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朱熹與王陽明（簡體書）

楊天石先生早年研究中國哲學，對泰州學派、王陽明、朱熹等深有研究。本書收錄楊先生已出版的《朱熹及其理學》《朱熹學術思想四論》《王陽明及其心學》以及研究舊時所稱“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等四種著作，並附錄其曾寫過的關於儒學、佛學和思想史的文章，本書對“理學”和“心學”的分歧發前人之所未發，對“泰州學派”的評價也完全不同於前人，是一部集合作者多年哲學研究成果和心得的學術作品。

楊天石，1936年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

★青衿之志 履踐致遠

★刮摩淬勵 潛精研思

作者在文學研究中意識到，研究文學史，必須懂得思想史、懂得哲學史，所以閱讀了宋明道學諸大家以及大量名家的思想史與哲學史書籍，如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書。其在研究哲學和發表哲學研究作品的過程中也得到過多位哲學研究大家的幫助與肯定，如侯外廬、吳則虞、李學勤、楊超、任繼愈、包遵信等。

作者以學文開端，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優秀的文學功底使其善於用淺顯明白的語言表達和分析艱難深奧的哲學命題，使得本書更具可讀性。

★對話朱熹與王陽明，以“理”與“心”之古思鑒今世今人。

本書從思想來源、哲學理論、理論分歧、後人研究等多個方面，對理學大家朱熹和心學集大成者王陽明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探究與評價。

作者考慮到朱熹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治學範圍廣泛，僅談理學不足以體現朱熹思想和學術的全部，於是增寫了經學思想、史學思想、文學思想、教育思想等四章。同時還增寫了《朱熹與後世》一章，敘述朱熹對身後中國及其在日本、韓國、越南和西方世界的影響。

★對“泰州學派”的評價發前人所未發，引起哲學史界關注。

作者關於韓貞的文章曾引起哲學史界的關注，得到過歷史研究所的專家李學勤、楊超，哲學史大家任繼愈先生的認可。

本書中，作者不僅考察了“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及其族弟王棟、次子王襞的思想，還考察了傳說中晚明的幾個具有怪異色彩的人物，例如顏鈞、羅汝芳與何心隱等。這幾位，在哲學史、思想史上很少被人談到。此外，作者還研究了真正的道學家耿定向對於真正的“異端”思想家李贄的否定……本書中所收錄的《泰州學派》可以說是第一本研究泰州學派的專著。

