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風雲史：上卷〈I〉(電子書)

本書是一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所史，既濃縮了近五六十年中國經濟學的成長史和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近幾十年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遷。

張曙光，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副主筆），《中國貿易保護代價的測算》（英文，合作），《制度、主體、行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反思》，《張曙光文選》（五卷），《博弈：地權的細分、實施和保護》（主筆，中、英文），《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主編，七集），《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報告》（主筆，七集）。

自序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一本史書，是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歷史記述和評說。因此，在這個序文中，我要就做本項研究的一些想法，對讀者做出說明和交待。
1. 緣起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筆者讀過一些歷史著作，但著史卻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不過，做做與經濟學有關的歷史研究，也不算離題太遠。更何況，筆者在經濟所生活和工作了50年，很多事情也是親身親歷，做起來，不會感到陌生，也不會有隔靴搔癢之感，而是感到親切、自然。會不會發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廬山中的現象？筆者不敢斷言，還要請讀者評判和鑒別。
對於筆者來說，做經濟研究所的歷史研究，並非心血來潮。記得，早在90年代末，我就提出過這一題目，並且在閒聊中鼓動一些人去做。然而，始終沒有人接招。
其所以提出這一研究課題，是鑒於經濟所特殊的歷史地位和豐富的活動內容。經濟所曾經是中國最高的經濟研究機構，而且在長時期內處於獨家壟斷的地位，其他的經濟理論研究機構幾乎沒有，專業部門和地方的經濟研究機構也無法與經濟所相比；大專院校經濟院系的老師數
量不少，但都有教學任務，也沒有經濟所那樣能夠廣泛地接觸實際經濟生活。經濟所的活動不僅緊緊圍繞著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鬥爭，直接與整個國民經濟的脈搏一起跳動，而且很多研究成果都可以通天，成為國內政治經濟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濟所人才濟濟，集中了國內一大批優秀的經濟學者，在各自的領域往往是獨領風騷。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一個長時期內，經濟所的地位和狀況使它在解放思想和推動改革中，起了突擊隊的先鋒作用，也為其他單位培養和輸送了一批領導和骨幹人才。這種情況也許持續到上個世紀末，直到體制內外的其他研究機構成長起來以後。因此，經濟所曾被看作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國家隊”，是中國經濟學家成長的搖籃和發展的基地。或許，從一個側面來看，一部經濟所的所史，既濃縮了近五、六十年中國經濟學的成長史和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近幾十年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遷。我想，讀了本書，讀者也許會感到，此說大概不虛。
與其說服和動員別人做，不如自己去做。於是70歲生日過後，我決定動手做這件事情。因為，從1959年考上大學，我就開始了經濟學的學習，到2009年已經整整50年；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學術文章開始，已經整整30年。可以說，我的一生與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寫了幾篇經濟學文章，出了幾本經濟理論著作，是文革前國內大學畢業的學者中能夠運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從事理論研究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但是，終究由於自己原來受的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訓練，現代經濟學是幹中學的結果，因而也沒有什麼像樣的理論創造，只是沒有太落伍而已。
既然做了幾十年的經濟學研究，可以換換口味，做做其他的研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再加上一些同事知道我有此想法以後，積極鼓勵和支持。於是做了一個3–5年的計畫，開始了這項浩大的工程。需要說明的是，這樣安排並不是對經濟學研究感到厭倦。事實上，我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一直未減，現在除了每個季度做一篇宏觀經濟分析研究報告以外，還在經常思考一些經濟學的理論問題，也許在過了70歲的人中，能夠這樣做的人很少。只是主要力量不放在這裡，而且做經濟學研究的方式也有了一些變化。我把自己思考的一些問題和想法提出來，與青年學者一起討論，合作研究。近幾年發表的一些理論文章，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做經濟所所史研究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比做一般的經濟學研究可能更複雜，更困難。原因在於，出於政治的考量和利益的權衡，現在，歪曲歷史和編造歷史也許成為一種時尚和潮流，為尊者諱也成為一種社會積習，不論是官方修的史書，還是私人寫的傳記和回憶錄之類，
不是假大空，就是高大全，平實無華、令人信服者的確是鳳毛麟角。因此，要做一部經濟所的信史，很可能是不合潮流，乃至不識時務者之所為。然而，筆者下定決心，就是要做一部真實的歷史。如果隨意編造，寧可不做。
既然要做信史，就要如實記述，是就是，非就非，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真人、真事、真心。這樣就會涉及到很多具體人和具體事，特別是那些名人大家、高官政要的不大光彩的事情，必然要得罪人，也可能會惹來麻煩。我想，還是那句老話：吾愛吾師（友），吾更愛真理。還
可再加上一句：尊重他人人格，並不需要隱惡揚善，也不一定要替尊者諱。夫人出於好意，反對我從事這項研究。也有同事不贊成我做這件事情，勸導我：你做你的經濟學研究，何苦做這種出力不討好的事情。我理解他們的心情和擔憂。心想，只要工作做得扎實，經得起檢驗，就不怕有人挑刺找岔。如果真的找出錯誤，我還得感謝他。同時，我過去寫過很多學術性書評，批評過不少人，有的惹來麻煩，有的引起爭議，有的成了朋友。也許只有像我這樣的人，才能承擔起這樣的任務。好在，大部分人持支持態度，認為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因為，歷史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延續和留存的1。這也增加了我做好本項研究的信心。
還有一種擔心，在目前國內的體制和輿論控制下，做此事不可能放開手腳，原原本本，如實描述，否則，會有人干預；即使無人干預，也無法出版。其實也未必。為了避免干擾，我將此完全變成一件私人的事情，不與任何單位發生關係，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經濟研究所。一
些機構知道我從事這項工作，提出給我資助，我也暫時謝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糾葛。我不僅要如實地寫，而且怎麼看，就怎麼寫，怎麼評論。至於能否出版，這是後話。國內能出則好，國內出不了，先拿到境外去出。現在，在境外出書也不是個別的事情。境內可以管制，境外則
