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權力：與約翰‧A.霍爾的對話（簡體書）

用約翰·霍爾的話說，邁爾克·曼就像“我們時代的馬克斯·韋伯”。在其跨越漫長歷史時段的研究中，曼試圖發展出從整體上理解歷史記錄的工具，形成了他關於社會權力來源的理論。

這本《21世紀的權力》源自曼與霍爾之間的一系列對話。曼在其中展示了如何用四種權力來源——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概念工具追蹤權力的前沿，並發展了他對20世紀末及21世紀初全球權力變化形式的看法。曼認為，全球化的出現同時改變了資本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帝國的性質。對話總結了不同地區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探討了中國、印度、中東、歐盟的角色，論述了可能導致國家強弱變化的原因，也提示我們金融資本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環境問題帶來的重大危機。這些討論同時構成對如下問題的考察，即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解釋結構性的趨勢和令人震驚的單一事件。

曼認為沒有一種權力來源在社會生活的構建中扮演不變的角色，每一種權力都在不斷發展並相互交織，而重要的變革源於每個時期相對獨特的“間隙”的出現。這些討論啟發我們去思考我們時代的性質，並試圖揭示出在這個並沒有那麼嶄新的世紀中，我們還能擁有什麼選擇。

著者簡介：

邁克爾·曼（Michael Mann）

當代富有影響力的歷史社會學學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杰出研究教授，曾執教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艾塞克斯大學、劍橋大學等高校，2008年被授予劍橋大學名譽教授，2015年同時當選美國和英國科學院院士。

曼致力於探索人類社會權力的本質，主要著作有四卷本《社會權力的來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不連貫的帝國》（Incoherent Empire）、《法西斯分子》（Fascists）、《民主的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等。其中，《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二卷）獲全美社會學聯合會杰出學術著作獎。

譯者簡介：

陳冕

歷史學者，譯者。

◎如作者在對話末尾所說，“我覺得在我們的對話中，我為讀者提供了詳盡細節來理解我的方法”。作為當代歷史社會學領域代表人物之一，邁克爾·曼的研究改變了我們對權力的思考方式。這部對話作品將曼的學術規劃的整體意義展現了出來，為我們理解這位我們時代頗具原創性的社會學家的思想和作品提供了一個理想窗口。

◎書中，兩位學者探討了一系列備受關切的歷史事件和時政議題，包括民主的擴張及其虛弱、全球化帶來的改變、當代戰爭的動力因素、環境問題的出路和困境、新技術所扮演的角色，致力於謀求問題的解決路徑，深具啟示意義。

導言（約翰·A.霍爾）

第一部分 變動中的權力

第一章 資本主義

第二章 軍事主義

第三章 政治權力

第四章 意識形態的終結

第五章 模式、牢籠、間隙和辯證法

第二部分 社會變遷的性質

第六章 強國家和弱國家

第七章 群體能動性

第八章 結果

第九章 現代性的偶然性

第十章 逼近我們的危機

結論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導言

約翰·A. 霍爾

對我來說，邁克爾·曼一直是“我們”時代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這一點從他的核心理論便可輕而易舉看出：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權力的不同來源，以理解歷史記載和我們所處之世界的輪廓。同樣重要的是這兩位思想家驚人的歷史跨度，他們都具備令人驚詫的能力：從實證研究中吸取並提煉豐富內容。當然，此中亦有微妙差異，曼會在後面的文本中響應部分內容。韋伯關心權力的經濟、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形式，曼則將其發展為四重議程，在這著名的三位一體中著重加入了軍事權力的領域。同時，兩人在視角上有所差異。韋伯將廣博學識用於分析不同文明，曼和他並不完全相同，盡管他們都朝這一方向發起進攻。他們最重要的區別是規範性的。突出尼采對韋伯的影響並不為過，這一影響導致他對祛魅的關注，有時也導向一種為自由民主制留下的余地不多的政治，使他偏好民族主義，渴求克裡斯瑪型的領導人將社會從消費主義的沉悶病征中拯救。相反，曼是頗為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本書將會使這一點顯得更為清晰。這更加強了他是我們這一時代的馬克斯·韋伯的感覺。他也關心我們現在的歷史的觀念，但其著作基於與我們更為緊密的價值。