自序

第一編 朱熹及其理學

第一章 改鑄儒學的新需要 3

第二章 生於憂患、長於坎坷的大思想家 7

一、由禪學走向道學 7

二、反對議和 10

三、道學體系的形成 13

四、在南宋王朝的政爭中 17

五、升沉之間 24

第三章 社會政治思想 29

一、從“外攘”為重到“內修”為重 29

二、“懷德”與“畏威” 32

三、以“講明義理”治天下 35

第四章 理為“天地萬物之根”的世界本原論 38

一、規律與倫理的綜合 38

二、真理與謬誤並存的理氣關係說 42

三、萬物之間的同一與差別 45

四、中國式的人文主義精神 50

第五章 “天命”與“氣質”相結合的雙重人性論 54

一、人盡皆同的“天命之性” 54

二、人的多樣性決定於氣稟 56

三、敞開了成聖成賢的大門 58

第六章 喚醒天賦觀念的“格物致知”論 60

一、“醒與睡” 61

二、在外的“兒子”與在家的“兒子” 62

三、自“銖積寸累”以至“一旦豁然貫通” 67

四、對知行關係的全面展開 70

第七章 “克人欲、存天理”的修養論 73

一、以理制欲 73

二、將身心鎖在“模匣子”裡的主敬說 78

第八章 “一中又自有對”的辯證法 80

一、“一分為二，節節如此” 80

二、“不可相無”與“無日不相勝” 82

三、“陰極生陽，陽極生陰” 83

四、“小變而不失其大常” 85

五、“和則交感而萬物育” 88

第九章 鵝湖之會與朱熹、陸九淵的異同 89

一、“性即理”與“心即理”的激辯 89

二、“太極”“無極”之爭 93

第十章 義利之辨與朱熹、陳亮的分歧 96

一、由打獵引起的爭論 96

二、“仁義”為重還是“功利”為重 97

三、哲學分歧與政治分歧 101

第十一章 朱熹理學的歷史命運 103

一、南宋統治集團終於承認了道學 103

二、封建統治者的“取法”和進步思想家的批判 109

第十二章 朱熹與世界 117

一、日本 117

二、朝鮮 119

三、越南 121

四、西方 122

第二編 朱熹學術思想四論

第一章 經學思想 127

一、《易經》 127

二、《詩經》 132

三、《書經》 134

四、《春秋》 135

五、《禮經》 136

六、《孝經》 137

七、《四書》 138

第二章 史學思想 139

一、讀史明理，知所鑒戒 139

二、“裁之以理”，“主在正統” 142

三、“直書其事，美惡自見” 145

四、綱目並舉，期於簡明 146

第三章 文學思想 147

一、道為文之本 147

二、詩與志 150

三、詩須是平易 151

四、藝術上的慧眼 152

第四章 教育思想 154

一、以“明人倫”為唯一目的 155

二、人生教育的三階段 156

三、教學過程中的主體與主導 157

四、學習過程中的五個環節 159

第三編 王陽明及其心學

第一章 農民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 163

第二章 牧師和劊子手的雙重職能 168

一、從朱熹走向陸九淵 168

二、破山中“賊”與破心中“賊” 174

三、維護封建正統—鎮壓寧王朱宸濠反叛 179

四、和羅欽順辯論，接受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為徒 181

五、繼承孟子，提出“致良知”思想 182

六、鎮壓瑤族、壯族起義，未能踐約和羅欽順辯論，

病逝於北歸舟中 183

第三章 先驗論的哲學思想 188

一、心外無物 188

二、心外無理 196

三、不假外求，向內尋找 198

四、不由聞見 202

五、是非求於心 207

第四章 復歸“良知”的“格物”論 211

第五章 合二而一、顛倒頭腳的知行關係 218

第六章 滿街都是“聖人” 226

第七章 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232

第四編 泰州學派

第一章 “天墜”之夢說明了什麼 239

第二章 泰州學派的創始人王艮 243

第三章 “身”為天下、國家之本的“淮南格物”論 250

一、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251

二、立吾身以為天下國家之本 254

第四章 “天然自有”“現現成成”的道德論 260

一、天然自有，不費些子氣力 260

二、心之本體，著不得纖毫意思 264

三、樂向心中尋 270

第五章 所謂“百姓日用是道” 275

一、以日用現在指點良知 276

二、邏輯上的“無類比附” 279

三、百姓日用而不知 283

四、存在著“認欲為理”可能 288

五、鼓吹封建道德的“性能易命”說 291

第六章 王襞及其弟子韓貞 298

一、王襞“自然之謂道”的哲學思想 298

二、被毒害了的奴隸韓貞 307

第七章 顏鈞、羅汝芳、何心隱思想 317

一、顏鈞、羅汝芳的“制欲非體仁”論 317

二、何心隱思想剖析 336

第八章 耿定向對於李贄思想的否定 356

一、對孔、孟和孔、孟之道的態度 363

二、對若干封建道德的態度 364

三、對人性的看法 366

結束語 371

後記 375

附 錄

君子 ：儒學的理想人格 379

禪宗的“作用是性”說與朱熹的批判 394

關於王艮思想的評價 406

韓貞的保守思想 427

儒學在近代中國 432

蔣介石與宋明理學 444

以理制欲是人類社會永恒的道德要求 465

第一編 朱熹及其理學

第一章

改鑄儒學的新需要

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到宋朝，社會經濟有充足的發展，但是國力卻十 分孱弱。在《看鏡有感》一文中，魯迅說：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凈盡了。直到後來，都沒有什麼大變化。

