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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美麗新世界:極權社會恭候人們蒞臨,就在下一個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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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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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個人能夠抵禦痛苦,但卻不能抵禦幸福。」

文明崩毀×民主自由×悲觀主義×理性道德
完美關照現世價值,道盡人類走到盡頭的無可奈何,
我們能做的,只有接受。

【反烏托邦兩部曲《美麗新世界》.《重返美麗新世界》】
【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名列第五──赫胥黎經典鉅獻!】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思索
在《重返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重新審視了他在《美麗新世界》中提出的理念,探討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問題。首先,他關注了人口過剩,量、質、德的問題,以及組織膨脹所帶來的後果。這些章節深入探討了現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並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是文明社會,還是野蠻世界?
另一方面,《重返美麗新世界》還探討了宣傳在民主社會和獨裁體制中的不同應用,以及洗腦術、化學藥品誘導等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這些章節引發了對於個人自由和集體控制之間微妙平衡的反思,同時提出了對於保護人類心智自由的重要性的警示。

▎否定自我,還是反抗體制?
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以其對科技與社會的前瞻性洞察力而聞名。小說描述了一個受權威控制的未來社會,其中人們被分類、控制和操縱,以維護穩定和秩序。透過對這個社會的所有細膩描述,赫胥黎探討了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道德和社會問題,引發了對於科技進步與人類價值觀之間關係的思考。

▎完美的幸福,其實千瘡百孔
這兩部作品合起來提供了對於當代社會的深刻反思,探討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可能性與局限性,透過對於個人自由、社會控制和科技進步等議題的探討,《美麗新世界》與《重返美麗新世界》為讀者打開了一扇窗,使他們能夠重新思考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未來的方向。

【本書特色】:
這兩部作品《美麗新世界》和《重返美麗新世界》描繪了一個極具反烏托邦色彩的未來社會,探討了人類自由、個人尊嚴以及科技進步對社會可能的負面影響。赫胥黎透過對人口、思想自由、教育等現代社會議題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對當代社會的警示和反思。此二作不僅是科幻小說,更是赫胥黎對人類文明以及現代價值的深度自省與詮釋。

作者簡介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西元1894年7月26日至1963年11月22日),英國作家,屬於著名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是著名生物學家、演化論支持者湯瑪斯.赫胥黎。赫胥黎以其小說和大量散文作品聞名於世,也出版短篇小說、遊記、電影故事和劇本,透過作品充當了社會道德、標準和理想的拷問人,有時也是評論家,晚年研究神祕主義,是現代思想的領導者,被公認為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之一,最著名的代表作為《美麗新世界》。

譯者序(節錄)

有兩部小說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和《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因為它們,我才知道世上還有一類「反烏托邦」小說,並被作品中描述的世界深深打動,自己也依樣畫葫蘆,寫了人生中第一部可以算是長篇小說的敘事作品《雲中帝國》,只是早扔在舊紙堆中,雲深不知處了。

在當時,我是一點都不會料到,多年之後,自己竟有幸翻譯《美麗新世界》和《重返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好比重溫舊夢,但這夢其實沉重。作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七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關於人類命運的問題,即便今日也未能完全解決,並依然促使今人對現狀進行反省,對未來進行思考。而只有學會反省與思考,人類才有希望。人人都關心這個世界的氣候、政治、榮耀與恐怖,才有可能解決其間威脅人類命運的問題。如果沒有反省與思考,任邪惡、恐怖和罪行臨在別人身上卻不去聲援,終有一天那些邪惡、恐怖和罪行將會臨到我們自己身上──這才是真正可怕的未來,因為未來就源於當下。

