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司法通譯的羅漪文，
不但傾聽涉案移工訴說心事，更給予暖意與善意。
在移工最脆弱的時候，拉他們一把，是她心底的渴盼。

每一次的司法通譯，常常是某一位在台灣的異鄉人正在受苦。

司法通譯‧羅漪文讓涉案移工覺得「不再沒人聽懂我說的話」，
也讓移工卸下憂懼、脆弱、惶惑與孤絶。

■警察說：「失聯移工打黑工，摔下來了，現場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我們只有指紋和臉部識別系統，但摔下來的時候，有時連臉和指紋都沒有了。」

■逃跑的越南看護大姊，拜託我幫忙打電話，告訴朋友她被抓的消息。我猶豫後幫她忙，而她在筆錄簽名、按指紋、解手銬後猛然爆哭……

■疑似失聯移工的男人，右手食指被包紮成白饅頭，雙手左右被銬，打破不介入原則，我問專勤隊員：「有必要銬兩隻手嗎？」
我拉過藥袋，用越文寫下吃藥的時間與次數，對他交代藥袋上的註記。

出生於越南西貢的羅漪文，13歲隨父母定居台北。身為華裔，她的家族經歷戰爭、逃難、偷渡、黑戶口、打零工，因此當她成為司法通譯，移工們的非法工作、非法入境、逾期居留，那些為台灣法律所不容許，在她的目光下，卻多了份理解。
除了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她也帶我們看見移工在失聯背後的苦衷及委屈；移工搏命逃跑，往往是因背負巨額的仲介費用和老家嗷嗷待哺的人口，而當失聯移工數字攀升，甚至在2023年超過8.3萬人時，是否台灣的法規存在環環相扣的結構性問題？
通譯的每一字、每一句翻譯都攸關涉案移工的權益，但卻長期被漠視，因此哪怕費用極其微薄，羅漪文仍全力以赴。書寫的另一脈伏流，是當她對涉案移工伸出雙手，她也深情撫摸坑疤往事，那些在血液裡流淌的蹇澀的移民歷程，以及潛藏內心多年的怔忡和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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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勞動部統計，至2023年10月止，在台移工達75萬多人，但失聯移工超過8.3萬人，且逐年攀升，而當新聞標題是「非法外勞」，常讓人以為移工殺人、放火，或搶銀行，但其實他們大多數只是想要換合適的工作，多加班，多存點錢寄回老家而已。
如此卑微，卻如此不可得。

★本書特色：
◎陳允萍（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游惠貞（製片）撰文推薦。
王子榮（雲林地方法院法官）、林立青（作家）、唐福睿（律師；導演）、楊佳嫻（作家）、蔡崇隆（紀錄片導演）、盧郁佳（作家）、顧玉玲（作家；北藝大文跨所副教授）同感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確認）

◎「漪文藉由她擔任司法通譯的機會，加上她細心的觀察與描繪，勾勒出近幾年來移民工的各種面向。大家可以透過她的書寫，一窺保守的執法界對於處理涉外案件時，執法人員與移民工之間的微妙互動，也許也能進一步反思，我們該如何做，才能讓司法通譯的制度更完整，不讓更多涉案的移工蒙受冤屈，而對於移民問題及司法通譯有興趣的讀者們，這本書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門導覽。」──摘自陳允萍推薦〈司法通譯是基本人權〉

◎「過去因為工作，我常拜訪獄所裡的外籍受刑人，訝異於他們的刑期一個比一個長。我推測，這或多或少與案件審理時的語言能力有關。一個在他鄉異地欠缺語言能力的當事人，如果沒能得到適當的翻譯協助，前景堪憂。
以羅漪文的文字功力和文學素養，乍聞她兼差擔任司法通譯，似乎有點大材小用。但也不盡然。就急迫性來說，司法通譯恐怕比文學創作更「實用」呢！一字一句都牽涉到案件當事人的人身自由、真金白銀，以及正義。而能被羅漪文服務的案主，也算是，嗯，不幸中的大幸？如今多了這本羅漪文不溫不火的文字紀錄，讓沒機會親臨司法通譯現場的我們略窺究竟，更是一大功德。」──摘自張正推薦〈司法通譯的文藝韻律〉