盡管曼的著作已聞名遐邇，我們還是有必要重復其理解社會的宏圖。1972年，他告訴我們，他準備嘗試發展出理解作為整體的歷史記錄的工具。他當時幻想自己可以在較小的篇幅、在一卷著作中處理這個問題。他並沒能做到，這可謂萬幸！最後，我們得以看到更宏大的著作，詳盡細節沿重要的轉折點鋪展開來，這些著作有著推進社會學理論的關切，並試圖助益對社會的理解。

《社會權力的來源（第一卷）：自源起到公元1760年的權力史》是尤為讓人興奮的一卷。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提出了嶄新的理論圖式。一方面，其廣闊的歷史跨度意味著理論主張出自歷史細節。另一方面，其對待權力前沿從中東遷移到歐洲西北部的方式，有其敘述的鋒芒，將讀者帶進世界歷史發展的迷人討論。此中亦有許多重要而意外的愉悅：他解釋了早期農民在河谷中所受到的“禁閉”（caging），這使農業變得重要；他分析了早期的帝國，尤其是對羅馬帝國興衰進行了複雜描述；他帶來關於意識形態權力的獨創概念，剖析世界宗教的出現；他還提供了對歐洲西北部戰爭國家的世界權力的興起的解釋。

《社會權力的來源》（以下簡稱《來源》）的第一卷成就了他的名望，也見證了他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轉到加州大學的過程。他現在也還在加州大學工作。相比起來，第二卷《階級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760—1914）》得到的關注較少。這本書內容更為稠密，填滿了實證細節，或許這對讀者要求太高，讀者無法抓住其中不同的獨創性。這本書繼續利用四種權力來源的概念工具追蹤權力的前沿，描述歐洲西北部強國在漫長的19世紀中的互動。這一卷尤為令人震驚的是他處理社會生活關鍵因素的固定模式——至少在我看來，他讓這一卷中那些相對被忽視的東西變得振聾發聵。其中，處理現代國家的章節是最有力的，堪稱令人震驚的宏偉旅途。同樣重要的是他對階級行動特性的細致解釋，他強調社會運動的特質出自與之互動的國家性質。縱觀全書，他對民族主義頗具洞察力，在本書對話的專題中，這一點會得到更為清晰的闡述。當然，最後一章中，他描繪了歐洲開始失去世界統治權的歷史時刻。我們可以肯定，歐洲國家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最後帶來了進步——包括國家的理性化，以及經濟和政治創新的擴散。但一旦戰爭和工業力量聯合，這一發動機就會帶來災難。

意外情況與政治事件一樣會影響學術計劃。《來源》第二卷問世的那一年，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在布拉格舉行了一場關於民族主義的會議，曼被當時巴爾幹半島上的種族清洗問題挑戰了。這一挑戰的結果便是，他在迅速完成《來源》的計劃中暫時繞了個大彎，轉而完成了一組著作——《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來解釋20世紀中的恐怖。這組著作無疑證明了他對比較歷史社會學技藝的精湛掌握。顯然，這種書是很難寫的。這兩本書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特徵是，他拒絕將施害者看作邪惡的，或僅僅認為他們是邪惡的。相反，這必須牽涉到卷入其中的行動者，他們行動的合理性必須被鑒別和理解。這一理路給曼帶來了一堆麻煩，尤其是評論《民主的陰暗面》的戴維·萊廷（David Laitin）。這或許是因為，考慮到自由民主制在種族清洗方面相對乾淨的記錄，曼的書名雖引人注目但不免輕率。然而我還是覺得這標題是勇敢而意味深長的，它迫使我們去面對“普通人亦會邪惡行事”這一事實——種族清洗可以是大眾化的，而並非如通常所說的那樣，被政客操縱設計。

