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愛情，我的傘（簡體書）

本書由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從約翰·麥加恩作品中精心選取的十個故事集結而成，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小說關懷。這些故事主要以愛爾蘭內陸、香濃河畔和都柏林為背景，主人公有公務員、教師、護士和警察等，他們大多來自農村，到都市尋求愛情和理想，卻在傳統鄉村生活和現代化生活之間苦苦掙扎。約翰·麥加恩以詩意的語言，不動聲色地寫出了筆下人物的孤獨、憂鬱、痛苦和掙扎。

約翰·麥加恩

（1934—2006）

出生於愛爾蘭利特裡姆郡，是家中七個孩子中的長子，母親是小學老師，在一小農場獨自養育子女；父親是警察，長年住在外地警局。十歲時母親去世，和弟妹搬去與嚴苛的父親同住。這段經歷對他影響甚深。長大後接受教師培訓，在都柏林一所教會學校執教。一九六五年，小說《黑夜》因“有傷風化”遭愛爾蘭政府查禁，被迫放棄教師職位，並離開愛爾蘭，移居倫敦。五年後，才返回愛爾蘭，定居於利特裡姆郡，在寫作的同時打理農場。

出版過六部長篇小說，其中《在女人中間》先後獲得《愛爾蘭時報》文學獎和GPA圖書獎，並入圍布克獎決選名單。同時是一位短篇小說寫作大師，著有四部短篇小說集。還著有一部回憶錄和幾部戲劇。

他的名字享譽愛爾蘭文壇，其作品影響了包括科爾姆·托賓在內的諸多愛爾蘭新一代作家，英國《衛報》稱他是“自薩繆爾·貝克特以來最偉大的愛爾蘭作家”。

★ “短經典”《鄉下的葬禮》重版出來！“他們依照他們的標準而活。現在我們的時代到了。”

• 《魔術師》作者科爾姆·托賓選編，“貼近愛爾蘭靈魂”的作家約翰·麥加恩短篇小說精選集，以冷峻而憂傷的筆勾勒現代愛爾蘭的鄉村生活圖景。
• 約翰·麥加恩被《衛報》譽為“自薩繆爾·貝克特以來最偉大的愛爾蘭作家”。
• 科爾姆·托賓：“麥加恩將對前景徹底悲觀的展望與觀察社會的敏銳觸角相結合。選集中最後一篇《鄉下的葬禮》，堪稱自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之後愛爾蘭最杰出的短篇小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喬伊斯那篇故事同樣的廣度。”

導讀

科爾姆·托賓

一九七九年，我所在職的雜志社收到約翰·麥加恩的長篇小說《色情作家》的新書樣本。二十出頭、從事寫作和新聞工作的我們，不少人在短時間內讀了這本書，它令我們大為驚嘆。故事設置在一個我們熟識的都柏林，但那無盡的黑暗，那對性和死亡的沉郁、戲劇化的表現，使這本書可能同樣出自一位法國存在主義小說家之手。此外，從作者玩弄敘事的角度講，那也可能是一位現代反傳統小說作家的作品。可其實，那植根於約翰·麥加恩在先前三部長篇小說和兩本短篇小說集中業已建立起的一個世界——那個愛爾蘭二十世紀下半葉黑暗痛苦、蕭瑟禁錮的世界。

六年後，約翰·麥加恩的第三本短篇小說集《高地》問世。這些短篇新作比他先前的作品少了些憂鬱、晦暗的色彩，以一種嶄新的流暢文體和技巧而寫成。從其中幾篇可以明顯看出，他一直在細心觀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愛爾蘭；在其他篇目中，他回到自己的過去，那充滿警惕和內省的場景。在出版之際，我去了愛爾蘭西部的戈爾韋，目睹他對著一群聽眾講話。我驚訝於他的詼諧幽默，他外向開朗的舉止，他駕馭舞臺的本領，以及他顯然樂於收到聽眾反應的高昂興致。我原本想象他是一個害羞的、沉默寡言的人。

他住在利特裡姆郡一處偏遠的寓所，可以遠眺愛爾蘭內陸的一座湖，去他家采訪他時，我發現他既有非常深沉的一面，又坦直無遺。我還看出他逗趣極了。他十分喜歡討論他周圍圈子裡那些人的怪癖和奇特的虛榮心，以及更廣闊的世界。他熱愛講故事。轉而當他談起他正在閱讀的書或正在創作的作品時，他判若兩人，變得近乎嚴厲而又肅然。每次談到書，他總是激情澎湃，滿腔熱忱。我驚訝於他對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傳統的鉆研之深。