魯迅的看法相當有見地。和漢、唐比起來，宋王朝的統治體系日趨嚴密，明顯缺乏開拓進取精神和“豁達閎大之風”。

宋王朝建立於唐末農民大起義和五代的分裂割據之後。前者使赫赫炎炎的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後者造成了持續五十余年的混亂，像走馬燈似的變換出五個朝代、十個割據政權。官僚們今日臣晉，明日降漢，後日下拜於周，幾乎不知道儒學長期標榜的“忠義”等倫理為何物。這種情況迫使宋朝統治者開國伊始就不得不認真地思考對策。太祖建隆二年（961），趙匡胤問他的宰相趙普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怎樣汲取唐末到五代這一段歷史的經驗，為宋王朝制訂“長久”之計，這不僅是趙匡胤，也是宋代一切有遠見的思想家所關心的。道學，可以說是對這個問題的一種回答。

宋王朝制定的國策是 ：防內重於防外。太宗趙匡義說 ：“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宋綬傳》，《宋史》卷二九一）基於這樣的認識，宋朝統治者對遼、西夏、金等王朝的諸多侵擾，長期采取妥協政策。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和遼訂立澶淵之盟，答應每年向遼方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徽宗宣和七年（1125），女真貴族乘滅遼余威，率軍攻宋，包圍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第二年，金兵攻破汴京，俘虜太上皇徽宗和他的兒子欽宗。建炎元年（1127），徽宗第九子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倉皇南逃，直到建炎四年（1130），才在杭州建立了偏安政權。紹興九年（1139），秦檜代表趙構接受和議 ：宋向金稱臣，年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宋王朝又是個殘酷壓迫、剝削農民的王朝。由於以“不抑兼並”為國策，官僚大地主階級瘋狂地占有土地，“千頃而不知止”。廣大農民無地或少地，不斷淪為“佃客”，被迫以收入的五成至八成向地主繳納地租，忍受利息高達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利貸剝削。此外，農民還要承擔宋王朝的各種賦稅，從事無償的勞役，生活極為困苦。和王安石同時的青年詩人王令在《夢蝗》一詩中寫道 ：一面是“一身萬椽家”，一面則是“貧者無室廬”；一面是“一口千倉儲”，一面則是“賤者餓無食”。這正是宋代社會貧富懸殊、貴賤迥別的生動寫照。

殘酷的壓迫必然引發激烈的反抗。宋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淳化四年（993），川蜀地區就爆發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起義，把唐末農民戰爭中的“平均”要求發展為“均貧富”的口號。史載，王小波曾說 ：“吾疾貧富不均，吾為汝均之。”義軍所至之處，沒收地主和土豪的財富，除其家生活需用外，“一切調發”，分給貧苦人民。徽宗宣和二年（1120），東南地區又爆發以方臘為首的起義。誓師時，方臘慷慨陳詞 ：天下國家本同一理。如果子弟們耕田紡織，終年勞苦，得不到一點糧食、布帛，卻被父兄們掠奪一空，父兄們稍不如意，還要鞭笞酷虐子弟們。這種情況，至死不休。難道大家能甘心嗎？起義群眾轟雷似的回答 ：“安有此理！”起義後，方臘自稱“聖公”，年號“永樂”，殺官吏，“劫富室”，焚燒官舍、學宮、僧院，並迅速攻克杭州。方臘起義十年後，湖湘地區又爆發了鐘相、楊幺領導的起義。這次起義除了提倡經濟上的“均貧富”外，政治上則要求“等貴賤”。鐘相說 ：“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起義軍把宋王朝的法律稱為“邪法”，堅決打擊地主、官吏，沒收其財產以實現“均平”。起義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人皆樂附而行之，以為天理當然”（《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三七）。和前代比起來，宋代的農民起義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迫於嚴重的民族和階級矛盾，北宋中期，王安石曾經進行改革。在思想上，他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元氣”，事物發展的規律是“新故相除”，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政治上，他主張抑制兼並，限制一部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特權，發展生產，“富國強兵”。王安石的改革雖然旨在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也強調“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不敢違背當時的統治思想，但是仍然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反對，最終失敗。