管制不了。
對我來說，做這件工作，既不是任務，也不是負擔。我是把它作為一件好玩的東西來把玩的。以此來消磨時間，打發日子，充實生活，只要享受了過程，結果就是無所謂的。有時外出訪談和調查也確實辛苦，但苦中有樂。搞清楚了一件史實，就是最大的慰籍。
2. 做法
為了做好本項研究，在動手以前，我曾經向很多人請教，既有經濟史研究的專家，也有做其他研究的學者，得到了他們多方面的指點和幫助。我的工作也基本上是按照前人的經驗和自己的思考進行的。整個研究工作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進行訪談，二是閱讀有關著作，三是查閱有關歷史和檔案資料。現將有關情況分述如下。
2.1 關於訪談
進行訪談，做口述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訪談的作用主要有三個，一是尋找線索，二是搜集證據，三是核對事實。古語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在訪談中，必然會提到很多人和很多事，如果事情很重要，就需要進一步瞭解，提到的人也許就是進一步訪談的物件，我對很多事件的追溯就是這樣進行的。特別是一些重大的事件，涉及的人可能很多，如果能夠找到所有有關的人員進行訪談當然更好。不能找到所有的人，至少要找到處於不同地位和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特別是處於對立雙方的人進行訪談。因為，過去幾十年內，在階級鬥爭方針的指導下，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很激烈，也很殘酷，所以存在不同意見和看法是很正常的。有些人聽到一邊或一派的說法就寫，結果沒有不出錯的。即使同一觀點的人，由於所處地位和觀察角度的不同，對於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說法，都需要聽取和瞭解。其實，不同的說法相當重要，它提供了探明真相的激勵和線索，順著這些線索追本溯源，就可以逐步接近和再現事情的真相。比如，為了瞭解在經濟所廣泛流傳的在幹校打顧准的真相，我查閱了有可能記述這一問題的相關文獻，幾乎找遍了當時幹校二排的人進行訪談。再如，為了弄清楚《改革》雜誌轉載皇甫平文章的真相，我在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找過多個當事人和知情人訪談。
要知道，人的記憶是有差錯和誤區的。找不同的人進行訪談，可以相互印證，糾正差錯，減少誤斷。為了避免記憶的差錯，對訪談中提及的重要問題，要注意搜集證據。特別是對於有分歧的說法，更要重證據。沒有證據，不要輕易採信。證據也有真偽，需要認真鑒別。搜集證
據並非易事，往往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而鑒別真偽，則需花更大的工夫。
到現在為止，一些簡單的交談和電話不算，我已經訪談過120多人，有的人訪談過二、三次，他們為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資訊和材料。所有訪談除兩個人非要來找我外，其他都是我登門拜訪。只要約定，不管颳風下雨，不管酷暑烈日，也不管是嚴冬大雪，我都前去訪談。在開始訪談時，由於有人有顧慮，我拿著答錄機而沒有錄音，自己做記錄，每次訪談結束回到家中，我會立即進行整理，並錄入電腦。值得慶倖的是，我訪談過的人中，由於年邁或者疾病，在我訪談過後不久，有人就駕鶴西去，但卻留下了寶貴的資訊，如楊世英、吳承明、朱厚澤等。
儘管我已經訪談了100多人，但仍有遺憾。一是我動手晚了，不少重要人物已經過世，如孫冶方、孫尚清、董輔礽、巫寶三、嚴中平等。有的雖然健在，或失去記憶，或不能講話，或老年癡呆，已經無法訪談，如於光遠，我最先找他，家人告訴我他已無法交談，我仍將信將疑，後來到醫院看他，他已經不認識我了。二是一些重要人物拒絕接受訪談，如鄭必堅、于祖堯等，我理解他們的處境和心態，尊重他們的選擇，不接受訪談，是他的自由，他有保留秘密的權利，至於各人拒絕的具體考慮，我當然不得而知。還有人也不願接受我的正式訪談，但從交往中仍
然提供了不少資訊。
2.2 關於閱讀著作
做經濟思想史研究，自然要瞭解作為思想史載體的經濟學著作，因此，大量收集和閱讀相關著作是本項研究的一項基本工作。到目前為止，我收集和閱讀的著作有400多種500多本，此外還有大量的報刊文章。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所內外相關人士的個人文集，如《孫冶方全集》（6卷）、《劉國光文集》（10卷）、《馬洪文集》（12卷）、《顧准文存》（4集）、《吳敬璉文集》（3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所學者的個人文集（共17種；如《許滌新集》、《朱紹文集》）、於光遠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探索》（7集）、《烏家培文庫》（10冊）、《蔣碩傑經濟科學論文集》、《蔣碩傑先生學術論文集》和《蔣碩傑先生建言錄》，以及張聞天、楊堅白、董輔礽、趙人偉、張卓元、周叔蓮、厲以甯、卓炯、李銳等人的文集或者自選集。
二是國內外各種有關的著作和專著。如，《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中國經濟體制模式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再研究》《研究ⅲ》、《中國國有企業制度變革研究》、《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不寬鬆的現實和寬鬆的實現》、《短缺經濟學》等。
三是各種重要的官方文件和官員著作。諸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選集》、《鄧小平文選》、《陳雲文選》、《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市場與調控 —— 李鵬經濟日記》、《朱鎔基講話實錄》、房維中編《在風浪中前進 —— 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共12冊）等。
四是各種人物傳記和回憶錄。諸如《毛澤東傳》、《張聞天傳》、《孫冶方傳》、《顧准傳》（2種）、《董輔礽傳》（2 種）、《中國經濟學家列傳 —— 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獲得者劉國光》、《吳敬璉傳》（3種），《薛暮橋回憶錄》、《胡喬木 —— 中共中央第一支筆》、《十二個春秋》、《別有人間行路難》等。
五是各種討論會的文集和資料選匯。如《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1959年4月討論會論文彙編》、第二次全國經濟討論會論文（4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爭鳴》等。
六是各種報刊文章和網上資料。對以上著作都進行翻閱，重要的和引用的都要認真閱讀。在閱讀的過程中，進行比較、核對，既發現了很多重要問題，也發現很多重要錯誤。
2.3 關於查閱檔案資料
由我打報告，經所領導討論報院檔案局批准，我查閱了經濟所的文書檔案。對一些問題得到了確證。最後編制的附錄：經濟所領導和機構以及人員的變化，不少資料也來自文書檔案。
在查閱所內文書檔案以後，我又打報告給所領導並院檔案局，要求查閱院內文書檔案。經過批准，我查閱了1977–2005年的院內《通訊》、《科研簡報》和《要報》。
為了查明事實，我也找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如《孫冶方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摘編》、《對孫冶方同志主要錯誤的批判》（發言彙編）等。
3. 寫法
關於本書的寫法，有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寫什麼不寫什麼，即研究寫作的物件範圍和主要內容；二是怎麼寫。
3.1 關於寫什麼不寫什麼
這裡有幾個重要關係需要恰當處理。