但最令我難忘的，是湖畔那棟寓所給人的賓至如歸感，他和他的太太馬德琳對此投入的莫大心力。在此後的二十年中，我將發現，他們倆有多麼注重良好的修養和禮數，他筆下那份圓通、周到、儒雅的特質，亦正多麼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個性和他與人打交道的方式裡。

在那次采訪中，他告訴我，他視新書中一篇故事《法定假日》的完成，為某種突破，那篇故事易稿了五十次之多。

他開始更頻繁地來都柏林。我記得一九八九年夏的一個傍晚，我在街上碰巧遇見他，和他去了市中心的一家飯店。也許因為他交往的外人如此之少，所以像在那樣的夜晚，他是個一級棒的朋友。他笑個不停，渾身散發魅力，妙語連珠。有他做伴，猶如得到上天的饋贈，密集的火花四射，令人傾倒。

他輕快而饒有趣味地談起他在法國文壇的卓著聲望。他，或可說幸運，是薩繆爾·貝克特把他引薦給法國出版商，因此，最初他的譯者是一位法語詩人，對他行文節奏的領悟，不亞於領會他對愛爾蘭在性和社會壓抑上的種種謎團的洞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法國舉行的愛爾蘭作家的眾多研討會中——他總是會上那個茫然、踟躕的明星——有一回，當就我們全體需要把政治納入寫作而展開熱烈討論時，他做了唯一一次發言，真是振聾發聵。“作家的職責是關照他寫的句子，”他說，“別無其他。”

恰是這一點，使他在人生最後二十年成為愛爾蘭的風云人物。早年他曾深受審查制度的迫害——一九六五年，他的第二本長篇小說《黑夜》因一點溫和的性描寫而被審查委員會查禁，他也因此失去了教師的工作——但他沒有同教會或政府論爭，沒有憤懣不平或尖聲抗議，他致力於錘煉他的文體。一次，我在選編一本文集時，他交給我一篇論天主教會的文章。文中，他超脫過去的糾紛，表達了對祈禱、宗教儀式及彩繪玻璃的激賞。從他與自己內心的爭論中，他創作出小說；其他的爭論，他把那變成玩笑。不過通常，他安靜不語。

他討厭虛榮自大、可笑的自作聰明、招搖的政黨和連續不斷的出國行程。他本人，從一九七三年至二〇〇六年去世（中間僅除了幾次去紐約州北部短期教書和若干趟巴黎之行外），住在利特裡姆郡那間可以俯瞰湖泊的小屋裡，苦心孤詣於文字的節律與和聲；業余時間，他則打理他的小農場。他明白，他的敘事範圍有限而狹窄，但他簡直為此感到自豪。他從某種角度也明白，假如他能足夠放慢速度，足夠努力地加工，他可以創造出看似簡單、實則深具迷惑性的行文，並把一切表述出來。他，在他謙遜的作風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

一次，我告訴他，我將去愛丁堡，他面露喜色，像他想到某件對他意義重大的事物時常有的那樣，表情異常柔和而清澈。通常，那是一本書，或一行詩，但這回是一幅畫。在愛丁堡有一幅他特別喜歡的畫，他說收藏在蘇格蘭的國家美術館裡，是委拉斯開茲畫的煎雞蛋的老嫗，繪於一六一八年。

當我前去觀看這幅畫時，我意識到，委拉斯開茲早期職業生涯的作品，對麥加恩的意義非凡。我認為，遠不像維米爾那些場景過於沉穩、飽滿的畫作，委拉斯開茲的這些畫作，完成於畫家年輕時在塞維利亞期間，裡面的人物仿佛是黑暗中射出的光躍然畫布上，彼此間關係局促，與麥加恩的小說近似。

他筆下的人物時常禁錮在孤獨中，但就在這份孤獨邁向暴力、愛、悲痛或親暱之際，他建立起他虛構的小說天地。他的作品大多不是發生在人物的內心和回憶裡，而是在他所創造的角色之間的關係中，這些角色，很多忠實地以他認識的人為原型，或甚至是他本人。