為了安定社會、調節矛盾、鞏固統治，北宋王朝一面大力強化國家機器，建立了空前嚴密的中央集權制度，一面則對舊有的精神武器進行改鑄，力圖進一步加強儒學倫理對社會各階層的教化力量。

隋唐時期，佛學曾經是重要的統治思想，但是，佛教“無父無君”，對傳統的儒學倫理又有所破壞。中唐以後，由於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尖銳化，出於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和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韓愈提出道統說，力圖以儒學代替佛學。但是，韓愈的弟子李翱在崇儒的同時，又吸收了佛學的某些部分。宋王朝建立後，這一趨勢繼續發展。趙匡胤當皇帝不久，就親自為孔子作贊文，以示崇儒。同時，宋朝統治者也崇佛、崇道，提倡三教兼容與合流。真宗趙恒聲稱，佛教與孔孟“跡異而道同”，“三教之設，其旨一也”。這種情況，自然大大鼓勵了思想家們去做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工作。仁宗時，周敦頤以儒學為主體，吸收佛、道思想，虛構了一個以“無極”為本原的宇宙生成體系，提倡“主靜”“無欲”，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成為宋代道學的開山祖師。神宗時，周敦頤的弟子程顥和程頤站在舊黨一邊，攻擊王安石變法“用賤陵貴，以邪妨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大罵“介甫之學”是“壞了後生學者”的“大患”。他們以孔、孟的繼承人自居，大講《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宣揚“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並且進一步吸收佛學，提出了一個以“理”為主要範疇的哲學體系。

在歷史發展中，一切現實、合理的事物都會在一定的條件下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在統治階級內部斗爭加劇、行為失範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在一次又一次農民起義的衝擊下，宋王朝要為既定社會秩序的“合理性”辯護，必然要根據新的形勢做出新的論證，從而教育全體社會成員，規範其行為，以“理”為主要範疇的道學體系便產生和發展起來了。

這是一個需要儒學而又要改鑄儒學的時代，最後，這個任務是由朱熹完成的。

第四編 泰州學派

第一章

“天墜”之夢說明了什麼

在泰州學派的弟子中流傳過一個故事，說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王艮二十九歲的時候做過一個夢 ：天掉下來了，萬人奔走呼號，於是王艮奮臂托天而起，看見日、月、星辰都亂了次序，便一一整理復原，萬人歡舞拜謝。王艮是否確實做過這樣一個夢，我們不必過於認真，不過，泰州學派弟子們之所以樂於傳播這個故事倒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個故事很形象地說明了泰州學派所處的歷史時期的特點和這一學派的政治目的。

泰州學派是活躍於十六世紀的一個哲學流派。明代中葉以後，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風靡一時，弟子遍全國，有所謂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粵閩等六大系，在此之外，有一派是南直隸（今江蘇）泰州人王艮創立的，在哲學史上被稱為泰州學派。

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是中國封建社會已處於沒落階段，在它的機體內部正緩慢地生長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新萌芽。明王朝危機重重，在幾度掙扎之後，終於無可挽回地走向了垂暮之年。

1511 年（正德六年），即故事中的王艮“夢天墜”的那個年頭，發端於河北平原上的劉六、劉七的農民起義部隊正縱橫馳騁於半個中國的土地上，並曾數度打到北京附近。武宗朱厚照在驚惶震動之際，東拼西湊，調集了京營的軍隊，調來了邊兵，才勉強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