◎「漪文提到雜貨店出現來自北越的勞工顧客，令爸媽和其他越南移民相當意外，「……大概是沒有心理準備某一天竟會遇到『勝利的一方』」！多數的台灣人恐怕意會不到來自南越的移民和外籍配偶，遇到來自戰爭勝利的北越的「革命後裔」，牽動了什麼樣的情緒波動，畢竟我們一般只把外勞當作人力工具，雖日日與他們擦身而過，感覺卻如此陌生、如此漠不關心。
作為一位專業的司法通譯，一個移民家庭的一份子，漪文是嚮導、是橋梁，引領我們一窺身處其中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社會面向，為我們辨識、轉譯台灣的多元樣貌。──摘自游惠貞推薦〈邊緣生命的傳譯者〉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羅漪文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曾獲得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並以《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榮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首獎。
1978年生於越南胡志明市，十三歲移居台北。主要研究中古碑誌文體，並從事現代中文寫作教學。曾任職於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教授《紅樓夢》、現代中文基礎寫作、故事改編等。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司法通譯是基本人權／陳允萍（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

漪文是大約十年前曾經來採訪過我。她是透過以新住民及移工為主的《四方報》總編張正先生的推薦，風塵僕僕地從台北趕火車到台中來見我。
當時的她是一個外表文靜、清湯掛麵的單純小女生。漪文在自我介紹時，提到她原本想要做有關司法通譯案件的田野調查，但後來上了我的課之後，卻碰了個軟釘子。
我告訴她，司法通譯案件的田野調查是不可行的，因為司法案件在調查的初期是採偵查不公開的原則，第三人要在一旁進行拍攝或觀察根本不可能，除非你自己是司法通譯人員。
或許是因為如此，她索性就加入我們的課程，學習司法通譯這個冷門的知識。
老實說，一開始我不以為意，心想她只是在一旁觀察而已，也許下一堂課就不會來了，沒想到她很卻有毅力地將所有的課上完。
在上課的那段期間，她追著我緊湊的上課行程，應該是吃足了苦頭。我上課都是在週六、日。白天，我先到台中嶺東科技大學，幫台中的學員上課六小時，課程結束之後，我馬上趕高鐵到台北商業大學，晚上再教另外一班、四個小時的課，而這四個小時是以台灣譯者居多的司法通譯課程。
這一整天的行程，光上課就十個小時，更別說還要舟車勞頓，正常人的體力通常早已透支，何況漪文是一個弱女子。有時，她累到在課堂上打起瞌睡，我不忍心叫醒她，因為我知道她一定累壞了。
不過，在我的印象中，漪文很認真上課，她一直埋頭做筆記，話不多。上課時，她一個人坐在角落，很安靜。我怕她個性太內向，又沒有與其他人互動，若要做田調，內容可能會太單薄、不夠精采充實，因此我有時就會主動在課堂上介紹她給從東南亞來的新住民學員，她後來才有機會和一些有司法通譯經驗的學員交流。
司法通譯的課程結束後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台北法扶有一位律師請我找一個越南語的譯者，要去看守所做律見，我首先就想到漪文，因為我覺得她很合適。另外，這也能讓漪文多一點實務經驗，因此我推薦她，請她協助律師到看守所，接見一個被裁定收押的越南籍嫌犯。
可能是她很稱職的關係，後來在北部的一些單位也不斷地邀請她去協助一些個案。自那時起，她就展開了斜槓的司法通譯人生。
我知道她在寫這本書時，其實是有點驚訝的，驚訝的是在這短短幾年內，她竟然可以累積這麼豐富的司法通譯經驗，並且寫出這麼多我從來沒有去想過的細膩情節。
與其說她心思細膩，可以就這些經驗捉摸出這麼多令人驚嘆不已的情況，倒不如說是我粗枝大葉，在過去三十年處理涉外司法案件時，較鋼鐵無情，無心理會這些支支節節的問題。但也或許是身為執法人員的我，更希望的是倡議制度的完善，盡可能減少受害的人們。
漪文藉由她擔任司法通譯的機會，加上她細心的觀察與描繪，勾勒出近幾年來移民工的各種面向。大家可以透過她的書寫，一窺保守的執法界對於處理涉外案件時，執法人員與移民工之間的微妙互動，也許也能進一步反思，我們該如何做，才能讓司法通譯的制度更完整，不讓更多涉案的移工蒙受冤屈，而對於移民問題及司法通譯有興趣的讀者們，這本書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門導覽。