通過這本選集中的短篇小說，讀者可以感受到約翰·麥加恩的小說關懷。這些短篇主要以愛爾蘭內陸、香農河畔庫浩特村周邊的地區，或都柏林為背景。在以都柏林為背景的短篇裡，故事地點常常是某間酒吧和市中心的公寓。裡面的人物主要為公務員、教師、護士和警察。這一活動範圍的局限，使麥加恩得以在每篇故事的戲劇性上建立起一種緊湊的張力。在對事物靈敏的察覺和注意中，襯托出陰郁、無力、警惕之感。這些小說所包含的準確和精密，逼真地再現了人物的喜怒哀樂，通往的卻是一幅暗淡、殘酷的前景。

在諸如《我的愛情，我的傘》《金表》《塞拉利昂》和《法定假日》的故事裡，城市中的男主人公，原本來自農村，他孤身在都柏林，尋求愛情或理想的實現。在短篇《朝鮮》《金表》和《老派》裡，父與子之間進行著一場針鋒相對、幾近原則性的斗爭，這場斗爭，在麥加恩的長篇小說《黑夜》和《在女人中間》裡刻畫得益發激烈。

在這些短篇小說中，人生給人的感覺均好像一組儀式，不可阻擋地走向凋零和毀滅；人物慣常的行為表現為一種緩衝，分散了歲月對他們人生造成的必然影響。故事的基調往往憂傷、詩意。在如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細節中間，穿插著對人終有一死和我們在世間的命運的看法，它通常似歌曲的副歌般出現。在絕大多數的這些短篇中，僅有一處段落，將敘述進一步深入內心，跳出當務之急的世俗關懷，轉向思考更宏大的問題。

例如，在《我的愛情，我的傘》裡，主人公思考愛情和失去，然後，那故事仿佛是一曲四重奏弦樂，麥加恩讓大提琴來了一段低沉的獨奏：“一點一點地，我的人生已落入她的手掌，唯有在失去時我才醒悟過來，沒有她的人生，失去自己生命的痛楚，無法像死人一樣渾然不覺……”

在《塞拉利昂》裡，男主人公望著他心愛的人：“她的頭髮在燈光下閃出藏青色。她的肌膚紅潤如成熟的果實。雪白的牙齒在她微笑時熠熠發光。”在麥加恩筆下，這類評語僅是提醒我們，這樣的花期會消逝。他繼而寫道：“我們曾向著最美好的歲月努力奮斗；如今那等待著我們，在我們即將走入那歲月時，一切將化為烏有。”在《鄉下的葬禮》裡，菲利想起他剛過世的舅舅：“明天，彼得將被葬在基裡蘭山頂的土裡。一個人出生、死去。如今他本人又站在那兩點間的哪個位置，不得而知。……他的人生想必已經早走過了一半。”在後面的故事中，有一句格外觸目驚心的話，估計會受到薩繆爾·貝克特的賞識：“人生一世的終點多麼幽暗。”

在別的短篇裡，進行著一場介於傳統鄉村生活和某種現代性之間的更世俗化的斗爭。例如，在《朝鮮》裡，那對父子是“最後靠這片淡水水域捕魚為生的人”。在《老派》裡，天主教會的勢力正逐漸衰落，而在愛爾蘭南部，昔日新教徒的優勢地位，在那篇故事和《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中，業已式微。

麥加恩的短篇裡充斥著各種名字和暗處的黑影。比如，酒吧的名字，不時地出現在那些故事裡，如同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一樣，裡面處處是酒吧和街道的名字。麥加恩提到的那些酒吧，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到都柏林時都在——蘇格蘭酒坊、穆尼酒吧、歐尼爾斯酒吧、英特耐雄納爾、老臺子、錦繡區的加夫尼酒吧、斯通尼拜特區的馬利根酒吧，還有點名的旅館——溫氏酒店、謝爾本酒店、克拉倫斯酒店、威克洛酒店。（事實上，其中很多至今仍在營業。）有些人物的名字反復出現，像是繼母羅茲，亦出現在後來的長篇《在女人中間》裡；又如莫蘭一姓，不僅有好些人物取了這個姓，那也是日後《在女人中間》裡主人公一家的姓氏。

不過，這些名字的用意僅是為故事奠下基點。實質的人物一再遁入暗處，變成影子般的存在。在《金表》裡，那位父親，當兒子前去探望時，“退回到走廊的暗處”。在《鄉下的葬禮》裡，那位母親始終活在暗處，足不出戶。在那篇故事的第二頁，菲利未能看到“那個可憐的事實，我們投下的通常不是光而是影子”。在這些短篇裡，愛總是一個黑影，以失去和渴望的面目而顯露，有時還以純粹的恨意。有意思的是，麥加恩花了如此之久而寫成的短篇《法定假日》，大概是小說集中唯一一篇把愛呈現為一種真正有望帶來幸福可能的故事。