《美麗新世界》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生於西元1894年7月26日,卒於1963年12月17日。此人出身著名的赫胥黎家族,其祖父是著名的生物學家湯瑪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以「達爾文的看門狗」自詡,是演化論的堅定信奉者,其名作由嚴復翻譯為《天演論》;其父雷歐那德.赫胥黎(Leonard Huxley)則是《康希爾雜誌》(The Cornhill Magazine)的編輯、傳記作家;其母是詩人、批評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姪女。可見,赫胥黎家學淵源深厚,加上天資聰穎,1908年進入了著名的伊頓公學,但因眼疾輟學;後於1913年入牛津大學貝里歐學院攻讀文學,1916年畢業。在牛津期間,他認識了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 H. Lawrence),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17年,赫胥黎在伊頓公學執教,並開始詩歌創作,但很快便放棄了。在伊頓工作的三年間,他屢次前往倫敦,混跡於以吳爾芙(Virginia Woolf)為核心的「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1)。1919年從伊頓辭職後,赫胥黎開始新聞寫作,並利用空閒時間進行小說創作,同年在比利時結婚。1923年,他放棄新聞工作,專心從事小說創作。在此期間他四處遊歷,1920年代一度旅居義大利,1937年遷居美國洛杉磯。1960年他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並於1963年去世。巧合的是,他去世的當天正是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被刺殺的那一日。

身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極大的作家,他一生寫作了五十多部各種類型的作品,代表作有《美麗新世界》、《重返美麗新世界》、《盧丹的惡魔》(The Devils of Loudun)、《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等。他既是小說家,也是小品文作家、社會評論家、劇作家、詩人,晚年成為了神祕主義的信奉者。

1921年,赫胥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鉻黃》(Crome Yellow),立刻得到了普魯斯特的讚許,他認為赫胥黎在英語文學中占據了不可動搖的位置。1923年出版的小說《滑稽的環舞》(Antic Hay)因作品吐露出的幻滅性和諷刺性而受到了評論界的質疑,但卻得到年輕讀者的喜愛。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曾回憶說,他在青年時代把赫胥黎視為文化英雄。1928年,赫胥黎的小說《針鋒相對》(Point Counter Point)風靡英美。1932年,赫胥黎出版了《美麗新世界》,這部小說也成為其一生文學創作的巔峰,在文學界、學界引發熱議,並被譯為多國語言銷售至今。此書雖因其機智的文筆和出色的諷刺著名,但作者在寫作時卻秉持認真嚴肅的態度,這一態度延續到其後來的《重返美麗新世界》。全書瀰漫的悲觀主義氛圍為赫胥黎晚年遁入神祕主義和東方哲學世界埋下了伏筆。老年的赫胥黎致力於研究印度哲學,引起了廣泛的非議。但這種事並不罕見,英國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不是也在晚年去研究上帝了嗎,為的是找到「第一運動定律」(Newton's first law of motion);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晚年結識了天才物理學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後,也寫出了與自己其他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悲觀厭世的《神祕的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赫胥黎之所以研究神祕主義,據他自稱,為的是尋找到能幫助人類突破種種局限的「終極真理」。1936年,他在《加沙的盲人》(Eyeless in Gaza)中公開宣稱自己信仰神祕主義,此後又在小說《天鵝死在許多個夏天之後》(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時間必須停止》(Time Must Have a Stop),以及其他文章中闡述自己對神祕主義的看法,宣揚神祕主義信仰。《天鵝死在許多個夏天之後》還獲得了1939年的「布萊克小說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for Fiction)。

除了小說,赫胥黎還寫作了大量論文和傳記。195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紀實文學作品《盧丹的惡魔》,而1954年出版的《眾妙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是赫胥黎在服用致幻劑後寫下的一部描寫自己神祕體驗的作品,在西方國家藥物濫用的1960年代,此書極其暢銷。1958年,他出版了重要著作《重返美麗新世界》,回顧了《美麗新世界》出版後二十餘年裡世界的風雲變化,並預言了人類的未來。

在國外,《美麗新世界》赫赫有名。前不久,美國蘭登書屋下屬的現代圖書館組織的由多名學者、作家組成的評選委員會評出了二十世紀出版的百本最佳英文小說。其中《美麗新世界》高居第五位,僅次於《尤利西斯》(Ulysses)、《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蘿莉塔》(Lolita),可見其在西方國家讀者心中的地位。美國人查爾斯.M.赫爾墨斯在其著作中評論道:

我們為何要認真審視赫胥黎的作品,其中價值又何在?準確而言,是因為赫胥黎善於清晰地描繪人類在二十世紀整體精神中理性與道德的纏鬥。或許勞倫斯能真誠地表達對這種纏鬥的感受,卻不能像赫胥黎一樣擁有顯微鏡一般的觀察力;或許喬伊斯能掙脫此種纏鬥之束縛,但他似乎不能像赫胥黎一樣自東方哲思中發現精神的綠洲;或許E.M.福斯特能掌握異鄉文化,但他卻易於視藝術為自足自滿之物,並不能如赫胥黎一般鼓舞社會;或許吳爾芙能清楚勾勒私人的苦痛,但她卻不能如赫胥黎一般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以利發現療治這苦痛的良藥。因此,正是赫胥黎,從二十世紀的英語作家中脫穎而出,最完美地關照、容納了現代世界的各個面向,並在最普遍的層面最為出色地詮釋了現代世界的價值觀。

止庵先生曾撰文推薦此書,他自言平生以《一九八四》對其影響最大,但與《美麗新世界》比較,他以為後者更深刻。他說:

如果要在《美麗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之間加以比較,我會說《美麗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認為「一九八四」有可能百分之百實現,因為畢竟過分違背人類本性;但是身在其中,還是感到孤獨無助。然而「美麗新世界」完全讓人無可奈何。對「美麗新世界」我們似乎只能接受,因為一個人能夠抵禦痛苦,但卻不能抵禦幸福。

目次

譯者序
重返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第一章 人口過剩
第二章 量、質、德
第三章 組織膨脹
第四章 民主社會裡的宣傳術
第五章 獨裁體制中的宣傳
第六章 兜售的藝術
第七章 洗腦術
第八章 化學藥品之誘導
第九章 潛意識勸導
第十章 睡眠教學法
第十一章 教育為自由
第十二章 尚有可為?
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書摘/試閱

第一章 人口過剩

在《美麗新世界》裡,我描述的未來如上所列,但其準確的發生時間,我卻記不清了。或者是在福特紀元的第六或第七個世紀?但當時我們生活的年代,是1950年。毋庸置疑,那是一個陰森森的時代,經濟大蕭條使人們墜入噩夢,但與《美麗新世界》描述的那個未來的噩夢般的世界相比,卻又決然不同。前者是社會秩序失衡,後者卻是社會全面極權。

事物從一個極端移至另一個極端,其間總要耗費長久時光。因此我才幻想,在這過渡的時光裡,人類或許能充分利用好這兩種社會模式:前者是氾濫的自由主義,後者是過分完美的秩序與高效──卻讓自由和個人的主動性無處容身。或揚或棄,乃能造出第三種社會模式,對人類來說,才是更幸運的結果。

孰料僅僅二十七年之後,在1975年──此時離福特紀元的第一個世紀結束還有好些年,但我已經比寫作《美麗新世界》時更覺悲觀。1931年構想的預言正在成為現實,比我原先猜想的快了許多。我所幻想的那段過渡的時光,既未開始,也未顯出任何即將開始的跡象。

不錯,在西方世界,單個的男男女女依然享有大量的自由。但是即使在那些民治傳統深厚的國家,自由之精神,甚至是對自由的渴慕之情,似乎也正逐漸消退。而在世界其餘地方,個人的自由或者早就不復存在,或者明顯在消失。於是,我本來設想為只能在福特紀元第七個世紀(那可是令人甚感安心的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的極權社會的噩夢,竟已然浮現人世。

極權社會恭候人們蒞臨,就在下一個街角。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寫作《一九八四》,將當時所見的史達林主義和剛剛過去的納粹主義合併為一,放大之,於是推測出未來社會;我寫作《美麗新世界》,卻在希特勒攫取德國最高權力之前,當時那位俄國獨裁者也還沒有唯我獨尊。在1931年,系統性的恐怖統治還不是時代的典型症狀,而到了1948年,恐怖統治成型了。因此,我描述的未來的獨裁世界尚顯溫和,遠不如歐威爾如此出色描繪的未來的獨裁世界那般殘酷無情。生活於1948年的人,很可能對《一九八四》中的恐怖世界有所了解。

但是,獨裁者們畢竟也不過是凡人,而環境也會變化。近期發生在俄羅斯的事件,以及科學技術的最新進展,都使歐威爾書中那陰森恐怖、繪聲繪影的未來世界大打折扣。毫無疑問,一場核戰爭將使所有人的預言都化為空談,但是假設當下諸大國都能有所克制,不願毀滅地球,然則未來社會走勢,或更靠近《美麗新世界》裡的世界,而非《一九八四》的世界。