【推薦】司法通譯的文藝韻律／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在老闆成露茜的指示下，我憑著三腳貓的越南文程度，以及尚未拿到的暨大東南亞研究所學歷，風風火火籌辦越南文刊物，也就是後來的《四方報》（Bảo Bốn Phương）。
那是部落格時代的二○○六年，我在自己的Yahoo部落格嚷嚷著辦報，徵求通曉中文越文的火力支援。羅漪文是第一號志工，而且往後的數年，她固執地不肯拿一毛錢。
除了招募人力，我也一邊搜集報導題材，一邊開拓行銷通路。透過南洋姐妹會創會元老，也是後來被我拜託來《四方報》上班的阮舒婷，我找到木柵「安康市場」這個大台北越南族群的重要據點，認識了市場中的「文如商店」。店老闆羅把拔清瘦高䠷、頗有書卷氣，老闆娘羅馬麻熱情好客、忙進忙出。
後來才知道，羅漪文、羅把拔、羅馬麻是一家人。而羅漪文當年拿到臺北文學獎的首獎作品〈在盆地邊邊上〉，寫的就是這群來自越南，落腳台北盆地邊緣的人們。

※ ※ ※

開書店之後，我常常找羅漪文來演講，主題多半是越南文學。羅漪文十幾歲才從越南移居台灣，不過她的中文程度，已經是文學獎與清大中文博士的等級，用字遣詞拿捏精準，有點像魔術師在一桌亂牌裡抽出黑桃A，也像刀功俐落的廚師庖丁解牛，讓人瞬時瞭然。至於她的越文程度，我雖然欠缺鑑別能力，不過多次聽她抽絲剝繭地分析越南小說，想必也遠高於一般水平。
我好奇羅漪文怎麼能如此全面掌握兩種語文，羅把拔輕描淡寫，但掩藏不住驕傲地說：「她小時候，我就看出她的語文能力了。」

※ ※ ※

過去因為工作，我常拜訪獄所裡的外籍受刑人，訝異於他們的刑期一個比一個長。我推測，這或多或少與案件審理時的語言能力有關。一個在他鄉異地欠缺語言能力的當事人，如果沒能得到適當的翻譯協助，前景堪憂。
以羅漪文的文字功力和文學素養，乍聞她兼差擔任司法通譯，似乎有點大材小用。但也不盡然。就急迫性來說，司法通譯恐怕比文學創作更「實用」呢！一字一句都牽涉到案件當事人的人身自由、真金白銀，以及正義。而能被羅漪文服務的案主，也算是，嗯，不幸中的大幸？如今多了這本羅漪文不溫不火的文字紀錄，讓沒機會親臨司法通譯現場的我們略窺究竟，更是一大功德。
羅漪文有種鮮少聽聞的說話腔調（啊，有點像我的另一位前老闆作家平路），不是摻雜著某個地方特色的「不標準」，比較像是文藝韻律。初聽柔軟雅緻，多聽幾句，會隱約感受到一絲急切，以及一種不能全盤托出的徘徊躊躇。以這樣的腔調翻譯司法案件，我想，說不定更逼近真相。

