之間的不對等，在對方完成部署和行動之前就率先出擊；另一方面也用速度來製造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驚奇。他在歐洲大陸上移動大型軍隊的速度之快，可說前無古人。他之所以能這樣做的原因是：首先，他能解讀各式大小的地圖，並據此規劃出最快、最安全的路線；在研究地形時，他能在腦中將其轉化為視覺，將想像力發揮到極致。其次，在優秀的參謀人員協助之下，他得以將這些軍事路線翻譯成鉅細靡遺的命令，以十分驚人的速度和嚴謹態度，下達至所有的部隊。其三，他將自己對於速度和快速移動的偏好灌輸給所有指揮官。的確，一般士兵之所以能快速移動、將長途行軍視為理所當然，是因為他們知道，一有可能，拿破崙就會試圖讓他們輪流搭一搭錙重車（在百日王朝期間，他甚至不須強迫所有部隊行軍，就讓他們前進到了巴黎）。
拿破崙自己為速度立下了典範。他不只常常鞭打自己的坐騎，也會鞭打同行副官的馬。他對馬力的消耗史無前例，且令人驚懼。在追求速度的過程中，數十萬匹軍馬因驅使過度而死去。總共有上百萬匹馬死於拿破崙的大小戰役中，因此尋找替代的馬匹就成為他最棘手的補給問題。法軍補充新馬的素質，在一八○五到一五年間持續惡化。這正說明了法國騎兵的表現何以每況愈下。
拿破崙部隊移動之快速，也來自於強烈的動機。軍隊都將自身的利益與未來寄託在拿破崙身上。軍階越低，認同就越完整。這很令人匪夷所思，因為拿破崙視士兵的生命如草芥，只要能達成目標，他才不在乎人員折損。一八一三年，在一場長達一整天、關於歐洲前途的辯論中，他告訴梅特涅，為了確保他無上的權威，他很樂意讓一百萬人為他犧牲。尤有甚者，除了曾讓軍隊陷入困境、並因此取消軍事行動之外，他一再地棄守部隊、任士兵自生自滅，只為了要趕回巴黎以確保其政治地位。這在埃及、俄羅斯、西班牙跟日耳曼都發生過。從沒有人針對他擅離職守、或是麾下的法軍折損（一年大約有五萬名士兵陣亡）質詢過拿破崙。相較而言，威靈頓在伊比利半島六年的軍事行動中，不論是棄守、或是其他任何事故，總共只有三萬六千人喪命，平均一年六千人。這樣的不對等，讓威靈頓曾經酸溜溜地感嘆道：

我很難想像有哪一位統帥比拿破崙更加偉大了──尤其是在法國軍隊裡。他有一項驚人的特權──那就是他不用負責任，可以為所欲為。在他手中喪命的士兵數目是空前的。我的情況則是，每一個人員的傷亡都很重要，我無法如此冒險。我很明白如果沒有急迫的必要，卻折損五百個人，我就要被拖到下議院的欄杆前下跪了。

除了生涯初期之外，拿破崙一直享受著冒險的自由，而他的敵人沒有一個有這樣的特權。他們每個人都有忌妒的對手環伺，並且都得服從政治當局。拿破崙則從頭到尾將這項自由利用到極限。這麼做完全符合他快速侵略、好戰求戰的大戰略，而且通常都能奏效，一旦無效，拿破崙就身體力行那句古老的軍事教條「決不增援敗軍」，一走了之。
軍人喜歡走這樣高風險的路子。算起來，在一個防衛型的謹慎指揮官底下，與在一個進攻型的指揮官底下，喪命的機率是一樣的，而且又沒什麼洗劫掠奪的機會可以來平衡風險。士兵喜歡行動。高死傷率代表更快的升遷以及更多的軍俸。尤有甚者，與其他軍隊不一樣的是，拿破崙通常論功行賞。士兵很有機會可以晉升到高階士官，甚至有可能得以成為軍官，乃至將軍。在拿破崙的規則下，一個能幹的士兵可以轉進禁衛隊，那是軍中的精英勢力，薪俸跟步兵團的中士領的一樣多。吃得好（有可能的話）、拿得多，還能洗劫一番，這些都是拿破崙的物質誘餌。他也跟手下稱兄道弟。百日王朝期間，拜倫的朋友哈布豪斯曾目睹拿破崙檢閱行軍隊伍，他很驚訝地發現，拿破崙竟然把士兵從隊伍中叫出來，然後拉他們的鼻子。這是一種情感的表現。他也會用力掌摑寵愛的士官，完全不被視為突兀。拿破崙知道如何在營火旁跟士兵交談。他的公開演說總是簡短扼要：「士兵們，我期望你們今天能奮力打仗。」「士兵們，要勇敢堅決。」「士兵們，讓我以你們為榮。」拿破崙喜歡、也希望他的人馬為他歡呼。威靈頓則剛好相反，他將歡呼視為「危險的、接近於一種意見的表達」而完全摒棄；碰觸軍官則是他從來沒想過的事，更別提士兵了。他痛恨把士兵拔擢為軍官，因為他相信這樣晉升上來的軍官仍然是酗酒的奴才。兩種做法各有利弊。
拿破崙成為第一執政，接著又龍袍加身之後，他就將士兵變成一個特權階級。威靈頓常常觀察到，當拿破崙出現在戰場上，他一個人就抵得上四萬大軍。威靈頓並不是在讚美拿破崙的戰術技巧，而是在反映拿破崙的力量。一八三六年他在寫給史丹厚普爵爺的備忘錄中，解釋了他為什麼這麼說：

拿破崙是一國之君，也是軍隊的統領。那個國家以軍事立國，所有的機構都是為了要打造以及維持軍隊而成立，以作為征服之用。國家的所有職位、獎賞，都優先保留給軍隊獨享。軍隊裡的軍官，甚至是一個小兵，都能覬覦某個王國的統治權，以作為他服役的獎勵。有如此架構的軍隊，在這樣的統治權面前，顯然能夠讓士兵更加賣力。

威靈頓又補充道，法國所有的國家資源都導向拿破崙指揮的特定機構，以極大化其獲勝的機會。不像其他的總指揮官是被授權的，拿破崙享有的是直接的權力，威靈頓還說，其至高無上的權力，在戰場上前所未見。拿破崙對部屬的指派全憑自己高興，完全不需要諮詢任何人（威靈頓則剛好相反，禁衛騎兵團的將軍們常常讓他勉為其難，有時候甚至不讓他自己選擇參謀人員）。最後威靈頓認為，拿破崙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平息了將領之間的爭議，賦予法國軍隊行動上的統一。（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