此外，他在完成《來源》的路上還有過另外一次轉道，但這對豐富最後一卷《來源》的內容大有裨益，我們稍後將會討論。1986年後，曼生活在美國。身處世界權力的前沿，他更為頻繁地思考起美國的特性。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極端厭惡導致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政策。《不連貫的帝國》是一部反對當代美國帝國姿態的作品，認為美國所行不善，終將失敗。曼的態度有些搖擺不定，並時常圍繞“美國何時會失去領先地位”打轉，我們在下文中將會討論。曼如此專注於美國，還緣於一個廣泛流傳的觀念：世界政治就要發生改變。不過幾年之前，還有很多人在討論美國的單極權力；現在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中國，或許還有印度和巴西，看它們如何為世界政治增添多極權力的元素。

《權力》的最後一卷已經完成了，並會在2011年面世。值得一提的是，曼在選擇這一卷的副標題時頗費躊躇。最開始的副標題是“全球化”，這指的是將世界聯繫起來的不同進程。這些進程被寫入了目前被使用的副標題——“帝國，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不過我們之後或許會發現它又被輕微調整。但這一卷的主旨已被2010年2月的談話中的評論簡潔概括：

要分析漫長的20世紀乃至今日的世界，最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便是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即便資本主義曾與社會主義和法西斯生產模式發生競爭，即便主導的國家最初具有帝國之形，甚至其中一員現在依舊如此。因此，以全球化（這應是一個復數之詞）為例，它牽涉到三種主要原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民族國家的全球化，以及第一個全球帝國即美利堅帝國的出現。資本主義引發了階級斗爭，而民族國家和帝國則引出了地緣政治、國家間的戰爭，有時還有內戰。它們都會形成意識形態。在當今時代，意識形態以世俗為主，而非宗教形態。這便是我新近著作的主題。

讀者記住這些評論——並可不時翻閱——將會更好地取徑其中。

如此漫長的智力跋涉總算走到了終點。這本訪談的目的便是向曼詢問限制我們的社會結構，以及在這個並沒有那麼嶄新的世紀中，我們還能擁有什麼選擇。必須澄清，盡管我的一些問題反映出我的確在2010年初就讀了手稿，但我們的關切並不只集中在他的最後一卷上。相反，我們更關注當下的環境，並更為普遍地關注我們的生活機遇（life chance）。當然，這會牽涉或正面或負面的批評，這會讓我們看清他著作中的假設。我堅定地希望，這些訪談能闡明他的整體著作，並啟發我們去思考我們時代的性質。

我們有必要講講這冊書是如何誕生的。這個主意來自劍橋大學和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的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他渴望得知更多關於曼的新近工作和總體研究的意涵，他也對曼在劍橋的好幾個夏季講座印象頗深。我有機會在過去的許多年中參與曼的工作，也很樂意和他一起評論，看看他如何看待目前的權力。最初的訪談以文本中的結構為基礎，2010年2月在洛杉磯進行。這是全書的核心。後來我們又進行了修訂。采訪是相當混亂的，至少這次如此，讀者們或許會覺得這挺好玩。同一主題被多次提起，他在回答後面的問題時又會離題去回答前面的問題。因此，我們修訂了文本，使它更具凝聚力，更有焦點，並有所補充。閱讀最開始的訪談後，我們意識到了一些缺漏，也發現還有問題需要回答。於是在2010年6月我們又以書面形式進行了問答。雖然如此，訪談的整體特徵還是保留下來了。在談話中，我有時會重復一些隨語境而改變的話題。我希望讀者們會喜歡這種重復。

全書的結構在目錄中就已清晰可見。第一部分專注於曼的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即權力的四種來源，並關注它們最近如何運作，在不遠的將來又會如何運作。第二部分轉向社會變遷的性質，考察它在過去如何影響我們，並在將來可能如何影響我們。第二部分的知識內容劃分——關注國家和社會群體作為變遷的來源，考察新近的結果，並剖析我們這一世界的模式以及不斷發揮作用的偶然性——由我自己提出。但對環境問題的強調則來自曼本人。我們可以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在最初的訪談中，曼顯然想要更多地談論環境問題。在其著作的尾聲，這一具有反諷意味的悖論出現了。《來源》的最後一卷包含了很多關於進步的材料。歐洲似乎已經逃離了過去的恐怖，走向更為寧靜、更為溫和、更為去軍事化的世界。然而在這希望的時刻，嶄新的全球問題出現了，這可能會削減新近的成就。在成功的時刻，災難亦若隱若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