【推薦】邊緣生命的傳譯者／游惠貞（製片）

我認識的漪文看起來就是一位斯文的大學教授、一個秀麗的都會女子。我一直知道她會說越南語，這近乎某種深藏不露的功夫，畢竟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語言，平時也就收著備而不用，然而在許多夜晚時分，漪文會被召喚暗夜出任務，使出她袖藏的語言，為不能夠見光、無法寒暄交談的陌生的存在者傳遞攸關身家命運的訊息。
漪文有如聽得懂爬說語的哈利波特，比我們更耳聰目明。在〈龍山寺與看不見的低端全球化〉裡，她寫到走過華西街，耳邊窸窸窣窣傳來一般台灣人無法辨識的隻字片語，她心領神會。一個神祕隱身的小世界在她的面前打開了一道隙縫，她一個側身就可以擠進那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密室，理解合法、非法的外來者在都市邊邊角角討生活的艱辛。
透過漪文所描述的通譯任務，我們看到邊緣的、異質的台灣風景：偷渡客，逃跑外勞、非法移工、經濟移民、外配家庭的跨文化青少年、照護病老人的外籍看護等等，也同時看到與這些邊緣角落的生命緊密連結的社會網絡──街頭的早餐店小麵攤、巷弄裡的按摩店美甲鋪、工地、茶園、農場、漁船上，乃至於醫院、養護中心、社區公園，甚至左鄰右舍等等，遍及各處，與我們的生活聲息相通。
司法通譯工作的服務對象有隱私權，進行中的司法案件更有不能公開的底線，因此漪文寫起這些服務對象的案情細節往往多所隱諱，但觸景思情之際，許多篇幅談起自己家族的流離人生。
實則漪文的家族本身也是個中南半島當代戰亂之下的蒼生百姓，在〈移民〉、〈撤退〉等篇章裡，她書寫父親的家族以及母親的家族如何在難以意料的亂世中，歷經多個歷史課本、新聞報導和紀錄影片中才看得到的大事件：越戰、南北越統一、柬埔寨驅逐首都居民、赤柬大屠殺等等。家族長輩在這些驚濤駭浪的事件中被翻攪推湧，歷經戰亂、逃難、偷渡、流離失所，最終被時代巨輪甩拋，四散飄零，憑著驚人的生命韌性，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
這一切艱鉅的磨難都發生在漪文不甚解人事的幼年時期，她自己則被父母親和外婆好好地保護著，就這樣帶著難民身分來到台灣，磕磕碰碰地度過青澀少年的成長期。這些戲劇性的家族經歷，顯然讓漪文對她通譯服務對象的困境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與同情。
一天，我們一起看《富都青年》，開頭一場偷渡客與人蛇集團交涉之際，被警察埋伏追捕的驚險場面，漪文深有所感。需要她做通譯服務的對象，許多人在見到她之前，大概都才經歷過類似的驚恐過程！
漪文對衝第一線的專勤隊隊員也有一樣的同情和理解，這類勤務本身的複雜性遠高過一般人的想像。漪文在〈鋼梁上的追逐〉裡寫道，比起許多外勞的生命歷練，「在相對善良、封閉教育環境培育出來的人，生命的深度根本應付不了案發現場的複雜情況。」在特定的處境下，這樣的落差就容易釀成悲劇。
漪文的母親在木柵經營一家東南亞食品雜貨店，有如一個具體而微的情報交換站，穿梭著來自東南亞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來到台灣，最後落腳在台北都會一隅的鄉親們。他們到雜貨店裡購買、烹製道地家鄉味的食材之際，也順便傾吐、謂嘆、資訊分享。漪文在〈食難忘〉裡說，「……味道是翅膀，將人飛越異地生活中的坎坷，回到了熟悉的時光，而熟悉的時光哪怕間雜著些許砂礫，在遠遠眺望中，也會變得甜美溫暖……」。她讚嘆親友追求家鄉原味的努力，卻刻意反其道而行，烹調傳統越南菜時，有意地簡化家鄉味的細節，字裡行間隱含著從一個文化社會橫移到另一個文化社會的扞格與艱辛。
漪文提到雜貨店出現來自北越的勞工顧客，令爸媽和其他越南移民相當意外，「……大概是沒有心理準備某一天竟會遇到『勝利的一方』」！多數的台灣人恐怕意會不到來自南越的移民和外籍配偶，遇到來自戰爭勝利的北越的「革命後裔」，牽動了什麼樣的情緒波動，畢竟我們一般只把外勞當作人力工具，雖日日與他們擦身而過，感覺卻如此陌生、如此漠不關心。
作為一位專業的司法通譯，一個移民家庭的一份子，漪文是嚮導、是橋梁，引領我們一窺身處其中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社會面向，為我們辨識、轉譯台灣的多元樣貌。