一是關於學術研究與政治運動。經濟所是一個學術單位，其歷史也應以學術思想的變遷為主。然而，在過去的50–60年中，國內的政治運動不斷，經濟所也是既從事了大量的經濟研究活動，也參與了歷次政治運動。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政治運動寫不寫？經過一番交流和思考，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凡是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活動、重大事件、關鍵人物、主要成果，都是重點研究和寫作的物件和內容。如果學術活動和學術成果與政治活動有關，或者變成一個政治事件，也就要描述相應的政治事件，否則，學術活動也無法說明，特別是在過去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如，為了說明《食堂報告》的研究寫作和命運遭遇，我們詳細記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公共食堂從興起到解散的全過程。再如，1964年對孫冶方學術思想進行的政治批判，與當時國際國內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我們不僅記述了經濟所“社教”的全過程，而且描述了當時國際國內的所謂反修鬥爭。一般的學術活動也要關注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和背景，以便對其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幾乎每一章都有這樣的描述。至於單純的政治活動和政治事件，我們並不過多涉及，只是描述它對學術研究活動的影響。如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們只是在一節中簡述了它的經過，主要是揭露了它對思想理論的壓迫和學術研究環境的破壞，同時記述了孫冶方、顧准、嚴中平等一些學者堅持繼續進行研究的情況。
二是關於經濟所和經濟學界。經濟所雖然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研究機構，經濟所的學術活動也是經濟學界的重要活動，但經濟所必竟只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部分。這就遇到了一個問題，對經濟學界的活動如何處理。在本項研究中，我們確定了一個原則，凡與經濟所有關的，要寫；凡與經濟所無關的，不寫。如果與經濟所有關的不寫，那麼，經濟所史也就會殘缺不全；如果與經濟所無關的也寫，那就顯得龐雜，也就不是經濟所史了。如，1985/86年的馬丁文章事件，因與秦柳方小報告事件及其對經濟所的影響密切相關，是反精神污染中兩大典型事件，因
而也詳細加以描述。不僅如此，為了記述這兩大事件，我們也描述了反精神污染的提出和推行及其後果。
三是關於人和事。凡發生在經濟所的重要事件，我們都加以記述，這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但是，由於人是活動的，有的人原先在經濟所，後來調到其他單位，有的人原在其他單位，後來調到經濟所，這些都在我們的研究物件和記述範圍之內。如果此人為重要人物，在人物思想卷中，我們會全面加以描述。如果不是這樣，很多事情就不會是完整的。
3.2 關於怎麼寫
為了提供一部真實的歷史，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我們沒有采取夾敘夾議的寫法，而是把述和評嚴格分開，先記述一個事件的發生背景、來龍去脈、人物活動和發展過程，然後再進行評論。在記述事件過程時，只在一段的開頭或者結尾，有一些概括性的導語和畫龍點睛式的評論。而筆者對事件的看法，均在每章、每節和每個問題的後面專門表述。這樣做的好處，一是故事可以比較完整，二是評論可以充分展開，三是不會造成史實與評說的混淆。
由於歷史都是關於過去的事情，所謂歷史的真實，也即史料的真實。而有些史料則有不同的說法，特別是一些口述歷史，對同一件事情的觀點，不同人所持角度不同，觀察的側面也不一樣，雖然不是瞎子摸象，卻也說法烱異。經過一番追索和查證，有些問題能夠弄清楚，能夠
做出判斷，可以秉筆直書；有些則弄不完全清楚或者弄不清楚。遇到這種情況，我們將把各種不同的說法都寫出來，不作結論，讓讀者自己去判斷。這是一種客觀的態度，也是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從1963年9月開始，筆者一直在經濟所生活和工作，經濟所發生的不少事件和活動，我也參與了。凡涉及到這些事情的地方，筆者都把自己放進去，特別是對自己的一些錯誤行為和錯誤思想，我也如實地向讀者做出交待。
在研究寫作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現有文獻和記述中有很多錯誤。為了寫出一部真實的史書，不論是誰的錯誤，也不論它會涉及到誰，我們都會毫不留情地指出，並對一些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4. 結構
按照內容，本書設計分為上下兩卷，上卷為“事件變遷”，下卷為“人物思想”，分別從不同方面再現經濟所60年的風雨歷程。
所謂事件就是具有社會重要性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歷史就是由一個個事件及其變遷構成的。在上卷中，事件變遷基本上按照發生時間的順序展開，但相互之間也有交叉，包括重大事件和集體研究活動。除第1章緒論：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百年變遷外，大體分為以下三個
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48–1978年的30年，共有6章，除記述兩岸分設、北遷更名和範式轉換以及科學進軍和反右派鬥爭外，重點是1958年孫冶方當所長以後的活動，包括昌黎調查和《食堂報告》、重啟無錫、保定農村調查和第一次商品生產價值規律討論會、《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寫作和60年代中期對孫冶方的批判。
第二個階段是1978到本世紀的第一個10年，共14章，是上卷的重點部分。內容包括兩次理論大論戰，東西兩個方向的開放潮，兩個重要會議和翻兩番，青年人的成長和老專家的業績，改革方案設計和價格闖關，反精神污染和“六四”事件前後，財政改革爭論和股市大辯論等。這一階段以“六四”事件前後為界，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前一部分包括8章，全部描述1978–1988年發生的事情；後一部分設有6章，主要記述1989年及其以後發生的問題。
第三個階段是全程性的，包括兩章，分別記述經濟研究機構的多元化和經濟所的衰落，以及台海兩岸經濟研究的交流和比較。下卷《人物思想》，描述經濟所的15位重要學者的生平和思想。入選的標準設定為：一是學術貢獻，而非官位和資歷，二是有代表性，能夠代表經濟所理論研究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領域，三是均為筆者的前輩，即年齡均在75歲以上。分作大傳、中傳和小傳，大傳記述顧准和孫冶方2人；中傳描寫董輔礽、劉國光、吳敬璉、吳承明、張聞天等5人；小傳敘述嚴中平、巫寶三、朱紹文、楊堅白、孫尚清、烏家培、趙人偉、張卓元等8人。
對人物思想的討論，我們想打破現有的陋習，既講他們的理論貢獻，也寫他們的思想局限；既講他們的成功之道，也講他們的失足之處；既講過五關斬六將的豐功偉績，也講走麥城的不幸遭遇，而不是一味地評功擺好，樹碑立傳。在此基礎之上，我們試圖探尋和分析他們為什麼能夠達到如此高度，或者為什麼會發生失誤，從而描繪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個體和思想過程。因此，在我的筆下，既沒有偉、光、正式的人物，也沒有高、大、全式的角色。
5. 歷史觀
本項研究在醞釀的過程中，筆者曾經向一些學生談起自己的設想，其中，我的一個學生（已取得博士學位）不大贊同我做這項研究。他提出的理由是，做這項研究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觀，否則，不僅做不好，還會惹來不少麻煩。因此，我想借此談談對一些歷史問題的看法，至於這些看法能不能構成歷史觀，筆者沒有深究；即使所論是歷史觀的問題，那麼正確與否，筆者更不敢保證。也許各人有各人的歷史觀，無所謂正誤。其所以想討論這些問題，是因為它們是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碰到和思考過的問題，並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自認為這些看法還有某些道理，有的是大家忽視了，有的也與目前的主流話語不大一樣。