根據我們最近對動物行為尤其是人類行為的研究,可以清楚知道,從長遠來看,透過懲罰舉止不當者來實現對人的控制效果並不佳,而對舉止得當者略施小惠反倒能加強對人的控制。與此類似,總體來看,政府並不能更好地透過恐怖治理社會,相反,透過非暴力的方式操縱環境,操縱個人(包括男人、女人還有孩童)的思想、情感,如此治理社會,成效甚佳。

懲罰只能暫時停止不當行為,並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受罰者重犯錯誤的傾向。此外,因受懲罰而產生的生理、心理的消極後果,可能就像個人受到懲罰的行為本身一樣負面。精神療法主要針對的,是因舊日的懲罰而導致的精神衰弱或反社會人格。

《一九八四》所描繪的社會,實現社會控制的辦法就是利用懲罰和對懲罰的恐懼,別無其他。而在我虛構的世界裡,懲罰並不常見,即使有,也只是輕描淡寫;政府近乎完美的社會控制,主要由如下措施實現:一是對舉止得當者予以系統性的鼓勵;二是近乎非暴力的、形式多樣的社會控制,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三是標準化的基因工程。

從瓶子裡生產嬰兒,對人口繁殖進行集中控制,或許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顯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仍將是一個胎生的物種,他們的繁殖是隨意的。因此,從實用性的角度考慮,標準化的基因工程可以取消。於是,要實現社會控制,還是像過去那樣,只能在人出生之後用懲罰的方式進行,但用獎勵方式以及科學化操控的方式,是更有效的。

在俄羅斯,史達林時期那種《一九八四》式的陳舊獨裁方式,已然讓位給一個更時髦的專政體制。在蘇聯的等級社會中,控制上層階級的方式由過去的懲罰轉變為對得體行為的獎勵。工程師、科學家、教師、管理者,此等人群,因其良好的工作獲得豐厚的回報,而稅率則相對適中,以鼓勵此輩做起工作來更加出色,於是也就有更高的回報。在部分領域,他們甚至可以自由思考,或多或少可以憑興趣行事。只有當他們踰越本分,觸碰到意識形態和政治的上層體制時,才會面臨懲罰。正因賦予此輩專業領域的自由,才使得蘇聯的教師、科學技術人員取得世人矚目的成就。

這一代特權的獲得,可以說是運氣好,更是因其天賦出眾。但對生活在蘇聯社會金字塔體系最下層的民眾來說,這種自由是一絲一毫都沒有的。他們薪資微薄,卻需承擔高物價,向政府繳納與其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的賦稅,其繳納的稅款在社會總量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他們可別想在自己工作的領域內按自己的喜好行事,統治者更喜歡懲罰他們或威脅要懲罰他們。至於非暴力的操縱術、獎勵得體行為的控制法,統治者是不大樂意運用在他們身上的。

蘇聯現行體制於是將《一九八四》裡面的獨裁形式,以及《美麗新世界》裡預言的統治高階種姓的獨裁形式融合在一起。

與此同時,客觀勢力正在迫使我們一起往《美麗新世界》那樣的噩夢世界出發,這一趨勢,我們似乎無法逆轉。商業集團和政治集團刻意推動這一趨勢的加速,為了少數權貴的利益,它們已經發明了新的技術,去操縱大眾的思想與情感。

在後面章節中,我將探討這些操縱術。但目下,我們先聚焦於這些客觀勢力,它們令民主搖搖欲墜,對待個人自由時冷酷無情。這些勢力包括哪些?我本來預想只會出現在福特紀元第七世紀的噩夢,又為什麼會提前,並加速向我們包圍過來?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回到生命的起點(哪怕是高度文明的社會),即生物學(biology)。

在耶穌誕生那一日,此星球上,總人口不過是2.5億,比現在中國大陸人口的一半還要少。十六個世紀之後,當第一批清教徒移民到達普利茅斯石時,全球總人口已經漲至5億多一點點。到簽署《獨立宣言》時,世界人口已經超過了7億。到了1931年,當我寫作《美麗新世界》時,這一數字已經接近20億。僅僅過了二十七年,現在全球的總人口已經達到28億。明天呢?這個數字將怎麼翻滾?