書摘/試閱

如何不握住你的手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拉住我的手，哭著要我替他說情，
嚇得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
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

隔壁偵訊室忽然一串尖叫劃破長空，我們這邊偵訊室的人員都頓了一下。
前來自首、態度一直保持戒備的大姊，忽然伸出手來碰碰我：「我覺得好緊張！」
我只好輕輕反握住她冰冷的手，悄聲安慰：「沒事，你是自首，不會怎麼樣，放心。」
僅片刻，我把手抽掉了。

◆◆◆◆ ◆

我一直很迷戀溫柔。作為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在很不安穩的氛圍中成長，因此特別喜歡聆聽人們輕聲細語地說話，順著舒緩的聲音，想像有雜花芬芳與青草香氣的春天降臨。
在成為司法通譯以前，我遇見過一位越南華裔大哥，他與家人於越戰結束後曾短暫停留台灣，旋即轉赴泰國難民營，再移居法國，後來他和一位從台灣去法國的女子相戀結婚，終於又定居台灣。
這位大哥看著我說：「你的外表很文靜，其實你是外向的人。」

我笑了笑，佩服他的細緻觀察，也理解自己為何成為今天的樣子。
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台上完成授課，但下課以後的我又回到默默的狀態。
然而，我不是沒有覺察到有些人和學生很喜歡找我說話，訴說一些生活煩惱或是深藏的挫折。我通常只是安靜地坐著，內心不時感到緊張與抱歉，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回應這些傾訴，偏偏窮於言詞。

◆◆◆◆ ◆

直到幾年前，有一位年輕女孩因為聽了我的越南文學演講，便找我私下聊了兩個小時。
我們約在東區的一間雲南小吃店吃過橋米線，喝了一口熱湯。她由衷讚嘆原來台北有這麼溫暖的食物，那是她前所未知的。
隔著熱湯的氤氳水氣，她緩緩說起家人的揮霍與沉重負債讓她感到痛苦與迷惘，好在她在校園裡遇到了「師父」。師父與師兄、師姊們安慰了她很多，她覺得自己被救了，以至於現在即使作為出版社編輯的她薪資微薄，她仍然願意每個月貢獻兩千元給師父。
聽聞至此，我心情複雜地低頭吞下幾口米線，又提醒她趕快吃，免得湯變涼了。

她還說，我很好，我可以很客觀地聽她說話，不會嘲笑她相信「師父」。
她沒錢買好看的衣服，同事在茶水間奚落她，被她偷聽到，她難過到從此不跟任何人吃飯了，她們中午出去吃飯也不叫她了。
她再三重複：「你真的很好，會讓人很放心講心事！」