5.1關於“人民群眾創造歷史”
在中國現代的歷史著作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理念是，“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為此，我們高舉“造反有理”，大力謳歌農民起義，並以此來批判英雄史觀。其實，這是一種簡單化、片面化，甚至是有意歪曲了的歷史觀。
歷史既是人民群眾創造的，也是英雄創造的，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創造的。首先，英雄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是在群眾中湧現出來和由群眾推舉出來的；離開了人民群眾，不過是光杆司令，也就無所謂英雄。其次，英雄是群眾的頭，群龍無首，那是烏合之眾，不僅成不了氣候，而且會造成破壞。再次，英雄既要有英雄氣概，又要有進步的理念，還要有審時度勢和與人合作共事的能力。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領導者的理念、決策和表演的確可以轉動歷史車輪，起到扭轉乾坤的作用，隨使孺子成為英雄。因此，英雄創造歷史和人民創造歷史並不是根本矛盾和完全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但是，在我們的理論和現實中，我們一方面批判英雄史觀，大肆張揚“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另一方面，我們卻到處宣示 “毛主席像太陽，照到哪裡那裡亮”，“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這不僅說明這種理論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也說明，在這種理論中，人民群眾不過是一個工具，一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跑龍套的角色。事實上，解放以來的歷次群眾運動，群眾從來都是被蒙蔽、受欺騙、被裹脅的，都不過是運動群眾而已，實際上是一種獨裁者的面紗和多數人的暴政，而我們卻要把它說成是群眾的創造。實際上，這是假人民當家作主之名，行集權專制之實，大規模地造神和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與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之說相去甚遠。
事實證明，在這種假人民群眾之名，行英雄崇拜之實的歷史觀的指導下所創造的歷史，往往是歷史的曲折和彎路，是“一把辛酸淚，滿紙荒唐言”。
其實，歷史也有多種，有大歷史，也有小歷史；有整體的歷史，也有無數的個別歷史；有通史、斷代史，也有各種專史和他者的口述曆史。正如法國年鑒學派史學所要求的那樣，“歷史不僅是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而且還是經濟史、人口史、技術史和習俗史；不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歷史，而且還是所有人的歷史；這是結構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事件的歷史；這是演進的、變革的運動著的歷史，不是停滯的、描述性的歷史；是有分析、有說明的歷史，而不再是純敘述性的歷史；總之是一種總體的歷史”2。大歷史、通史、斷代史之類，少不了帝王將相、領袖統帥，有英雄可寫；而小歷史，特別是一些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從田野調查中書寫的歷史，就沒有英雄可寫，也不是現在語境中所說的人民創造歷史，雖然有著大歷史的背景，但記述的是某個地域中發生的某一段變遷，某個社會中某些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等。這也是歷史，而且是很真實的歷史，是與現有一般歷史不同的歷史。這既是對英雄史觀的直接否定，也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的所謂人民群眾創造歷史。
5.2 關於“成王敗寇”之說
在中國人的歷史觀念中，有所謂“成王敗寇”之說。所以，迄今為止，所有的歷史，特別是官方修的正史，都是勝利者的歷史，也是勝利者寫的歷史。為了粉飾，為了歌功頌德，為了尋求繼續統治的合法性，往往會歪曲事實、閹割歷史，儘量往勝利者臉上貼金，給失敗者身體抹屎。也許只有一部分野史，有對勝利者的揭露和批判，對失敗者的讚揚和歌頌。其實，勝利者和失敗者是一對怨家，誰也離不開誰，各有自己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勝利者並非那麼光榮、偉大、正確，更非道德楷模、萬世師表和超人聖賢，失敗者也不都那麼卑劣、渺小、錯誤，也有很多光明磊落、德才兼優之士，敢做敢為、雖敗猶榮之人。且勝敗乃兵家常事，也是歷史的構成要件。勝利者既有偉大和正確之處，也少不了運氣和機遇，更兼有大量的陰謀、暗算；失敗者並非無能之輩，只是有些揹運和倒楣，在權謀方面比勝利者略遜一籌，也許還有些天真無邪，錯把砒霜當蜂蜜。總之，勝利者和失敗者都是人，只是歷史的機遇把他們推上了歷史舞臺，他們穿著不同的服飾，拿著不同的道具，裝扮成不同的人物角色，盡情地表演了一番。表演好壞都是客觀存在，都是歷史。
歷史不是線性的，也不是簡單直白的，而是複雜的，有曲折、有反復，切莫簡單視之。寫歷史，記述勝利者的偉大、正確不難，難的是真正寫出他們的錯誤和局限，並給以恰如其分的評價。陳述失敗者的缺失和錯誤也比較容易，關鍵是能否真正寫出他們如何鑄就了敗局，並對
他們給予同情的理解和足夠的尊重。要知道，在歷史上，勝利者盡享榮耀，出夠了風頭，得到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而失敗者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承擔了全部的成本。因此，要像尊重勝利者一樣來尊重失敗者。如果不能給予失敗者以同情的理解和必要的尊重，我們的社會也許還處在萌昧的童年，我們的歷史也就沒有走出蠻荒時代，史書人也還不是真正的史家。
5.3 關於歷史人物和人物評價
如果把歷史比作一部戲劇，那麼，人就是劇中的一個個角色，曆史就是這些人物角色在舞臺上的精彩表演。史學既要記事，又要寫人，比較起來，寫人是主要的，因而，中國傳統史學特別注重“人”，有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錢穆說，“歷史必以‘人’作中心”3，“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尤其“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中國傳統中的傳記體史書就是以人為本位構建歷史的典型體現，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以人為中心的“傳記體”史學的典範。
近代以來，對以人為中心的“傳記體”史學進行批判的第一人是梁啟超。他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中國之史，則本記、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後來，梁氏本人又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主張“完全以人物做中心”來撰寫“包括中國全部文化的歷史”。對中國現代史學影響最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史學出現了一股“人的隱去”的巨大潮流4，不僅受英雄史觀的影響，而且在史學社會科學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人和社會生活的物化和異化趨勢，加之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人被群體化，群體被抽象化，結果是真人的隱去。本書與此不同，下卷是傳記體，以真人為物件，記述近五、六十年來在經濟所這個舞臺上有突出表現和重要影響的人物。