青黴素(Penicillin)、DDT、清潔的水已經是很便宜的商品,人們支付很少的金額就可購買,但它們卻對公共衛生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即使最貧窮的政府也可以提供這些商品,於是,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生率的控制則是另一個問題了。要知道,控制死亡率,只需要一個仁慈的政府僱傭少量技術人員就能完成。但控制出生率卻需要全民協調一致,無數的個體需要足夠的智力和意志力才能控制自身的繁殖慾望,但這個世界難以計數的文盲恰恰缺乏這兩種素養。控制出生率需要化學的或機械的避孕方式,但這些方式花費巨大,這億萬個文盲哪裡支付得起?

此外,世間所有宗教皆鼓勵竭盡全力挽救生命,並普遍反對節育。因此,控制死亡率輕而易舉,但控制出生率卻難於上青天。近年來,死亡率驟降;而出生率要不是維持在舊有的很高的水準,要就是略有下降,只是下降幅度極小、速度極慢。如此一來,人類物種數量加速增長。在人類歷史上,這一景象實屬前所未見。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增長數據,因遵循了「複利」(compound interest)原則,其數據其實是一個指數增長的過程。而技術上較為落後的社會,實行任何一項公共衛生政策,都將給世界人口帶來不確定的增長。目前,全球人口每年的淨增數量將近4,300萬,這意味著每過四年增加的人口,相當於目前美國的總人口;每過八年半,增加的總人口約等於目前印度的總人口。

從耶穌誕生到英國伊麗莎白女皇一世(Elizabeth I)去世,人類用了十六個世紀,才使地球上的人口翻一倍。但按照目前的增長率,只要不到半個世紀,人類的總人口就將翻一倍。這瘋狂的增長是在這樣的一個星球發生的:這個星球上最富饒的土地早已人滿為患,貪婪的農夫們為了更高的產量過度種植使土地受損,而豐富的礦藏,因為隨意可得,人們則任意揮霍,就像一個喝醉的海員將他在海上累積的酬勞千金散盡一般。

在我的寓言小說中,「新世界」高效地解決了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透過精確計算,世界人口維持在最合適的一個數量上(如果我記得沒錯,這個數字比20億略少一點),一代又一代,人口總數始終不變。而在真實的當下,人口問題不僅從未解決,相反,年復一年,這一問題變得日益不可收拾。

儘管這一生物學的嚴峻形勢擺在眼前,然而在這個時代,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精神的種種大戲照樣歌舞昇平。二十世紀緩步前行,本來已有近30億人口,而新的10億人又將加入,到我孫女五十歲時,整個世界的總人口將突破55億。生物學的形勢已經如此,並將更固執、更恐怖地發展下去,直至成為歷史舞臺的中心主角。

飛速增長的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威脅,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對個人福祉的威脅,應是人類目前最核心的問題。再過一個世紀,也許包括未來的好多個世紀,它都將是人類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

據說,1957年10月4日這一天,新時代的大幕開啟了。但實際上,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任何有關後人造衛星時代的誇誇其談都是無意義的,甚至是胡言亂語。只要考慮到龐大的人口數量,未來的時代就絕不會是太空時代,而是人口過剩的時代。且讓我們拙劣地模仿一首老歌,並且問一下:

別看浩瀚宇宙的萬丈光芒
也許不過是小小神靈灶爐裡一點火星?
或者是他轉身吐了一口痰?
呸!呸!呸!

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對登陸月球的國家來說,或許將取得一些軍事優勢。但這一成就對改善民生卻毫無幫助。想想看,只要再過五十年,目前的人口總數將多上一倍,對那些激增的新人口,這一成就能解決他們營養不良的麻煩嗎?

我們甚至可以假設,未來某日,移民火星已經可行,甚至真的有那麼些絕望至極的男男女女,願意前往火星開始新生活,雖然明知生活於火星,就好比生活於一個比聖母峰還要高一倍的山峰上面。但這麼偉大的成就真的能改善這個星球?在過去的四個世紀裡,無數的人離開舊世界,揚帆遠航,到達新世界。但無論是離開,還是滿載著食物和原材料重新回來,他們又何曾解決了舊世界的問題?與此相似,把一群可有可無的人送往火星,豈能解決我們土生土長的這個星球上滾雪球般的人口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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