那次見面以後，我向幾位要好的學生感嘆一番，學生卻說：「對耶！老師，那位姊姊說得對。你是很少、很少有的那種很能聆聽別人講話的人。」
是嗎？當她在說出她對「師父」的崇拜時，我知道主流媒體怎麼報導那位，更知道網民怎麼樣評價那些信徒，我是不是應該很務實地告訴她：「省下那些貢獻吧！」然而，我怕說出來會讓她難過，但又覺得不說的自己是不是太鄉愿？

我確實深深覺得自己沒有立場勸說她，在她最脆弱的時候，沒有人拉她一把。
我既不在場，連位居台北繁華地段的校園中，沒有師長亦或同學理會她，誰有資格嘲笑她愚笨呢？
我只能盡量輕鬆地對她說：「哎，改天我們一起去逛街，我知道哪裡買得到不醜又不貴的衣服。」

◆◆◆◆ ◆

一起逛街買平價衣服的機緣未至，我成為了一名司法通譯。
在很多次筆錄的場合中，我才發現，當事人在向執法人員供述的同時，對我拋擲他們的零星哀嘆。
陷入陌生的語言和嚴肅的法律情境裡，涉案的外籍勞工容易感到孤絕，一旦發現有人聽懂他們說話，大多數都忍不住絮絮叨叨一番。

我不至於過度自戀地以為自己很重要，是「師父」等級可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我只慶幸地發現，恰恰是我的移民家庭背景和多年的文學薰陶，讓我可以絲毫不困難地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但同時因為司法通譯要求專業、中立，讓我不能也無須表態，無形中移除了必須回應他人的緊張感。
我只要發揮默默且專注聆聽的本能即可，而這種聆聽的品質恰恰是倒楣的人們所需要的。甚至，他們會趁著執法人員不在場的短暫空檔對著我匆匆訴說，應該不僅僅是隨機偶然。

◆◆◆◆ ◆

夏天的夜晚，一名年輕男孩被查獲，他緊張結結巴巴地說自己在老家還欠幾千萬越南盾。
那是多少呢？就取每位外勞須付給仲介的平均金額一億兩千萬越盾的一半好了，那就是六千萬，折合台幣七萬元。

合法勞工的薪資大多分布在兩萬五至三萬之間，逃跑在外則能夠找到三、四萬的工作，只有很特殊的情況，例如疫情第一年中的口罩工廠密集輪班趕工，薪資可高達五、六萬，或是疫情第二年台灣鋼鐵業接到國際訂單，外勞賣力加班之後，終於可以向同胞炫耀自己高達九萬的薪資單。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找到高薪工作，想要賺到四、五萬的薪資通常得辛苦熬夜，如夜間磨豆漿、早餐店凌晨備料、食品廠漏夜分裝蔬果之類，這些工作台灣人不願意做，就由年輕的外籍勞工補上。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哭著要我替他說情，嚇得年輕的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
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

同理帶來的艱難是，因為常在距離當事人很近的位置，他們的情緒朝著我直接撲來，而我為了保持專業，得費力關閉自己的纖細敏感。
甚且，在完成每一場通譯之後，我都會忘掉當事人的資料細節；忘掉，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情緒不受到案情干擾。
幸好，疫情爆發以後，口罩遮住了彼此大半張臉。在進行每一場筆錄的時候，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 ◆

她的脖子上戴著一串白色珠子，衣服乾淨整齊。在戴口罩的年代，我頂多只能這樣辨識某個當事人。
她在台灣合法從事看護十幾年，因為合法的薪資微薄，家裡婆婆、老公接連生病，孩子又要上學，所以沒存到什麼錢。最後一次期滿，正逢疫情，乾脆留下來打黑工，多存點錢給兒子結婚。

她低薪多年，逃跑在外，四處打零工，難得找到臨時看護工作。二十四小時照料病人，週薪一萬七千五百元，簡直太幸運，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查獲了。
她說，因為之前老公生病，隨時會死，所以她不敢逃跑，怕萬一要回去奔喪，卻沒辦法再回來就麻煩了。