通過本書的研究寫作，筆者以為，歷史和史學有三個維度：一是時間的維度，即縱向的經度或者線性的維度；二是空間的維度，即橫向的緯度，合起來是一個平面的結構；三是人物的維度，它既滲透于經緯度之中，又有自己的獨立存在，合起來就構成一個立體的動態結構。其實，上卷寫事件變遷，實際是以事為經，以人為緯，編織經濟所在歷史變遷中發生的故事；下卷是以人為經，以事為緯，描繪經濟所的歷史畫卷。
筆者在研究著述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重要而棘手的問題，就是關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這是從顧准的評價中提出來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古語雲：金無赤足，人無完人。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到了具體歷史人物身上就不是那麼回事了，特別是在目前的制度結構、社會風氣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思想格局之下。
我們以顧准為例，簡單加以討論。
顧准在逆境中探索，在苦難中悟道，他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提出了所謂“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即革命勝利以後怎樣的問題，從而真正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攀上了人類思想的一個高峰，成為中國大陸20世紀後半期少有的思想家。然而，在他攀登思想高峰的同時，卻以《自述》形式寫下了30萬字的“認罪”和“檢討”，另外，還寫有10萬字的所謂《新生日記》。於是，如何評價顧准，就發生了很大的分歧和爭論。林賢治認為，有兩個顧准：一個是獨立思想者的顧准，一個是官方意識形態寄生體的顧准。兩個顧准尖銳對立，水火不容。而李慎之等則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只有一個顧准，就是思想家的顧准，所有“認罪”、“檢討”、“重新做人”的表示，全是“偽書”。對此，筆者確實犯了難，不知如何評價才好，而這又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經過一番認真的閱讀和思考，終於解開了這一難題。
筆者的看法是，一方面同意林賢治有兩個顧准的說法，而不同意他對兩個顧准的界定，另一方面，堅決拒斥李慎之只有一個顧准的觀點，認為李慎之的觀點是片面的和有害的。筆者關於兩個顧准的界定：一個是思想者的顧准，一個是常人的顧准。作為思想者，大家認識比較一致，沒有必要贅述；作為常人，則有人性中的弱點和歷史的局限性，有七情六欲，有瞻前顧後，有利弊權衡，有得失選擇，因而難免說錯話，做錯事。領袖統帥、英雄模範、智者賢達都有常人的一面，都是常人，都有局限和缺陷，都有不足和錯誤。這是我們對待歷史人物應當持有的唯一正確的態度。
問題在於，我們的現實卻不是這樣。關於顧准的評價正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縮影。儘管共產黨宣稱無神論，但沒有一天不在造神，不再搞個人崇拜。甚至今天扳倒了一座泥胎，明天又會再造一尊菩薩。所以，凡是領袖統帥、英雄模範、智者賢達都不是常人，而是超人，是完美無缺的完人，都是高大全的形象，是一個“從外貌到靈魂都乾乾淨淨的人”，全身發光，通體透亮，沒有一絲一毫污點。這是我們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和共同特點，像李慎之這樣號稱自由思想的大家和民主主義的戰士，都未能脫俗，何況芸芸眾生。只要讀一讀目前出版的一些傳記之類的文字，就會知道我們的社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
在我們的社會中，造神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是值得認真反思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造神和拜神相當普遍，那是因為那時，人們的知識很少，思想還沒有開化，人們的行動還沒有多少自由，因而需要神明，造神就必不可免。到了近代，人們的知識增長了，特別是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確立，人們也就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了。我國雖然有著5000年的歷史文明，但是由於沒有確立和實現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我們的社會仍然處在遠古時期和孩提時代。只有確立了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我們才有可能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我們才有可能成熟起來，而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和正常的社會。
基於以上的思考，筆者得到了一個基本的認識，即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是複雜的和多面向的。據此，本書堅持兩個寫作原則：一是書中的名人大家、高官政要都是常人，不是完人，他們既有貢獻，也有失誤，只有貢獻大小、失誤多少的區別。二是對於歷史事件，我們只能就事論事，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添枝加葉，不能捕風捉影，不能斷章取義。所謂事件變遷，旨在描述和刻畫歷史的過程。而對於人，則必須全面評價，既看事功，也看人品；既看正面，也看負面；不能僅就一時一事妄加評斷；不僅如此，人的一生是可以變化和不斷變化的，這就需要抓住變化的契機，展現多面而豐富的活的人生。
既然是寫真人真事，就有一個問題：寫好，人人高興；寫不好，很多人就不高興，甚至激起一些人的怨恨。這樣一來，本書出版以後會引起怎樣的反響，產生什麼樣的結果，筆者很難預知。但本人已經做好准備，一律直面面對，接受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
5.4 史與論
這是史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但是，對於什麼是史，什麼是論，並沒有進行過什麼討論，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其實不然。就是史和論、論從史出和以論帶史也並非完全對立、冰炭不容，而是相互促進、各有側重，共同構成史學認識的兩個階段和史學研究的兩個重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
從太史公司馬遷到明清的考據學派，再到上世紀的胡適、陳寅恪、傅斯年，以及經濟所的一些經濟史學家，如嚴中平等，中國實證主義史學的傳統遠遠流長，對於史實和史料非常重視。因為，他們深知，史學大廈是建築在史料的基礎之上的，其高低、堅固和精美首先取決於史料的多少和扎實程度。對此的概括莫過於傅斯年的“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名言。嚴中平的“有幾份史料說幾份話”也是一個精彩的表述。
問題在於，在思想控制和市場大潮的夾擊之下，當代不少史家在很大程度上丟掉了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一是思想控制和史學為現實服務，使得一些史家按照執政者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篩選史料，甚至歪曲史料；二是市場化的扭曲使得金錢成為評價一切的標準，於是一些人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最大化原則對待史料和史料工作，不願意下功夫去做這種“低級的”和“得不償失”的事情。再加上檔案資料管理工作中的缺陷，史料和史料工作變得可有可無，無關宏旨。