麥加恩將對前景徹底悲觀的展望與觀察社會的敏銳觸角相結合。選集中最後一篇《鄉下的葬禮》，堪稱自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之後，愛爾蘭最杰出的短篇小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喬伊斯那篇故事同樣的廣度，同樣把儀式視為徒勞無益，而且同樣採用一個人物關係緊密相連的小天地，某種奇特的幽魂出沒其中。在這樣的一個短篇裡，言語變成僅是一種蒼白的、掩蓋時間黯然流逝的方式。

在《鄉下的葬禮》中，麥加恩重塑他本人生活的地區，香農河北岸，從那兒沼澤地裡流出的涓涓細流，匯成喬伊斯在《死者》中所提及的，“香農河黑沉沉的奔騰澎湃的浪潮”。他既生動描繪了這片山水的素樸之美，也再現了那兒的貧窮和與世隔絕，以及一個消亡中的村落群體和一套古老、傳統的風俗體系，一如他最後的長篇之作《願他們或可面對升起的太陽》。

與邁克爾·費瑞的鬼魂居於喬伊斯整篇故事的中心一樣，在《鄉下的葬禮》裡，居於中心的是舅舅彼得的遺體，他的遺體，按照愛爾蘭為死者守夜的傳統習俗，擺放在他家小屋一個房間的床上，而在另一個房間，鄰居們吃喝聊天，亦是習俗的一部分。“樓上的房間闃寂無聲，人們在那兒守靈，遺體靜靜地躺著，敬畏於這最後的轉變；而在樓下的房間，生命重新被喚起，比以往實際度過的漫長日月都更有聲有色。”

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中，麥加恩把自古以來確立的東西與從都柏林前來參加舅舅葬禮的三兄弟間意氣風發的心願和情緒的轉變，進行對比。他給這三兄弟注入巨大的能量，他們之間的衝突顯得事關重大。但故事的暗流是土地本身，是那松軟、飽含水分的土壤，是尚未改變也絕不會改變的東西。與這相似的正是死亡這一事實，他們的舅舅走完了一生，這趟旅程的終點是墓地。小說的行文給人一種不加雕飾的雋永感，卻亦有足夠的韌性，能把生者日常所關切的事，提升至一種靜態，一個適中而又得之不易的高度，那始終居於這則經典短篇的核心，而它的作者，是公認的二十世紀下半葉愛爾蘭最杰出的小說家。

導讀/科爾姆·托賓
朝鮮
我的愛情，我的傘
金表
一首歌謠
老派
塞拉利昂
威廉·柯克伍德的皈依
法定假日
乳品廠經理
鄉下的葬禮

朝 鮮

“當時你也見過處決，是不是？”我問父親，他一邊劃船一邊講了起來。一九一九年末他在一次伏擊中被俘，那時他們正在蒙喬伊槍斃獄犯作為報復。他以為下一個輪到的將是他，因為幾天後，他們把他挪到與監獄天井相鄰的牢房。他能透過鐵窗看見外面。那晚門上沒有傳來讓他做好準備的叩擊聲，拂曉時，他看見兩名他們決定槍斃的獄犯被押著走了出來：一個是三十出頭的男子，另一個，還只是個男孩，十六七歲，正在嚶嚶哭泣。他們蒙上男孩的眼睛，但那名男子拒用眼罩。軍官大吼了一聲，男孩啪地立正，可那名男子卻仍保持原來的姿勢，嘴裡正非常緩慢地嚼著什麼。他的雙手插在口袋裡。

“把你的手從口袋裡拿出來。”那名軍官又大吼道。

男子緩緩地搖首。

“事到如今那樣做有點太晚了。”他說。

軍官接著命令他們開火，在齊射的槍聲中，男孩撕開胸口的外衣，仿佛要把子彈拔出來似的，外衣的紐扣開始飛迸到空中，隨後他臉向前撲倒在地。

另一個悄然地仰天傾側：想必是因為雙手插在口袋裡的緣故。

男孩臉朝下躺著，軍官用左輪手槍一槍解決了他，但對那名男子，他接連快速地開了五槍，仿佛在回報他沒有立正的舉動。

“幾年後，當我在度蜜月時，那是五月，我們從薩頓十字區乘纜車上霍斯山。”我的父親一邊說一邊支起槳休息，“我們坐在上層敞篷的木頭座位上，四周有欄桿，使那好像一艘小船。大海在身下，到處是海的味道和盛開的荊豆花，後來我向下俯視，看見荊豆花的豆莢綻裂，那些豆莢向四面八方綻開的樣子，宛如他動手撕裂外衣時的紐扣，令人駭然。我一整日都無法忘懷那幅畫面。那一天就這麼毀了。”