◆◆◆◆ ◆

剛報到不久的專勤隊員負責筆錄。偵訊室外的大辦公室全暗下來，大隊人馬又出勤務了，留著她獨自處理。
她問得十分仔細，大姊好聲好氣述說著，彷彿在協助孩子完成工作，場面氛圍非常奇妙。

問訊結束後，趁著女隊員離開去列印筆錄，她開口拜託我幫忙打電話，告訴朋友她被抓的消息，也不等我點頭同意與否，她直接唸出兩支電話號碼，交代幾點能打甲號碼，幾點以後打乙號碼，「其他時間，他不會接，因為他有老婆嘛。」

「你的朋友是台灣人？」被抓的外勞通常拜託同鄉代為整理行李、送藥物等等，鮮少會聯絡台灣友人。
「對啊，他是我男友啦，可是他有老婆啦！」大姊有點不好意思。
「什麼？」我一聽到桃色新聞，瞬間雀躍起來，但隨即要求自己嚴肅收斂，「嗯，嗯，明天再說囉！」
一件尋常的逃跑案子竟然進行三個小時的筆錄。離開專勤隊大門時，已經是深夜。我睏倦地想：「怎麼能夠打電話呢？通譯要中立！」

第二天早晨，我對媽媽與妹妹提起自己如何遭遇強勢的請託，她們竟紛紛表態支持我撥打電話，但我還是猶猶豫豫，考慮再三。
等時間到了，我終究拿起市內電話撥出去：「某某先生，你是不是有一位朋友是越南逃跑外勞？她現在被移民署抓到了喔！」
對方是台灣中年男人的聲音，很著急、很關切：「那要怎麼去看她？可以保她出來嗎？」
我趕緊撇清：「我不清楚啦，你自己去問專勤隊喔！快喔！」
掛斷電話，我八卦地遐想著：「天喔！越南看護大姊與台灣大叔，我怎麼撞見別人的婚外戀啦？但這跟中立原則沒關係吧？」

◆◆◆◆ ◆

再次在偵訊室相遇，她三番兩次抬頭望著我，我卻不記得她，只是覺得：「咦，一直看我，是什麼意思？」
待專勤人員短暫離開的片刻，她開口說：「謝謝你喔，上次幫忙打電話給我朋友，他有跟我聯絡了。」
「啊？沒關係啦！」我嚇一跳，含含糊糊地應著。

看到她脖子上的珠子項鍊，才憶起之前的事情，暗想：「我比較驚訝你們之間的關係吧。你落難了，他會擔憂，會打電話，那感情真的很好。」
她又說：「這次，我就可以出去了。我的朋友會來保我。」
疫情期間，班機停飛，收容所住滿等待被遣返的勞工，主管單位於是准許新查獲的勞工住在外面，要求定期報到或接受電話追蹤，稱之為「收容替代」。

「誰來做保？他啊？」我好奇得要命，卻努力言簡意賅。
她說：「不是他，是我的其他朋友。他已經有老婆，我們總不能麻煩人家太多，是吧？」
我點點頭，實在沒辦法想像萬一被另外一位台灣大姊知情了會怎麼樣。

她似乎很想找人聊天，細數著自己的遭遇。我靜靜聆聽，沒特別表示。
突然，她認真地盯著我看。意識到她的意圖，我舉起手在鼻梁上按一按，將口罩調整得更為服貼。
她明白我不想讓她認出長相，嘆一口氣：「我猜想，你應該長得很有福氣。你很善良，你幫助了我很多，真的很謝謝你！」

專勤隊員回來了，讓她在筆錄上簽名、按指紋，然後解開她的單邊手銬，請她起立。
她走出偵訊室，猛然爆哭，淚流不止。
專勤隊員不解地問：「怎麼了？怎麼了？沒事幹嘛哭？」
她只是搖頭。

我跟在後面，輕聲解釋：「她哭是因為太傷心了。」
真的太傷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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