史料的重要無須多談，但對於什麼是史料似乎還需要討論。在傳統史學中，所謂史料就是歷史的遺物和記錄，這似乎成為歷史可以接受的唯一證據。然而，“口述歷史”的發展大大擴展了史料的內容和範圍，和記錄一樣，記憶對於重建過去是重要而有效的資料；記憶和歷史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希臘記憶女神摩湼莫緒湼（Mnemosyne）就被認為是歷史之母。不僅如此，記錄需要搜集和發掘，記憶也需要陳述和搶救。法國歷史學家諾拉（Pierre Nora）提出了“記憶場域”的概念，“之所以有記憶的場域（sites of memory），是因為不再有記憶的真實環境（real environment of memory）”，“記憶的藝術是建立在對記憶場所的總結之上的”5，因而，記憶場域既是場所，也是論題。可見，所謂口述歷史，實際上就是記憶（再現）的歷史，在記憶的場域中，對記憶和時間的認知與空間密切相關，各種記憶在這裡耦合、濃縮、衝突，也在這裡決定它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
“口述歷史”的迅速發展是人類學家的創造，也是由他們引入曆史學的，進而創造出歷史人類學這一新興的邊緣學科。它建立在對人們記憶的有效性的相對承認的基礎之上，一方面表明人類既是歷史的主體，又是歷史的客體，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社會空間和建構它的個人之間有一種基本的連續性和關聯性。這是口述歷史的基礎，也是口述歷史迅速發展的原因。
本項研究充分運用了記錄和記憶這兩類史料，並將其在經濟所這一機構場域中碰撞、互動、互證、結合、演化，從而大大豐富了我們對經濟所半個多世紀歷史滄桑的認知。不論是看書、查找資料，從記錄方面做史料工作，還是訪談，從田野調查做史料工作，其間的艱辛和樂趣，只有親歷者自己知道。
比如，為了調查1991年《改革》雜誌轉載皇甫平文章一事，筆者多次往返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地，找有關當事人訪談，查找有關檔案，還通過郵件與外地的一些知情人查對。然而，對於筆者的這種做法，有人認為不值，有人感到不解，認為涉及到的當事人當時都是主張改革的，何必要搞得那麼清楚。也就是說，在史料工作上，可以糊塗一點、馬虎一點。對此筆者不敢苟同。能不能搞清楚是一回事，因為歷史上的懸案、疑案有的是，連清朝皇帝傳位的事都其說紛紜，莫衷一是，何況一兩篇文章的轉載；但是，搞不搞是另一回事，認真不認真搞又是另一回事。只有認真地做，做到真人真事真心，才能既對得起歷史，又對得起當事人，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史學研究沒有史料不行，史料不扎實也不行。但史學研究絕對不能局限於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如果僅局限於此，那還只是建築史學大廈的磚瓦砂石，而不是史學大廈。要建築起史學大廈，必須要有理論，理論的獨到、新穎，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是史學精粗高下的分野。沒有理論框架，史料的堆徹只能是雜亂無章，不能成為有機的組成部分；沒有理論思想的昇華，史學只有軀殼，而無靈魂。就是主張科學的歷史考據學的傅斯年，也沒有忘記對“中國大歷史”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國現實的關注，而這是需要理論的。
歷史是複雜的，關於歷史的意識和理念也不是直線的、相似的和持續的，不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地區，一個方面，都不可能只有一個同一的歷史，而可能會出現多個共時的歷史，認為歷史只能沿著同一個方向、同一種類型、同一個規律發展和變遷的理論和觀念，不過是一種哲學推論而非社會實情。因此，關於同一個歷史的理論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多樣性。因此，關於經濟所的歷史也是如此。這就是說，其他人有可能寫出一部與本書完全不同的經濟所史。
不論是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不僅沒有否定而且突出了理論的重要，這只是治史方法上的差異；同時，這種差異也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非此即彼，涇渭分明。其實，二者並無高下之分，而是各有長短，關鍵是運用之妙，需要根據研究的物件和目的進行選擇，但基本上是一法為主，兼而用之。
本人喜好理論，也崇尚以論帶史的寫法，本書的框架設計、主題思想、史學理念也滲透出明顯的理論偏好，但本書的物件和目的決定了，我們基本上採取了論從史出的做法。因為，這是一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弄清史實是首先要做的工作。以論帶史要在這個基礎之上進行。
其次，目前的環境和本書涉及的人和事，也決定了我們只能採取這種方式。所以本書的每一章節都是先梳理有關史料和史實，將其置於本論題的適當位置，然後通過評論和反思，展開理論的討論，揭示問題的實質。
在寫作的過程中，一些好心的人勸我，你只要寫出史實就行了，不要做什麼評論，評論有風險，也會得罪人。我感謝他們，理解他們，但我行我素，未採納這種建議。不但要評論，而且怎麼看就怎麼寫，特別是那些與現行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看法。如果只作記述，不做討論和分析，也就喪失了史學的價值和意義。
在史學中有史與論的關係，在整個社會科學中，也有歷史學與相關理論學科的關係。其實，歷史和歷史學是理論生長的沃土，很多理論就從歷史和歷史學中發現的。筆者在本課題的研究過程中，就曾經提出和探討了市場經濟工具論的經濟理論問題。
5.5 歷史和現實
歷史總是意味著過去，也意味著過去的故事。人們不能生活在記錄中，也不能生活在記憶裡，但是，人們對歷史卻有著巨大而永不消減的興趣。因此，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就是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歷史是以前的現實，現實是歷史的繼續；在目前的現實中，總會找到歷史的影子，而治史者則是後來人，治史就是再現過去，可見，歷史既是再現本身，也是再現的物件。所以，歷史與現實有著多方面的聯繫。
其次，歷史既有時間維度，又有空間維度。傳統史學歷來過分重視時間維度，而忽視空間維度，那種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往往只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和抽象的整體，缺乏較為真切的空間維度，而底層的歷史和民眾的歷史則要描述具體空間區域中的日常生活，感受歷史現場的氛圍，把時間的歷史和空間的歷史連接起來，進而關注現實，並把歷史和現實對接起來。
作為歷史學，應當為歷史而歷史，為學術而學術。這是為歷史負責，為學術負責。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有歷史的眼光和歷史的擔當，才能治史，也才能治好史。從這一點出發，史料就不是一堆枯躁乏味的東西，而是有了生命，它會揭示出歷史的秘密；從這一點出發，治史也不是和死人打交道，而是與活人對話，史家也會有身臨其境之感；從這一點出發，史家也就有了靈感，有了悟性，就會抓住歷史的脈絡，體會其中的韻味。長期以來，我們把歷史與現實對立起來，批判為歷史而曆史、為學術而學術，認為這是脫離實際，其實是以所謂關注現實和為現
實服務來歪曲歷史、否定學術。
然而，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是後代人寫的，且是不斷地寫的。當代人有當代人的眼光，有當代人的理念，也有當代人遇到的不同的現實問題，他們總是以當代人的眼光來觀察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是以當代人的思想觀念來思考和理解歷史的跌盪起伏和風雲變幻，也帶著當代的問題進入歷史的時空和領域，尋求思想的啟迪和靈感。就像當代人無不打上歷史的印記一樣，歷史也會留下後代人的痕跡。再加上具體治什麼史，如何治史，史家的個人經歷、思想理念、知識儲備、所處環境等，都會在字裡行間有所體現。正如錢穆所說，“研究歷史，應該從‘現時代中找問題’，應該在‘過去時代中找答案’。這是研究歷史兩個要點”。6所以，歷史是當代史家與歷史互動和對話的產物，它不僅是經驗和思想創造的積累，而且是對意義的重新發現的積累和疊加。可見，還原思想史的真相，總是要戴著今人的有色眼鏡，這也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