“奇怪，他們的手沒有被綁起來嗎？”我問他，他劃著船，從黑色和紅色的導航指示牌之間行過，河在那兒流入奧克珀特湖。

“我想那是因為他們被視為士兵。”

“你認為，那個男孩立正是不是因為他覺得假如他遵守規則的話也許可以免受懲罰？”

“在我聽來有點夸大其詞。書念得太多才會這樣說。”他不客氣地說，我不響。畢竟聽他談論自己的人生對我而言是件新鮮事。以前，倘若我問起他那場戰爭，他會用手指抹過眼睛，仿佛在拂去一片蛛網似的，但這是我和他在河上度過的最後一個夏天，那似乎讓他有了啟齒的欲望，想要在一切結束前袒露自己的心聲。

我雙手交替著一節節拉起釣線，線因有魚上鉤而陣陣抽動；釣線長兩英裡，每隔三碼有一條鉛線，上面系著一個釣鉤。照捕撈許可證，我們可以下一千個釣鉤，但我們實際用的更多。我們是最後靠這片淡水水域捕魚為生的人。

在鰻魚翻過舷側掉入船內之際，我用刀子把它們割落下來，丟進鐵絲籠，它們自身裹著油脂，在裡面互相貼著滑動，嘴裡含著彎折的鰻魚釣鉤。其他魚——上鉤的鱸魚連同試圖吞食它們卻被卡住的狗魚、歐鳊屬淡水魚、擬鯉——我將它們順著船底板滑向船首。我們會在村裡售賣這些魚，或送人。沒被魚咬上的釣鉤，我清洗乾淨，環繞木匣的邊緣一排排插好。我讓釣線落在匣子中央。經過一英裡後，他換到船尾我的位置，由我劃船。人們尚未起床，清晨的寒意和薄霧彌漫在河上。除了船槳劃出的徐緩漣漪和綴著滴滴水珠的釣線拉進來時在線魚兒的劇烈扭動外，河面的其他地方死寂無聲，只有岸上偶爾哞哞的牛叫。

“過完這個夏天，你想好要幹什麼了嗎？”他問。

“沒有。我會等著看出來的結果是什麼。”我答道。

“什麼叫出來的結果是什麼？”“我的考試成績。如果成績好，我可以有選擇。如果不好，就沒有選擇。只能有什麼幹什麼。”

“你覺得那些選擇會有多好？”

“我覺得都不錯，但八字還沒一撇，現在考慮也沒用，是吧？”

“嗯。”他說，可他的臉上帶有幾分盤算的表情；這使我在劃過最後一段釣線時對他心生警惕。

這一天的帷幕拉開了，遠處農場的喧鬧，河上的第一撥飛蟲，到這時，我們已從寬葉香蒲叢裡拉起大鐵絲籠，倒出早晨捕到的鰻魚，把籠子再次沉下去。

“明天我們可以夠數拿去寄售了。”他說。

每個星期，我們都把活鰻魚送去倫敦的比林斯蓋特海鮮市場。

“可假如，假如說即使你考得不錯，你難道沒有想過索性離開這個國家，去美國嗎？”他說，他結結巴巴地思索措辭，在我沉下了捕鰻魚的籠子、正用船槳當撐篙把船推出寬葉香蒲叢之際，淤泥泛出土黃色，升起在莖稈間。

“幹嗎去美國？”

“喔，那兒遍地是機會，不是嗎？一個廣闊的、不斷拓展的國家。在這個彈丸之地沒有前途。有的只是成天花錢喝黑啤酒的前途。”

我提防起這番大話。那並非出自他本人之口。

“誰來支付路費呢？”

“那個我們有辦法。我們勉強總能湊出來。”

“你為什麼要湊錢讓我去美國呢，假如我可以在這兒找到工作的話？”