歷史的發展證明，反動派的屠刀可以奏效於一時，但不能徹底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劉六、劉七起義之後，明代社會的各種矛盾繼續向前發展。在城市商品經濟空前發達的情況下，封建地主階級對財富、金錢的貪欲強烈地滋長膨脹，對人民的剝削和掠奪日益加強。1551年（嘉靖三十年），明朝政府在南畿、浙江等地區增收賦稅，叫作“加派”。1557 年（嘉靖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收役銀，取名“提編”。1596 年（萬歷二十四年）以後，更派出大批宦官任礦監、稅使，在全國各大城市以征商開礦為名，大肆掠奪民間的金銀。

與此同時，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兼並之風有增無減。世宗朱厚熜時，據統計，諸王、勛戚的貴族莊田已達二十余萬頃，占官府有籍耕地的二十分之一。景恭王朱載圳侵占湖廣土地四萬頃。權臣嚴嵩僅在北京附近就有莊田一百五十余所，南京、揚州等地又有良田、美宅數十所。 穆宗朱載垕時期，南直隸有的地主占田多達七萬頃。

這一時期，明王朝的政治已陷入癱瘓崩潰狀態。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載垕、神宗朱翊鈞等幾個皇帝都多年不上朝。官僚們傾軋排擠，聯朋結黨，貪污成風，道德敗壞。嚴嵩的兒子是侍郎，孫子是錦衣中書，賓客滿朝，姻戚都是大官，幹兒義子多至三十余輩。倒臺時抄沒家產，發現歷年所受賄賂竟有黃金三十萬兩，白銀二百萬兩。吏部因送賄的人太多，用抽簽法決定官吏的選任。軍事上，邊防空虛，北有蒙古俺達汗侵擾，南有倭寇肆虐。財政上也已經山窮水盡。朱厚熜時期，國庫存銀不足十萬兩，財政赤字高達一百四十余萬兩之多。朱厚熜迷信道教，天天在西苑和道士鬼混，京城有眾多道士。為了供皇帝齋醮，宮中年用黃蠟二十余萬斤，白蠟十余萬斤，香品數十萬斤。為了供皇帝觀賞，光祿寺養鷹、犬、蟲、鳥等，年用肉一萬六千多斤，用米五千二百多石。西苑養豹一只，用夫役二百四十人，年用糧二千八百余石 ；而在福建，人民生活無著，賣兒賣女，所得不過數斗！山西有些地方，百余裡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名叫“人市”！

這是一個人民不能按老樣子生活，地主階級也不能按老樣子繼續統治的時代。

江西農民起義，烏蒙、芒部彝人、漢人起義，貴州苗民起義，廣西、山東礦工起義，晉南農民起義，山東農民起義，瓊州黎族起義，河南農民起義，四川農民起義，廣東東部農民起義，海上起義，蘄州農民起義……各族人民的起義烽火在全國燃燒著。 神宗朱翊鈞時的宰相，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張居正說過：

京師十裡之外，大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答西夏直指耿楚侗》，《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十五》）

又說 ：

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十二》）

公元二世紀的黃巾軍，摧毀了近二百年的東漢王朝的統治。九世紀的黃巢大起義，結束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地主階級專政。十六世紀，造反的農民們又已經“十百為群”地發展到明王朝的“京師十裡之外”了，這就不能不使地主階級中某些敏感的分子意識到“末世”即將來臨。

存在決定意識，泰州學派中流傳的王艮夢“天墜”這一故事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現實。

“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這是寫在劉六、劉七起義軍中兩面大旗上的口號。它說明了農民們決心砸碎明王朝的統治，建立他們自己向往的社會。

“奮臂托天”，“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年譜》，《王心齋先生遺集》卷三），^〔1〕挽救搖搖欲墜的明王朝的封建統治，調整已經進入末期的淆亂了的封建社會的秩序，使之復原“如故”，這就是王艮及其弟子們的政治目的。

這是一條和農民起義軍完全對立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