歷史與現實是不能一刀兩斷的，以史為鑒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鑒什麼和如何鑒則是有區別的。因為作為現代社會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歷史和環境鑄就的，現代社會的狀況和未來就是所有人互動的結果。所以，在現代的發展中，曆史是一個默默的參與者，是有作用和影響的。不過，不同的人以史為鑒得到的可能是不同的東西，也會有不同的結果。
以史為鑒和史學為現實服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其主客體是顛倒的。史學為現實服務是一個錯誤的口號，這是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的。在為現實服務的思想指導下，歷史就變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人呼來喚去的使喚丫頭。難道不是嗎？試想想，批武訓傳、批俞
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評張魯傳、評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封資修等，不都是在歷史為現實服務的口號下進行的，除了歪曲歷史，糟蹋文化、扭曲人心以外，難道有別的結果嗎？歷史為現實服務的結果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肆虐。然而現在，又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偏向，一是有人把直
面歷史，再現被歪曲了的歷史真實說成是歷史虛無主義，我們真不知道，這種沒有是非底線的人還能不能稱為史家，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只有良心讓狗吃了的人才會如此言說。二是有人從另一個方面去實踐歷史為現實服務的主張，企圖以歷史的面貌來改造現實，甚至出現
了一些歷史犬孺主義的鬧劇。
5.6 歷史和邏輯
過去，筆者多次使用過“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的說法，但很少深究它的真正含義是什麼。這一次治史，我不得不反復思考這一問題。
邏輯是一個外來詞匯，在英文裡，“邏輯”有兩個詞彙：一個是logic，是指邏輯學、邏輯性、必然聯繫（或結果）。另一個是 logos，在古希臘哲學中，是指理念、理性；在基督教教義中，是指道，《新約•約翰福音》有“泰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之說，中國沒有邏輯，但也有“大道之行”之類的說法。
從釋義來看，歷史與邏輯的一致顯然不是指 logic。因為，logic 通常是指推理、判斷之類的思維活動的過程和規律。很明顯，歷史離不開人的思維活動，但主要不是人們的理論思維活動，而是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即使是思想史，也不是指思維活動本身，而是指作為思維活動結果和某種思想理論的發展過程。理論的邏輯和實踐的邏輯是兩種不同的邏輯，前者可以進行思想實驗，強調邏輯的自洽和徹底性，可以關起門來去做；後者必須真槍實彈地去幹，強調邏輯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是多個人的互動和博弈。因此，歷史和 logic（邏輯）沒有一致性。
根據前面的解釋，logos有二義，其中，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是如何體現的？
按照波普爾（Popper, K. R.）的分析，在古希臘哲學中，歷史和邏輯的一致觀，集中體現在柏拉圖（Plato）的形式論或理念論中。在柏拉圖看來，所有社會變化都是腐敗、退化或衰亡，而盡善盡美的理想國是沒有變化和腐敗之惡的國家，是不知變化為何的黃金時代的國家。柏
拉圖的形式論或理念論就是對完美的不變事物的信念，它構成柏拉圖哲學的核心。可見，在柏拉圖那裡，形式或理念不僅是恒久不變的，不可毀滅的和不可腐敗的，而且是完善的、真實的、實在的和善的。正如波普爾所說，柏拉圖的“理念是事物的原型和起源，是事物之理，事物存
在的理由 —— 是事物得以存在的恒定而持久的原則，它是事物的品質、理想與完善”7。所以，在柏拉圖的世界中，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二者統一於形式或理念。
黑格爾（Hegel, F.）繼承了柏拉圖，又有別于柏拉圖。他認為，理念或本質處於千變萬化的事物之中，與變化中的事物是同一的，“每種現實的東西都是一種理念”，千變萬化的世界的總趨勢不是離開理念，而是走向理念，是進步。在黑格爾那裡，邏輯是關於思維、理性、理念、範疇和實在的理論，這一切都是自我運動和辯證發展的，因而邏輯＝辯證法。而歷史是“絕對精神”或“世界精神”的思想進程，他說，“哲學藉以探討歷史的惟一的思想，是理性的概念；它是這樣一種學說，即認為理性是世界的統治者，因而世界史向我們呈現出合理的過程。……
這個‘理念’或‘理性’是真理、永恆和絕對強大的本質，它在世界中展現自身，在那世界中展示的惟有這種理性及其榮光”，“歷史，尤其是一般歷史，是建立在一個本質的和實際的目的之上的；這個目的實際上現在是、將來還是在歷史 —— 即神的計畫中實現的；總之，歷史中有理性，必須按照嚴格的哲學根據來確定，從而表明它是本質的以及事實上是必然的”。因此，歷史和邏輯的統一，表現為歷史是一種邏輯的操作或推理過程。
在 logos 的第二義中，邏輯即基督教教義中的“道”。在這裡，上帝創造了人，創造了人的思維活動和實踐活動，也創造了萬事萬物，創造了歷史。既然 logos 作為“道”，而“道與上帝同在”，那麼，在上帝那裡，歷史和邏輯就是一致的。
從柏拉圖、黑格爾和聖經來看，邏輯就是西方哲學中的上帝或者哲學化的上帝。歷史和邏輯的一致不僅具有根本性和先驗性，而且帶有神性，是真善美的完美結合，不是一般人所欲的東西。過去說，馬克思（Marx, K.）的《資本論》是歷史和邏輯一致的典範，歷史的發展證明，未必如此。
中國沒有上帝，但卻有“道”。在中國的古典文獻中，道與基督教的上帝同義。《老子》八十一章，有關於“道”的很多說法，都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如，第一章“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大道之行”的意義上來看，可以說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
但是，個人如何得“道”，能得多少“道”，則是另一個問題。根據筆者在本書中的分析，“道”既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也不是在實幹中學來的，而是用身心體悟出來的，能不能體悟出來，能體悟出多少，是不確定的。因此，還是謙虛一點好。所以，筆者建議，還是不用或者少用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為好。
5.7 歷史反思和文化自覺
歷史和文化並不是兩個實質上相互分離的實體，而是相互容受的。文化是一種行動和言說事件的義涵面，在歷史上，事件的繁多是空間的特徵，表現在共時性的面向中；而在歷時性的面向中，事件的繁多可以轉化為歷史的密度，在歷史的再現中，歷史的密度是一個衡量某個事件是否值得記憶的標準。事件要為人們所記得並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就必須在文化上被檢視為重要的。可見，人們創造或者製作歷史的模式和思考歷史的方法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在歷史上，不可逆轉的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偶然的社會和文化事實的結果。
時間不能倒流，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歷史可以反思，也需要反思。人們是同時從概念和物質兩個方面來體驗這個世界的。這意味著時間和因果關係有比年代紀年和依序發生更為多樣的方式。因此，思考曆史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歷史的製作和建構，而反思歷史就是要