“我覺得我該給你一個我從未有過的機會。我為這個國家打過仗。可現在，他們連捕魚許可證也要奪去。你好歹願意考慮一下嗎？”

“我會考慮的。”我答道。

那一整天，他在土豆地裡平整壟脊，我則更換釣在線的釣鉤和挖蟲，既為是最後一次做而感神傷，又因明知不久將不用做這些事，這些東西幾乎現在就可丟棄而覺無聊。離開的內疚涌上心頭：我正在拋卻他的生活去迎接我自己的生活，一個搖船的男人將逐步耗盡日益減少的捕魚利潤，甚至連他能否換到新的捕撈證都仍是個未知數。旅遊局駁回了上一次的申請。他們說我們損害了遊客垂釣淡水魚這項活動的收益——每年夏天，來自利物浦和伯明翰的遊客日漸增多，他們坐在河堤上鋁制的折疊椅裡，用魚竿釣魚。若不捕魚，靠我們現有的田地幾乎難以為生。

當我繞道去黑魆魆的廁所準備把蠕蟲放到我們存放它們的黏土中時，我看見他探身隔著圍墻在同牛販子法雷爾聊天。法雷爾站在路上，靠著他自行車的橫桿。我轉入廁所，以為他們在討論牛的價格，可正當我把蠕蟲倒進盒子裡時，“莫蘭”一詞傳來，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諦聽。是我父親的聲音。他情緒激動。

“我知道。我聽說了確切的總數。盧克死時他們拿到了一萬美元。每個美國士兵都有人壽保險，保額高達一萬美元。”

“我聽說在邁克爾和薩姆服役期間，他們每人能使他們家一個月收到二百五十美元。”他繼續說道。

“他們現在左也買牛右也買牛。”法雷爾的聲音傳來，我關上門，站在黑暗中，聞著大便和尿液的味道，還有爬行在一丁點黏土裡的蠕蟲熱乎乎的肉味。

我所受到的衝擊，和我日後當眾出丑、自尊掃地、需要爬到廁所裡反思時受到的衝擊一樣。

盧克·莫蘭的遺體裝在鉛制的棺材裡從朝鮮運來，伴著徐緩的葬禮鐘聲翻過石橋，後面跟著使館的大轎車，靈柩上披覆著星條旗。在他們撒入泥土前，墳上響起致禮的槍聲。幾幅印著他勛章的照片，由一位武官呈送給他的家人。

他將籌措路費，我將在那兒應征入伍，在我服役期間每個月他將收到那麼多錢，假如我死了，他能拿到一萬美元。

在暗黑的廁所，夾在裡面爬著蠕蟲的盒子之間，在我們布下夜晚捕鰻魚的釣線以前，我明白我的青春結束了。

我劃船，他放出夜晚的釣線，他的手指給每個曲鉤裝餌的動作如此優美，似一氣呵成。夜幕正從奧克珀特莊園的黑影向納特利船庫拉攏，蝙蝠在頭頂做出丑陋的回旋，鴨子收攏了翅膀，蜿蜒地遊入湖灣。

“你考慮過我說的去美國的事了嗎？”他問，眼睛沒有從釣鉤和蠕蟲盒上抬起。

“考慮過了。”

船槳往水裡一沉，沒有濺起水花，那個空穴靜靜地漾開，掠過他的身旁。

“那麼，有沒有決定要闖一闖？”

“不，我不打算去。”

“等你在這個白癡國家一事無成時可別說是我沒有給你機會唷。你要自己承擔後果。”

“我會自己承擔後果。”我應道，並在沉默了良久後發問，“你年紀越來越大，有沒有時常想起自己在戰時和獄中度過的時光？”

“是的。但我不想談那些。談起處決，我的心永無安寧，那些該死的爆開到空中的紐扣，我想得最多的是，假如我曾為自己奮斗，而讓這個白癡國家自生自滅，那麼今天我的生活會好很多。我不想談那個。”

我知道這一沉默定格成了永遠，我默默地劃船，直至他開口問道：“你認為，今晚會有大收獲嗎？”

“太風平浪靜了。”我回答。

“除非夜裡起風。”他焦慮地說。

“除非夜裡有風。”我重復道。

船駛過平靜的水面，釣線穿過他的指間從舷側滑落，以前我從未感覺和他如此親近，即使在他用肩膀馱著我凌駕於歡笑的人群之上去看烏爾斯特杯決賽時也沒有。我密切注視他的每一個動作，仿佛我亦不得不讓自己做好殺人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