認識行動和言說事件的義涵，其本身就是一種思想和文化活動。那麼，誰來反思，反思什麼，怎麼反思，就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歷史反思，首先需要有反思的主體，他既有需要也有可能進行這項事務和工作。在現代社會中，一般的社會大眾是不會進行這類工作的，他們既無需要，也無條件和可能。可能進行歷史反思的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知識人士，特別是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另一部分是政治精英。前者有這樣的歷史擔當和職業偏好，後者因為關係到自己的統治治理和身家性命。
關於反思的內容可以提出很多。就我們面臨的問題來說，如：反思百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哪些地方走對了，哪些地方走錯了，哪些地方成功了，哪些地方失敗了，彎路和錯誤在什麼地方，為什麼？
又如，反思百年以來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什麼我們走到今天，仍然未能完全正確地解決這一問題，它與我們的傳統有什麼關係，又與我們的理念是什麼關係？
再如，反思上世紀上半葉，國民黨在大陸為什麼失敗，共產黨為什麼勝利，而在下半葉，國民黨在臺灣為什麼成功轉型，而共產黨在大陸依然如舊？
還如，反思共產黨在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土地改革、三大改造、批判胡風運動、反右派鬥爭、社教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事件等等，它們是怎麼搞起來的，為什麼搞成那個樣子，它為中國帶來了什麼結果？
再如，反思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反思學者的獨立和自由，反思經世致用等。
……
雖然反思的具體內容可以列舉很多，但歸結起來，無非是哪些走上了歷史的正道，哪些進入了歷史的邪門？為什麼走上了正道，為什麼入了邪門？
真正的反思需要有正確的理念，正確的態度。
最不幸的是不思。既然偉大、光榮、正確，還用得著反思嗎？既然成績是大大的，還要反思什麼呢？既然形勢這麼好，繼續照著做就是
了，有必要反思嗎？因此，要進行反思，首先要反思不思。最困難的是對錯誤的反思。如果不能面對錯誤，反思錯誤，那麼也就不知道錯在什麼地方，也就不會承認錯誤，更不會改正錯誤，還會在錯誤的道路上滑下去，一條道走到黑，甚至再次造成巨大的民族災難。這才是最可悲的。也許。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民族，其過人之處，正在於知錯、認錯、改錯。這就離不了歷史的反思。
歷史的反思其所以困難，就在於它必然反及反思的主體，並把對主體的反思作為反思的根本和中心。作為主體，無論是政治精英，還是知識人士，這種反思應該而且必須是痛定思痛，是對自身靈魂的拷問，是改變自己“心靈的習慣”，從心底裡接受人的尊嚴、權利和責任，以及容忍、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從而增強和達致其安心、守身、立命、做人、處事、為政、問學的自覺。所以，進行歷史反思 ，特別是知錯、認錯、改錯的過程，是一個走向成熟、臻于昇華的過程，也是一個創造和前進的過程。歸根到底，是一個近于文化自覺的過程。因此，筆者以為，治史的唯一目的，在於促進和達成文化自覺。這就是本書的目的和結論。
2014.06.05，初稿
10.25，二稿
2015.01.10，定稿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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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說，“歷史是一種經驗，是一個生命。更透徹一點講，‘歷史就是我們的生命’。……生命一定會‘從過去透過現在直達將來’”，“歷史是一種‘把握我們生命的學問’，是‘認識我們生命的學問’”，“‘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此歷史背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們要把握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曆史上去下工夫”，“凡屬歷史生命與文化生命，必然有兩種特徵：一是變化，一是持續”。引自《中國歷史精神》，第5–12頁，九州出版社，2011。
2 勒高夫（Legof）等主編：《新史學》，姚蒙譯，第1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3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第152頁，九州出版社，2011。
4 羅志田：《學術史：學人的隱去與回歸》，《讀書》，2012年第11期；原載《經典學
家出之後：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即出。
5 諾拉：《記憶與歷史之間》，轉引自：安唐布洛克：《“製作歷史”的反思》，載（丹麥）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編《他者的歷史 —— 社會人類學與曆史製作》（中譯本），第13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6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第18頁，九州出版社，2011。
7 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譯本，第1卷），第55頁，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9。

vi 致謝
viii 自序
上卷：事件變遷
2 引言
上卷（I）
4 001 緒論：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百年變遷
25 002 從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到中國科學院經濟所
55 003 向科學進軍的爭鬥和反右派鬥爭的破壞
87 004 無錫、保定農村調查和商品生產、價值規律討論
121 005 公共食堂和《食堂報告》
159 006 《經濟論》的創作與傳統經濟學的短暫繁榮
189 007 經濟所“四清”的批判和改革後對孫冶方的肯定
224 008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經濟研究第二春
290 009 對外交流第一波和向東歐取經
332 010 20年翻兩番和經濟發展戰略研究
366 011 計畫與市場爭論的第一回合和經濟改革的全面啟動
401 012 反精神污染與經濟學界幾大事件
上卷（II）
013 • 莫干山會議和巴山輪會議
014 • 青年人的集體研究和老專家的豐碩成果
015 • 改革方案設計和價格闖關受挫
016 • “六四”事件前後的經濟所和經濟學界
017 • 第二回合的理論爭論和改革開放的繼續與偏移
018 • 對外交流第二波和合作研究
019 • 現代經濟學回歸和宏觀經濟分析
020 • 國家能力之爭和財稅匯率改革
021 • 資本市場發展和股市大論戰
022 • 研究機構多元化和經濟所的衰落
023 • 兩岸經濟學者交流及其經濟研究比較
下卷：人物思想
下卷（III）引言
024 • 顧准：逆境探索的思想家
025 • 孫冶方：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代表
026 • 董輔礽：有為學者的人生軌跡及其轉向
027 • 劉國光：官學難以兼得
028 • 吳敬璉：頗具爭議的著名學者
029 • 吳承明：經濟史學理論家
下卷（IV）
030 • 張聞天：從理論上證明自己
031 • 巫寶三：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家
032 • 嚴中平：中國實證經濟史學的代表
033 • 朱紹文：現代經濟學的傳播者
034 • 楊堅白：自學成才，老而彌堅
035 • 孫尚清：富有人情味的經濟學家
036 • 烏家培：中國數量經濟研究開拓者
037 • 趙人偉：經濟研究范式轉型先行者
038 • 張卓元：學者、學官和編輯
附 錄
參考文獻
插圖和照片目錄
經濟研究所的領導和機構
經濟研究所的人員（幾個重要時期）
經濟研究所研究成果獲獎情況
經濟研究所大事記
後記v